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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系旧约难渝潮有信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北纬 52 度的南荷兰省小城淹没在灰云水雾里。一点半钟下课,我骑车回家,旧城区的砖石路把饭盒颠出“哐啷哐啷”声。缺少多巴胺的大脑分辨不出面包干酪和温带海洋气候的雨天哪个更致郁,偏手拐差了一条街。
我并不很熟悉这个城市,但一定是哪里出了点“错漏”才能解释,为什么热植物油烹香大豆蛋白和辣椒酱、再翻炒鸡蛋和白米饭的香味会突然袭来。毕竟,荷英双文的课本上也写着,清教信仰和“柱化”传统里的荷兰人大多不看重吃饭,甚至对中午吃热食有道德上的紧张感。我赶紧停靠路边,阅读窗玻璃上的红色字符。“Indonesische keuken”,“中華料理”,“叁巴”,“沙嗲”......印尼华人餐厅,好香。
熬过令人绝望的冬季(并接纳了自己和室友如何无法用华人超市唯一一种的酱油做出好吃的食物),我开始在华人餐厅打工。老板是个皮肤身材连同嗓音都甚为美丽的三十岁女性。“先讲好喔,你们的签证不可以打工的,如果警察来呢,你们就讲是我家里的妹妹。我 cover 你们,每小时工资扣掉 5 角。穿黑色上衣,周五和周六晚上上班。都 OK 的吧?”
“警察真的发现不了?”
“多出人来他们会问一问,但是讲是家里的妹妹嘛,他们荷兰人辨不出华人面孔的。又是女生,不会细问。放心。”
好的,老板看着实在不像坏人,为了蛋炒饭也值得一试时薪 5 欧元的端盘子。
春夜湿凉,我皱着眉看荷兰人往白米饭上浇椰浆。不是甜品,是他们点来配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的主食。关门后我向老板吐槽,她一边安排我们的晚饭一边慢慢讲:
“荷兰人嘛,米饭,是不是,他们只知道印尼米饭咯。要么就是辣酱炒饭,那他们好多人又吃不了太辣。要么就是椰浆米饭。随他们了。”
我们围桌而坐,吃蛋炒饭、溏心蛋、煮毛豆、日本叉烧拉面和冬阴功汤。老板用天然加密的家乡话和厨房阿叔们交流,对我和酒水台的新移民阿姨讲普通话,和家里过来帮手的妹妹讲荷兰语。从五点钟就冰冷浓黑的二月初到过了十一点还能看见青紫色云彩的六月半,我习惯了荷兰人的饮食搭配和拿筷子手势,也在老板软绵绵的腔调里了解到这是一个四代华人移民家庭,战前从温州下南洋,在 1960 年代的印尼“排华”恐怖里持着马上过期的荷兰护照逃到欧洲。
“开餐厅嘛,一开始卖米饭炒菜,他们不知道吃的。没办法,我们就讲自己卖的是印尼炒饭,荷兰人总知道印尼的嘛。这样慢慢做下来。”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回去大陆?”
“喔,我不是很知道哦。好像是,因为家里有点家当的。金子、首饰。别的也带不了嘛,带着金子就跑上飞机了。有金子就不能上去大陆喔,外婆讲的。”
“为什么有金子就不能上去?”
“不要太较真这些,问到再深再细,我也不知道的。我只有清明扫墓回去,不懂喔。”
“嗯嗯,没事的,可能这个问题太大了。”
“是咯。那,你怎么样,要不要继续呆在荷兰?”
“你知道我是学生啦,怎么可能就留下来。课程结束,就回去。”
“以后呢?”
“荷兰太抑郁了。一年三百六十天下雨,不适应。”
“我老公也是大陆人,过来了也就适应了。”
“不会觉得融入不了么?”
“怎么算融入?家里我们就是讲温州话,每年回去清明扫墓。但我们都是荷兰读书长大的了,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腊文中学就学的,男孩女孩一样读大学。男孩子嘛,毕业了出去找工作,女孩子回来家里的餐厅生意。挺好的吧,还要怎么融入呢,不卖炒饭了?我们客人还蛮多的,不能不卖了喔。融不融入又怎么样呢?我每天关了店回家看电视到两点半,挺快乐的。不要想太多、不要太较真,做生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