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首发于《上海文学》2023 年 第 1 期。
黎明时分我走出隔离酒店，月亮还高挂着，天空慢慢泛出蓝色的光，希望在夜和昼之间仿佛重新诞生。一股莫名的感激涌上心头，父亲还健在，我很快可以见到他。
一进家门，我留心到餐桌上堆满了打开的相册，走近看，大多是父母在各地海滨、河边、湖畔或者游泳池拍的。他们曾每天早上一起游泳，几十年如一日。二○二○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前陪他们去了泳池，那天母亲下水没一会儿就累了，说想先上去。父亲哄着她多游一个来回，我还表扬了她，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已经病魔缠身。一个月后，母亲被两个救生员从池里拽上了岸，那是她最后一次游泳……
保姆说，你爸最近一直在看相片。
我望向父母的卧室，门关着。母亲离开九个月了，我仍然恍惚，好像她随时会从里面走出来。
母亲被确诊为淋巴癌之前，父亲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那时快过年了，我以为他是想过了年再带她去检查。我朋友雪莱去看他们后，给我发信说，你爸爸不舍得送你妈妈去医院，他说他看得多了，这样送进去就出不来了。
父亲还是在年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我赶回上海时，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同层的另一间病房。哥哥比我早五天到沪，他隔离完到医院才知道那里有了新的规定，从国外回来的人要二十八天后才能进病房探访亲人。他提议让母亲坐上轮椅推到院子里见一面，但是母亲那天坐不起来。第二天哥哥求了一个熟人，带他坐货梯上楼溜进了病房。
视频里母亲在呻吟、叫喊，她是个有忍耐精神的人，现在的疼痛一定是超过了她的极限。父亲只能沉默、无奈地坐在一旁，爱莫能助，束手无策。
我们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过一阵，我们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国前是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建议母亲用一个叫 Propofol（异丙酚）的麻醉药，让她减轻痛苦，得以睡眠，第二天可以有力气进食和承担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母亲的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这样用过麻醉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打了过量的 Propofol 后死掉的）。
我给父亲打电话，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他耳背听不清，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他也大声回，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着就把电话挂了。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父亲。他说，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要是我，就宁愿压一个枕头在妈妈头上，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就那么无助无望地在电话两头哭。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打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了。过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我突然心痛、内疚，他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悴，我们凭什么在远处责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医院看望母亲，父亲的助理让我们在电梯对面一间空的缓冲病房，等待父母从他们各自的病房过来跟我们聚会。
母亲被护工在轮椅上推过来，她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我胸口抽紧——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手把，好像在悬崖峭壁，松开了就会一落千丈。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我问她，妈妈要喝口水吗？她说要。我请护工端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在从医院回家的车上，我怅然地望着窗外，梧桐树嫩绿的新叶在阳光里像宝石那样闪烁，一株红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白玉兰偶尔划过。路人们提着袋子进出商店，握着手机、香烟坐在树荫下，外卖小哥们在人群缝隙中穿梭……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首歌：为什么太阳依然照耀，为什么海浪拍打岩岸，难道它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
父亲趿着拖鞋的脚步声让我回头，他的脚步踉跄，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应了一声就没有其他话说了。我指着一张相片问，你们在哪里拍的？他认真看着我的嘴形，然后说，这是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铜像。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过丹麦。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在牵挂你，你还好吗？一个人过习惯些了吗？我经常梦见妈妈，你梦见过她吗？你怎么挨过孤独的日子？但这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父女一辈子，我们从未用语言交流过感情。除了母亲，父亲不对任何人打开心扉。我只见过他一瞬间易受伤害的样子，那是在母亲化疗了一个月以后。
那天母亲躺在硬邦邦的 CT 桌上向我和哥哥大声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们快来救救我！医生随手拿了一件保护背心让我穿上，却没有找到第二件可以给哥哥。我们就这样犯规进了 CT 间，一面一个拉住母亲的手，在她耳边轻轻重复，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父亲跟医生在隔壁的房间研究母亲的 CT 结果。父亲看过无数例类似的病人，这回轮到了他的爱人。从 CT 上看，母亲的肿瘤没有太大的改观。
回病房后，我把 CT 结果告诉了二姨和小姨。小姨发信说：“根据你妈的情况，舒服地走比活着受煎熬好。你爸硬拉着她，太自私了，劝劝他吧。”她建议我直接问母亲是否想走，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问。母亲睡着后我回信给小姨，“她没有跟我说不想活。如果妈妈给我明确指示她想走的话，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她虽然呻吟叫喊，但是没有说她想走。”小姨说，“据说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说服她进食。”
二姨也发信给我，“我姐这么痛苦太可怜了。”我回，“父亲就是无法让她走，要不惜代价让她活下来。他说，叫你们回来就是来跟她道个别。意思是别的不要管。”二姨说，“他说道个别也就是你母亲没救了，那让她安静一些把她想干的事干完，不要再活受罪，你爸也回家，合家团圆地走到终点是对她唯一的爱护。强拉着她受非凡的苦，那是残害她，不人道啊。”
有些话太难启齿，我怕自己说不清楚，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这段时间对妈妈的观察，她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有时稍微好些，有时很难挨。今天我和哥哥在她身边一个半小时，她坐了一会儿想躺下，躺了一会儿说还是坐起来吧，坐起来后还是不解决问题，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为了抵抗身体上承受的折磨，妈妈躺着的时候双手总是紧攥着床边的栏杆。我跟她说如果是痛，医生可以给镇痛的药。她说没有用的，我不是痛，是难过。妈妈的感觉和表达都是清晰的。护工和保姆当着她的面议论，说她整天吵，横不得竖不得，说她大便在身上……好像她是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是个白痴。妈妈自尊心很重，很骄傲，忍无可忍了才这样的。在她这个岁数，在目前皮包骨头、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煎熬是否值得？为她换来的是什么？更长久的煎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