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就像注册组的报告一样。比如有一本《西南联大校史》，北大出版社的，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把每根头发都画得一丝不错不一定就是最好，可是漫画家三两笔就能把一个人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比如丰子恺，他是老一辈的漫画家了，我看过他写的一篇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他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小商人马上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他就只知道汇丰银行。短短几句话就活画出了上海滩小商人的面貌，这就是他的“精神”。我觉得，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要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
下面我要谈一谈我所经历的事情，虽然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比如我看到一些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好多是写歌咏队、演剧队的，可能这些人更活跃一点儿。但也可能给人一种感受，以为歌咏或者演戏在当时的校园生活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实未必是这样，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演戏。我就不演戏，他们演的我也不看，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的感受就跟他们不完全一样。
另外，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也要加入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当初什么“你是反动的”、“我是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一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来都是两派间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适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从没发生过，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01
“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然后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要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是从北京发起的。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北京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却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有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运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了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 1937—1938 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国民党就开始腐化了，而且速度非常之快，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儿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首先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从 1939 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比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2 年 1 月的“倒孔运动”是由孔二小姐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而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横扫西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儿准备都没有，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曝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那可以算是国宝级的大师了，人你都不救，倒先带条狗？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的，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多年的一口怨气。
回来以后，学校召集了一个临时大会，两位校长都来了。梅贻琦校长主持，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当然他心里也很紧张，真出了事，他作为校长很麻烦，抓走学生麻烦，真要死了更麻烦。讲了好一阵，说：“现在，请蒋先生给你们讲话。”蒋梦麟校长站出来，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你们就到此为止吧，不能再闹了。……你们要再这样闹下去，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就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了。”蒋梦麟校长讲完，梅贻琦校长又出来，说：“好，刚才蒋先生说的你们都听到了，这就是最后的话，你们不能再闹了。否则真出了事，我们学校就不存在了。”所以那次就没再闹下去，但那只是随后几年更大规模民运的序幕。
02
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1945 年，国民党已经不能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都不曾听说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作“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之类。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等等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无形中给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联大在云南的头七年中始终没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也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 年，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了，掐断所有电话线，然后请他到重庆去做官。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有过一阵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其实就是把他给绑架了，挂个很高的空名，等于被软禁了。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征做云南警备司令，那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闹，所以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 闻一多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想把共产党消灭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日本是 8 月 15 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1945 年 11 月 25 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们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给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
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状态。12 月 1 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打死了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学生，还有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了花圈、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就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刚到昆明的时候，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也慷慨激昂的，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学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态度也挺好的。可是后来，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从速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民主斗争是这样的，有理、有利、有节。1946 年 3 月 17 日出殡那天有个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终于把警备司令关麟征给换了下去。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 1946 年夏天的事。李公朴先被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是 8 月才离开，算走得比较晚的。那天中午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等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神态严重。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03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的。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条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二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凶极了，我二姐就被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 1936 年毕业，结果 1938 年才毕业。三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第三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6 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 29 军抓起来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了出来。可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三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她的专业，虽然不见得一定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 1942 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爱人肖前 1946 年底去了解放区，改叫柯炳生，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下场也都不好。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受命去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 年毛退居二线，刘少奇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和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又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多厉害？那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我姐姐熟识的那些同学里，如果继续革命的话，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多是坎坷一生。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阵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 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 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头的时候，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让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跟着去了。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是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
“文革”一开头，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挺好，怎么就成了黑帮？挨批挨斗、吵架、关牛棚，给整得挺惨。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有的美籍华人学者以前一直比较右，还参加过三青团的夏令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和戴笠等等一些人被称作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当然，参加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三青团，不过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解放后强调的思想改造，首先就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无论怎么说都是为美帝服务的，还入了美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路了。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就学他的习，只念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出国，也不回来，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且应该混得不错，假如又是美籍学者，回来也被待如上宾，这样倒挺好。可是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结果沦为阶下囚，成了黑帮上去挨斗……，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
本文摘自《上学记》，注释从略
何兆武 口述 / 文靖 撰写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题图来自 Bruno Ramos Lara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