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座刀削斧劈般的山峰，陡峭险峻，喘急的涧水溪流从山间奔出，汇流成川。川边狭长的谷地上人烟稠密，白云深处亦住有人家。百姓生计之艰难，不待言说，他们在地动山摇之后，却引起举世震撼；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的勇气，面对伤逝的镇定，劫后余生的达观，令人感动不已。爱和善意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上升华，让我们在人性光辉之中，看到民族的希望。
北川中学五层教学楼轰然倒下，校长刘亚春组织及时逃出来的师生救人。他向从废墟下传出呼救的同学大喊，“不要抵抗，保存体力，等待救援”。此刻，他的儿子压在附近另一所教学楼下。事后凤凰卫视的陈晓楠问起他死去的独子，他说：“他的成绩很好，最大的愿望是考取香港中文大学。我和他有个约定，只要他考得上，我会全力支持，但要他永远不回来”。一位姓宋的物理老师，失去深爱的学生，也失去了他的妻子、儿子。“我不想当教师了，还得活下去，因为有老母亲在……”音乐老师地震中失去的女儿，是北川中学的优秀学生，15 岁，1.7 米高，会弹钢琴，活泼美丽，5 月 12 号上午刚刚拿到国家奥林匹克英语三等奖。许多学生对他说：“老师，你要记着，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一个额头上贴着纱布，满脸稚气的高一学生，讲述他怎样和被困的同学一道唱班歌，彼此打气，唱周华健的《朋友》。他设法救当时被压在水泥板下的物理老师，“找一个支点”，老师对他说。他最后成功救出了老师，“如果我救不了他，今后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老师像你们的父母一样重要吗？”，“是的，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我们在一起”。校长、教师都很年轻。从一位老师博客上，看到地震前几天学校集体运动游戏的照片，师生亲密的关系是在大城市中学不能想象的。地震让我们见识了这些北川出色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学生性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职责。一位教师用肩膀顶住跨塌的门槛，让三十多学生得以逃命。面对记者、镜头，北川中学的师生都没有豪言壮语。回顾不堪的两周，校长说，“开初是大悲大难，是痛苦，也是坚强和勇气；后来就是一个字：爱”。“北川中学会站起来”，接着，出乎预料地，他告劝准备高考的同学道：“好好考，考出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回来，心里有北川就行了”。
地震后的第十天，“北川城最后的拉网式搜救未发现幸存者，救援部队陆续撤出，残存建筑将爆破掩埋，这座建县 1400 多年的小城即将彻底消失”[1]。感慨之余，翻开《北川县志》。这个隐藏在重重青山后的小县，曾经历过如此之多的罹难……
汉番之争
连绵的高山峻岭形成川西平原的天然屏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或为逃避战乱，或寻找桃花源，南来北往的人躲进林深更深处，在此安身。自古以来，北川是羌人和藏人聚居地，秦汉之际，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唐初，大批吐番留居繁衍，并相继占领了羌人的地盘。后来，羌人和吐番在强大的镇压者，汉人的官兵面前，结成联盟。汉番之间大小规模的武力斗争从公元 8 世纪连续到 15 世纪。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官方大规模围剿吐番的战役在唐贞元十九年（803）。为防备少数民族武装攻击县城，1118 年，北宋在此地筑了九个军事碉堡。历史记载的重要冲突包括：
1460 年，羌番攻劫石泉。
1476 年，“番民又起事”。朝廷用兵余二万，“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皆歼。余一百五十寨悉献马纳款，诸番尽平”。
1517 年，土官节贵纠合十二寨生熟番数千人，攻坝底堡，毁四山民居百余，男妇死者无算。这次进攻打退后不到两年，“羌番又来犯，官军招募村民精甲八百反击”，“所过碉寨尽毁之，斩级八十有奇”。
到十六世纪中，少数民族对汉人聚居区的滋扰和官方对民族的无情镇压，以官方军事压倒优势和政策调整告终。最关键的征剿在 1547 年。官方出动精兵九千，分三路进兵，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其余逐北坠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殚记”，“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获马、牛、器戒，储积各万计”。碉房即羌人和吐番的民居。这次征剿称为走马岭一战，“使草番受到毁灭性打击，完全丧失反抗能力”。此后，明军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番民便相继归附成为收知县管理的“熟番”。
归顺并不罢休，武力制服后，开始推行强行汉化，对投顺的番民，地方官员首先要求他们“变易其姓，从习汉仪”，实行强制的汉化措施，令少数民族“渐与汉民一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北川，到 1953 年人口普查时，七万八千多人中，只有 59 人申报为羌人，1698 人为藏人。“1981 年以后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羌、藏族群众陆续恢复和改正其民族成分，羌、藏族人口迅速增加，1987 年，羌人超过五万，占将近三分之一人口，藏人 3170。从公元 803 年到 1547 年，七百多年的厮杀，血腥镇压，是以民族大义的名义，以天朝的名义，生命不足惜。名义的后面也许是争夺地盘，对非我族类斩尽杀绝保证了自身的安全。那个时代人类的野蛮，反映在世界许多地方民族之间、民族内部无情的争斗和屠杀之中，也反映在北川的刀光剑影之中。“坠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殚记”，是令胜利者何其骄傲的成就。现有的记录，都是汉人所书，无法听到羌人和吐番的记述和讲述。
17 世纪中叶，进入北美的白种人和印地安人在你死我活的拼斗时，中国的文明推进了一步，改土归流在北川推行。“二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强者的横蛮，弱者的无奈，与今天民族平等，保护多元文化的共识，背道而驰，但最起码保住了那个时代多少人的性命。君不见，三百多年后，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自 1988 年 1 月起北川按少数民族县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2]。
革命根据地
1795 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 1912 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 12 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 到 1936 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1935 年，北川人口不过五万，红军来的四个月，驻军数万，过境的军队一共八万。这么多人的补给哪里来？先是“打浮财”，没收“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财物。按当地人记忆，陈家坝乡三个村庄共 63 户人家，就有 8 户被定为“土豪劣绅”。“共没收粮食三万公斤，肥猪三头，铜元八夹背半，衣物、用具若干。铜元交红军；肥猪当即宰杀，用于庆贺老杨村苏维埃成立”。
名义的后面也许是争夺地盘，对非我族类斩尽杀绝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就算将八分之一的人家定为土豪劣绅，这穷乡僻壤也没有多少“浮财”。接下去收集物资的运动称为“打粮”，“各级苏维埃组织游击队打集（收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以支援红军。地主豪绅埋藏于地下和转移至深山岩洞的粮食、猪膘也被挖出了。苏维埃号召群众向红军捐送粮、菜和猪、牛、羊。”存粮用尽后，开始“打嫩粮”。山区农民一年种两季，春天种豆，待熟透、晒干，当主粮食用。打嫩粮的意思是不等豆熟，收获青豆来救急：“各地先打地主、豪绅地里的嫩粮，次打佃户该交租的部分，再打农民地里的。所打粮食，全部送交红军”。打嫩粮的后果是断了农民一季以上的口粮。
青壮年则负责替红军背运物资。“红军离境后，大批群众为红军运送粮食、武器、辎重。全县当时男劳力出动三千多人，随红军西去未归者 2000 余人。陈家坝一个运输队共 50 人，为红军背运盐、布等物资，其后返回的仅 10 余人。县志记叙道：“途中处处悬崖陡坡，深涧密林，负重行走，异常艰辛”。看过北川地震的电视观众，多少明白个中艰险。当地民工还担负修路、架桥等战时工程。全县还有 1500 多人参军，县志上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共 1097 名。
红军留下的文告有的保存至今，包括一份布告“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
1.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
2.参加红军有人代耕；
3.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
4.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发财人牛马；
5.参加红军人人尊敬拥护；
6.参加红军家属受苏维埃优待；
7.参加红军子子孙孙不出款子；
8.参加红军保护穷人自己利益；
9.参加红军穿吃不穷；
10.参加红军穷人坐天下 （207 页）。
红军 1935 年 4 月 2 日入境，7 月 23 日撤离，在北川共 103 天。“红军为阻止川军追击，烧掉北川峡谷内地几座蔑索桥，烧毁了龙凤场和鸳鸯树的未及运走的粮食，还烧毁了治城，漩坪、桂溪、龙凤、贯岭、都坝。小坝，片口、坝地、白什等处接房即沿途一些大院落”。 渡河的蔑索桥被毁，断了进出北川的通路。被烧毁的治城即北川县城，建于唐贞观八年（634 页）， 元末毁于战乱；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到民国 16 年（1927）城内建“模范马路”，1932 年，城区有 400 户人家，茶、旅、商店 30 多户。县志的编撰者带着怎样的心情，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记录这段历史：“民国 24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时房屋被焚毁殆尽”（609 页，本节其余引用段落出自 190 至 211 页）。
北川建县于北周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北川和汶川都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明嘉靖四十年，1561 年，立禹碑，高 2.55 米，宽 1.55 米。上刻蝌蚪文 77 字“此系大禹所书，千古奇字县志特别强调了石纽山禹庙，千百年来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诞辰祭奠从未间断，是北川人身份认同的标志。1935 年禹庙被毁，县志编撰者只提到这一年红军在禹庙的石碑上刻标语，只字未提禹庙被何人所毁（699 页）。
县志说，“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一个红军接待站，昼夜不停为红军抄油米，两个多月炒制数万公斤，供红军携带用，孕妇也捐出自己准备坐月子用的酒酿等。
当时红军准备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吃住在此之外，在北川开展翻天覆地的革命，迅速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对地主富农，商人无情打击。四个月后，民间和官方储存的粮食早被大批军人吃完，夏收作物为待成熟就被“打嫩青”打掉了；青壮年去为红军运输物资，修路，三分之二人一去不返，田园荒芜。这时，川军来了，北川这个共匪根据地，成为镇压的对象，联合过去几个月被蹂躏的富人，组织“清共队”，开始血腥镇压。对各级苏维埃当干部的，这时被当作共匪处置，乃至枪杀。还有跟着红军去抢浮财的，这时遭殃也不奇怪。川军“烧杀奸淫，估吃罢赊，劫物拉夫”，恶行累累。不过三个月，分掉的土地又物归原主，耕种的季节却误了。这一年的饥荒，正像十八年后另一次饥荒，是人祸所致。1936 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
1935 年夏秋，灾荒的同时，霍乱、痢疾流行，“尸横遍地，收葬无人，……由县府捐资造万人坑二处，共掩埋城周围骸骨 300 余具”（672 页）。35 到 36 年，北川人口减少一半，这一页惨烈的历史，至今只能猜测个大概。地震存活者的哭声，令人联想到 70 多年前数万家破人亡的北川人。
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打天下，人道性命太不足道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为革命而牺牲性命是烈士，阻挡革命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须迁灭之。进入北川的红四方面军，听命于张国焘，他的左倾，打着时代的烙印，不过更为过火、激进。
打倒地主富农
从县志记载看来，红军来到之前的二十多年，北川已经渐渐走向由乱到治之路。民国建立之初，这里仍处军阀势力之下，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十多年后，地方政府似乎开始有所所为，以工代赈，整修道路，救灾。1926 年，县里设了图书馆，平民读书处；1927 年，县农会、工会、商会相继成立。这一年，首部《北川县志》开始编撰，到 1932 年印制成书。 1928 年除原来的三所小学外，设第一女子小学校。到 1949 年有 200 家作坊和手工企业（1971 年，全县也仅有工业企业 85 家，产值占全县社会总产值的 9.6%）。从民国 24 年的“六年禁烟规划”说起，到民国 31 年“五家连环互保”制度， 政府及民间禁烟的努力未曾间断。1948 年，县财政收入的 11 亿元中（法币），大约 2 亿用于行政，4 亿用于教育，近 6 千万用于卫生和社会救济 （568 页）。
1950 年一月，解放军进入北川，三月即爆发一场全县性的武装暴乱，各地抵抗者的队伍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地方农民鲜见的强烈反抗，不知是否和 15 年前红军来的记忆有关。最终“两次平定暴乱，深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紧接着的清匪运动，枪决 17 人，反霸运动判处恶霸 53 人。然后就是减租退押，按当时颁布的条例，通过诉苦、算账启发阶级觉悟。并成立工作团，吸收农民积极分子 260 人参加，政府每月发给大米 110 斤，称“百斤米干部”（343 页）。当时米价每 100 斤约 6 元，而人均收入每年不到 60 元，故这些乡村积极分子得到的补贴也很可观。
减租退押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同时开展反霸斗争，“采取大会诉苦斗争，小会清算追缴，对个别罪大恶极这斗争追缴后判处死刑，打击地主阶级的威风”，也“明确了租佃关系”，按二五减租、三五衡量的政策定出减租方案。最重要的是成立了各级农民自治组织，不少地主富农还被村民推选为农协委员。当时，对大多数地富还客客气气地开座谈会，讲明政策，结果都“自愿”退出粮食、黄金、银元和各种财物。县志均有记载：耕牛五头、生猪 3 头，衣物 426 件（52 页）。出乎意料的是，当一个个地主富农乖乖地交出财物，接受新的租佃条件，推荐了乡长村长，成立了农协，各地村民开庆祝大会，庆祝翻身，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时，真正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才开始。
土地在 17 年内以强夺的手段三易其主，在乡亲邻里之间，造成多少新仇旧恨？
县志记录了土地改革的细节。1951 年 2 月，162 个工作队进入 162 个村庄。头 25 天发动群众，建立贫雇农代表会，行使村行政权力；第二个 20 天划成分，从农协组织中清除地主、富农。工作组的领导下，这些干部中清除了 27％ 的地富分子共 981 人。即平均每个村庄曾经有六名地富分子去年被村民推举作为农协干部。第三步就干脆地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土地、财物。“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 6525.5 公顷 （占他们原有土地的 96％），粮食 3437.7 石，耕牛 776 头，农具 2974 件，家具衣物 11223 件。第三步 32 天，“分配胜利果实”，每人分得 3、4 公顷土地，地主富农分到的是坏地。山区农村好田与坏地的产量差别数倍，而且一般越坏的地离村子越远。不过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令土改失去意义；或者说，对当局而言，土改动员了群众，取得大多数民心，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3] 1952 年 4 月8日，土地从收回来到重新分配的工作便完成了。剩下两个藏族村的土改推到 55 年 10 月，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功告成。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54 页，614 页）。县志 391 页则说“1952 年土改结束时，全县农村共有房屋 12300 间，户平不足一间，其中草房近半”。
县内一万三千多户人家中，家境比较富裕的有 1541 户，占 11.8％，他们拥有的耕地占 42.5％，不到平均占地的 4 倍。按许多年后的说法，这些富裕或者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可被称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中有的对租户刻薄，甚至贪婪而不近人情，但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大都是世代辛勤耕作，慢慢积累所致。尤其是“富农”，多数人属于省吃俭用、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租土地，并没有触犯法律，他们的主要罪行就是比邻人富有。如果中国的土地改革在今天进行，一定不再会用“消灭一个阶级”， 将原有的土地主人定罪，强行夺走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种“残酷斗争”方式。县志完全没有记录北川如何斗争地主富农，至今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也极少，不知道全国被斗死的地主富农有多少。被划为地主、富农分子，不仅只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从此沦为备受歧视的异类，失去许多公民权利，低头做人，沦为几乎未曾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
北川土改“划”了地主分子 611 人，富农分子 466 人，加上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揪出的反革命分子 84 人，1957 年反右运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到 1979 年，对全县 1851 名五类分子进行清理，1777 人恢复社员身份，其余 74 人，于 1983 年全部摘帽，解除监督改造（287－288 页）。北川薄弱的私营工商业，也在 1953 年到 1957 年间，用比农村相对温和的手段收归国有（56 页）。
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在北川，土地在 17 年内以强夺的手段三易其主，在乡亲邻里之间，造成多少新仇旧恨？北川历来土匪为患，乡民曾组织自卫队抗匪。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径为人不齿，而今却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夺取他人财产、土地，将之赶出家门，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都成为正当。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对之产生疑问是“阶级觉悟低”，对之不赞同是“阶级立场问题”；被逼害的一方，则毫无反抗之力。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在夺取政权后，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义下，摧枯拉朽；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个人的生命从属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在乌托邦的理想国中，微不足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跃进与饥荒
1958 年 9 月 6 日，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北川成立，以后半个月内全县便成立了 28 个人民公社。农民 1952 年欢天喜地拿到的土地证不久，便没什么选择地加入合作社。此时，还算是自己那片地的主人，两年后，1954 年，被赶进初级社，土地证也还算数；1956 年，莫名其妙地，连自家的牲口，大农具也要交出来，因为成立高级社了。再过两年，不由分说地，几天之内，那张神圣的土地证成为废纸。最不堪的是原来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收归集体。紧接着，一个月后，家里的锅碗都得交出去，粮食也交出去。1958 年十月底，北川建起 1129 个公共食堂。
北川是典型的穷乡僻壤，五十年代粮食亩产平均不到 60 公斤，到 80 年代种子改良，使用化肥也只是 100 多公斤，而且一半耕地坡度在 25 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几乎每年都有灾害，不旱即涝。1169－1976 年之间，中度到强度的地震就发生过十余次 （98－99 页）。
北川森林广袤，但山高路陡，个体伐木不可能，故历来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收益。农户自己所种的林木果树也保不住，57 年到 82 年农民的林木所有权数次改变。1957 年，全县 6.2 万公顷农民拥有的林木统统按要求折价入社，农民的自留林只剩 6.1 公顷。过了一年，这一点自留林全部收归集体。试想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果树，三年后收归公有，没有任何补偿。遭如此折腾，三番五次。那，就是生活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1958 年北川的森林达 16 万公顷，覆盖面 55.8％，1987 年减少到 12 万公顷，1998 年 13 万公顷。至 1957 年，森林面积减少 6667 公顷，森林的破坏除了 “国家建设木材需求量增加”，大跃进期间，因“大办钢铁”而大量伐木烧炭；“大办粮食”毁林开荒，到 1965 年累积毁林 14533 公顷（406 页）。
1958 年。9 月，从全县调集了青壮年一万多人，即超过半数的劳动力（357 页），再加上从外县调来的 2 万劳力，共三万人“组成钢铁大军，或发薪烧炭，或挖煤开矿……展开钢铁大会战”。实际上是一场人为破坏自然的大灾难。县志在北川水土流失的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大跃进运动毁林烧炭炼钢即毁林开荒的恶果（464 页）。县党委提出要求，将亩产提高从原来的 69 公斤提高到 500－2500 公斤，在这些疯狂的指标后面是对所有民众的奴役。白天长时间劳动，晚上开会，“反保守、反右倾、反畏难、反退缩、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扫除大跃进中度各种思想障碍”。
1959 年粮食征购，国家从北川收走了 8860 吨粮食，超过 57 年一倍以上。征购粮有两层内容，“征”是农业税的意思，“购”是所谓卖“余粮”，其标准是按当年的产量算出来的，即留够农民的口粮、种子、集体支配的机动粮，其余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卖”给国家。征购加倍，说明北川县领导向上级报告的产量比上年超过一倍以上，也说明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拿走了。
到 1961 年，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超过三分之一，只有 42 公斤。这一年的大量征购“造成农民口粮、种子不足（556 页）”。后来虽然国家返销粮食救济，但已经过了播种季节。到 1962 年，饿死人已经非常严重，还征购了 4165 吨，比国家定的任务超过 370 吨。按政府在 1956 年的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是 187 斤半。北川 1961 年人均口粮仅 92－108 公斤，国家返销口粮人均 15－32 公斤。这年统计 1－5 月猪肉人均食用量 0.23 公斤，1962 年 1.2 公斤。人民“普遍以瓜菜和草根树皮代粮充饥（360 页）”。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58 年 6 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提高 13.8 倍， 实际的结果是：“1961 年与 1957 年相比，工农业产值均递减 16.4％；农业产值递减 16.5％，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减 19.4％，生猪出肥率年均递减 35.6％；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减少 36.4％（357 页）。换言之，离政府的目标差了将近 50 倍。这些数字远远不能说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对北川的影响。
至今，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练钢。还有雪上加霜的“反右倾”，错过本来可以及时救灾的机会。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到 1960 年，全国绝大部分的公共食堂都停掉了，北川一直维持到 1961 年 7 月。1959 年 8 月的反右倾，县志有生动的记述。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个月中开了三次，每次 8－10 天，吸收县、区、公社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六个方面持不同意见者进行现场揭发、批判和斗争。10 月 20 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会后，各地连夜行动，832 名县、区、公社干部和 42377 个劳动力在三天之内分赴两大“战区”、15 个大“战场”和 376 个小“战场”开展“反右倾。最后 413 人定为“有右倾思想情绪”，81 人“有严重右倾思想”，33 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7－58 页）。换言之，这八百多地方干部中，超过一半人曾经多少说了几句真话，于是就成为斗争对象。今天，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的人，不容易想象斗争会的恐怖场面。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县志将与大跃进和饥荒相关的史料分别放在不同的章节中，却几乎没有具体的描述。例如在审判工作一节提到，检察机关为了以大跃进的速度办案，实行“一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 6 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提高 13.8 倍员，审判员）；“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局长，法院院长），称为“三合一”联合办案。“正常法律程序被打乱，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293 页）。在大事记中提到“1961 年 2 月 13 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28 页）。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 1955 至 1973 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三十左右，而 1959、1960 年分别是负的千分之 10.6 及 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 5000 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147 页）[4]。
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结语
县志编撰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一页）。看得出他们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处理素材，尽量保存珍贵的史料，又不违反官方对历史的正统解读。本文只涉及了几个历史时期和事件，也不过端倪而已。县志给研究该县及基层社会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今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都能在县志中看到有力的论据，“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受到干扰，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 15.9％，农业总产值下降 20.1％，粮食减产 14.5％”。县志记录到，文革中在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动，全县 442 名老师，就有 115 名受到处分，其中 32 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 （641 页）。
县志作者的水准常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审判工作一节，用短短 225 个字，精确地描述了几十年中司法制度在戏剧性的变迁。“1955 年贯彻实施《宪法》，审理案件严格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1957 年‘反右’运动中，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制度被废弃。1958 年，要求办案要多、要快、要省时、省力，公、检、法实行‘三合一’联合办案，取消了相互监督和制约。‘文革’开始后，法院工作瘫痪。1968 年法院实行军管，军管会及县革委人保组总揽公检法权力，实行群专、群审、以人、以言、以权代法。在此期间审理案件 280 件，经 1979 年复查，错案为 149 件，占 53.2％（298 页）” 。
北川地处龙门山断带，“据现有资料记载，1169－1976 年发生中强地震 10 余次”。县志记录截至到 1987 年，在之前的十年间，3－3.9 级地震就发生过 9 次（98－99 页）。“1977 年 4 月，县境正式列入地震八级度设防范围”，之后几年政府曾拨款给一些办公楼及公共建筑加固 （616 页）。从 5.12 地震后的北川看来，当地建筑，尤其学校，离“地震八级度设防”实在太远。地震带来警觉，也带来启示。现代传播手段让生命消失的残忍，让幸存者撕心裂肺的哀恸在大众面前展现；和过往的灾难不同，这一回，死亡不仅仅是个数目字，每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都让人领略生离死别的含义，唤起世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 5 月 30 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从最古远的因为求生而结盟，为保卫地盘而操戈，到为主义、为理想、为大局而漠视个人的性命，道路何其漫长。在 21 世纪，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账，而是明白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确立了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到尊重个人生命的今天，从人道的立场反省历史，衡量人类的行为。终于，我们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多少被践踏的生命了。
*北川县志编撰委员会，《北川县志》，808 页，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年版。
[1]《南方都市报》，2008 年 5 月 26 日
[2]加拿大政府 2008 年 6 月公开为 1887 到 1976，对原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道歉.
[3]有关论述见张鸣，“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 年，四月号，32－41 页。“在实际的土改运动中，不仅和平赎买没有实行（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连地主主动的献地也被不允许，非要经过斗争强行分配才行（虽然在政策上所谓开明地主的献地是被许可的），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连号为开明绅士典型的刘少白和牛友兰等人也不能幸免，牛还被斗死。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总之，土地改革必须在激烈的暴力斗争中进行，分配土地的过程就是煽动仇恨的过程，任何导致运动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都被禁止，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空气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目的”。
[4]按杨继绳先生的研究，四川省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在 1000 万到 1200 万之间。《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 年 5 月版，第 222 页。
2008 年 6 月 13 日
题图为 2008 年 5 月 16 日，震后的北川中学新校区遗址。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