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命运里，有你所不了解的中国。”
这是一本有关“愤怒的女性”的书，与约翰·斯坦贝克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一样：触及生活苦难的深处，抱以巨大的怜悯，爱，还有对不公正、对不平等的愤怒。易小荷通过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感慨“命运”是浅薄的，女性愤怒的指向清晰。
无论是国民性的挖掘，还是性别意识的自觉，易小荷似乎承继了民国一脉，这本书让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它带给我的震动也同样如此，它蕴含的丰富性将会让“盐镇”在文学和文化史意义上留下一席之地。
01
晚上临近七点，是釜溪河一天之中最与众不同的时刻，镇上一片寂静，天空和地面交界处有种观赏鲤鱼的绯红色，小镇路灯昏黄未明，得以延长了晚霞燃烧的时间，更映衬出釜溪河水的乌黑。钓鱼的人说，河里多是一些最普通的鲫鱼、鲢鱼，更多的是泥鳅、黄鳝。但是立在河边，经常会看到河中间有黑色脊背远远翻腾着，迅速从水底下升上来，搅动大团的泡沫，眼见着逆流而上。
电视里很好听的普通话说：“无数鲑鱼挤在一起，从海洋直奔向河流开始的地方。”童慧一直很喜欢那节目的画外音，有时候她不禁疑心，那黑色逆行的孤单脊背，或许就是远道而来的鲑鱼吧。
童慧小时候见过最清澈的河水，自然也见识过它们躁动的时刻。对她而言，那些景色并没有什么出奇。如同她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的古镇，无论出现怎样新鲜的事物，她都能有一种本事，把自己“凝固”在自己的规律和节奏里。
她总是同一时间起床，早上七点半到单位，下午五点下班，每天经过仙市镇新街的同一段路程，数着相差无几的步数。她就像一台计算精准的机器，演绎着一样的程序，经年累月，螺丝从未松动。
1970 年出生的童慧是古镇有名的美人，皮肤的黝黑也没有让五官的精致减损，从不化妆的缘故，仔细看就能看出眼角的细碎皱纹，大笑的时候微翘的小虎牙增加了一种别样的媚态。她的衣着基本是同一种风格，低调朴实，衣服的领子很高，甚至遮住了脖子，即使穿裙子，长度也都在膝盖以下。
童慧四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需要去粮站上缴一定的粮食，大多是挑着担子送过去。在去粮站的路上，胆大的孩子乘人不注意，从人家的担子里面抓一把就跑，多偷袭几个，就能把衣服兜全部装满。这种原本每个孩子都引以为乐的游戏，她身旁的哥哥姐姐不但不参与，还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这种行为。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所谓的“有序”，此后一生她都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且从不懈怠。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国正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热烈之中：1969 年的 2 月 20 日，富顺的一千六百多名知识青年赴宜宾、乐山等地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0 年 10 月 18 日至 29 日，富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
童慧对那个年代的细节完全记不清楚了，她的集体记忆只有古镇赶场的时候，那些靠近码头的船，青石板铺成的古镇街道，两旁是木头串架房一间接一间，人头攒动到把人都抬起来的景象。那时候一条街各行各业都有，各家也都比比皆是五六个兄弟姐妹。
而她最好的朋友李红梅，只比她大两岁，和她的记忆却完全不同：她家曾经住在公社（戏台）楼上，隔壁的邻居就是地主、富农。她永远都记得，有一天走到庙子（现在的南华宫）那里，人山人海，“把欧阳成、罗运清押出来！”上面的人被强行戴上了尖尖帽，接着就是五花大绑，偷眼望过去，绳子把人的肉都勒出了血，下面全是红旗，所有人都在振臂高呼，相比较台上那两个人的面如死灰，那一切的喧嚣特别像做梦。
童慧的父母在供销社工作，李红梅的父母都算得上知识分子。“我妈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看大字报，生怕万一有自己的名字，那就完了。晚上根本睡不好，太害怕了，一晚上就可以改变（命运）。”李红梅说。
两个女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性格也不相似，却在多年以后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她们住同一个房子，睡同一张床，常常肩并肩走在小镇的街巷之中，但她们从来不肯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虽然镇上不像乡下是“男多女少”，但用著名的媒婆王大孃的话说：“只有找不到婆娘的男人，没得找不到男人的女人。”因此人们背后使用“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都带有一种嘲笑的含义，童慧总是斩钉截铁地否认：“不，我们不是。”
02
这天早上童慧刚刚走进新街，“酒疯子”就走过来了。酒疯子不是古镇里面的人。没有人熟知他有过什么往事。他经常穿一件军大衣在街上走，路人总让开他。他有子女，平时也还种菜来卖，除了早上弄点菜去卖的那阵子的短暂时刻，其他时候他都是一副喝了酒醉醺醺的样子，大家都说他有酒病。
“仙市你个狗日的地方，他妈的什么鸡儿屎政府……”他开始破口大骂。
童慧快步地走了过去，低跟鞋躲过酒疯子的一泡浓痰，脸上带着些许漠然冷峻的表情。这一生中，她从没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也不曾和人对峙，不曾红过脸，说过一个脏字。这在民风彪悍的古镇太标新立异了，大概她受母亲徐言秋的影响太深了。
她的父亲童世贵和母亲徐言秋是这镇上难得的恩爱夫妻，他们之间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相互尊重。父亲 2007 年走的时候快 90 岁了，母亲还说，这辈子都没有过够。
2015 年一个亲戚结婚，那时候徐言秋也快 90 岁了，她的一个老朋友上台讲话：“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徐言秋），今天不怕说句得罪人的话，来了那么多人，大家穿得再如何，也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她的气质。”
徐言秋没有进过学堂。家里请过几年私塾，她能写会道、思维清晰，教育理念秉承着“以理服人”，哪怕是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尽量礼貌周全，从来没有碰过孩子们一个手指头，就算她的小儿子个性最强，属于那种只要有人惹到，就会变得很冲动的人，但只要徐言秋眼睛一瞪，他就会坐下来。“妈妈一生气，随便哪个都不敢动。”小儿子说。
童家的后院，相当于是个小湾子，住着好几家人。有家搬来的邻居李丽是整条街远近闻名的“吵架王”，语速快、嗓门大、脏话连绵不绝，每次都能让童慧听傻。邻居们都很怕这个人。有一次，也只有一次，“吵架王”又在骂人，徐言秋从屋子里走出来，平心静气却又一字一句地说：“人家已经没吭声，你就不要骂了。”李丽立即偃旗息鼓。在“凶才是生存准则”的镇上，这是带给童慧极大震动和影响的一件事。
李红梅家则完全相反，妈妈林书芝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全是几个孩子做，爸爸李建设热爱阅读，每天早上必看《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杂志，还要写下读书笔记。但他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把孩子拖过来一顿暴揍，甚至都不用竹片，而是用洗衣棒和扁担，除了孩子的头以外，哪里都打。李红梅至今都怀疑几兄妹的腰就是给他打坏的。后来大一点，看他拿洗衣棒，三哥和李红梅马上就跑，李建设扔都要扔到他们身上，林书芝有时候看他打得太重了去阻拦，李建设急了会拽过林书芝一起打。
2003 年春节，红梅的姐姐在泸州搬了新家。红梅带着儿子去做客，让儿子记得带作业，贪玩的他就是不愿意带。李红梅追着自己儿子打，在她打得最凶的时候，他跑，她就追，一定要追到打到他为止，她有一瞬间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暴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因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说谎，只讲实话，我出生之后他就去坐牢了。我也才理解了他。”
红梅从小就很调皮，她玩的都是斗鸡、打烟盒这些男生的游戏，家里也把她当男孩子使用，没有自来水，就让她挑水。爸爸教育他们要胆子大，大晚上也逼着她出门去借盐巴。家里这种有意识的训练让红梅越发坚强，割草的时候手上经常被砍到，嚼一下铁见草抹在伤口上就继续干活，被狗咬了，也是找来土墙上的蜘蛛网捂在上面。“我家的女孩都像男的，性格刚强、脾气暴躁，男孩反而像女的一样温柔。”红梅说。
李红梅天天在河沟里泡着，早上去洗衣裳，和小学同学混在一起，边洗边换上，还要在河里游半天泳，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去。暑假爸妈都不在家，她更是去河里泡一天，在水里脱掉身上所有的束缚，快活得像个自由自在的野孩子。
13 岁的时候，李红梅认识了童慧的姐姐童佳，几个女孩经常叽叽喳喳地在童家屋门前玩耍。有一次童慧从门口进去，同行的张三儿吓得马上噤声，李红梅至今都记得她说：“童佳的幺妹看上去太凶了，她在我们就不要来耍。”
来了那么多人，大家穿得再如何，也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她的气质。
童慧对此一无所知，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都比她的年龄大，那个年代家里孩子大多都是大的带小的，姐姐很早就出去工作，每月寄钱，帮着养家。衣服都是自家做的，而童慧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穿的。最苦的时候春节买的胡豆，一个人只能分到一调羹的分量......但是再穷困，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秩序感，厨房里的每一只碗都整整齐齐，就连锅子也要按照大小摆放……多年以后童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全都成了党员，她家的门口也是全镇唯一一个在“星级党员文明户”牌匾上打上了五颗星的人家。邻居们经过她家，都忍不住面带欣赏，啧啧称道。
小时候夏天的夜晚，一家大小睡着，大门敞开，父亲点上蚊香，大家横七竖八，却也都是乖乖地闭上眼睛入睡。没有偷过菜，没有下河摸过鱼，没有撒过野，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童慧循规蹈矩、克制隐忍，生活得如同一根绷得很紧的皮筋。
03
童慧从小就是个文娱标兵、积极分子。成绩虽然普普通通，但她性格温和乖巧，会在课堂上用大眼睛盯着老师，属于那种很听话的好学生。
1985 年，初中毕业后，她觉得自己读书天赋有限，让人介绍去富顺的一个工厂上班，负责装酱油瓶子，那一年她 15 岁，厂里的人都喊她“童妹”。她需要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靠人工一瓶一瓶地把酱油瓶装过去，有的时候玻璃瓶子可能是烂的，一不小心就把手划破流血。在那里一个月也就赚几十块钱，她却一待就是两年。
1987 年，有个机会可以做政府部门的临时工，因为镇里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太少，她关系最好的发小萍萍也想去，跟童慧也提过一嘴。但童慧的一个姐姐当时在乡政府工作，认识的人更多，“更有关系”，姐姐托人去说，人家肯定第一选择了童慧，两个小伙伴的友情就此破裂。
虽然是临时工，童慧从第一天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不会电脑就利用午休时间学习，哪怕不吃饭也要学会。她永远都是第一个踏入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从很小的时候，姐姐们带童慧出去玩，总有人说：“这个妹妹长得真乖（漂亮）。”稍大一点时，她有一次攒钱买了一身白裙子，搭乘瓦市到自贡的公交车，一上车，司机就说：“好像个演员啊。”整个车厢的人一路都在望着她。
她是这街上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从成年开始，给她介绍朋友的人络绎不绝。邻居郭三孃至今都记得有高大帅气的男孩追求童慧，但她总是不屑一顾的样子。童慧似乎并没有把“恋爱”这种事情放在心上。看到身边的朋友十七八岁就谈恋爱，她心里就想：“我要等到 23 岁，那时候才足够成熟。”
但她的内心也充满了自卑，没有正式编制，即使转为合同工，和正式员工相比，没有社保，一个月也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靠哪个，我就想我一个人，要生孩子、养家，我的工资那么少，没有那个能力，工作又相当于一直没解决。”一旦结婚，她条件又不好，如果加上自己一家子人，她觉得根本负担不起。
她一辈子对待自己的工作都谨小慎微，对己对人都要求严格。1996 年 7 月，她入了党，不管是否是正式编制，童慧都是那种共产党员中最单纯质朴的人。她最不喜欢那种不负责的人。姐姐的孩子在幼儿园，她去帮忙接孩子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些老师下午就只知道带着孩子做游戏，在坝子里赛跑，混时间，她就特别不高兴，而且会把情绪直接写在脸上。“这个班上还有很多孩子是从农村走过来的，有的时候还下雨，你要对得起人家那双脚。”
因为外表端庄、普通话标准，她也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演讲比赛，在台上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说起一个党员的职责，每每声情并茂、泪流满脸。童慧拿过全市的演讲冠军。只要她的记忆允许，她会熟记每一条党章，并且每年都能获得“优秀党员”的称号。
党员集体过组织生活，一起观看主旋律电影《跨过鸭绿江》。有一个场景，彭德怀到前线视察，看见许多志愿军战士身上缠着绷带、衣冠不整、面容憔悴。（“和人家对手相比，就跟小妈生的一样。”）彭德怀眼含热泪亲自赶去迎接这些勇士们，他哽咽地说道：“祖国感谢你们!这是我见到最整洁的军容，最震撼的军威……”她能回忆起电影里所有的难忘细节，且忍不住热泪盈眶。
每天登录“学习强国”也是她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她每天设定好闹钟，学习二十几分钟的“学习强国”，要做“两人对答”“四人对答”“每周答题”，把学分学满，每天学习了还要把截屏发到党委会。她现在已经累积到四万多分了，也是单位数一数二的“学习标兵”。
2005 年仙市古镇划分给了沿滩区之后，童慧家找到关系，把她的情况去和领导讲了一下，说她除了在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还拿过那么多次自贡市的优秀党员，获得过那么多次荣誉，等等。终于，2006 年她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经过考核，转了正。
从转正前一个月只能拿到三百多，到转正之后的三四千，再到现在，月工资五千，童慧才终于觉得自己有了立足之本。
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她也谢绝了无数的介绍人，“我从没想过找个有钱的改变命运。我一直觉得结婚要养家，一想到我的压力就很大。她们没有那个意识观点，那时候我工资低，为啥要去找一个男的去依靠，那些‘嫁一夫靠一主’的生活有意思吗?”
她目睹了父母亲幸福的婚姻，但她同样也看到了王大孃、梁瞎子、曾二孃、张三孃，还有各个同学朋友吵闹而失序的婚姻，她就不明白，大家都是平起平坐，为啥总有人想要去依靠另外一个人？那天早上她看到了那个酒疯子，在这昏昏欲睡的小镇，多的是这种酗酒纵欲的男人。有的时候下班，天才微微黑，就已经能看到烟雾缭绕的饭店里面，游手好闲的男人在粗声大嗓地举杯，喝多了直接躺在路边的也有——这些人和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新街上住着的一个老邻居，五十几岁的一个男人，为了引起童慧的注意，七绕八绕也要把电瓶车绕到她面前来对她笑一笑，期盼童慧能和他打个招呼，童慧从来都是无动于衷，微微抬头，把眼神掠过人群，最后安放在遥远的一个虚无之处。
有天晚上童慧和李红梅一起经过陈家祠堂的时候，李红梅被一个邻居，一个口碑不怎么好的男人一把拉住，他大声地邀请：“咱俩老同学，你怎么都得干一杯。”一边若无其事地补充一句：“另外那位朋友我就不喊了。”最后那句话多半是为了掩饰尴尬，因为童慧不仅没有客套的敷衍，还站在远远的屋檐下，毫不掩饰地用对方听得见的声音催促李红梅：“喝什么酒，赶紧走啦走啦！”完全不想遮掩脸上的嫌弃和不屑。
童慧的这种性格，一个邻居用当地的俗话形容她：“觉得哪个都配不上她，衣服角角都要铲倒人（浑身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瞧不起人的清高劲儿）。”
04
李红梅大概算得上是另外一种异类：她在古镇生活了五十二年，是一个不怎么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教师这个职业说话太多有关，如今她的嗓音像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磨平了，已经如同男人般低沉。她平胸，穿着中性的衣服，永远的长裤，裤带边缘甚至挂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有点含胸，略带点外八字，抽烟抽得很凶，一有时间就外出喝酒、打麻将。
李红梅出生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妈妈对家务事完全不在行，所有的家务就都压在了她这个女儿头上，再加上弟弟很喜欢读书，她时常都是被忽略的一个。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养成了她的坚韧果断，背五十斤的重物也好，洗全家所有人的衣服也好，她都从不抱怨。
李建设对她的教育颇有指向性，看到李红梅和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就喜笑颜开，把成绩差的同学带回家玩，他会直接跟人家说：“不欢迎来我家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父亲最喜欢对家里的孩子们强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即使家里买不起收音机，每天父亲也都要提醒孩子们记得收听广播:“要听党中央的声音，要关心国家大事。”
李红梅记得小时候见过父亲抄写“天安门诗抄”（是一本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什么邓小平如何、周总理如何。“我们这种闭塞的地方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事，我老汉当时喊我们戴白花，整个仙滩都没人戴白花，我们都不好意思。”
1976 年，毛主席死的消息传来，李红梅的学校要求集体默哀，她看到周围的老婆婆、老师都哭成一团，默哀一场接一场。镇上有个朱大孃是做搬运的，小时候过得很苦，1949 年以后体会到了“无产阶级贫农”的好日子，她一个人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晕厥过去，嘴里直呼：“我的毛主席啊！”李红梅完全没有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只觉得好笑，扫视了四周，才只好埋下了头。
觉得哪个都配不上她，衣服角角都要铲倒人
1983 年春节父亲平反，李家买了台 12 英寸的长虹黑白电视机。1984 年奥运会，最热血沸腾的就是中国女排的比赛。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上先是不敌老对手美国队，决赛的时候再遇到美国队，那场比赛播出的时候简直是万人空巷，没有电视的人都挤在单位的会议室。更何况队员孙晋芳还是四川人——那是中国人“爱国情绪”慢慢高涨的 80 年代，中国女排也被宣传为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的一面旗帜。那场比赛是在夏天，一大群邻居挤进李红梅家，带着小板凳挤在她家的电视机面前看比赛，她当时穿的是短裤，看完比赛才发现大腿都拍红了。
隔天三哥和红梅回家，桌子上摆着《人民日报》，他们明白这是爱看报纸的父亲布置的任务——他总会把自己觉得值得阅读的文章摆在那里，作为一项任务，还要孩子们做读书笔记。那是李红梅第一次看到二传手梁艳的故事，关于她是怎么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国家队队员的，她第一次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也要成为一名运动员。
李红梅加入了篮球队，她个头矮小，但是敏捷灵活，因此成了队里的组织后卫。她家门口就是篮球场，每天再晚都会出门练习投篮，她发疯一样地训练以提升自己的球技。1984 年，她代表富顺县参加自贡市的农村运动会，许多球队的人因为李红梅是得分手，都会专门派人盯防，故意去冲撞她。至今撩开裤腿，李红梅腿上的伤疤还比比皆是。她们最终拿下了第一名。很多年以后李红梅展示了那张参加比赛的照片，作为中锋的钟传英也在照片当中。李红梅留着长马尾，皮肤弹性十足，杂乱的刘海也没能挡住饱满的额角，那是李红梅一生的高光时刻。
1985 年，自贡大地震的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临走的时候，不忘在女儿耳边叮嘱一句：“要读书，记得读书。”
很多年以后，李红梅说：“大概就因为老汉太关心国家大事，我就反而不关心了，我的心思只在我的下一节课。”她是一个对政治完全脱敏的人，从不和同事朋友讨论时事热点，也不爱看《新闻联播》《环球时报》，也没有超凡脱俗的爱好，她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普通人。
她也设想过，当年如果不做老师，要么继续读高中，要么就去深圳闯荡了。她为此一直抱怨妈妈，但是“那个年代的娃儿，再叛逆，最终还是要听父母的”。
当然，红梅接受工作安排，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一米五几的个头对于做一个运动员来说，太“先天不足”了，她认清了现实，认为自己只能选择一份这样的职业。
17 岁时，李红梅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把长头发剪短，平时哈哈大笑的表情收敛起来，那时候的李红梅在照片上看上去就是个甜美的酒窝女孩。她按部就班，履行着一个普通女人的流程，上班、下班。她参加工作很早，也年轻，追的人很多，一天到晚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来献殷勤，还有人因为追不到和她绝交的，她一天到晚都为此而烦躁。
一开始她被分配去了乡下教书，虽然挨着仙市镇，但公交车班次并不多，凌晨六点就需要起床。通常她给自己还有家里人做好早饭，就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乡际中巴车上打起了瞌睡。朦胧阴晦的车上，有时候也挤满了牲畜，和着恶臭的味道，在布满坑洼的路面，她得紧紧抓住座位的扶手……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晚上也不能准点下班，因为需要继续在办公室上班，一周有两天是政治学习，校长给大家念《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念各种政策法规。老师们在下面批改作业，直到夜里的八九点下班。乡村小学条件并不怎么好，四周围连盏灯都没有，走出校门只剩下漆黑一片，还得随时小心附近的野狗、草丛里的蛇……李红梅因为这样的经历，也就练就了走夜路的本领。
那时候的乡村小学，一个老师需要通吃一切，李红梅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是音乐老师也是体育老师。她后来自嘲说能力不够性格来补，她泼辣外向，学生们倒是很吃这一套。
又过了两年，她终于调回了仙市做语文老师，学校里除了几个四十几岁的老师，全是刚进来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她也感觉自己成熟了一些，终于接受了一个同龄男生的追求。他们也有过稀里糊涂的好时光，但很快，结婚、生子。
1991 年的一天，下课之后她照例在学校操场打了会儿篮球，远远地听见有几个人在边上聊天，还有人“咯咯咯”地笑得像只小鸟。休息的时候她走了过去，看到一个同事正在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在聊天，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童慧，就那一眼，她觉得胸口有股说不出来的东西汹涌而来。“她应该是我的女人。”她心想，“我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05
太阳在远处就像被盐浸透了一样，昏黄黯淡，仙市小学面积不大，但整齐的教学楼、塑胶跑道、教室配备的投影仪、整洁舒适的办公室，和城市里的学校没什么两样。夜色如同整面巨大的岩石，庄严凝重地降落到这里，东侧的一棵大树，每逢此时就会有喧闹的混响，有可能是鹰鹃，或者翠鸟，叽叽喳喳漫天盖地喳闹起来，掩盖了篮球砸在地上的声音。
我陪着童慧在那里跑过一次步，也试图感受一下李老师的学校有什么样的魔力和氛围，可以像她说的“一个瞬间就改变自己的人生”。
后来就发现，学校和政府都有种相似的氛围：就是在这里，不太能够感受到“镇”的存在。这里没有青瓦白墙，看不到河水上的白鹭，甚至遇不到背着背篼赶场的人。它们都是如此封闭的世界，自成一个体系，在那里，保守落后、任人评说的乡镇生活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而一门之隔，女人的一生大多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出生、干活、读书、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工作、嫁人、生孩子……直到成为大孃，帮着带孩子，再直到孩子成家，才开始去打麻将，或是坐在那棵黄葛树底下一动不动，消磨时间直到死亡降临。
箭口村的詹玉芬，也就是詹小群的姑妈，因为两次流产不能生孩子，一吵架就被人说是“不能下蛋的母鸡”，王大孃生了两个女儿被婆婆数落了一辈子只知道生“趴蛋”，古街上曾经有个独居老太婆，经不住舆论压力，就领养了一个孩子，但所有人提到她，用的称呼都是“就是那个孤老太婆”。婚育在这种地方是一个女人的头等大事。
根据《富顺县志》中 1990 年的富顺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县总人口为 1,111,387 人，其中男 575,047 人，女 536,340 人。 文化结构为：中专 7,720，高中 25,899 人，初中 212,853 人，小学 535,430 人，文盲半文盲 202,323 人，大专仅为 3,576 人。
在这样文化结构的县城，和芝麻大小的镇上，怎么可能容得下一个同性恋？
李红梅在初中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整天就是中性的打扮，看见漂亮女孩就去追，李红梅理解不了，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脏”“恶心”还因为她纠缠过自己的另外一个好友，李红梅甚至于有一次差点动手打她。
但是那天童慧的笑像是给她打开了一扇门，23 岁的她仿佛第一次认清自己是什么人。
“想了很久，以前自己不是这种人，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受了那个朋友的影响，后来想清楚肯定不是。那时候就一门心思想要和她在一起，我自己都不晓得咋子回事。”
一开始李红梅想方设法靠近童慧，送衣服、鞋子给她，童慧隐隐地察觉“这个人好怪哦”，有意识地回避她。某天童佳去瓦市耍的时候，回来就跟童慧说：“红梅和我们聊天，说起你们以前关系那么好，现在莫名其妙都不理她了，还哭了，你不要不理她嘛……”
童慧心里想：“你倒是不晓得她啥子动机哦。”李红梅像每个求偶的雄性动物一样，每天出现在童慧面前死缠烂打，给她端茶倒水，给她讲笑话。
那几年，李红梅陷入到了人生最大的自我怀疑中，她整夜整夜失眠，一边非常坚定自己爱那个女人，一边又不敢相信自己的性取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正常，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童慧的拒绝加重了这种情绪，她有天在家里吃了一大把安眠药，试图自杀，没想到昏睡了两天居然醒过来了。
有一次李红梅弟弟拿回家一本《小说月报》，里面有篇小说讲的就是这种同性之间的感情，那是李红梅第一次看到相关的故事，她偷偷看了两遍，把这个故事记在了心头，那也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才这样。”
学校和政府都有种相似的氛围：就是在这里，不太能够感受到“镇”的存在。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人会为了感情的事情去查阅相关资料或者寻找专业帮助。我后来问过李红梅，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同性恋情颇有研究的李银河，也从没看过李安那部超级有名的《断背山》，大概她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数都来自于口口相传和所谓的传统。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正常，现在也都不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那时候啥子都不顾了，就觉得这是生命中最强烈的感情。”
说出这些话的李红梅眼帘下垂，两只手下意识地交叉在一起，表情艰难，语速比平常慢了一倍。她性格外向，善于高谈阔论，也因为教师的职业深受尊重，但回去三十年前，年轻无助的李红梅，能向谁袒露心声？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红梅学会了抽烟，专抽劲儿很大的烟，一天就能干掉一包“天子”。她也开始剪短头发，此后也再没有穿过裙子，打扮越来越中性，永远都穿看不出胸的上衣和裤子，从背影看已经很难辨别出性别。
童慧并没有完全接受她，只是碍于“这个人对我太好了”，和她以好朋友的身份相处。一天晚上李红梅被爱而不得的痛苦折磨，一言不发，拿起手里的烟头烫向自己的手腕。多年以后她毫不顾忌地展示出左手，手腕的地方有个圆形的疤痕，那是她“爱的痕迹”。
童慧差点吓哭了，她的内心也开始松动，她没有李红梅天生的能说会道，有的东西她是内心明白，表达出来却变成了干巴巴的，她不懂什么浪漫，只擅长最朴实的那种交流。“那是一个人把命放在你手上，你该咋子办？”
像童慧这样的人，最怕的就是“欠”人家的，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次，因为一个男同学太调皮总惹她，她把一本教科书卷成卷，打了对方的头一下。那是上午最后一节课发生的事，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惴惴不安，中午饭都没吃完就跑去窗前观察，“他怎么样？有没有给我打坏？情绪好不好？”，并因此内疚了一整天。
大概接受一个同性并且和她在一起，对于当时不谙世事的童慧来说，并不算最大的困扰。她妥协的结果里面也有她对男人们的失望，毕竟她对这镇上的男性是一个都看不上的。
从 1991 年 12 月开始，李红梅天天晚上去找童慧。她去童慧在古镇的妈妈家吃饭，大多数时候也就索性住在那里。红梅也毫不犹豫地向丈夫提出了离婚。那时候的古镇，民风更为保守，这里容得下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贫穷的夫妻、打架的夫妻，唯独容不下离婚的夫妻，家里人在说，朋友也在说，连学校的领导、教导主任都跑来劝红梅不要离婚。
“一个地方小，相对不开放，周围一个离婚的人都没有。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妈妈当时想管我，不准我离婚，我说她，你能管我一辈子吗？你死了咋办？”
她没说原因，丈夫也没问。在这个古老的镇上，街头见不到亲吻的情侣，他们就是最传统的中国人，含蓄而保守。拉扯了两年，最后还是靠法院判决离的婚。多年以后那个男人和红梅近在咫尺，却再无联系，甚至于他们儿子的婚礼，他都拒绝参加。
她俩从此形影不离，更多的是红梅每天守在童慧身旁。两年以后，童慧有次送了张手帕给红梅，把红梅激动得快哭了，也许那才是她心目中两个人真正意义的“开始”。
两个人的感情也开始持续升温：一个人只是短暂地出差一天，另一个人心里都放不下。有一年冬天，童慧去荣昌培训，红梅上午改完卷子，天空开始下着刀子一样的雨点，红梅不管不顾，转了几趟公交车去找童慧，等她赶到的时候天都黑了……
曾经一度，李红梅也希望能够公开两个人的关系，以她坦荡直率的性格，她多么希望对全世界大声喊出自己的心声。
慢慢地，她清醒过来，和爱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童慧比她还小心谨慎，她俩之间的情书、小纸条阅后即焚，对外都说是“好朋友”。
经济在飞速发展，年轻人基本都开始外出打工或者求学，古镇也扩大了一倍的面积，游客越来越多，高铁开始修建，附近村庄的居民由于拆迁搬到了镇上，大家越来越只沉潜在自己的生活。受到时代冲击的古镇就像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它新旧掺杂，既传统又崭新，既浮躁又凝滞。
李红梅说：“我们在外面从来不得罪任何人，没得啥子人当我面说。就算猜到我俩的关系，和你的生活轨迹无关系，说我们也不会当面说，最多背着摆几句。”
她们遇到的最大压力其实来自于各自的家庭。
红梅那边，父亲不在世，母亲从小就管不住她，也就任由她了，后来习惯了以后偶尔还会问她一句：“今天吃鳝鱼，你把童慧叫来一起吃饭吧。”
童家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摆在明面上，妈妈也总是委婉地提醒她：“你一天到晚和红梅在一起耍，人家倒是有娃儿的，你以后一个人咋子办？”
爸爸有一次为了件什么事情批评童慧，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还能去哪里呢？红梅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她。她在邓关的一个朋友家里，那是她唯一的好朋友，当年童慧去厂里上班的时候，她哥哥和那个朋友的哥哥关系很好，她们也因此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我至今都会记得，我俩挤在一张床上摆龙门阵的场景，至今也还记得她身上的那种味道……”
2015 年 5 月 1 日，朋友被检查出了肺癌，国庆过后，是她旧历九月二十的生日，童慧去看她，才得知这个消息。此后每次看完朋友，从她家出来的路上，童慧都会大哭一场。
有一次去探望的时候，朋友的姐夫（是医生）和姐姐（是护士）在给她抽腹水，她趴在那里，家人正在从她的脊髓里抽，看着就很痛苦。
“从前只要听人说，太造孽了，还不如早点走算了，我心里就不以为然，觉得那个人是不孝顺，不想多照顾……”但看到她抽腹水的时候，童慧终于理解了。
好朋友在次年元月去世，她老公打电话让童慧去“看她最后一眼”，童慧拒绝了：“只想记住她最美好的样子。”
从此时起，童慧身边只剩下李红梅这一个“好朋友”。她有“洁癖”，要求完美，做她的朋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家里还在不停给童慧介绍男朋友，那些人都对童慧很心仪，童慧说：“她（李红梅）要晓得了就不得了，那可是一条命在我手头。”时间流逝，童慧发现，她越习惯和李红梅在一起，就越容不下其他人。
06
镇上的人在喝酒这方面的教育是毫无保留的，李红梅至今都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亲偶尔高兴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拿出筷子蘸一下，也让几个孩子尝尝，直到后来干脆也给他们满上一点……红梅在成年以后也渐渐爱上了喝酒，而且只喝白酒。
红梅原本就是个真性情的人，在学校这种社交范围极其狭窄的地方，并不那么需要圆滑世故，她就更由着自己的性情。有次喝了酒，她走得慢落到后面，看着前面几个朋友不理她，就顺着原来镇政府面前的斜坡，直接把自己当作皮球滚了下去，还好下面的农田没有灌水，算是躲过一劫，第二天醒来发现身上到处都是擦伤。
酒似乎能带来一个和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人沉溺其中。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数得出来一个爱喝酒的男人，喝了酒家暴的、打架的、在大街上纵情纵性的，似乎早就让人见怪不惊了。
而就连学校门口的一个靠租房为生、无所事事的男人都知道关于红梅喝酒的八卦，“可惜了好好的一个童慧啊，听说李红梅总是喝了酒去闹，把童慧家里给她介绍的男朋友全都闹跑了。”
童慧说她不是不喜欢男的，而是看不上。没有遇到过合适的。如果那时候不是遇到李红梅，而是另外一个男的这样对她穷追不舍，说不定也有可能会在一起。
今天吃鳝鱼，你把童慧叫来一起吃饭吧。
2022 年端午节来临之前，几个老师聚在一起吃饭。语文组的林老师毫不忌惮地和大家分享谁谁谁酒喝多后发生的趣事：“那个张大胆上次在外面喝多了，非要自己骑着两轮，从富顺骑回家，中间摔了一跤，也没管，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咋子手恁疼，整条胳膊上全都是血，其实头天晚上把车扶起来时已经摔断了……”大家一阵大笑，相互指认说：“你还不是上次喝得东倒西歪，被背着去医院……”之后大家都不以为然地提起因为喝酒去卫生院打吊瓶的各种事例。李红梅也不例外，因为饮酒过量打过七八次吊瓶，近三年还有过让学校的校长背回家的时候。
而童慧这样的女人，在这样的镇上算是独一份：她不抽烟，有一次试过喝了三杯啤酒就摔倒在地。她从不和人起正面冲突，遇到不喜欢的人或者事就把头扭过去。她勤奋，有洁癖，自尊独立，但是却极其不喜欢表达和沟通，至今她的微信朋友圈通讯录也只有几十个人而已。
但无论是家教，还是后天的职业，都决定了童慧极其在乎自己的尊严，即使李红梅当众骂了她，她生了气，受了委屈，统统都是沉默以对。
童慧大概没想到，这段情感和其他异性恋越来越相似，李红梅变得越来越像这镇上的大部分男人，她身上所有的积习恰恰是她之前不能接受的“那些男人的坏毛病”。
2021 年 12 月 22 日，童慧自己又去考了一个文凭，她为此准备了两年多。除了完成论文等基本要求，提前一个多月就背材料，每天晚上在镜子前练习，即使如此，还是每晚都在失眠。
同事觉得不可思议：“你是表现那么好的人，这种答辩通过率是百分之九十八，一千个人里面最多只有一两个不能通过……”
童慧最怕的就是那个小概率，为了能通过答辩，她把鬓角的白发焗了油，特意穿了一身低调的黑色，羽绒服、牛仔裤。
答辩那天，她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却是排在她前面的一个人，也是个单身成熟女性，她知道她平时很讲究，在外面坐下都要掏出手帕垫着坐。“但是那天我看她头发花白，也没打理，一缕一缕的。”
她做人做得这么努力，往浅里说是爱面子，往深里说，她一辈子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和人设，想要“和她们不一样”。
07
用李红梅的话来说，童慧是个一辈子都焦虑的人。这样的人要求完美，某种程度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压力，自己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童慧就对工资的事情很在意，也很看重没有保险这种事情。1991 年就开始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并且和关系好的几个朋友采取了一种“转转会”的形式。比如，每个人每个月出 300 块钱，一个人这个月领 1200，其他人就不领，领的那个人就可以拿着这钱去买保险。
2014 年，外地工作的姐姐回来教大家跳坝坝舞，童慧跳完回来家澡，没吹干头发有点感冒，第二天有点蒙蒙的，乡村医生说让她捏着鼻子鼓气，结果就完蛋了，下午还没下课她就难受得去了医院。
那是童慧第一次感受到疾病的可怕。她被诊断得了神经性耳鸣，看遍了医生都治不好，发作的时候好像有个起重机在耳朵里疯跑，家里人甚至去请了仙婆，说她遇到了一个疯神，让她家人去七个坟前，分别捡一块石头，压在枕头下面，睡七天，再分别还回去。
她每天都过得很痛苦，睡着了，世界才安静，一醒过来耳朵就轰隆隆地响。
童慧在自贡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同时还去中医院拿药，还是不见好，后来李红梅带她去泸州医院去看，吃了一种药，终于有所好转，但因为药里面含激素，童慧因此胖了十几斤。
得病的那个时候，童慧还没有转正，虽然未雨绸缪地给自己买了商业的医疗保险，那一次是拿了报销，但是如果还有下一次得同样的病，就不能再报销了。
住院那阵子，李红梅因为要上课没有办法时常相伴，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孤独，也毫无安全感。
她听闻，有个乡政府的人，在姚坝当乡长，出了点事情被判了两年，后来出来以后没有工作，给他安排在社区干活，他之前买了十五年的养老保险，蹲监狱就没有接上，现在 60 多岁了，退休金才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去年一退休就检查出来肺癌，他老婆在粮站工作，退休金两千多一个月，每个月治完病就没什么钱了。两口子不得已把丈母娘接过来一起住，其实就是为了老人家那三千多的退休工资。
2021 年，她的六哥也检查出来肺上的问题，他能报销的就很少。如果遇到大一点的病，医个十几二十万，自己都可能要出十多万。
“一病致穷，这是我生活中最没有安全感的部分。”大概正是因为如此，童慧特别节俭，不舍得吃穿。
童慧说她从来没有幻想过所谓理想生活，对现在的生活方式很满足。她是如此节俭，“有时候发点钱，人家就开心，可以去买衣服，而我就想着，可以凑点钱存进来啰。”至今为止，童慧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多年以前的一件中长款的皮衣，价值一千元，心疼了很久，还是李红梅买给她的。
童慧不知道特别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她周遭的朋友，读书读得多的比较有出息也有那么几个，但是大部分人都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
像萍萍初中毕业就去做生意，卖点百货，后来人家介绍了一个沿滩什么厂的工人，就结了婚，过着不见得多好的平淡日子，连聚会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林四儿表哥是隔壁区的区长，给她安排了一些事，她不太喜欢，她爸爸妈妈是裁缝，就来跟着爸妈打过一段时间的衣服。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在自贡一个比较有钱的、做服装生意的男人，两个人结婚以后，却因为她生了个女儿，让对方不太高兴。她当年就去广州打工，让她妈妈帮忙带孩子，而她老公从此一分钱抚养费不出。终于离婚了之后，她就西藏、云南四处走。
在这样的地方，平淡反而是一种福气，如同李红梅永远都记得那个同性恋好友，她对世俗的不在乎，和周遭环境对她的某种（眼光上的）排斥，“我们这种地方太小了，平凡一点融入人群，比标新立异更好。”
李红梅也因此对自己和童慧在一起的生活心满意足，她觉得和童慧走在街上，人们看她们的目光更多的是隐隐的羡慕，“你说多少夫妻能做到像我们这样，都不说那些过不到头的，大家过孽的、离婚的、感情冷淡的有多少？”
但李红梅不清楚的是，新街菜市场那头住着个男人，大家至今都叫不上他的名字，他喜欢穿女装，红色的、绿色的、露肩膀的，也经常和大家一起打麻将，人们都说他出过车祸，脑子不对劲。那也不妨碍他们在背后对他嘲笑讥讽，并把他的钱都赢在手头。镇上的人没有她想得那么淳朴，也没有她想得那么善良。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她的圈子和职业保护了她。
08
2000 年的 5 月，李红梅家出现了一件怪事：睡到半夜，感觉有什么东西咬了一下脚趾头就消失了……侦察了几天才发现是一只硕大的耗子，体型像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猫，眼睛贼溜溜的，一开灯就躲，一关灯就出没，根本就逮不到，也找不到它的窝巢。
某天晚上大耗子得意忘形，把红梅儿子的头给咬破了，急忙送去打了狂犬疫苗。之后红梅实在没辙，请来了庙里的和尚作法，也请了仙婆，下阴的时候仙婆说是红梅故去的爸爸回来了，要烧纸钱慰藉一下。
画完符烧完纸钱，大耗子还是神出鬼没地作案，李家一到晚上就惴惴不安，红梅楼下的退休老太太听说了此事，“我还不信邪了”，于是她操起一根大火钳，把红梅家的人请出去，大门一关，在屋里一阵“叮里咣当”。十分钟之后，老太太推开大门，得意扬扬地钳起奄奄一息的死老鼠，才终于消灭了李家的噩梦。
李红梅天不怕地不怕，唯一就怕这种啮齿动物，它们逮住机会就会蚕食一切，她的生活经不起这个。
2022 年 3 月，本来是讨论一个养老问题，最终却演变成了童慧和李红梅的一场大的争吵。
“你们都说我有儿子，可是从小到大，除了过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李红梅说。
“你还管得少啊？他工作、结婚，哪样你没有出力？”童慧忍不住打断她，“你为啥就那么看不惯我给屋头的人做事?”
镇上的人没有她想得那么淳朴，也没有她想得那么善良。
“那是因为你对你屋头的人和对我娃儿太不相同了。你也就是这几年态度才开始变化的。从他结婚开始，你咋子骂的?’球钱没得，还又结婚又买房子。’他当兵回来五千块钱放在我这里，我给他买个一万块钱的戒指不该吗？你姐姐娃儿的车是不是你掏钱买的？我儿子的房子还至少是自己在供贷款……”
“你就是太计较钱了……童慧！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自私自利。”红梅的嗓门大了起来，和童慧不同的是，她即使生气，说话也能保持一定的条理性。
“我太自私了，你咋子不把心子掏出来？你儿子的房子钱是咋子拿的？首付七万，我借了五万，后来要在成都买房子，把幸福家园的房子卖给我，换成你儿子去成都付的首付……钱不够，我妈还借了的。”
李红梅又说：“上次儿子带娃儿回来，我让他去看你妈，跟他说每年都要去外婆那儿，拿四百块钱，这是长久的。但是我们去，你当时的表情，好像我们是带着娃儿去要过年钱的。你姐的孙儿、孙女我每个都拿了的……即使你姐也给了我孙女，你那种眼神，伤人一辈子。以前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父母教的，礼尚往来是起码的。真的你的眼神……我当时发毒誓，以后不要再去你家了。”
李红梅接着说：“其实这都是些小事，但是这种伤人的事太多。我检讨了我自己，张燕说，人家童慧没结婚，但我投入的是两个人的命。我亏欠我的儿。”
童慧说：“你都带着这种亏欠的心理，你还会对我好吗？你亏欠是你的事，不要在我身上找补。”
李红梅又说：“所以我说，离了婚带着娃儿的一定要慎重，要不然就永远都不要找。”
“说得对！”童慧回道。“我对我儿子管了好多?”
“该不该管，该管。问题是咋子管。我们要进入老年生活，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买房子是理所当然，我也帮了的。买个房子三四十万，你出了多少？车位也是你买的……这样出下去，有没有个头？你自己还要不要养老？生疮害病咋子办？”
说到最后，两个人都泪眼婆娑，而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早从 2016 年李红梅的儿子结婚开始，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
对于李红梅来说，是这几年，看到童慧姐姐哥哥如何对他们的孩子，反观自己，就发现她对自己的儿子有多不好。“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从 2016 年娃儿结婚的时候开始的。她那时就每天骂，儿媳妇生娃儿后，她又骂。问题是你跟我在一起之前，我已经有了这个娃儿，而且因为她说过，如果我离婚，她就和我在一起，我才下定决心离的婚。”
她一直都记得，那些年她对儿子的忽略：“现在想来娃儿的性格有缺陷，不善于沟通，很有可能就是他小的时候我总不在家，把他留给我妈妈带，我妈有时候也不在家，比如他打呼噜，就一直不出气，呼吸猝停，多半是晚上受了惊吓。”
李红梅的儿子成年之后，买房子、买车、结婚、买车库，所有的钱都是李红梅在出，她钱不够，就找童慧借给他们。
她俩之间经济独立，也不像异性恋那样可以通过法律来确定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李红梅花钱大手大脚，童慧擅长存钱，但她觉得即使红梅把钱存着，以后也是给她儿子，她可一分钱都不会要她的。童慧说她也永远忘不了，前年李红梅动手术的时候，卡里连几千块钱需要垫付的手术费都掏不出来。
李红梅寒了心，童慧没了安全感，三十年以来，她俩之间的感情第一次出现大的危机。
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尽管红梅儿子过来做客的时间屈指可数，童慧也不知道怎么去招呼应酬，于是只要他来家里住，童慧就早出晚归，而这无疑也让红梅心生嫌隙。
童慧最后泪水涟涟地总结说：“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听我的建议，我会说千万千万不要找同性，更重要的是，不要找一个离过婚有娃儿的，以后你就知道了，她会永远把娃儿看得比你更重。”
09
2016 年，童慧和李红梅两个人凑齐了三十六万买下了一套位于镇上新街上的房子，从古镇的正街搬了过去。除了没有物管和电梯，这种房子和城市的商品房没有多大差别，她们对左邻右舍一无所知，每天关上门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此时的李红梅已经彻底变成了古镇上的“丈夫”之一，她上班，回家后等着童慧做饭，不累的时候帮一把忙，周末的时候照例去打麻将，抽烟的时候就躲到厨房去抽，偶尔应酬喝多了，也都是童慧把她扶回来，给她洗脸，扶她上床睡觉。
知道她有低血糖，童慧每天会特地给她煮上一盒甑子饭，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煮八分钟左右，米汤黏稠、米粒变白时关火把米饭盛出来，将甑子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将蒸锅里的米和米汤全部倒入甑子，静置一会儿，当米汤基本沥干，甑子放在蒸锅的蒸格上，盖上甑子配套的木头盖，大火烧开后，中小火蒸 15 到 20 分钟。
这样的做法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童慧的细心温柔也越发像这镇上大多数的贤妻良母。
两个人的性格如此不同：一个大大咧咧，一个小心翼翼；一个好交朋友，一个遗世独立；一个随心所欲，一个有洁癖强迫症……她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其实都来自于细枝末节的小摩擦，比如童慧抱怨李红梅地拖得不够干净，碗洗得不够干净，拿的东西不放回原处，等等。
2012 年，两个人在香格里拉旅游时，朋友建议她们收养一个孩子，被童慧谢绝了。前两年，李红梅想申请去藏区支教，正好带着童慧去过几年避世的日子，也被童慧给否决了。
她们就像真正的夫妻，日子平平淡淡，但也变成了真正的相濡以沫，成为至亲好友眼中“羡慕的一对”。
2010 年两个人跟团去贵州旅游，因为下午要爬山，童慧劝李红梅不要喝酒，李红梅就开始对童慧破口大骂：“你凭啥子管我喝酒？我喝点酒咋子了嘛？”童慧气得走了出来，站在餐馆门口掉眼泪。导游溜出来劝她，一起来玩的朋友张燕则跟李红梅说：“你们要过就好生过，不要来不来就发浪大的脾气，别个童慧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嘛？你不想过的话，童慧也不想跟你过了。”
2020 年的端午节，李红梅得了结肠炎，去四医院检查，童慧每天去医院照顾她，李红梅的儿子儿媳也回来了。“早上要查房，要赶在那之前到，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起床，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我确实心头有点不高兴，但是我发誓下车的时候关车门是不小心关重了。”李红梅晓得了这件事以后就各种骂，啥子我的病就是被你气出来的，你滚你趴，当着医生、护士、她儿子，所有人的面，骂得之难听……童慧说：“我当时想算了她是个病人，也就忍了。”
出来之后，童慧跟李红梅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你来照顾你妈妈，就把手机关了。在四医院的外面，她和一个朋友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出来以后才买了一个包子吃，这也是她一天当中的第一顿。
她打了车，想到仙市这种小地方无处藏身，就去了还没开通的高铁站，找了块石头，一个人坐到天黑。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还可以找谁倾诉。几个小时之后她走出来，到车站路口，遇见一个同事，那人焦急地说：“我们到处找你。”那人连忙给她姐姐打电话报平安，电话那头连侄女都担心地说：“我们赶紧去看哈小孃……”
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童慧，回忆起细节的她眼神里空荡荡的。感性的她并没有落泪，只是声音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如同我们去跑步的那一天，黑色的夜并不是一点点到来的，而是快速、垂直地跌落了下来。
她觉得和李红梅之间所有的感情都被这几年击败了，自己好累，“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也很不好。”她最大的委屈就是付出了这么多，到头来却一无所有。那次两人的争执过后，她发过一张照片给我，颈子上面有一道明显的伤痕。“你算没白来我家吧，我的生活并不是别人看到的那样，好像还可以，其实李红梅的性格很怪，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被她打的，这事你知道就行了，我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比如今年已被她打过了......她甚至当着她儿子的面给过我耳光......”她说自己不会反抗，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她们的选择原本就比一般人要艰难许多。
黑色的夜并不是一点点到来的，而是快速、垂直地跌落了下来
两个人爆发大战的那个晚上，李红梅反而是一直在抹眼泪的那个，“我把话放在这里，就算退一万步我也不可能和我儿子过，这三十年的时间如果还不足以证明一段感情的话……我没话可说，我从没有过二心，不像有的人，估计已经有了其他想法……”
童慧对此没有辩解，但她后来在微信上对我说：“别人到民政局就解脱了，我们反而是没有约束的约束。”
她们之间没有孩子，连一纸承诺都没有。大概最深的羁绊就是那三十年，这个时间足以把不羁的李红梅都变成另一个童慧。“我从前是个多么洒脱的人，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管再远。朋友也特别多，现在也经常有人打电话过来，但我都不想出去吃饭了，就和童慧一样，越来越喜欢安静。”
她们都如此惧怕改变。周末的一天早上，李红梅又照常在家里抽烟，童慧给她发出最后通牒：“你要再不戒烟，这暑假我就走了。”“你去哪里?”“你管我。”
她其实并没有地方可去，童慧第一次去成都，就被行人走路的节奏给吓着了。若干年前还有一次，童慧随李红梅一起去成都亲戚家，两个人在人民广场就迷了路，怎么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几路公交车在哪里，朝哪个方向才是对的，最后只好站在原地，等人来接。那一天开始，她俩都知道，这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她们再也不想离开小镇。
在 2016 年搬到新街的房子之前，她在古镇老街住了四十几年，从那里往上沿着斜坡走，跨上台阶，穿过车站的十字路口，三分钟就能走到单位上班。她可以悠悠地走，比夏天上涨的河水速度还慢。
李红梅十年前已经彻底放弃“出去看看”的想法，她周围的好朋友至少都是“出去过”的，但她心甘情愿守护着童慧，在这个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是她们狭窄而又宽广的全部。
10
清明的头几天，童慧梦见妈妈回来了，说我有个很宝贵的东西要给你，你等着。第二天又梦见她回来了，还是在家里到处找那东西，还是没找到。“我问她啥东西，拿给我一个人不行，这么多哥哥姐姐要分，她就说我是给你一个人的。”
然后，还没有等到那个礼物的出现，童慧就醒了。
闹钟设定在了清晨的七点，七点半她收拾好出门，五分钟之后就可以出现在单位的大门口。“但是妈妈到底要给我什么礼物呢？”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童慧根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年龄，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老了。前些年有人问她多少岁，她说自己 1970 年生的，说出口的瞬间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我感觉自己还很小很年轻。出去总会有人问你孩子多大。只要一说出没有结婚的时候，对方的表情总是会很震惊：‘真的？你咋子还没有结婚？’”
妈妈走了以后，她才感觉到自己曾经被保护得有多好。
爸爸最后走的时候，要打开棺材给大家看最后一眼，她就不看。妈妈走的时候，最后那一眼，她也不想看。家里人把妈妈的遗像也都收起来，有次姐姐不小心翻出来，一看到照片，两姐妹就号啕大哭。
亲人的离开，仿佛撤去了她与死亡之间的隔断。童慧的妈妈信仰佛教，金桥寺门口那尊弥勒佛就是她捐赠的，她也信因果报应。受妈妈的影响，童慧逢佛、菩萨的大日子也会去寺庙烧香，但她不希望有来生。“生离死别的滋味太难受，家里的大姐也老了，大概这后五十年就是不断地告别，我受不了。”
关于妈妈的细节、李红梅、对面的邻居、视频里的一条狗，都能让童慧瞬间掉入情绪之中，她的感性里面总透露出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天真。
我问过她俩同样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小镇待着，会不会觉得孤独？她俩都摇了头。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这两年童家事情不断，某个哥哥得了癌症，某个姐姐出了车祸，每次遇到类似的事情，都是靠童慧一个人撑起来，她帮忙做饭、打理家务，忙前忙后。作为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她却是最能干、最愿意牺牲自己的那个，也是当之无愧的家的核心。
李红梅心疼童慧，觉得只要家里来一个人在古镇的老家居住，童慧就要跟过去照顾，“不应该”。有次两个人闹起来，她干脆拿了个小板凳，守在卧室门口不让童慧走。童慧又急又气，而李红梅却说：“她每次累了以后就容易感冒，一感冒神经性耳鸣就再犯，为了家人，她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爱惜自己......”
若干次去她们的家，两个人从未依偎在一起，李红梅殷勤地洗水果、剥果皮，拿着牙签递给童慧时，她也显得不冷不热。李红梅如果挨着客人坐这头，童慧必定坐在沙发的另一头，仿佛也有意识地要以肉体的距离表达她潜意识的感受。
到了 52 岁这一年，和许多人相比，童慧承认自己之前从未过得艰难，但还是要经历生离死别以及感情的困扰。童慧说：“她总觉得当初为了我离婚，一个人多造孽，但我都到这个年纪了，人生还能有什么改变？”她说的这一句话，和她认识但是完全不熟悉的那些镇上的女人，已经相差无几。
童慧最深爱的妈妈选择的是土葬，但她从来都不相信人有来世。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她并没有看到多少的家庭幸福。“我觉得别人的家庭很艰难。有一个娃，他很小的时候肚子痛不会说，你也不晓得，稍微大了一点又有学习压力，读书、成家、生儿育女，好累哦，人的一生真的是……一言难尽。”
童慧觉得，如果真的有来生，她不想变成人，她想变成水，很清澈很安静的那种，就算没有意识但也对这个世界无所谓。
2004 年，李红梅的妈妈得了食道癌，屋里姐妹有人说做手术，有人说不做，最后家人的选择是相信科学，然而手术并没有延长老人的性命，她妈妈有隐性糖尿病，几天之后创口发生感染，伤口不愈合，就走了。因为和妈妈住了一辈子，她已经习惯了妈妈在的日子，有的时候下了班，她在家里做饭，妈妈卡着点打完麻将后上楼，敞开的大门永远会传来妈妈远远又清晰的一句：“梅啊……”
从此李红梅对“将来”这种事反而有些不以为然，她觉得童慧太过于胆小，对死亡，还有不可知的事情看得太重，“她永远焦虑特别遥远的事情，我就不是那样，你说我有没有担忧，肯定有，但我首先过好当下，那么远的事情想它做什么？”
妈妈的事却对李红梅的弟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从 2004 年开始 戒掉荤腥，吃素吃了七年。有一次他在朋友圈发了一首《大悲咒》，童慧就顺手收藏了起来，每天睡觉之前放一下，她心里面就会变得很安静，而这件事情也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秘密。
童慧好像放弃了对生活所有的抵抗了，她是如此平静、如此顺从，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会在临睡前放着《大悲咒》，一遍又一遍，祈请菩萨慈悲化解。
然而生活中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烦忧，除了年过五十之后，童慧和李红梅一样，都因为胆结石摘除了胆——釜溪河这条自贡人的母亲河，养育了这里的人，也由于当年的三线建设，来自上游化工厂的污染，使得整座城市成为肝胆病高发的地方。直到 2022 年 4 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通报的全省地表水质量排名，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差的后三名还有自贡市。
不过经过那次吵架，她们关系也缓和很多，至少李红梅说：“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对你说伤人的话。”她们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正常上班、下班，一前一后地穿过古街，在夜晚时分，缓步地走到河坝上，静静地看着黑洞洞的河水。
到了雨季的时候，河水很高，漫上河边的台阶。夜色中的釜溪河水流速加快，大段的树枝拦阻起雪白的浪花，就像有什么闪亮的东西泼溅出来了似的。童慧又看见黑色的脊背翻腾着，正在逆流而上。她指给李红梅看，李红梅盯着河水半晌也看不太清楚。有个搞渔业的朋友曾经说过，有些淡水鱼每年产卵的时候也会洄流，但是像鲑鱼这样的海洋生物，绝对不会在自贡出现。童慧没有说话，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出现了一句普通话字幕的话外音，像是当初看电视的时候被按下了静音键——“釜溪河为什么就不能有鲑鱼呢？”
题图为电影《雪花秘扇》（2011）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