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杨：
人们发现墙那年，我刚好六岁。此前人们一直默认空间是无限的，所忧虑的只有时间。直到遇到了墙。
那时人们谈起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漠不关心或者不愿多说，最后结果却都一样。它一直是人们话语中的碎片。我一直试图拼接这些碎片，直到我自己也遇见它。那之后我也不愿跟谁讲它了。
那年全世界的天眼先后给出相同的报告。首先是倒圆锥形的宇宙微波背景被拦腰截断，我们再也没看到过我们的奇点。然后，脉冲星坐标系一大半在瞬间消失，余下的也不再远离我们。当扩大观测范围时，发现所有方向上距离我们 1200 万光年外的星系，都消失了。每次望远镜试图再次聚焦，都会变得模糊一片，像被蒙上一层雾。墙就是这么突然出现的。
那年我还跟杨丽丽住在 280 多街。那是个典型的美东大城市，海水的咸味从我一出生就来到我家。我们住的几栋楼都是华人，紧挨我们的是棕色的西语区，然后是蜡黄色的印度人。然后非裔，他们人最多。再然后犹太人，这时已经离市中心很近了。最后是市中心。中心就是中心。那时又晃又响的地铁能从那里直通我们这里，但沿途中，没有人去其他人那里。每到一片区域，一种颜色就会从车厢消失。最后几站，会有西语区或者印度人陪我们。再最后，就只剩下我们。
那时所有信号都断断续续的。短短几个月有 2 万个探测器被送往墙，它们要在近地空间跃迁。我们每周日去教堂时，牧师都要先用五分钟祈祷信号稳定。我们礼拜时西语区也没有中止他们的娱乐。我们常听到来自肩式收音机的舞曲接近又远离。有次我们的圣歌和西语舞曲一齐中断，我们在突然而至的安静中沉默了几秒，爆发出猛烈的笑声。笑声中夹杂起西语脏话和巴掌声，很快又加入了我们牧师的声音。他让他们滚远点。而就在对方的英语脏话来临时，西语舞曲又和圣歌一齐回来了。
那个人来的那天和其他所有周日没什么不同。他进来时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一片光从外面倾泻而至。大人们都在背对着他，而他背对着所有的光。只有我转过头。一个黑色的东西拉起他的右手。第一声巨响的时候，杨丽丽像甩一条绳子一样把我从后门扔了出去，在我的小臂留下三道指痕。那几分钟我对杨丽丽充满愤怒，因为我对他的右手充满好奇。直到后来不断涌来的尖叫声，才让我醒悟刚才看见的是一把枪。
教堂再开门的时候杨丽丽还带我去，那时我小臂的划痕已经结痂。她的视线在几张空椅子上反复游移，但那什么也没有。读博期间我第一次做哀伤辅导实习，那时第一批深空探索中唯二幸存的顾若非和徐忆北刚刚返回。在他们的反复更正下，我才发现第一批是派了 7000 多人，而非 100 多人。他们只在电视上露了一面就来了我们这，电视上的人们也跟过来。每次谈话，玻璃外都站着几十个人，航天总局、临床、军科院。
叫顾若非的宇航员无论聊起什么，都会绕回 AI 探测器。它也是第一批被派上去的，处在领航探测器右翼。领航是第一个墙的目击者，当墙一下子出现在它们视野时，它怎么也不愿继续前进。右翼和左翼分别重复了五遍机器人三法则，领航却突然说：
“我快窒息了。”
右翼和左翼面面相觑，那时的 AI 还没发展出意识。他们又重复了一遍三法则，得到的答复是：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右翼执行了销毁程序。然后不论我们再问什么，顾若非都会回到黑匣子里这句话：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队长，徐忆北显得思路清晰很多。在跃迁后，墙就以一个一望无际的灰色平面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一下子对观测结果产生怀疑，它不是一个长径 1200 万光年、短径 900 万光年的椭球体，而是一个“绝对的平面”。他们分到的远探组要搭载单人航空器向尽量广的范围探索。而所有留下的人都自愿转为了爆破组，因为“当它出现在你眼前时，你唯一的本能就是打碎它”。
墙看上去是一块暗灰色的金属实质，偶尔能看到局部有些灰色像水波一样荡开、又重归平静。他们试了所有方法观测墙的另一边，但什么也看不到。从衍射谱看，墙的构成无法匹配任何一种元素，原子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接近绝对零度。探测组所有的取样都失败了，当他们尝试高能粒子轰击墙面时，墙没有丝毫震动。
徐忆北的前两次远足发现了墙周围迷宫一般的引力场，由此把它归为“暗能量”。
徐忆北的第三次远足是到墙边一颗静止的行星。墙的突然出现把这颗行星嵌在了墙上，它的另外 1/6 在墙外或墙体里（由于墙的厚度未知）。在这颗行星上，顾若非是唯一一个摘下手套的队员，氯气在他右手上留下的疤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当他触到墙面时只说了三个字：
“好冷啊。”
好在墙的表面只有零下 15 摄氏度。当时所有队员都在拼命仰望拔地而起的灰墙，没人在意别人的动作。
徐忆北的第四次远足没有目的地，他们在墙的表面像一群攀岩者一样跳跃前行。墙面平整如一，他们八个人中常常只有四个真正吸住了墙壁。最后几次访谈时，徐忆北反复提起“预设”。最后的单独访谈时，他才说起在他的第七次远足前，他忘了提前探测引力场。当时所有人都进入了一种心理木僵状态，常常一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然后，一股未知的力量把他和顾若非瞬间拉回地球，他再也没有见过余下六名队员。
徐忆北让我一下就想起杨丽丽，在我们再不多的相处中她反复提起“梅姨”的名字。杨丽丽是梅姨生前望向的最后一个人，那时鲜血正从她的乳房中间喷涌而出。但杨丽丽把我甩出教堂后，再也没有回去。
导师把徐忆北归为自责创伤引起的 PTSD，内省型人格。我却总觉得 PTSD 之上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我们没再去几次教堂，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我们扫不出变异疫苗的标签，我便让杨丽丽伸开手掌，给她画了一个。机场所有人都戴着拴满绳子的口罩来回踱步，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我们经过一个小房间时，一个陌生女人突然抓住我把我拉向一条长队，队的尽头是一扇漆红的门和一面洁白的墙，上面挂着十字架。队伍里两个人在彼此抓着对方的衣服，不让对方前行，他们都说自己才离上帝更近。这时杨丽丽抓住我的另一只手，她俩拉扯起我的身体。那个女人喊道，墙已经来了！
杨丽丽把我夺回来之后，一下就坐在椅子上。
“咱去的教堂只说中文。”她说。“而且那个人只打女人。”
她的话越来越慢。清晨的微光从机场窗户投进来，有尘埃在里面不断翻滚着。她接着很肯定的告诉我，这不是第一回，肯定也不是最后一回。在我们漫长的对话中她始终没有谈到墙。当我们走向登机口的时候她说：
“如果真有上帝，祂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最后又一齐望了一眼那个祷告室。又有更多人凑过去，又有更多的争吵。我们走进飞机的时候，空姐朝我们弯了弯沾满睫毛膏的眼睛，它们都躲在护目镜的后面。
韩杰：
在我们那，女人从不上桌吃饭。厨房就是她们餐厅，餐桌就是厨房的矮桌。她们吃边角料，或者剩菜。小时候我会跑过去，拨给她们自己碗里菜。她们就拿筷子打我，说我长大了没出息。可我还是去。只有一次我没被打。那天我过去，我妈都不看我。她的一边脸是青的，那天是她被打了。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韩力每天傍晚准时回家。他身上有股药味，又怪又香。我上小学之后，他身上药味越来越少，酒味越来越多。我三年级那年，他身上只剩下酒味了。他喝酒和睡觉分不开，睡醒之后也不去药厂。我们的 H 省紧挨首都，首都的工厂顺着铁路一座座运过来，我们的城市就在铁路上建起来。我妈念叨，这么多工厂搬来，我爸的怎么不开了。韩力说，医保担子重，要用便宜药。我妈说，那也不能把咱便宜没了。韩力就给她一巴掌，声音闷在她胸腔。我妈一边哭一边咳了几下。韩力又一巴掌，我妈把咳嗽也憋回去。我也是，一开始叫，后来邻居老问，我就开始学我妈。那一段我们家最大特点就是安静。
酒不是什么好东西，破坏记忆力。有次韩力出摊，回来没带液化罐。他开始喝酒，跟我说，妈的，他们收的时候我还在笑。那天我起夜时，他还在喝。他说，妈的，不该要这小子。我眼睛没睁开，嘟囔地问了一句。他就抓起我领子，把我拎起来扔到地上。又从地上拎起来，按到墙上。他的力气太大了，我感觉自己都快被按到墙里。我沿着墙滑下来，又顺着墙窜上去。第二天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吃早点，他掰掰我的脸，一脸诧异地问：
“你这是怎么弄的？”
韩力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我练出走神的本领。他一打我，我的思绪就飘出去，在一边看着自己，好像他打的不是我。我看着白白绿绿的酒瓶，里面有人的倒影，都是扭着的。上中学，我跟我妈离家出走，走神却跟着我。我妈要找大夫，我说，以前我爸再混，钱还是他挣的，我还要考大学。我还是走神，因此也没考上大学。我从铁路技校混了两年出来，沿着铁轨抄读数。可超新冠来的头两年，我们组解散了。我看见北京一个医院招护工，我想这行业我熟啊，就过去了。
那时的医院里，过道一半都是床。大家整宿整宿地聊墙，蛋壳、笼子，宇宙外墙。有人说世界末日要来了，但我想那玩意儿不是几千万公里之外吗？人多的地，纠纷就多。有次家属占着床边，我在床尾给病人吸痰，没给上劲儿，痰回去了。我赶紧给病人拍背。他儿子上来就给我一巴掌，说，你老缩个脖子什么意思？我又走神了，直到护士拉走我。我隐约听见他们在吵，你傻啊，护工也拿回扣，都医院的人。我只记得病房的墙白得发晃。我努力想找个污渍看，但那墙上什么都没有。
这让我想起有次帮王德利抬大体，我刚上手，大体的冷劲儿就压下来，好像福尔马林钻进皮里。大体顺着池子垒五六层，王德利从下往上，一个个钩。我到第五具就没感觉了。我手不酸了，他们变得很轻。我想，他们都是医学院教授啊，怎么挤在这。后来这些想法也没有了。我突然很慌，向四周抓。结果抓到了王德利的一只手，他的手给我插上一根烟。那只烟我跟他抽到了解剖室门口。他问我，累吧？我说，一百二，值。他说，这段实验都排不过来。我说，给我发微信就得。他说，得，咱再跑两趟，两趟差不多了。
那时候所有人都抽烟，男人抽，女人也抽。大街上都是烟蒂，好些都在燃着。如果不嫌弃，捡起来能接着抽。那天妇产科一个主治让家属捅了，因为没保住孩子。他说能保住大人就不错了，那边说五年才怀上。我到大厅时那个主治正被人抬进抢救室，血洒了一路。急诊的小大夫把眼睛捂上了。我问他，见不得血？他说，见不得给自己人做手术。
我出去看拳。外面风大，烟头烧得旺，一会儿游向一边，一会儿向另一边。拳场就在小饭馆的地下一层，人围成一圈，他们在中间打。一开始瞎打，后来都一招一式的。女的也打。我那天看的就是女打男，那个女的穿紧身衣，身条像海豚一样顺，拳套破巴巴的。那天她被打得不轻，喊停的时候躺地上起不来。没人押她，只有我过去抱她起来。我说，我带你去外科，今天急诊没地儿。她说，你把我拳套解了。我解了，看见她磨得发红的指节。她说，真痛快。我说，我送你过去。她摆摆手说，你送我去楼上。
楼上人跟音乐一样杂。我接了俩扎啤，她塞给我一卷钱。我抽出来几张想还她，被她挡回来。我问她你干啥的，她说，跟人唠嗑赚钱。我说，赚多少？她说，一回千八百。我啤酒一下洒出来。她说，可我小时候，不会说话，老师以为我哑巴。我说，你现在挺能说的。她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比你运气差，我就没钱看病。她说，那你遇见对的人了，我给你打个折。我说，你到底干啥的？她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后一个词我听过，满大街都是招牌，前一个词是哪来的推销话儿？她说，你听过宇宙外墙吧？我点点头。她说，它出来之后，人的问题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就是看这些的。我不懂她的意思，盯着她眼里闪着的光看。她没再解释。酒吧的光被人群点亮一会儿，又暗下去。她的血迹渐渐干了，眼里的光也跑到她眼镜上、她鼓鼓的胸脯上。我们聊天没断，一直持续到我们婚礼那天。她问我看上她什么。我说，这话应该我问你。她说，你先说。我说，我们家都是粗人，想有个有文化的。她说，你说的话粗，但你人很细。这时她爸把她的手交到我手里。她爸没哭。她爸是个汉子，以后我闺女嫁人的那天，我也不哭。
许杨：
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老韩也是个不太走运的人。他有点畸形，脖子陷进肩膀里，像想把所有的运气都缩进身体里。
从中学开始，他就一直站在韩力和他妈妈中间。当韩力发现儿子的体力超过自己的时候，他在老婆身上的发泄加倍了。一次他妈妈被打到酒店住，老韩还被派去看她。老韩不仅带去了三七粉，还带去了一个离婚协议模板。这个过程后来反复多次，韩力在他们搬走之后又把老婆求回去，最后一次不惜跪在儿子面前。但每一次都在他的新一轮暴力中结束。他一喝酒就开始向周围人诉说老婆儿子的不争气，他们的任何一次出头，都会让他恼怒不堪。有时半夜，他会突然走进老韩和他妈妈的租处，留下一屋酒气和几张破破烂烂的钞票后扬长而去。往往是老韩把那几张钞票揉成团，扔到屋外空荡肮脏的走廊里，然后他妈妈再把那些纸团一一捡回来。老韩带我跟韩力吃饭的时候，韩力半天没动筷子。他扭头问老韩：
“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妞的？”
我见他妈妈那次，我爸也在场。我爸跟老韩很快称兄道弟起来，但他妈妈跟老韩说话的时候，总要用几根手指挡着嘴。那天晚上老韩问起我前男友的事，我说现在谁还想结婚？但老韩不一样，他的恋爱观是：
“我本来没想过讨老婆，碰见你我才想。”
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我把头埋进他怀里。他用舌头检查我脸上的伤口，问我女人打个什么拳，我跟他说：
“人都憋着口气的。”
我跟他都坚持要孩子，然而小语的出生却动摇了我。她出生之前我的身体肿胀不堪，被挤得生疼。她来到我家后，我每天像看护一个嫩芽生长一般培育她的睡意。而她见不得我睡，往往我刚一睡着，她就把我叫起。一个晚上她叼着我的乳头，始终不想停止哭闹。老韩安眠如常。我眯起眼看到窗外被盈盈月光覆盖的草坪，开始思考应该抱着她一起跳下去，还是让她先下去、自己后下去。当我终于把她放回床，我回到老韩身边跟他说：
“咱把小语送走吧。”
老韩扶我躺下。小语不哭了，我却开始哭。我告诉他我不配做母亲，他抱住我说：
“那你做父亲那边儿吧。”
刚生完几天反而最平静。我看着老韩抱着小语走进产房的时候，突然拿起手机，给杨丽丽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已经三年多没联系，我叫起她的名字，她却开始确认我的身份。当我告诉她我生了个女儿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人高亢的声音：
“你磨蹭什么呢？”
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
她来到我家后，我每天像看护一个嫩芽生长一般培育她的睡意。
在我们的课题陷入一片僵局那段，我导师常带我去跟神经生理学家梁学斌喝酒。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谈起手头课题时讳莫如深，他不断舞动手指，像在比划哑语。一天半醉不醒之际，他才终于谈起了它。
“它们都没走远啊。”他说。
梁学斌像说错话似的捂住了嘴，他们没有兴致再多说一句。我们走回科大的路上，三个影子被一盏接一盏的路灯抛到地上。梁学斌在他的实验室打开一个显示着五种正弦波的电子屏，又拿出了一瓶酒。
那几年通过具共情能力的镜像神经元拟合 AI，我们采集到了意识波动的五种正弦波。人类所有意识都由这五种波动组成，但除了看到它们（并确定它们是等离子态），没任何别的发现。我刚要问起电子屏上是谁的意识，梁学斌就说：
“这是从墙过来的。”
这些信号在 22 年后终于抵达地球，与此同时我们也观测到了从地球发出的信号。梁学斌放上近地望远镜图层，一片白色，然后几团灰色像墨迹晕开一般出现。
最初对这些意识波动的观测都是在群体死亡场所，除了个别国家设置了集体枪决以加速研究，大部分都是在医院进行的。这些意识群很快便被牵引一般脱离视野，梁学斌换上木星图层。它们到达小行星带之后，其中一批通过空间跃迁留下的虫洞鱼贯而出。然后，所有的意识群都跟了上去。
“它们好像自然会寻找最短路径。”梁学斌说。
他又换上粗糙不堪的宇宙外墙图层，整个图层都打着“绝密”字样。那些意识群从墙边的虫洞出来后不久便被吸附到墙的表面，与墙合而为一。我抢过手柄，想要放大那些图像，但它们放大后仍一片模糊。这时我猛然想起徐忆北曾讲的“荡开的灰色”，我的思维完全陷入这句话里，跟着它我的身体陷入到椅子里。
此后的五年，我们对墙的研究完全停滞。这成为我跟徐忆北见面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心理援助后，顾若非用两年就恢复了社会功能，徐忆北却在两年的正常表现后，突然一天爆发躁郁症，此后再没好转。这又让我想起杨丽丽。杨丽丽带我回国后不久的一天回家，没看到我们似的，径直坐下开始吃饭。我爸笑着问起自己的手艺，她说她刚才去公园的路上，恰好经过少数族裔地铁恐袭。她的咀嚼并没被叙述打断，好像这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当我们指出爆炸的是十号线，不会经过她往返公园的路时，她只是说：
“谁能两次碰到这种事啊？”
杨丽丽在此后突然不辞而别，只留下写着不想拖累我和爸爸的字条。她的字迹凌乱不堪，所有的亲戚都对她的下落毫不知情。又过了一年，她的同事才透露一点风声。她单位有个少数族裔男人最近突然离婚，有人见过他和杨丽丽在一处风景区留下的合照。紧接着关于她约会其他男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全部都是少数族裔的。这为爸爸的伤痛叠加了莫名的羞辱。当他找到杨丽丽，满脸通红地质问她时，却发现她张着嘴吐不出话，好像忘记了汉语。只有当她扭头看向一边的我时，她才说：
“妈妈本来想打下去的。”
接着她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转身离去。
在那个清晨和字条一起留下的还有她的拳击手套，那是她刚被蛇头送到美国后买的。她最初一边在按摩店打工，一边上拳击课。我们那次见面后，再也没有联系。然而在我三十六岁一个夏日，她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那天老韩一脸诧异地跑向我，说门口有个满头银发的女人在找我。她冲我露出笑脸，当我问起她来的原因时她说：
“听说你有个闺女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