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夏天经常徒有虚名，本该夏季的月份里，漂浮的是早春的冷湿。但我记得很清楚，王安忆来汉堡的那个夏天是一个真正的盛夏，因为她头天在汉堡差点中了暑，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吕贝克，她穿了一条好看的蓝裙子，很长，海风扫荡街道的时候，这条下垂的棉麻裙子就会张开全部的面料，鼓成一张船帆的样子。
那是 2014 年 7 月，汉堡文化部的尤利娅（Julia Dautel）给我打来电话，说王安忆将路过汉堡，我们为她办一场夏日文学会吧。尤利娅曾在上海工作过几年，跟王安忆很熟，回汉堡后，她进了政府部门管亚洲文化交流，还出版过一本关于上海街头小吃的书。我们当然不能浪费这个机会，王安忆是请都请不来的，我说。王安忆属于体制内身份很高的作家，顶着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上海作协主席两个头衔，每年官方安排的出访任务就不少，加上作家及复旦教授这两份职业，她的时间一年到头都排得很满。这次途经汉堡，是她和丈夫李章的一场私人旅行，不小心被尤利娅截获了消息，无异于一份送上门来的礼物。
尤利娅又问，你能陪她去一趟吕贝克吗？我们反复问过她，来汉堡怎么招待，都被她一概拒绝，她只提了想去一趟吕贝克。
吕贝克是托马斯·曼的故乡，从汉堡坐火车过去只需 45 分钟，比我在北京时从中关村到国贸还快。尤利娅和我迅速做好了“有限霸占”王安忆私人假期的方案，头一天请德文译者郝慕天（Martina Hasse）跟她面谈半小时，解释清楚文本翻译中的几个问题，第二天我陪他们夫妇上午去吕贝克，下午返回汉堡，晚上举办文学活动。
在七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北德夏天里的王安忆，我才发现，当年她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懂她。所幸的是，她当时讲的很多话我还记得，现在慢慢琢磨出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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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盘腌鲱鱼，那个不热情的西方
在复旦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学有寒暑假，可以自己安排出国旅行，王安忆对我说。我正带着她和李章坐上了从汉堡去吕贝克的火车。这是北德境内的一趟慢车，车厢的皮座椅和窗框都很老旧，摇摇晃晃的速度也挺旧时代的，不慌不忙，很适合我们聊天。我们面对面坐着，1954 年出生的王安忆这年有 60 岁了，可完全看不出来。她身材匀称结实，脖颈很长，哪怕舒服地靠在老火车的皮座上，也会不由自主地给人一种端庄感。她跟我认识的所有作家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她不调侃，无论台上台下，她都不参加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游戏，她只会正常讲话。
李章脖子上挎着相机，对窗外平坦的田园景致很感兴趣，偶尔加入我们的聊天。上世纪 70 年代，他和王安忆都在徐州文工团工作，两人都搞乐器，团里的演员有后来闻名全国的李保田。李章说，王安忆在文工团里就开始写东西了。回上海后，李章进了出版社，当了一辈子音乐图书编辑，王安忆先是进了一家儿童杂志社做编辑，但她写的小说很快获了奖，她成名早，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专职作家。
其实，她的经历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平顺。父亲王啸平是新加坡华侨，很早被打成右派；母亲是作家茹志鹃，她的小说《百合花》被选进学校课本，成了每个中国人都记得的名字。王安忆曾在一台上海的访谈节目里讲到，多亏茅盾先生的勇气，称赞了那篇被退稿无数次的《百合花》，母亲才能继续当作家，这个有右派的家庭才重新取得了合法身份。等王安忆长到 12 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她从此再也没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她和同学们最爱跑到上海的电影厂和美术家协会看大字报，蘸墨的纸一层覆盖一层，“就像冬天晒棉被”。这时，她观察世界就已经是细节的和充满文学性的，只是不自知而已。她知道的是，跑到哪里看大字报都可以，就是不能去父母的单位，万一父母的名字上了大字报，她会很怕。
车窗外的丘陵拱起柔和的曲线，火车正朝海边开去，土地好像也在模仿波浪的起伏。我们聊起王安忆头天中暑的事，她变得激动起来，郝慕天楞是跟她坐在烈日炎炎下争论了两个小时！什么？我吃了一惊，我们只让她打扰你半个小时啊，有那么多翻译的问题要聊吗？郝慕天翻译过莫言的大部头《丰乳肥臀》，也没见她跟莫言聊过什么，这次只请她译王安忆的《长恨歌》的第一章，怎么就抓住不放呢？王安忆笑了，她并不是生气，而是觉得郝慕天这个人好固执，固执得有趣。我都能想出这位德国汉学家的做派，风风火火不容分说，把王安忆和李章塞进她那辆老爷车，车里早坐着她的那只巨型爱犬，伸出长舌头喘粗气，害得王安忆们一路上惊魂不定，最后，她会把车停在一个湖边，大家开聊。
头天的另一项“历险”还有那盘腌鲱鱼，点完菜送上来才发现是生的冷的，王安忆请厨房给加热一下，可服务生客气地拒绝了。我被王安忆逗坏了，的确没有比她的要求更能糟践这道北德名菜了。两人去的是一家本地人才光顾的湖边小馆，王安忆勉强吃了一小块，李章则切了黄豆大的一粒送到嘴里，算是对腌鲱鱼致意了。周围的用餐者偷眼观察这两位文质彬彬、欲吃还休的亚洲人，都在心里乐。
郝慕天和王安忆有什么相持不下的？我很好奇那场毒日头底下的“交锋”。王安忆说，她认为，在我们给安排的文学活动上读一段《长恨歌》的开头足矣，但郝慕天觉得完全不够。老郝列出的理由是，《长恨歌》的开头只有关于上海里弄的细节描写，连一个情节都没有，她强烈要求王安忆增加一段行凶前的对话，方能调动起德国观众的兴趣。老郝宁愿一夜不睡，也要把这段对话译成德文。
唉，又是《长恨歌》的开头！这几乎可以成为文学史的一段公案了。因为这个漫长的、细节繁复的开篇，王安忆要到处为自己辩护。她讲究在她的人物登场前，先为整个故事搭好舞台，做出长长的铺垫。可小说在美国出版时，出版商想把整个开头删掉，直奔故事。在王安忆的坚持和哈佛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加持下，《长恨歌》换了出版社，才得以全本出版。德国的情况更糟糕，至今还没有《长恨歌》的译文出版，因此我们要找老郝临时做节译。隔壁的法国都因为该书给王安忆颁发骑士勋章了，岛上的英国人也在国际布克文学奖里提名了王安忆。我替德国向王安忆致歉。她淡淡一笑，把目光投向窗外，下结论说，对待中国文学，西方还是冷战思维太重。
这时，她观察世界就已经是细节的和充满文学性的，只是不自知而已。
我一时接不上她的话。怎么提冷战？要知道在 2014 年，“冷战” 是个变回冷僻的词，并不像今天，人人又把它挂在了嘴上。那时，中国已开始大国崛起，世界还在热情拥抱全球化，两不相误。我记得自己坐在车厢里暗自嘀咕，讲冷战思维这话的人，是作协主席王安忆呢，还是中国头号女作家？时隔七年后我知道，自己的拆分很荒唐，因为从来都只有一个王安忆。无论头上正顶着哪块头衔出席哪种场合，是跟我坐这趟开往吕贝克的慢火车，还是在澳门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在纽约讲小说课，或是在台北跟余光中登台对谈……她对自己的观点一向直言不讳，是不考虑什么主流或另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