斐宁宣称她要过一种沉浸式的当代生活。
她说，我不期待平静，当然是想要冲进浪里，就算不会游泳，也好过躺在时代恬静的沙滩上，什么都不做也不起身。难道你不想去经历种种吗？我想，我想参与，我想看见，比起万无一失躲避灾难，我宁愿疾速体会疾速错失。
我很少见到她如此激动。
那你可能是“显示生产者”，乔伊说，你需要等待和回应，荐骨有所回应，再去宣泄能量。
是夜我们在朋友深水埗的酒吧，他们一直在谈论人类设计图，我的废青朋友们。酒保乔伊试图给斐宁解释，如果你的荐骨说不行那就不行，事情也不是一定都要去做的。
你看出来了，这只是一场胡言乱语的酒谈。
二零一九年四月，风暴之眼尚未在这城市中央，斐宁是刮进我生活的小型飓风。
我与斐宁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所谓认识，不过是在数次这样胡言乱语的聚会中胡乱凑在一起罢了。有时候在朋友的演出现场，有时候在美术馆展后的 afterparty。
她是策展人，不是你能想象到的光鲜亮丽的那种，周旋于上流社会，有时她窘迫如房产经纪，她那玄之又玄的话语并不能让积压着的平庸艺术品售出，其实表演撒谎，并非她所擅长。斐宁在纽约呆了七年，在中国城学会广东话，二零一八年，她来到香港，在大馆谋了一份工作，她的机构不定期举办艺术书展，因而与我的艺术书店有合作，书展摊位上她拾起我一直在画的图像小说，于是我们开始讲话。
后来，我们一起出去过几次，通常是她找我，看电影或者喝酒散步，我总是会赴约——斐宁是那种让你肯定会想赴约的人，她算不上通常意义的漂亮，有些像昭和时代女星，一九八七年的中森明菜，脸庞瘦削，眉眼低垂，笑起来脸庞仍有苦涩——我猜想男人们愿意玩这样的游戏——在喝酒前，从那张脸猜出点什么。面对酒吧中的男人炼狱，那个在吧台爱点 old fashioned 的斐宁，头发毛躁，眼神游移，看起来像随时准备迁徙的鹤鸟。
在我们早期的酒谈里，我从没有避讳自己喜爱女性，隐约知道她也喜欢过同性，但我并不能够判断其中的冒险成分——她看起来是如此惯于冒险——况且又是看上去那样约会不断，因此我很少主动约她。或许也想过同她一起进入浸没式的生活，而我主动先杜绝这个念头。
威廉·巴勒斯说爱情不过是感伤主义和性的混合物。我想对此斐宁应当是再同意不过。好些次在我书店门外的檐廊，我们卷着烟听音乐喝啤酒，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庭院的芭蕉叶上，典型的亚热带雨季场景，我们在抽烟的间隙接吻，起初亲吻都发生得很不经意，只我能够听到自己急迫的心跳声，第一次亲吻她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同时尝到了甜蜜和心不在焉，而她神情看起来如此自然，甚至拥有幽默感。亲吻总是很短暂而且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我们花更多时间谈话，通常是我听她说。其间有时我用一部旧的理光胶片相机给她拍照，她停下讲话转头看向镜头，姿态既不逢迎也不拒绝。
斐宁从前在纽约——亨利·米勒和楚门·卡波特的城市。她的第一份实习是在曼哈顿中国城的画廊，跟大多数驻扎在中国城的艺术画廊一样，他们代理不算知名的旅美中国艺术家的现代水墨或是中国摄影协会会员的大画幅风景照，他们把这些卖给早期来美的华人艺术爱好者，和用假名字的中国来客。另一方面，还有层出不穷的年轻中国艺术家，迫切需要在大洋此岸打开一片天地——斐宁这样描述的时候我想起鱼群效应。年轻艺术家们可以通过办展获得在美国的 O-1 居留签证，又叫杰出人才签证，申请需要用展览以证明你的杰出。斐宁说，某种意义上办展览的画廊成为了文明的避难所，我倒不是说艺术家们的作品算得上文明，而是美国制造的二十世纪现代文明会掩护任何一颗迁徙的心。
那一年里，她频频穿越于曼哈顿上城的出租屋与中国城狭窄的画廊，还有艺术爱好同胞们位于长岛的富人区。在被母语与油画充满的大气里，斐宁屡屡想起自己的第一个爱人，那个本应同她来到此地生活的真正的画家。有些时候，机缘巧合，她看到画廊代理到商周的同代艺术家——画笑脸人之类个人符号的家伙——远比不上旧爱深邃的肖像画——却仍能唤起她半空中的乡愁，星星闪烁的八十年代中国，那些画作同时夹带羞赧和野心，和对优雅的不屑一顾，在仲夏的蓝色海洋里，五个健美的亚洲青年在游泳，他们借梦中弗朗西斯·培根的手来作画，用泥土和草灰制作最粗劣的武器，企图此生只作为一个艺术家而活，但那个浩浩荡荡的艺术家大军中的大多数，在眼前的这一个世界并不起眼，作品替身本人，拘谨而自得地来到西方的集市，指望着观众里有一只能够辨识历史的眼睛，可以为他们迟到此地的展览报出一个好价钱。斐宁很乐意去做这些项目，她积极奔走企划，在那些深夜反复修改的文档中，她重新获得了开口说话的喜悦，她用着异国的语言写作，却拥抱了母语的安全感。
在某次为同代艺术家展览而写的陈述里，她却私心地翻译并引用了栗宪庭的灰心沉思：
“我们可以从许多作品看出，他们的焦虑，他们的茫然，都是在对以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各种观念的重新思考。所以他们更喜欢西方现代哲学，他们爱写文章，而且喜欢艰涩的抽象表达。这表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进入哲学的层次，但并非现代艺术运动自身，充其量只是一个思想准备阶段。因为科学、经济的落后，使他们愈加走进沙龙；哲学的贫困，使他们不得不去冒充哲学家；思想的无力，使艺术作品不得不承担它负担不起的思想重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骄傲，然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可悲。”
后来几年，斐宁从中国城往北移动，又待过好几处画廊，位于切尔西和下城东，大部分时候做不再有时效性的、来自欧洲大陆的知名艺术家小范围作品巡回展，知名艺术家们已经年迈或者不在人世，观众怀着永恒的敬仰和新鲜的怀旧来这里，很多是在纽约生活的年轻欧洲女孩。有时候代理零星一点纽约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在布鲁克林阁楼工作室，或者翠贝卡艺术沙龙总有许许多多的聚会，斐宁时常在这样的聚会里看到自己灵魂出窍，她断然不是善于社交的翩翩蝴蝶，但也总能在一晚上的聚会里抓到好些有意思的人不停聊天，更多时候她则是感到荒诞，在场的人们是如此迥然不同，她跟他们又是如此不同，并不只是身份和历史，她知道她携带了某些记忆在行囊里，却始终无法将它们解装。
聚会上你会见到很多这样的人：穿着奇异，神情自得，看起来都是 cool kids，使用一种通行于他们世界的审美标准，不在乎走在白日通勤大街上是不是异类。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这些游弋的鱼群里，有那么一些固定的熟面孔，这些人里有跟菲利普·格拉斯一起演奏过的提琴家，有给贾木许客串过的孩子，有作品见诸过苏富比的过气版画家。
斐宁总对我说，香港是纽约时代广场和中国城的结晶。在这结晶之中、二百七十呎尺的狭小书店，我听她讲中国城内外的事情。艺术圈和艺术家沉沉浮浮，这种种跟香港的情形并无二致，我认为，差别只是这里被商业的气压逼迫得更呼吸不过来。某种意义上，斐宁跟很多人一样，只是时代的帮凶，这个快消的时代生产快消的产品，她是产业链上那个罪恶的一环，无知还起哄的那一类，从西方到东方都一样，巴塞尔和上海都一样。
斐宁于一九八零年代末尾的冬天出生成长于中国重庆，那当然是一个没有夏天痕迹的冬天，而她因为出生成长在美术学院而受到庇护。来到香港斐宁感到亲切，那些陡峭的山地混进城市风貌，一种高耸的竖向性乡愁。她在美院长大，父母都是油画系老师，斐宁说她的生活历来是被所谓艺术学院派的光环包裹，却丝毫没有艺术性可言，同其他中国家庭一样，她的家庭有固有的劣根性，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部分。她在家乡的美术学院未能毕业便去纽约学习，后来我知道了那是一场只成功一半的私奔计划。
商周，美术学院教授，斐宁的第一个爱人，也是她父母的友人，他们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她在三年间持续当他的绘画模特。斐宁刚出世时，商周已经将自己困在画室整整一年，他在那段时间精进他的技艺，那些处理发丝和胡须的精妙笔触，他说那风暴并无关自己，重要的是一代人——这个词如同一个闹铃埋在在斐宁脑海，一旦联想起昨日世界的风景，那个词便响个不停。
她的时代里从来没有一代人的概念，所有人举着个人主义的旗帜，被笼罩在一个虚假的集体阴影下面。她如同印随一般爱上商周，连同他身后历史里的人群。他们的关系隐秘而炽烈，那个商周于二零零三年构筑的画室位于郊区半山，一个旧日粮仓改造的厂房，每次从美术学院开车出城，就像奔逃驶向上个世纪，他们在半山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二零零三年，画家就是在那里躲避着瘟疫。
她知道她携带了某些记忆在行囊里，却始终无法将它们解装。
斐宁在美术学院念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计划一起申请美国的艺术学院，斐宁以学生而商周为教席的身份前往纽约，至于为什么是纽约，原因不详。出走一事最终未遂，商周的妻子给学院写了信，信件的内容被负责任地传达给这些人：商周，斐宁父亲，斐宁母亲，出于集体的爱护，斐宁没有知情。父母当然是惊愕又心疼，在斐宁看来是很多的惊愕和很少的心疼，或许还有羞愤，母亲向来跟斐宁亲近，在院长办公室哭到晕厥过去，父亲从来不是强硬的人，他好几次对着空气挥起拳头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砸下去，这件事情只有笼罩在乌云之中的他们几人知道，事态介于一种肮脏的友情和苦情的家丑之间。斐宁办了退学手续，没有阻力地出了国。商周给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不属于自己，重要的是大家。
自那之后她就不想再画画了，油画颜料使她想起眼泪和画室里失败的爱情，她决定尽快忘记那股味道，因此出国后不再选择实践艺术科目，她学习艺术管理。管理，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她说不上来根本原因是什么让爱情失败，或许自我驯化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斐宁用身体交了学费，大脑充耳不闻。等到爱情消逝很久之后她才发觉商周的可笑，在那之前她只憎恨他的懦弱，她确切地认为，商周的艺术走在一条诚实的康庄大道，生活却走在另一条遮蔽小径，这是一种自我的欺骗。她甚至邪恶地猜想，与其说商周曾经爱慕她至此，不过是贪恋成全她对他的时代的臆想。
纽约生涯当然是精彩纷呈，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念艺术管理。斐宁从商周那里拿到很大一笔学费（父母在这个环节起到了尴尬的调解角色），双重意义上的，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买断，他们不言自明。纽约让斐宁第一次有机会踩在了真正的地表，离开了美术学院的空气，她开始有机会认识真正的社会，不管是学院内还是外的，那些从前被父母视为猛兽的东西现在看来比学院纯洁许多，乌托邦断然是遮羞布下的假象，东方和西方都一样，斐宁决定坦然做一个世俗社会的沉浸式玩家，据她所知这个城市充满游戏。
她用嘲讽的口吻谈论发生在纽约的感情过往。
最早的一位恋人，纪录片导演王焱，基督徒，中国男人，留长发，三十来岁，身型瘦削而俊俏。在纽约飘荡了好些年，据他所说自己的终极目标是拍一些中国主流电影人无法企及的题材，但也不是美国这些当代独立导演们在捣鼓的东西。他们相处了大约三年的时间，斐宁也不知道这题材到底是什么，他个人的生平恐怕比这难产的影片更剧情丰富些：相识之初王焱已经坦承自己有严重的抑郁症，那时候斐宁在跟商周的关系戒断期间，她也自我诊断为抑郁，没有关系，总有一天谁都会欺骗谁。
王焱搬进了斐宁位于曼哈顿岛一百零九街的公寓，起初他们不知疲惫地在一起，一起出门去这城市任何地方，一起见朋友一起生活，他们时常通宵达旦地在家观看影片，带着观看的疲惫做爱，书架上只有诗集，他们乐于彼此读诗。他们的做爱往往很绵长，王焱喜欢花很长时间做前戏，导致斐宁往往甚至在激情尚未升温时就感到疲倦，有时候两人醒过来都不记得是否有过性高潮。在那之后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但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就不再读诗也不再做爱。
他们把很多时间花在一间间艺术影院，后来她不再怎么去学校上课，却准时出现在每一个城里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她认为林肯电影中心的每一个放映厅有微妙但些许不同的空气清新剂气味，让人不禁遐想每一个被奉为圭臬的知名导演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年至中年的体味；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奎德电影院则适合口袋较为富足的时候去，从而得以观影后底气十足地在旁边高尚士绅化住宅区的林荫散步；他们连着好几天去亚洲电影资料馆看了寺山修司的全套影片，那是最快乐的日子，那几日空气里都是绮丽的东方幻梦，从影院出来的所有白人看起来都笼罩了亚细亚的邪魅余晖；东村的阳光电影院丝毫不阳光甚至还有一些腐尸的味道，甚至比中国城火葬殡仪馆附近的 metrograph 更像殡仪馆；王焱有段时间疑心斐宁跟 metrogragh 的法国混血前台调情，因为混血前台每次都眼神暧昧还要到了斐宁的号码，这件事以王焱在某次映前的电影院撒了疯结束，于是他们再也没有去过，那场没看成的电影是侯麦的《绿光》。
很多时候他们一天里可以看三四部电影，甚至有些只有老年人光顾的早场电影，王焱也会勉力起床前往，他们坐在靠前的座位，无精打采地看着阿斯泰尔活泼的舞蹈。看电影成为了他们存在的一种证明，或者说是如愿以偿消解了他们悬置的存在。他们去过那一年的圣丹斯电影节，在犹他州帕克城，斐宁还入乡随俗地去滑了雪。
只要看了烂电影王焱就会很生气，某次林肯中心的电影节上，他甚至在一位中国著名艺术家兼业余导演的问答环节爆了粗口，王焱认为该导演的作品除了贩卖意识形态无一是处，而贩卖这个东西则是当代最拙劣的创作意图，连他自己体内精液都比脑内意识形态都更有原创意义，当时是斐宁最后狼狈抢过话筒把他拉走。
他们有一些勉强可以称作朋友的同好，偶尔互相帮忙购买电影票或者看电影后一起在路边抽烟，用眼圈致敬或者辱骂一九七九年的今村昌平，更深入的交集是去某个人家叫外卖然后一起观看谁谁新剪好的大作，或者一起分购大麻。这些人往往是国内外最顶尖的电影学院毕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眼高于顶且郁郁不得志，据他们所说得志的人都在大剧组或者拍广告，你知道的，为人不齿地通往成功。这些人都是精通于无所事事的存在主义大师，终日游荡在从布鲁克林到法拉盛的影院和街头，才华于他们则是一种虚无的玄学，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微弱的气，让彼此等着在下一次电影节新人导演环节大吃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