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为它们做的是：清洁笼子、悉心喂养、偶尔投喂些好吃的、保持温暖。
给它们止痛。
边赞扬它们，边在它们的双耳之间抚摸。
我能为它们展现容易辨认的面孔，形成一套可靠的流程。
我知道，白鼠们重视流程。
利维医生开除了罗德尼，实验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罗德尼就是那样儿，拎着尾巴拽出白鼠，像晃钥匙一样甩得它们尖叫。严格来说我没有权力，不过每次抓住他残忍对待白鼠，我都会把他丢出实验室。
我喜欢跟乔共事，他是从某家公司退休的兼职技术助理。上班的头天晚上，乔说自己讨厌白鼠，可是那周结束时他却问，“卡洛斯，我不能悄悄给它们塞点儿我的三明治吗？”我感觉他开始变得跟我一样喜欢它们。
利维医生想要帮我一把，每次她把我介绍给潜在的学生，都会强调我的成绩，这似乎能让他们相信我的某种性格特征，防止他们尴尬地觉得，乔是实习医生，而我是技术人员。我觉得大家不是刻薄，而是在你满足某种特定条件时才会更友善。
每接手一批新的白鼠，我都告诉自己别投入感情，白鼠只是白鼠。可是你花时间跟它们相处，就会发现它们的个性——这只喜欢肚皮着地跳进笼子，那只喜欢捉弄它的兄弟姐妹，这只青睐胡萝卜，那只讨要花椰菜，这只会解开你交给她的每个迷题，那只有超长的胡须，会在称重时用他的鼻尖敲你的手，仿佛是在吻你。
大多数人的健康都归功于白鼠，我也不例外。小时候，我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忧我癫痫发作，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会瘫倒，只要一想到我浑身发抖、被自己的呕吐物呛到窒息或者撞破脑袋，他们就会忧心忡忡。我服用的药物最初就用在白鼠身上，虽然不能说绝对有效，但我已经快五年没有发作过了。
“别误会，”我发现乔温柔对待白鼠时，他开玩笑说，“我可不想把老鼠带回家工作，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我的侄女索菲娅理解我。她就是我哥哥的微缩版本，只不过她爱我，还着迷于我管理的老鼠，红眼睛、粉耳朵、白皮毛的那种。
“卡洛斯叔叔，你穿白大褂是为了跟它们的毛色搭调吗？”一天晚上我给她盖好被子时她问我。这个问题新颖中充满了孩子的逻辑，结果我一离开她的视线就忍不住呕吐起来，还让我的未婚妻哈娜别看我展现脆弱。
我给索菲娅买了一本关于老鼠的绘本，每天上班前给卧床的她阅读。当我整理她的毯子，闻到葡萄味糖浆和碘酒的气味，我就尽力克制自己别退缩。
她试探着说：“老鼠照顾它们生病的家庭成员。”
“没错，”我呲牙扮作老鼠，假装去咬她的头巾，这让她开心，“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大批的老鼠？”
“鼠害？”哈娜在门口捣乱，索菲娅笑起来。我们乐得夸张地为索菲娅扮演自己的角色，相爱相杀的乐观主义者卡洛斯叔叔和现实主义者哈娜婶婶。索菲娅诞生时我们两个相遇，生活里从来就没少过她。
“不是，婶婶！”纠正自己的长辈是索菲娅的乐趣之一，她和我一起把拇指弯向手掌，弯曲四指朝哈娜摆出老鼠爪子。
“叫鼠群。”
我想象白鼠逃亡，想象它们发现蛋糕店后边的垃圾箱，余生每一天都能吃上国王般的美食。
实验结束后，我可以为大多数白鼠做的是：让它们吃上最喜欢的蜂蜜坚果麦圈，大堆麦圈引得它们唧唧吱吱，无比幸福地叫个不停。我任它们大快朵颐，体会最后的美味，过一会儿再释放气体。
到底有多人道的问题存在争论，顺利的时候，白鼠吃着吃着就立即昏迷，可是有时候它们站立起来，一边抽搐，一边挣扎着往外爬。它们惶恐地向我尖叫着求救，而我本该照顾好它们。
我能做的是：不逃避目光，见证它们的死亡。
研究人员需要解剖它们的大脑时，我们必须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砍下它们的头。我能做的是：让它们保持镇静，动手时干净利落。
“还有更糟的呢，”事后乔平静地说，“有些实验室用狗做实验，怎么会有人受得了啊？”
白鼠死去时，乔对它们说，“原谅我。”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我只会说：“谢谢。”
哈娜说我不应该这么在乎。“如果有可能，白鼠会吃了你！”可她喜欢我这点，利维医生给我写推荐信时，哈娜想让我给父母寄一份。我说，“你怎么回事，疯了吗？”不论最终变成什么样，我哥哥马特也是一位“兽医”[1]，听起来更上档次的那种。我父母为什么要了解他们更加体弱的儿子对啮齿动物怀有“无人能及的同情”呢？
我能为哈娜做的是：任凭她给我的父母寄去推荐信；把她喜欢的多加糖和豆奶的混合咖啡饮料当作惊喜送到她办公桌前；我哥犯浑时跟他对峙，省得哈娜也得犯浑才行；在她捧着索菲娅的脸低声说“你要离开人世是因为上帝不忍离开你”时，点头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