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实际上非常理解对方。这也许是这场反常的、不必要的战争……最令人辛酸的讽刺之处”，乌克兰记者娜塔莉亚·古梅纽克（Natalyia Gumenyuk）写道，“我们了解彼此的心态。我们懂对方的语言。我们共享苏联的过去。”古梅纽克的比较强调了这点，即两个看起来如此相似的国家，可能多么不一样。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让许多外国评论者感到困惑，并误导了他们。凭自传小说《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成名的 J.D.万斯（J.D.Vance）和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起初，他们都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军事干涉。他们看起来认为，这不过是东欧人在和其他东欧人斗，一场局部冲突而已。虽然他们后来都改变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短暂的一致表明，西方对乌克兰的误解时常创造出奇怪的同盟。
当然，以下事实也没有提供多大帮助。报道战争的记者主要是白人，他们大多是来自西方的男性面孔。有外国名字的很少，有外国口音的就更少了。在采访乌克兰人时，媒体往往会把他们塑造为惊恐、哭泣的目击者，而几乎不会把他们呈现为本国历史的专家。媒体上也看不到在后社会主义移民潮期间来到西方的数百万东欧人，他们的数量可是远远超过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过来的少数难民。更早的那批难民显眼，是因为在冷战的语境下，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创伤的叙事符合这边的需要。后来因为东欧社会在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开放后遭受的巨大冲击而移民西方的人，则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
关于战争的巨大误解——即认为它只是内讧，是冷战的后续，是苏联时代酝酿的怨恨地释放——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阻碍，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的沉默。事实上，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东欧也为多种全球力量所塑造：从根源上说，这场战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威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全球迁移（其轮廓是由之前的所有迁移构成的）脱不了干系。只有跳出古老的两分（自由的西方 vs. 威权主义的东方）来理解东欧，我们才能开始把握这场战争的意义，想象新的团结。
虽然冲突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展开的（虽然也有像联合国和北约那样的跨民族国家实体在背景中徘徊），但把这场战争放到作为一个地区的东欧语境中去思考至关重要。在下文中，我将回忆过去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所体验的东欧，是一个有自己的规则、主题和局限性的独立世界。大约在社会主义终结十年后，2000 年，我参加了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福罗斯夏令营。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还对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开放，在多年的审查后，知识分子也在尝试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对话。20 年后，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建立了各种同盟关系，但东欧依然既不是西方也不是第三世界，而它也以自己的方式与全球世界的问题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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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为避开一辆对头车而突然转向，迎面而来的灯光使我们一时无法视物。我试着看了看手表，猜测还有多久才能到。我们走的方向对吗？有没有迷路？无从得知。车子已经驶出辛菲罗波尔城外还算有灯光的双车道高速公路，进入一条被树林包围的更狭窄的路。我知道这趟旅行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没料到路上会一点光都没有。我没理由不信任出租车司机，但我也没法和他交流。他不说英语、罗马尼亚语、法语甚或德语，我则不说俄语或乌克兰语。那是 2000 年夏天，还没有手机。我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在一条荒凉的路上，在晚上，在我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驾驶的车上。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在夜里被绑架的可能性不比在白天大。这个想法不怎么令人安心。
终于，我看到一片光，原来是一条街，和不远处的一幢高楼。司机停下车帮我拿包。我们沿着有装饰彩灯照明的曲折小路走过公园。不远处传来波涛声。我呼吸着黑海吹来的微风。我抵达了目的地，第四届福罗斯性别研究夏令营。
这次夏令营是哈尔科夫性别研究中心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拨款资助下，在黑海边上的一个克里米亚度假小镇福罗斯举办的，目的是在后苏联国家建立性别研究这个学科。福罗斯夏令营每年一届，从 1997 年到 2008 年一共举行了十多届。它鼓励全东欧的教学人员来学习性别研究课程，组织学术中心。哈尔科夫中心出版一个期刊和一套丛书，并分发学员制定的教学大纲。我已经在自己的母校创办了一个女性研究中心。事实上，在来之前，中间我还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待了一年。在那段幸福的时光里，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因为我第一次有机会进入一家由美国开设的图书馆。我期待在夏令营找到共同体。我的收获要多得多。
我从来没有被同时当作西方人和罗马尼亚人来对待，可那年夏天，人们就是这样对我的。大多数参加夏令营的学员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我们之中那些后苏联空间以外的地方来的人被认为不一样，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此。在我分享巧克力棒或香烟的时候，同行们会交换赞许的目光。除我外，还有三名学员来自后苏联空间以外的地方，包括两位来自捷克共和国的青年学者和我的室友塔妮娅。前者流利的英语让我羡慕，后者则很快和我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教的科目双重地不存在：南斯拉夫经济学。当时巴尔干战争已经结束。
酒店里的野兽派建筑和家具明显有社会主义过去的痕迹。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它们还算不错。酒店的阳台俯瞰黑海，足够宽敞到不但能容纳桌椅，还放得下一张床，这样，人可以到外面伴随着波浪的声音入睡。宾馆有一个疗养院，它让我想起社会主义时代和祖父母一起度假的情景。宾馆也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泥敷、水按摩和矿泉浴，如果有医生介绍，这些服务是免费的。在社会主义时代，我的祖父母、父母和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去过疗养院并享受过这样的服务，相关的费用通常由他们的工会承担。疗养院的医生给我开了介绍，于是我也泡了酒店的矿泉浴。
参加夏令营的学者大多是处在职业前期或和我一样还是研究生的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他们来自第比利斯、圣彼得堡、哈尔科夫和莫斯科。夏令营的工作语言是俄语和英语，学员们早上听讲座，下午参加讨论。在海风习习的房间里，我们中的一些坐在地板上，另一些则靠在椅子和沙发上，在炎热的天气里，用我们必须阅读的复印材料给自己扇风。我们可以使用复印机、图书馆和打印机，我们还拿到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法提供的书和装订好的论文集。
我从来没有被同时当作西方人和罗马尼亚人来对待，可那年夏天，人们就是这样对我的。
一些主持研讨班的学者和一个松散的和平活动人士网络“黑衣女人”（Women in Black）有联系。该组织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前南斯拉夫战争。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和支撑它的父权制是敌人——考虑到我们地区复杂的历史，这个认识来得恰到好处。我记得，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像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还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和弗拉尼奥·图季曼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所谓充满男子气概的壮举，过程中笑声不断。我们得知，有女人会给他们写情书，寄自己的裸照。相对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领导人、我们的“国父”的革命之爱来说，这算是一种进步吗？
晚餐时，我们边喝酒边继续讨论，边笑边抽烟，虽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有些人懂英语，其他人讲俄语或乌克兰语，还有其他一些语言——但显然，许多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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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后，东欧已经分裂了好几次：一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一些国家加入了北约，其他国家则依然处在这些空间的边缘。虽然 2014 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但福罗斯疗养院依然接受预定。乌克兰的女性主义者还在继续努力。现在，所有主要的大学都有了女性中心。不过，在俄罗斯，异见遭到了压制，就像女性主义朋克摇滚乐队“暴动小猫”（Pussy Riot）的成员，在对普京与东正教会的紧密联系表达抗议时得知的那样。
30 年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给一些人，特别是白人，带来了史无前例积累财富的机会。历史上第一次，整个星球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极少数白皮肤的男人手中。看起来，不是所有这些男人都对把他们的巨大财富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感兴趣。但这只是运气和倾向问题：今天他们还在发射穿燕尾服式宇航服的宇航员操纵的火箭，明天他们就可能决定用媒体在数百万人心中播种他们最稀奇古怪的幻想。今天他们还在给自己的女朋友造天然形成的岛屿、那么大的游艇，明天他们就可能决定入侵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谁能阻止他们？
当然，过去也有一些独裁者在臣民头上积累了大到无法控制的权力；也有一些人通过许多人的痛苦，在自己手中积累多到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我们当代寡头的财富规模之巨大，使一切此类与过去的比较都失去了意义。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他们也是人，是也会变老、反复无常、小气、爱抱怨、好摆布人、说到底不一定明智的人。但他们的突发奇想可能毁灭数百人的生命。
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可能正确理解普京的行动。他也是这些寡头之一。虽然藏得很好，但他的财富可能超过了 2000 亿美元，这使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三个人之一。如此，与其说普京是某种威权主义过去或共产主义遗产（毕竟，它在 30 年前就结束了）的产物，不如说他更多地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他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延续。
自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政的最后时刻以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听起来如此精神错乱，如此自欺欺人，如此枉顾现实。1989 年 12 月，齐奥塞斯库坚称，一定是境外势力操纵了原本顺从的，只想要社会主义和他的领导的人民——与此同时，工人们正在他发表最后讲话的阳台外抗议他的统治。没有什么能刺穿他的信念，显然，甚至在被带到行刑队面前时，他也坚持那么认为。没有什么能刺穿普京关于据说对俄罗斯的边界构成威胁的瘾君子、纳粹和性变态的怪异想法，也没有什么能刺穿那个为战争而捏造的万能借口：对方挑衅在先。
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俄罗斯的战争，这是普京的战争。根据非营利性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报告，在被评估的 180 个国家中，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度排第 150 名。但在俄罗斯，依然有将近六千人在反对战争的抗议活动中被捕。2 月 25 日的《新报》（Novaya Gazeta）采取了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的形式以示反抗，普京警告其主编——诺奖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威胁他国际奖项也不能护他周全。俄罗斯的女性主义者也号召抵抗战争，并概述了战争对大多数平民和女性的影响。
毕竟，有钱人总有办法避开战争的危险。富有的乌克兰人总能坐私人飞机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可能已经取得多国国籍，在哪里都不需要难民身份。另一边，是穷人，没有资源或关系的家庭出身，没法逃避义务兵役的他们只能参军。拜登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制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寡头，但制裁引发的通货膨胀已经对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普通乌克兰人也在携带自己的财物，徒步逃离他们被包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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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福罗斯夏令营时，我们竟然没有想到阶级分析。我们讨论女性的历史、性别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阅读像克罗地亚女性主义者斯拉芬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ć）那样的女作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们所有人的共有经验——贫困。我们的国家也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我们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虽然我们是它的第一批受害者。
当时我的梦想是到西方旅行，比如在巴黎或伦敦生活，参观科隆和哥本哈根，米兰和巴塞罗那。因为没钱，所以这一切只是梦想。就算有钱，我也没签证。当时，我需要签证才能去西方旅行。我的东欧同行全都一贫如洗。我们挣扎着，靠微薄薪水付账单，通过慷慨的西方同行分享的复印材料阅读后结构主义理论。
就像在穷人那里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我们变得执迷于神秘的经济带来的希望。朋友们会尝试最稀奇古怪的计划，突然有一阵，某人发财了，没人知道钱到底是怎么来的，而每个人也都想知道。可大多数尝试快速致富计划的人，最后只会变得更糟，他们失去所有积蓄，有时还会把自己的家也搭进去。
在福罗斯夏令营最后几天中的一天，我们去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玩。我走在老城区通往海事博物馆的阳光大道上，地上的黄叶宣告着秋天到来：那条街和它周围破败的景象可能出现在从斯普利特到塔尔图，从布拉格到圣彼得堡的任何地方。在社会主义下，它是我们不太关心的过去留下的痕迹。
毕竟，社会主义建起了现代的、舒适的公寓大楼。在它倒台后，这样的街道又变成了我们无法逃避的贫穷的象征；要是我们能够修复它们，那么我们就会恢复和我们在社会主义之前过去荣耀的联系，我们的城市就会看起来和西方一样。但那个下午，我看到了它们徒然神往的、不完美的诗。和我们一样，它们也是见证者。
事实证明，在回到罗马尼亚时，并没有什么全职岗位在等我。到 10 月份，我找到了三份相对稳定的零工：管理一个关于家暴的项目，在大学兼职教书，和翻译。这样，我才能（每月）拼凑出相当于 150 美元的收入。这个数不是在事后，为方便美国读者理解才换算过来的，当时我们就这样理解自己的收入。在多年失控的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已经把列伊的价值贬到了原来的万分之一，罗马尼亚货币也因此而变得如此不稳定、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没有人会以它为单位来思考。
但那个下午，我看到了它们徒然神往的、不完美的诗。和我们一样，它们也是见证者。
我的收入算是平均水平，按当时罗马尼亚的标准来看，还不算太差，虽然每一份工作需要的时间都超出我最初的估计。除薪水外，它们都更像是全职工作。我几乎没时间睡觉。我还记得去超市时的那种无助感，因为单是买酸奶、面包、意粉和苹果，就花去了我一半的工资。在月末的时候我还得借钱，但我推测，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这样。
不过，那时，和更东边的同行，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比，罗马尼亚人的收入高多了。我得知，格鲁吉亚人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 15 美元，每天还只有几个小时有电。
我记得我还问过，“你是说 50 美元吗？”
“不，15 美元”，那个女人回答说。
那是 2000 年。但当时距离社会主义在东欧所有国家倒台已经有十年了。人们几乎没有理由想象情况会变好。
我开始申请有女性研究博士项目的美国大学。我对别的东西不感兴趣。在我把四份厚厚的申请资料寄出去几个月后，我的雅虎邮箱收到一封简短的邮件：我被一个博士项目录取了，同时还得到了为期四年的助教奖学金。给我发信息的是一位美国教授：姐妹加油，她说。我想表示感谢，但我没法想象有什么平等能够克服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异，无论是从行动自由、权力还是财富的角度来说。
那时，我还不理解东欧人身上“白人性”的不稳定，以及何以这个不稳定，把我们楔入了权力与无权之间复杂的中间地带。现在我意识到，在不反思种族所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理解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对它的反应。学者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名词来表达与白人性接近的种族化范畴，但也许，理解东欧人代表的种族矛盾，最简单的方式是理解这点，即我们是白人但不是西方人。也许，在被用来针对罗姆人的时候，这个白人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表明，我们是有权力的一方。罗姆人是乌克兰的一个少数族群，它在这个地区有着漫长而痛苦被剥削的历史，曾遭受过长达半世纪的奴役。
但非-西方人的身份又表明，在世界上我们是无权的一方。CBS 新闻的查利·达加塔认为，东欧人“相对文明”、“相对欧洲”。虽然他已经为此而道歉，但这个惊人之论向我们直白地展示了在西方人眼皮底下摊开的全球等级座次。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有色人群，东欧人又“文明”又“欧洲”，更“像我们”（西方人）。
比如说，几年前，媒体报道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方式就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又被认为只是“相对”文明，只是“相对”欧洲。对西方来说，只有在被拿来和他者——有色人群，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比较的时候，乌克兰人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它又会被放到某种从属、次要的位置上。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说，乌克兰人正在为成为“欧洲的平等成员”而努力，这个努力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即便乌克兰入欧的进度已经奇迹般地加快了。根据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判断，甚至加入欧盟，也不一定就会带来繁荣，大多数东欧国家都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人口外迁。对东欧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分别在三、四个不同国家生活相当常见，这是社会主义倒台后社群联系进一步解体的结果。只有少数波兰和罗马尼亚公民从欧盟拿到还算可观的经济上的好处，许多人依然贫困。
出国工作的机会可能缓和了贫困最恶劣的影响，可随之而来的是人才流失，东欧国家的医生和护士正在流向西方，后者没有投资他们的教育却享受了他们带来的红利。在欧盟，东欧工人依然被看作不受欢迎的二等或三等公民，哪怕他们对当地的经济来说是必要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农业工人还被空运到德国农场，在不卫生、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
因此，在回应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又回过头去不加批判地使用像“自由世界”这样的表达。就像普京不只是后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并且也许主要是贪婪的新自由主义产物那样，乌克兰也不只是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全球移民回路的一部分。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不只是乌克兰人和罗姆人，还有印度学生和各种背景的乌克兰黑人。
东方 vs. 西方的老框架没有考虑种族化的经验，也没有考虑一些乌克兰人有望获得，而其他乌克兰人不可能获得的白人特权的程度。但只有把种族，把种族化语言的作用——这种语言不但给人们的经验和痛苦划分等级，还决定了谁（具体而言，因为接近白人而）值得同情——也考虑进去，我们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一种无论肤色和民族出身，人人都能切实体会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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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星期天，俄罗斯人用火箭炮袭击了哈尔科夫和那里的三十八所大学和多个思想超前的性别研究中心。平民不是职业军队的对手。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只希望战争消失。美国已经把本世纪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我担心乌克兰会成为这场战争的下一个实例。摧毁公寓楼的导弹，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在被炸毁的混凝土残骸间寻找过去生活痕迹的平民——这些影像熟悉得令人心碎。战争已经在破坏乌克兰城市的生活环境了。留在哈尔科夫的平民，但凡住得离杂货店近，还能冒险出去购买生活物资就觉得自己幸运了。在美国安全生活的我，能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没有上路？
后社会主义空间的区域团结也正在再次出现。“暴动小猫”最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关于哈尔科夫被炸毁的中心的视频，她们回忆说，就是在那个性别研究中心，她们第一次读到女性主义书籍。乌克兰难民也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得到庇护——与乌克兰边界线最长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还被认为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在像英国、欧盟西部国家和美国那样的富国还在观望，还在考虑要不要出力、出什么力的时候，它们救了急。
据报道，边界发生了种族主义冲突。战争和灾难加剧了已有的等级和脆弱；LGBTQ 难民的生命面临的威胁增加了好几倍。不幸的是，大量在后社会主义框架内思考的主流东欧知识分子回避一切对西方民主的批评，并且，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怒斥政治正确。但东欧的新一代学者和活动家已经做好了接受反-种族主义政治的准备。这种政治具有全球视野，强调交叉性视角，并以最弱势的人的需求为中心。有色人种记者已经表明，优先使用种族范畴来进行分析，对理解这个地区来说至关重要。
从东欧的历史经验中——在历史上，这里的人一直是二等公民，是非西方的白人，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的穷人——应该出现一种新形式的团结，一种把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所有地方的穷人和有色人群关联在一起的团结。与要求白人性（现有的框架只会短暂地承认我们是不完整的白人）或“文明”（无论它意味着什么）相反，我们可以从边缘，依靠我们的社会主义记忆，要求结束全世界的寡头统治，结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给所有人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译者：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原文来自 Ileana Nachescu, “Ukraine: Beyond the Postsoviet”, Boston Review, March 4, 2022.。经作者授权翻译。
题图来自 Kyrylo Kholopkin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