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就叫我“小的”吧，我那六个已经成人的孩子都是这样招呼我的。他们中有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亲生的。他们背后叫我“小的”，还以为我不知道。
我在演讲中提到过，艺术家们那勉强称作使命的东西，就是让人们对活着还能感到那么一丁点儿庆幸。随后我被问及是否知道些不负使命的艺术家。我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进化的最高等生物会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尴尬的事儿，或者更糟。先不提那些理想主义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极端的例子，我生命中的两位重要女性——我母亲和我唯一的姐姐爱丽丝，你也可以叫她爱丽——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她们都憎恨生活，嘴上也是这样说的。爱丽会大声嚷道：“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马克·吐温是他那个时代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这样年过古稀时，他发现生活对于他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负担。于是他写了这样的话：“自我成年以来，我从未期待过任何一位已得解脱的朋友重获新生。”他女儿简突然离世几天前，他曾将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中。在这些他不愿复活的人里，还包括他的另一个女儿苏西，他深爱的妻子，以及他的挚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并未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却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那般沉重。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感叹生活如此不幸，“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亨利·大卫·梭罗说过一句名言，“多数人在平静而绝望中生活。”
于是，我们污染了水、空气和表层土。在工业和军事上，我们创造出有史以来最诡诈的世界末日装置，这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让我们说出心声吧，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世界末日真是来得太慢了。
我的父亲老库尔特，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建筑师。他得了癌症，而他的妻子大约 15 年前就自杀了。他在老家闯红灯被拘留，结果发现他这 20 年竟然都是无证驾驶！
◆ ◆ ◆
你知道他跟拘留他的警察说什么吗？“枪毙我得了。”他说。
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胖子沃勒，在他的演奏达到狂热巅峰的状态时，他经常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句话——“趁我快活时，给我来一枪！”
枪支这玩意儿使用起来像打火机一样容易，跟面包机一样廉价。它能够满足任何人谋杀的幻想，谋杀父亲、胖子沃勒、亚伯拉罕·林肯、约翰·列侬，或者是谋杀马丁·路德·金，甚至是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它足以向世人证明一点，用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的话说，“生活就是一摊屎”。
02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抛弃了橄榄球，再将闲置下来的运动场变成一间炸弹制造厂。这可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反倒有几分基尔戈·特劳特的影子。
我指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早在我就读这所大学之前，也就是在 1942 年 12 月，科学家们在斯塔格球场的看台下面，首次完成了人工核裂变的链式反应，其目的是证实原子弹的可行性。那时我们与德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
53 年后，即 1995 年 8 月 6 日，人们聚集在我母校的附属教堂里，纪念原子弹首次在日本广岛市爆炸 50 周年。我当时也在那儿。
物理学家利奥·塞伦是发言人之一。很久之前，在死气沉沉的运动场上，他参与了首次成功的核实验。但请记住这一点：他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
我们应该告诉他，在这个连最聪明的动物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星球上，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便意味着你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再试想一下，有个人为刚愎自用的苏联制造出了能成功引爆的氢弹，这个人后来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真实存在的人物便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他值得成为基尔戈·特劳特笔下的某位主角。
因为他呼吁终止核武器试验，从而在 1975 年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他已经进行过核试验了。他的妻子还是一名儿科医生！什么样的人能在改进氢弹的同时，跟一名儿童保育专家结了婚？什么样的医生会和一名神经失常的人成为配偶？
“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吗，亲爱的？”
“是的，我的炸弹破坏力会很大。你那位长水痘的孩子情况怎么样？”
安德雷·萨哈罗夫在 1975 年被称为圣人，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成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终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提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后来他被逐出苏联科学院。他被迫离开莫斯科，被流放到永久冻土上一个荒僻的小镇。
苏联当局也不准他前往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便由他那位作为儿科医生的妻子，叶连娜·邦纳代为领奖。但我们现在是时候探讨一下：不管一个人是为了哪个地方的哪个政府，只要他参与了研制氢弹的过程，那么她，或任何儿科医生，或者医务人员不是比那个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
人权？有什么会比氢弹更加漠视所有生命形式的权利？
1987 年 6 月，萨哈罗夫被纽约城市大学史泰登岛学院授予了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次苏联政府也不许他亲自到场。所以，我应邀代他接受这一头衔。
我要做的就是帮他捎个口信。“不要放弃核能。”我像个机器人似的复述道。
我可是极其恭谦有礼！但当时离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才过去一年，那可是这个疯狂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这场核泄漏事故会让北欧所有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它的这一影响能长达数年。儿科医生可以大展拳脚了！
比起萨哈罗夫那荒诞可笑的讲道词，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行为倒更能鼓舞我。我曾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工作过，市里的消防员寄了一封信给北欧的同行兄弟，赞扬他们在抢救生命财产时无私无畏的英雄壮举。
消防员万岁！
有些人在平时不过是世间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能变成圣人。
消防员万岁！
03
基尔戈·特劳特在《时震一》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因为时震，他不得不再次把它写出来。别忘了时震让时光倒流到十年前，因此你、我、他，我们所有人都被迫把从 1991 年 2 月 17 日至 2001 年 2 月 13 日做的所有事情再重复一遍。
特劳特不介意把它重新再写一次。不管历史是否要重来，他活着便是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簿上手不停毫，只要胡写一通便能把那篇狗屁文章弄出来。
他为这个故事取名为《这不好笑》。但在其他人阅读这个故事之前，他便将它丢弃了。然后一切重新来过，他还得再扔一次。《时震一》的结尾处，在 2001 年夏天的海滨野餐会上，即自由即将再次消亡的时候。特劳特提及那些被他丢弃的故事原稿，他把它们撕成碎片然后从马桶冲走，扔到垃圾堆里，或是采用其他诸如此类的方法。他说道：“它们来得容易去得快。”
在这个连最聪明的动物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星球上，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便意味着你永远不必说抱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太平洋的巴那鲁鲁岛上开展了一场针对美国轰炸机“乔伊的骄傲”上所有机组人员的绝密军事审判，《这不好笑》这个名字源自那场审判中某个法官所说的话。
名为“乔伊的骄傲”的轰炸机自然没有过错，它待在巴那鲁鲁岛上的一个飞机棚里。它的名字是为了致敬飞行员的母亲乔伊·彼得森，她在得克萨斯州的科帕斯克里斯蒂市的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骄傲”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自尊自爱，其二是表示狮群的意思。
事情是这样的：我军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在长崎掷下第二颗。按照指令，“乔伊的骄傲”接着要在拥有两百万“黄色矮杂种”的横滨投下第三颗原子弹。在那场战争之前我们就把那些黄皮肤的小杂种称为“黄色矮杂种”。按特劳特所述，第三颗原子弹是一个“似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锅炉般大小的紫色混账东西”。
对于轰炸机的弹舱而言，它实在太大了，所以只能把它吊在机身下面。当“乔伊的骄傲”飞向广阔的蓝天时，它与机场跑道的距离只有一英尺。
轰炸机靠近目标时，飞行员在对讲机里若有所思地高声说，等他们完成了这项任务回归故里，他那位当产科护士的母亲可就成名人了。轰炸机“埃诺拉的欢乐”的名字也是为了致敬一个女人，它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那个女人变得像电影明星一样有名。而横滨的人口数量是广岛和长崎的人口总数的两倍。
飞行员再三斟酌后越发确信，他那位温柔的寡母永远不可能对记者说——自己儿子的飞机一次性炸死了创纪录的平民人数，为此她感到十分欢喜。
特劳特写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的姑妈，已逝的爱玛·冯内古特，她曾说自己讨厌中国人。她那位已逝的女婿科夫特·斯图亚特，生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经营一家名为斯图亚特的书店。他劝告她，同时憎恨那么多人未免有些不道德。
无所谓。
反正“乔伊的骄傲”上的机组人员用对讲机告诉飞行员，他们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们孤零零地在高空飞行，甚至不需要战斗机掩护，因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空中力量。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在“埃诺拉的欢乐”把广岛烧成灰之前，形势显然已然尘埃落定。
摘引一段基尔戈·特劳特的原话：“这不再算是一场战争，而摧毁长崎也不是因为形势所迫。为了一句‘幸亏有美国佬为这事儿画上圆满的句号！’，不过是显摆一番罢了。”
特劳特在《这不好笑》中提到，那位飞行员和他的投弹手在之前的任务中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如“神”一般，当时他们不过是往地面的人投掷燃烧弹和传统的高爆炸药。“但这个‘神’只是‘小神’，”他写道，“他们把自己定义为为复仇而歼灭敌人的‘小神’。”但现在他们孤零零地在高空飞行，机身下还吊着那枚紫色的混账东西。他们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上帝本人，而上帝还拥有一个他们之前不曾考虑过的选择——慈悲。
特劳特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作为飞行员参战，他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曾任欧洲战场上陆军野战炮兵部队的先遣侦察员，是一个随身携带望远镜和报话机的中尉。他一般随步兵部队一起行军，甚至有时会走在他们的前面。他负责将榴霰弹、白磷或其他弹药的最佳落点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
据他本人说，他本身不是一个慈悲心肠的人，也从不觉得自己应该心软。2001 年，在作家休养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我问他在这场战争中做了些什么，这场被他称为“文明社会第二次自杀未遂”的战争。
他毫无悔意地说：“在战火纷飞中，我把德国兵在被炸开的地面和爆裂的天空间做了三明治。”
高空中，飞行员驾驶着“乔伊的骄傲”掉头返回巴那鲁鲁岛，机身下仍旧悬挂着那枚紫色的混账东西。“他没完成任务便返航了，”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肯定也希望他这么做。”
在之后的绝密军事法庭上，所有人一度笑得前仰后合。为此法官重重地敲击木槌，他声称正在接受审判的这些人，其所作所为“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检察官在描述空军基地人员的行为时引起了哄堂大笑，按他所言，当“乔伊的骄傲”吊着那枚离地面只有一英尺的紫色混账东西准备着陆时，基地的工作人员纷纷跳窗逃生，都被吓得尿湿了裤裆。
“那儿像是有不同的车辆撞在了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但是法官刚刚恢复了法庭秩序，太平洋板块上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巴那鲁鲁岛、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以及那颗未用掉的原子弹等东西瞬间被吞没了。
04
君特·格拉斯是德国杰出的小说家和画家，在知道我生于 1922 年时他对我说：“很难在欧洲遇到一个跟你一般年纪而且还活着的男人了。”我和基尔戈·特劳特参战时，他与埃利·韦瑟尔、杰西·科辛斯基和米洛斯·福尔曼等人还是孩子。作为一名在这边出生的某个中产阶级大家庭里的白种人，即使这个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但我还是比在那边出生的他们要幸运得多，毕竟我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图画。
这个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举办的朗诵会。在朗诵会上，他说教般地道了歉，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一个比普通人要美好得多的人生。我也该这么做。
不过在今年的五月，我利用在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机会感谢了自己的出生地。我说：“假若我重生了，我还是会选择再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出生，再次在离这儿约十个街区的北伊利诺大街 4365 号度过我的童年，再次就读那所城市公立学校。”
“我依旧会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里选修细菌学和经济学。”
“只要你们肯留心，你们能和我一样在那儿探寻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部分：那里有音乐、金融、政治、建筑、法律、雕塑、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和各种科学知识，还有书籍、书籍、书籍，以及教师和行为榜样。”
“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聪明，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愚昧。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友好，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刻薄。”
我也劝告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会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 5033 号，是一位保险推销员。他告诉我当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务必要注意它。”
“他不是指那种取得胜利的伟大时刻，而是那些最普通的时刻：或许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当你在树荫下喝柠檬水；又或是当你闻到了附近面包房里传出的香味；也许是当你悠然自得地垂钓时并不在乎是否能钓到鱼；又或是当你听到隔壁房里有人在独奏优美的钢琴曲时。”
“亚历克斯叔叔劝告我在顿悟时一定要高声喊出来：‘生活如此美妙，夫复何求？’”
他们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上帝本人，而上帝还拥有一个他们之前不曾考虑过的选择——慈悲。
我在另一方面也很走运：我 33 岁前，在报纸书刊上写短故事是美国的一项主要产业。尽管那时我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即从通用电器公司辞职，放弃了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宣传员的工作。而我只要不断卖小说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便能挣到更多的钱。这些周刊上满是广告，但每期都会刊登五个短篇故事，以及一部扣人心弦的连载故事。
在愿意购买我劳动成果的买家中，这几个周刊出价最高。另外还有许多期刊杂志在寻求科幻小说，整个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当我把一篇小说邮寄给自己的代理商时，我非常确定哪怕它可能会被人一次又一次地退回来，但终究会有人愿意花小钱买下它。
但我们家刚从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搬到科德角，电视机的出现使我无法再靠玩短篇小说弹球机来谋生，毕竟电视比期刊杂志更受广告商的青睐。
我开始为一家工业广告代理商工作，不断往返于科德角和波士顿之间。然后我成了一名萨博汽车的经销商，之后我又在一所为纨绔子弟开办的私立学校里教中学英语。
马克·冯内古特医生是我的儿子，他曾将自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快发疯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不错的书，后来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这个夏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市举办了一场个人水彩画展。一个记者问他，成长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
马克回答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亲只是一个无法在科德角专科学校里任职的汽车销售员而已。”
05
我偶尔还是会构思一些短篇小说，仿佛还能从中赚到稿费似的。这也算是旧习难改。人们过去还能通过写作获得一时的名望。文人之间也曾热衷于谈论某部小说，其创作者可能是雷·布雷德伯里，或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约翰·契弗、约翰·考利尔、约翰·奥哈拉、谢莉·杰克逊、弗莱纳里·奥康纳……或者出现在近期期刊杂志上的任何短篇小说。
可一切已时过境迁。
如今，我会先粗略地将短篇小说的构思写下来，再把它们落到基尔戈·特劳特的名下，放进一本小说里。这儿有一篇从《时震一》的遗骸上胡乱劈下来的名为《B-36 姐妹》的小说，它的开头写道：“巨蟹星云里有一个母系星球名为布布星，那儿有以 B-36 为姓氏的三姐妹。她们的姓氏与地球上某种飞机的姓氏一样——一种专门用来向由某个腐败政府领导的平民投掷炸弹的飞机。这肯定只是一个巧合，毕竟地球和布布星相隔甚远，互相之间不可能有交流。”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布布星人的书面文字类似于地球上的英语，包含了由 26 个水平排列而成的特殊音符，以及 10 个数字和 8 个左右的标点符号。
在特劳特的故事中，三姐妹都长得很漂亮，但其中只有两位姐妹颇受欢迎，她俩一个是画家，一个是短篇小说家。没有人喜欢另一个作为科学家的妹妹，她的话题永远都在热力学上，着实无趣得很。她十分嫉妒其他两个姐妹。所以她私底下有一个目标，她要让自己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体会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这是特劳特最喜爱的表达方式。
依特劳特所言，布布星人是其所在的星系中适应能力最强的生物，因为他们有一颗杰出的大脑袋。什么该做，什么该感觉，这一切都靠大脑来做出规划。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
这一规划不依靠于外科手术或者电力，或是任何神经病学上的入侵。而是在社交中做出这一规划，只需要反复交谈就可以了。当小布布星人流露出恰当的情绪，做出符合理想的行为时，成年布布星人就会夸赞他们。作为回应，小孩子的脑袋里会产生电流，进而体会到文明的乐趣，然后自动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打个比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最小的刺激也能让布布星人获得有益的刺激，例如由 26 个音符水平排列而成的特殊符号，以及 10 个数字 8 个左右的标点符号；又或是涂在边框平整表面上的颜料。
小布布星人在阅读时可能会被成年布布星人打扰，他们根据书本中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很糟糕？这个小女孩的可爱小狗刚刚被垃圾车轧死了。你是不是都快哭鼻子了？”如果是另一个类别的故事，成年人就会说：“这是不是很有趣？这个自负的阔老头踩到了柠柠皮，然后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口里。你是不是已经笑破肚皮了？”
在布布星球上，柠柠是一种类似香蕉的水果。
当小布布星人被带到美术馆里时，成年人可能会指着一幅画问他：“你觉得这张画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假笑？会不会是她内心其实很难过，只是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你觉得她结婚了吗？她有没有孩子？她是不是个好妈妈？你认为她接下来要去哪儿？她想不想去那儿？”如果这幅画上有一碗水果，成年人或许会问道：“这些柠柠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嗯，真美味！”
这些关于布布星人教育孩子的例子可不是我乱编的，而是摘自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
大部分布布星人的脑袋都能产生电流，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集成电路片，地球人一般将其称为想象力。没错，正是因为大多数布布星人都具有想象力，所以两位身为短篇小说作家和画家的 B-36 姐妹才会有那么多爱慕者。
诚然，她们的坏妹妹也拥有想象力，但可惜那并不属于艺术鉴赏的领域，她既不爱阅读也不喜欢参观美术馆。童年时，她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待在隔壁疯人院的花园里。人们相信花园的精神病人并没有恶意，所以她的这一行为被当作一件值得赞赏的慈善活动。不过那些疯子教她学会了热力学和微积分等。
坏妹妹长大成人后，和那些疯子一起精心设计出了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然后她从自己特别有钱的母亲那里借来资金，开始生产和推销这些邪恶的设备，想象力从而成了多余的存在。这些设备一上市便风靡全球，因为电视机上的节目非常招人喜欢，而且看电视也不需要动脑筋。
她赚了一大笔钱，但真正让她开心的是自己两个姐姐开始体会到了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年轻的布布星人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发挥想象力，反正他们只要打开开关就能看到各种花哨的垃圾节目。他们的目光再转向书本和图画时，只会好奇怎么会有人从这些单调乏味的事物中体会快乐。
这位坏妹妹的名字叫柠柠。她父母在帮她取名时，也没有料想到她将来会变得这般不讨喜。连电视机都比她可爱得多！她还是跟过去一样不受欢迎，因为她还是那般无趣。于此她又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等诸如此类的事物。她就是这般可恶。
毫无想象力的新一代布布星人也长大成人了。柠柠销售的那些狗屁东西成了他们最能消磨时光的娱乐工具。有何不可呢？见鬼！
可是，失去了想象力，他们便无法像祖先一样从别人脸上阅读出某个有趣且感人的故事。因此，据基尔戈·特劳特所诉，“布布星人变成了他们星系中最残忍无情的生物”。
本文摘自《时震》，注释从略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刘勇军 译
九天译文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题图来自 Jon Tyson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