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6 日下午，我在北京的圆明园南门见到了罗新。他身穿浅灰色徒步服，戴着遮阳帽和墨镜，背着双肩包，装备看起来非常专业。
一个多月前，他跑到四川，和美国记者、作家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一起徒步三周，参与其跨越大陆的“走出伊甸园”之旅。这段时间前后，他的新书《漫长的余生》恰好出版，受到许多媒体关注，在线上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当我 8 月底联系他时，他说最近采访接受得比较多，严重影响表达欲望，建议在外面边走边聊，这样可能放松些。
《漫长的余生》讲述了北魏宫女王钟儿 86 年的人生，并以她的视角看她身处的时代。“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们还应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罗新在书中写道。
罗新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 1963 年生于湖北随县，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田余庆，专研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著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王化与山险》《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专业著作，以及为一般读者更熟知的旅行文学《从大都到上都》、学术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碰头以后，我们开走。他回忆道，自己本来对圆明园不熟悉，熟悉这里是在 40 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没有院墙、门票，这里就是农民的稻田。下午四点左右，他经常会从北大东门出来，走到这里，转一两圈。那是当时的生活方式。不过，上研究生之后，他就不来这里了，直到今年。
“我整个半年没有离开过北京，在北京也不能随便逛人多的地方。那阵朝阳也不能去，听起来像魔鬼一样，所以就哪儿也不去。最惨的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进学校。那我怎么办？人又不能不动，不动不知道哪一天要出什么状况，所以就跑到圆明园来。那是我好多年之后再次进圆明园，开始摸索圆明园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太新了，当年是到乡下，现在是个公园。我就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现在基本上搞清楚，大概是想在结构上像清代。”罗新说。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梭在圆明园不同的景观之中，路上还碰到了长得像灵芝的菌类，被狂风刮倒的树木，嘴里咬着核桃、蹦蹦跳跳跑过的黑鼬[1]，话题也从《漫长的余生》出发，涵盖普通人与历史的关系、权贵们被皇权的裹挟、早期佛教提供的自由、历史学如何介入不平等、计划写的崔宾媛和她家人的故事，以及从 1980 年代至今，罗新从文学到历史、从中心到边缘、从为学术而学术到关心和参与现实的转变过程，等等。
相比视频中呈现的腼腆，徒步过程中的罗新放松许多，表达也更为铿锵有力，有时他还辅以手势或者拿周边事物（如围墙、建筑）加以说明，生动有趣。绕圆明园一圈后，我们走到北京大学东门分别。他最后说：“我去做一个核酸。”全程大概十一公里，耗时两小时十五分钟。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罗新教授的访谈节录，因内容过多，分两篇发布，这是第一篇。他觉得，“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不过，这里的普通人不再仅仅是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通，更是人格意义上的普通。即使是皇帝，七情六欲也使他普通，在人格意义上跟我们一样，也会悲哀、畏惧、胆怯、愤怒……归根结底，普通人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学家的最终关心应该回到人，而不是任何政权、文化、人群。”罗新说。
01
以普通人的视角看世界
小鸟文学：在《漫长的余生》中，你希望通过讲述北魏宫女王钟儿的一生和她的时代，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不过，一些读者看完全书后，有点心理落差，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王钟儿，而是她身处时代中的各种权力斗争和杀戮。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现有材料所限，你以历史学家的技艺已经让我们极大程度上接近王钟儿了；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命运，常常身不由己，没有什么选择。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你倡导的普通人视角，它有什么特点？你又怎么看普通人和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比如同样是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有些历史学者会强调普通人的能动性，写他们同样参与和塑造了历史，比如霍布斯鲍姆的《非凡小人物》；也有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根源。
罗新：我对任何关于普通人与历史关系的说法都没有反对，包括说任何人都是能动的，弱者也有自己的武器，弱者也有塑造历史的强大力量，像詹姆斯·C.斯科特那种讨论，我很赞成，我很喜欢。可是呢，涉及到这个写作，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多说违反（历史）学科规矩（的话），说我找到王钟儿在做各种努力，发挥能动，没有的。但是，我想任何人都在能动之中，她选择屈服，选择在屈服之中仍然努力，这是可能的，但我们不知道。从历史学意义来说，不知道的最好不要说，讨论这个是危险的，所以我就不说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