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 1917 年夺取政权的时候，我才两岁。我的父母 1913 年从圣彼得堡移民到蒙特利尔，所以俄国发生的事件一直印在他们的脑海。在我家餐桌上，沙皇、战争、前线、列宁、托洛茨基就像故国的父母、姐妹和兄弟那样常常被说起。在犹太人中，很少有人相信伟大的君主制会轰然倒塌。年长的移民都表示怀疑，他们觉得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新贵很快会出局。然而，他们长大了的孩子们都热衷于参加这场革命。我还记得我父亲在街上和我们希伯来语老师的儿子莱奥瓦（Lyova）争辩，莱奥瓦说他已经买好了船票（schiffskarte）。我父亲高呼新政权毫无价值，而年轻人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微微一笑——毕恭毕敬但不为所动。莱奥瓦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指导下出发了，去建立一个新秩序。然后他就消失了。
很久以后，在我们搬到芝加哥，而我已经长大到会读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我父亲还是会说：“你不要忘记莱奥瓦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么多年我都没从姐妹那里听到他的消息。我不想你身上有一丝一毫的俄国和列宁。”
但在我看来，我的父母就是俄国人，自带让人愉快的俄罗斯属性。他们带来一个装着圣彼得堡的精致细软的轮船箱——锦缎背心、高顶礼帽、燕尾服、前襟打褶的亚麻睡衣、黑色塔夫绸裙、鸵鸟羽毛和高跟纽扣靴。在蒙特利尔昏暗的极北之地或无产阶级的芝加哥，这些东西都没用，于是它们成了小孩子的玩具。稍大些的孩子在美国迅速而热切地将自己美国化，其余人纷纷效仿。这个国家把我们接管了。它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不是一堆“文化”的集合。我们觉得在这里是撞了大运。不过，在我就读的芝加哥高中，移民孩子们还是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是俄国人，他们念《麦克白》和弥尔顿的《欢乐颂》的同时，也会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很自然地会去读列宁的《国家和革命》以及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图雷高中的辩论俱乐部讨论了《共产党宣言》；在社区主干道分区街，移民知识分子站在肥皂盒上演讲；而在“论坛”，加利福尼亚大道上的教堂大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吸引了相当可观的听众。这就是我激进教育的开始。在朋友的推荐下，我拿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我记得，在我父亲那货场边寒碜的办公室里，《价值、价格和利润》遭到猛烈抨击——与此同时警方正突击搜查街对面的一家妓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交保护费——床、床上七七八八的东西还有椅子，从破碎的窗户里一件件扔出来。
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在三十年代末的时候还试图招募我。太晚了——我已经读过托洛茨基关于德国问题的小册子，确信是斯大林的错误让希特勒掌权。
我好奇，关于世界政治的这些信息是如何广泛传播的，而全球各地的犄角旮旯又是如何被占据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 1923 年采访一个共产国际成员时发问：“甘地的运动如何影响了你在印度支那的活动？你有没有受到震动，产生共鸣？‘没有。’我的这位伙伴回答说——据说这个被称为阮爱国的同伴，就是胡志明。曼德尔施塔姆这么向我们描述：“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男孩子，柔弱单薄，惹人注目地穿着件针织羊毛外套。”
不消说，会成为共产国际成员的男孩子不多。对于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男孩子而言，十月革命是一声巨大的混响，自由与正义的隆隆共鸣让人无从回避，只能聆听。这场革命是好几十年来最重要、最负盛名的历史事件。支持者认为，它终结了最可怕的战争，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给人类带来一个大礼——巨大的希望。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世界受苦的人将摧毁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男孩女孩们正诚心诚意地整理他们的革命思想。具体计划不明，但前景非常激动人心。意识形态的完全清晰在短时之内还不会到来。
在大学的时候（1933 年），我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向他年轻的追随者们灌输了为悲观落魄的被驱逐者度身定制的正统教义。我们属于这场运动，我们忠于列宁主义，我们能阐述历史的教训，描述斯大林的罪行。但我和我最要好的朋友都不是活动家；我们是作家。大萧条发生后，我俩对写作生涯就没什么期待了。我们用五六块钱撑过一周，租来的房间虽小，但图书馆又高又漂亮。通过“革命政治”，我们符合了时代对行动的要求。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赫尔曼·梅尔维尔，德莱赛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以及福克纳那里获得了个人养分。在伦道夫街的克里勒图书馆填好一张小收条，你就能拿到一大摞装订好的《日晷》杂志，读一整个下午的 T.S.艾略特、里尔克和 E.E.卡明斯。三十年代末，《党派评论》成了我们自己的（还带政治内容的）《日晷》。由此我们接触到了与我们同代的欧洲大人物——西洛内、奥威尔、库斯勒、马尔罗、安德烈·纪德和奥登。《党派评论》的主要美国撰稿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评论家和哲学家们，像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西德尼·胡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和哈罗德·罗森伯格。在莫斯科的审判期间，《党派评论》知识分子自然是站在托洛斯基一边。胡克说服了他的老师约翰·杜威去墨西哥领导一个调查委员会。我们苦苦地、热烈地追随着，因为我们不出意料地是局外人；斯大林主义者才是内中人。只有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才知道他们多么不走运。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执行者们压根没什么头绪；他们既不懂俄国也不懂共产主义。
但我们后来开始知道，我们自己的运动一直那么愚蠢乃至荒谬至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个子儿都捐不出来的同志们激烈辩论着西班牙共和军的物资援助问题。对我们忠诚的一个更严正的考验是红军入侵芬兰。托洛茨基认为，按照定义来说，工人国家是无法发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入侵是进步的，因为它能使财产国有化，这步迈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定将走向社会主义。忠于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与反对者进行了斗争——他现在的反对者甚众。此间的裂痕并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注意，他们反正是更喜欢迪士尼的《幻想曲》。
虽然我现在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但我仍然钦佩列宁和托洛茨基。毕竟，我第一次听说他们的时候，还在高脚椅上吃着土豆泥呢。我怎么能忘记是托洛茨基创造了红军，而且他击败邓尼金的同时，还在前线读着法国小说？我怎么能忘记，他精彩绝伦的演讲所打动的人群？大革命还在施展它的魅力。而且，最受尊敬的文学和知识界中人也臣服于这种魅力。埃德蒙·威尔逊访俄归来，大谈“世界之巅的道德之光”，而威尔逊，可是那个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介绍给我们的威尔逊呐。他的革命思想史《到芬兰车站》1940 年出版。那年，波兰被入侵，法国落入纳粹之手。
1940 年也是托洛茨基被暗杀的那年。那时我在墨西哥，我在塔斯科见过的一位欧洲女士是托洛茨基的老相识，她给我们安排了一次会面。托洛茨基同意在科约阿坎接待我和我的朋友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就在我们约定的那天早上，他被袭击了。一到墨西哥城，我们就看到了报纸头条。如果我们去他的别墅，多半会被外国记者带走，于是我们被带到医院。急诊室一片混乱。我们只是说了声想见托洛茨基。一扇通往小侧间的门便打开了，我们看到了他。他刚刚去世。头上绑着一团血染的绷带。他的脸颊、鼻子、胡须、喉咙都血迹斑斑，碘酒干了，流痕如彩虹。
据报道，他曾说过斯大林随时都可能杀了他，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无远弗届的政权可以对我们做些什么。一个暴君下死亡令何其容易；杀死我们多么不费吹灰之力，无论如何高呼我们的历史哲学，我们的思想、计划、目的、意志，我们对自己肉身的把控却是那么微不足道。
* * *
对于那些工作和生活一直都体面光鲜的人来说，大萧条时期是对他们的羞辱。资本主义仿佛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推翻政府的绝佳时机。大萧条早期，共产主义领导人在严酷无情的第三时期所制定的政策，在美国收效甚微。希特勒开始取缔左翼党派后，人民阵线宣布了一条新的政策。对于美国共产党人来说，温和且显然是和解性的人民阵线，是极大的利好。党从此摆脱了那些洋泾浜的拗口术语，开始说世界产业工人和劳动阶层的语言。全心拥抱本土民意的美国共产党，唱起了民谣、弹起了吉他。新万神殿正中就座的，不是列宁和斯大林，而是杰弗逊和林肯。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娓娓道来的新政哲学，带来了温暖和信心。亨利·华莱士宣布，这是普通人的世纪。人民阵线认同这种新的民粹主义，而且共产党头一回认识到，在国家生活中居于主流是多么令人陶醉。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作家和演员们被资金充足的前线组织和同路人所吸引。左派撞了大运。
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无远弗届的政权可以对我们做些什么。
我本人是新政的受益者，还是有感恩之心的。三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受雇于 WPA 作家项目。我们芝加哥办公室的明星是杰克·康罗伊（Jack Conroy）和纳尔逊·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共产党对他俩都青睐有加。阿尔格伦真是个怪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幸非常易感，他天生的波希米亚风里又带着一种很快过时的芝加哥味。很少有年轻一代的天才作家幸免于人民阵线的影响。我不仅指后来那些麦卡锡狂热的受害者，也指《国家》《新共和》杂志一些声名更高的撰稿人，他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就支持共产党（如马尔科姆·考利）。人民阵线的风格与众不同，它的“文化”在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或多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这些作家以及其他一些无名批评家和广播作家身上，具有高度的辨识性。这个文化留存至今，你只消在餐桌上提一下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或罗森堡夫妇（Rosenbergs）的名字，就会知道三十年代和战后早期的这些个议题和教条多么有生命力。
正如查尔斯·费尔班克斯（Charles Fairbanks）所说，本世纪的极权主义塑造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十月在列宁指导下行动的“先锋战士”是知识分子，也许对西方知识分子最具魅惑力的正在于这一点。在政治活动家中这点尤其明显，但布尔什维克模式在各处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和 T.E.劳伦斯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活动家——前者是列宁的主要执行官，劳伦斯则是文雅的学者和隐士，是阿拉伯沙漠中成真的福丁布拉斯。马尔罗显然同时受到这两人的启发。这位唯美主义者、理论家在第一阶段渴望革命行动，对伟大事业中的暴力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正是他，为四十年代的法国作家树立了榜样。萨特当然也是他的一个精神后代，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有许许多多人以他为楷模，直到他放弃革命。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轨迹相仿，他经常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下。但是只有在法国，在三十年代和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时代之间，左派知识分子将自己塑造成西方的革命战士。
列宁风格在二十年代被柏林知识分子采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措施》一剧代表了列宁主义的核心规则，即党的首要地位，它极力戏剧化了不服从的悲剧——党的工作者未能彻底抹去自我，实现“历史”的要求。马丁·埃斯林（Martin Esslin）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布莱希特本人——公众形象底下是个让人头疼的文学天才，身披卡车司机的夹克，戴顶脏脏的大檐帽。他身着无产阶级的服装“在柏林开车横冲直撞”，但架着一副“小公务员或乡村校长式”的钢框眼镜。列宁本人被称为辛比尔斯克来的高中老师：埃德蒙·威尔逊称他为伟大的校长。一个伪装成书呆子的权力狂人。列宁风格也受到格林威治村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的青睐。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对此有个可取的评论，他也为伟大校长的人格魅力着了迷。他这么说布莱希特：“对他而言，列宁的律条成了永恒的行为准则，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美德习惯。”在别处他还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像小人儿一样学他们的样，却只学得皮毛——他们培养了自己的狭隘，带着忘我的奉献精神，严酷对待人际关系，最要命的是在经验上的极度无能，而这已成为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的标准特征……这是训练有素的狭隘……吓跑了想象力和自发性。”我多年前读到这段评论的时候，对格林伯格的敬重陡增；我在里面发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洞察力。他就像艺术界的列宁一样。当时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染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他们“很硬”。对他们来说，“生活”和“个性”是不真实的资产阶级幻想，是财产观念的外扩。人们的个体被消灭了，削弱自我，压抑脆弱，贬低时尚，拥抱先锋派，用革命的精神射线摧毁媚俗。
俄国革命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在他们的首席理论家列宁的指导下完成的。西方知识分子为这样一个例子如痴如醉，真是不足为怪。
其中有些人是真的独出心裁，相当聪明（如哈罗德·罗森伯格）。三十年代末，格林威治村一些醒过神来的知识分子开始明白那场革命是个灾难。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背弃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他们都紧紧抓牢那些使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文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组织了他们的头脑，还使得他们比那些在美国大学胡乱受了些教育、毫无目标的竞争对手有更持久的优势。一个人年轻时候对什么东西投入精力和热情，以后就不可能完全放弃掉了。我三十年代末来到纽约，稀里糊涂的，但热衷于自我教育，到了四十年代末，我成为《党派评论》的撰稿人和一个格林威治村村民。我们被商业美国所包围。格林威治村位于麦迪逊大道和华尔街之间，中心在华盛顿广场。埃莉诺·罗斯福从她那对着长椅和榆树的公寓里可能会看到——如果有人帮她指出的话——该国最杰出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讨论法国政治、美国绘画、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人人都渴望着进行高尚文雅、多半脚不着地的谈话。
对达尔文来说，重要的是生存的斗争；对我来说，在那些年里，重要的是谈话的斗争。不说话就活不下去。这个左派反共群体里有好些能言善道的：德怀特·麦克唐纳，高高大大，松松垮垮，留着胡须，瞪着眼睛，是个语速超快的结巴；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带着低沉、粗喘的俄语口音；哈罗德·罗森伯格，滔滔不绝、雄辩霸气、含蓄又犀利；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精明谨慎，同时爱好幻想，仿佛躺在精神病学、诗歌、无政府主义和性的法则之上俯视着你。
在这些思想家中，知识分子和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不起的文化英雄是那些有想法的人。西德尼·胡克，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明白人。他曾经告诉我说福克纳是个出色的作家，如果能加上点生气勃勃的思想，他的作品会更好。“我很乐意给他一些，”他说，“这会有天壤之别。你认识他吗？”
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理解：历史，哲学，科学，冷战，大众社会，流行艺术，高级艺术，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俄国问题，犹太问题。然而，我很快就观察到——或者说（因为我一般没那么快）我直觉到——作家很少是知识分子。“来点意识形态，跟上最新形势，才是最合宜的，”契诃夫说道——寻开心呢，我怀疑。他以更严肃的方式写过，作家“参与政治的程度，应以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侵害为限”。“缺席那些政治-社会-经济性质的冗长论辩”是他的原则之一，他还建议作家们要客观、简练、大胆、避免刻板印象；以及，富有同情心。（啊，前些日子这些词都声名狼藉了。）
我现在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认知和想象之间的差异；我只是注意到，我凭着天性，回避了任何类似于选择的东西。我不记得曾和其他作家讨论艺术与政治的对立。多年后，在一次招待晚宴上，我曾问君特·格拉斯为什么他那么卖力地为威利·布兰特（Willy Brandt）助选。作家应该参与政治吗？他不吭声地瞪了我一眼，好像坐在白痴村夫身边让他大为光火（当晚，他就是贵宾）。
只有在美国会这样！他可能这么想。
因为在欧洲，作家们将政治视为绝对真理。这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我在巴黎期间（1948—1950）了解到。1948 年是一个特别惨淡凄凉的年份。煤炭、汽油甚至面包都还在配给中。巴黎再也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世界文明之都了。法国思想家和作家正挣扎着保全巴黎的显赫地位。近来被称颂为解放者的美国人，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右翼对他们也很凶，跟左翼一样凶。莫里亚克（Mauriac）在他的专栏里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俄国人的喜爱——爱俄罗斯文学，而不是美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只有通过了意识形态审查的美国人，才能被法国左翼所接受。其他人都是间谍。会讲法语的人麻烦就更大了——很可能是双重间谍。像我的朋友 H.J.卡普兰（H.J.Kaplan）这样的法国文化终身爱好者，就有这等嫌疑，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则立刻受到欢迎；在皇家桥酒吧聚会的存在主义者们很快让他读了胡塞尔，一位我不明觉厉的哲学家。我本来可能已经算个知识分子了，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个法国漫画里的妓女，她说：“J'aurais pu faire la religieuse”——我本可能是个修女。看到赖特在圣日耳曼德佩区深陷一本厚厚、难懂的书，我问他干嘛要读，他告诉我说所有作家都应该读，我最好自己也弄一本。我还没有做好阅读胡塞尔的准备。我经常去的可是音乐厅和冬日马戏场。不过，我还是跟上法国人的思想的，读了《现代》杂志上的萨特、《战斗报》上的加缪。我还偶尔去巴黎哲学院听课。
西方知识分子为这样一个例子如痴如醉，真是不足为怪。
战后巴黎弥漫着失败、占领和解放的痛楚。耻辱和怨恨的气氛让漂亮的建筑临街面黯淡无光，让塞纳河（至少我觉得）看着闻着都有股药味。后来我被说服了——说这种压迫感正是冷战的早期表现。那时，法国人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一脸无助。据我所知，在公众舆论中，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还略占上锋——如果你受不了理发师给你滔滔不绝地讲马克思主义，这头就剪不成了。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到巴黎来是接受再教育的，但这里的人对苏联历史的全面无知让我大跌眼镜。我一边读萨特，一边对自己说，带着芝加哥风格：“这一定是个骗局。”在我老家地盘上，骗局的罪孽不及谎言。我更乐于相信，萨特这般奇特行径是故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他对资产阶级有这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斯大林的罪行他都能网开一面。在知识分子的道琼斯排行榜上——如果有这么个东西的话——他的资质，在我开始读他之前，差不多是优先股。但在真相唾手可得的情况下，他对此还知之甚少，就非常令人失望了。他说起那“具有压迫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腔调，他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但他的目的是创造一个革命的大众。他自己是 18 世纪哲学家的继承人，他就像那些文学先辈对资产阶级说话那样，对无产阶级讲话，将政治自我意识带给那些即将成为今日革命者的人。他断言，寻求解放的工人会一直、一路解放我们所有人。法国共产党是横亘在萨特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障碍。至于存在主义，他马上承认，是资产阶级的尸体在分解时产生的现象。然而，真是让人讨厌，他目前唯一可得的大众正是来自腐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他们无疑是受害者，但也是暴君）。
“如果作者是英国人，这会儿我们知道他是在跟我们开恶作剧的玩笑呢。”温德姆·刘易斯在《作家与上帝》中写道，“但萨特没有笑……他是山穷水尽了。”刘易斯的同情里带些挖苦。他是处处同意萨特的，他宣称我们生活在充满骗局的时代时，还赞许地引用过萨特。“国家社会主义、戴高乐主义、天主教、法国共产主义都是骗局——意识被蒙蔽，我们只有打破公众的幻想、启蒙公众，才能捍卫文学。……萨特相信所有共产党人相信的那一套，”刘易斯总结道，“但他不希望把这些东拉西扯的联系真的变成婚姻。”他说萨特是人民阵线的同路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走上了一条要么通向共产主义要么通向空无一物的道路。他选择了虚无（néant）。”
我自己在 1949 年的猜测是——当时我还不成熟：不只是比现在看起来年轻，而且是身心都未健全——法国知识分子正在做准备，自我调整，争取一个俄国式的胜利。他们这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体现出他们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反感。在英国有类似的反美情绪。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就同他这一代的许多作家（和公职人员）一样，憎恶美国及美国政治。历届英国政府都大体上保持与美国一致，但格林有办法把至少部分的反美情绪从伦敦转移到华盛顿。在大西洋这边，他有一大批追随者。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仇恨体制的人，非常喜欢看到我们的社会及政策变得一团糟。“最大的敌人还是在内部”是列宁的战时口号。在他的所有思想中，这句大概最能传世。
我回顾往事，发现萨特等人的错误，却一点高兴不起来。我感到灰心丧气，更是因为所有这些对正义和进步的热望都失败了。我能理解，当危机接踵而至，没有人愿意就这么屈服不抵抗。看到如此多的聪明才智投入到错误百出的理论中，真是让人心塞。在铁幕背后直接经历着极权主义的人们，则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在西方，有某种观念上的消费主义。人们会自问，我该怎么想呢，信这个还是信那个？西德尼·胡克在他的自传中嘲笑了《党派评论》知识分子，那群受人尊敬的左派。他把他们写得像是做小生意的，是高雅精美的商场里卖外国特产的进口商。胡克认为，他们只是耍嘴皮子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政治。而且，他们相信二战就跟一战一样，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不是列宁主义者，并不想在华盛顿领导一场暴动，于是，他们对英国和德国的分析不免让人想起小人国里的那些神学家。胡克这位不屈不挠的冷战斗士，对他们那夹缠不清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在四十年后读来仍能觉出尖利的讽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事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希望正确的本心，那时候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真正的立场。“我不得不把大炮对准德怀特·麦克唐纳和别的一些人，”胡克在他去世前几年告诉我。但是，没有人研究过孤独无助与见解正确之间的联系。追逐当代事件，某种程度上和阅读历史是一样的。我们当然必须读历史，但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小说家斯坦利·埃尔金（Stanley Elkin）在一篇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第一修正案》的文章里问道：“过去谁会拿那么不恰当的东西当见解呢？……因为历史，历史过去确实是，仍然是，活动家的日程表。我们其余的人，你，我，我们其余的人都只是某种世界观的粉丝，把新闻当戏看——当成剧集，安息日灵魂连续剧的一集。”他接着说，如果我们没有实现变革的天分，我们至少有“批评的安慰”。
当然，像胡克这样的活动家是实现了变革的。他们对冷战胜利的贡献无从衡量，但必须得到承认。我们就把胡克当作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代表吧——是胡克，而非萨特的观点占了上风，也应该占上风。而艾尔金先生所做的，就是准确报告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里，观点见解处在什么行情。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将理论阐述和有效性相结合。尽管胡克对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显然缺乏同情，但我给他打满分，真心佩服他，为他参加过的战斗。胡克是积极的行动派，而不是那种沉思的类型，他不是哲学家，倒不如说是前哲学家。在我与他共度的最后几晚，他告诉我哲学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问他教出来的博士们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他们在医院工作，当伦理学家。这也不会让他不高兴。我不认为冷战的结束就意味着理论的破产。勾画出现代世界的清晰面貌，尽可能出色地解释西方的危机，仍然是必要的。
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我是很尊敬的。但这不是我的志业。总体看来，作家并不擅长这一点。他们采取的立场通常是知识分子帮他们设定的。或者，如果他们自己是知识分子（例如，萨特的情况），就自己来设定。在冷战问题上，我和那些反共知识分子及宣传家立场一致，虽然他们往往调门高得很，充满文化自豪和自大感（suffisance），但品味多半十分庸俗。在这方面，他们的相反阵营左派那边更是一塌糊涂。
因此，我的政策是避免那些作家聚会的场合。当约翰逊总统邀请二三十位“艺术领袖”到白宫时，我傻乎乎地接受了。我以为我宣读一封给《纽约时报》的信，表达一下我对越战的反对，就可以加入狂欢了——以示我对总统的尊重。这都是些什么原则啊！我那愚蠢的清高真是一大软肋。抵制这次活动的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我，跟我商量下午的策略。我猜他和他的团队正在给我找个参加的理由——得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在里头。那天白宫满是洛厄尔支持者的喊叫，我称之为正方；反对者是少数。报道此事的记者和作家一样，吵吵嚷嚷、怒气冲冲。对我来说，高潮就是不请自来的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出现，这位身材高大、留着山羊须、脚蹬运动鞋踏进玫瑰园的了不起的波希米亚人，四处走动，背书着洛厄尔的抵制。许多人签字了。约翰逊总统后来说整件事就是一场羞辱。“他们来，是羞辱我，他们不来，也是羞辱我。”
菲利普·拉夫跑来给我洗脑子。“你被罗伯特·洛厄尔放在了现场。他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那么如梦如幻的诗人啊，他耍起手腕来，没人能拗得过。”
我记得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文学会议是纽约的国际笔会。那回，我被发到一个关于“国家与作家的异化”的分论坛——真是个多余又愚蠢的话题。我简单讲了几句（在这种场合是越短越好），我说我们的政府压根不麻烦作家。国父们已经为平等、稳定、正义、减轻贫困等问题制定了一个开明的计划。艺术、哲学和人类的更高关怀，不是国家的事。我们这儿的重点是福利和一种实际的人道主义。凭借科学，我们将征服自然，并迫使她为我们提供资源。物质匮乏将被消灭。总的来说，我相信这个计划已经取得了成功。在商业社会中，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写小说、画水彩画，但文化并不会像农作物、制造业或银行业那样得到同等的关注。我最后说，国父们的许多物质目标已经成功实现。
勾画出现代世界的清晰面貌，尽可能出色地解释西方的危机，仍然是必要的。
我还没走下讲台，君特·格拉斯就站起来向我发难了。他说他刚刚走访了南布朗克斯，那些生活在恐怖街头的可怜黑人不会同意说他们获得了自由平等。他们苦苦忍受的悲惨生活，根本不像我描述下的美国式成功的样子。大厅里挤满了作家和知识分子。格拉斯刚刚点燃了意识形态的导火索，接下来就是一声巨响，代表和访客们都炸开了锅。我在这咆哮的气氛中尽量作答，我说美国的这些城市当然会立马下地狱；它们已经败坏得不行了。我还试图表明，补救措施，如果有的话，也得由富裕的社会来开展，而这似乎就证明了国父们的物质目标的确已经实现了。我补充说，因为这是一次笔会的会议，而作家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在这方面，我提到了德国的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Feuchtwanger）。格拉斯抗议说，他在美国总是被贬低为共产主义者。
你不得不佩服这些社会幻想家和解放者：他们知道如何占据并守住制高点。他们也是玩对等游戏的大师：你说美国制度好，因为你是它的辩护士和走狗；你不关心穷人，那么你还是个种族主义者。
他按下了宣传鼓动机器的按钮；发出了一个熟悉的信号。在他的信号下，激动的人群报以条件反射。
“大概，伟大的德国作家在发声表态之前，不必去作什么了解。”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这么说格拉斯。
格拉斯似乎相信我正在为这制度正名——这块虫吃鼠咬的裹尸布。不，我只是在描述这里有些什么可看的。
我在此引用一下头脑煞清的政治理论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话，比我在一众笔会毒蛇面前演讲里想说的意思表达得更好：“不能指望那些致力于自我保存的公民社会，会培育出英雄崇高、感发人心的事物。那样的社会不要求也不鼓励高尚。……以‘经济’角度看待人类的人，不会一直相信人的尊严，相信艺术和科学的特殊地位。”
这些便是启蒙信念的基础、现代性的第一原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好的馈赠。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说，列宁革命的目标从未在俄国实现，但它们和身在资产阶级美国的我们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都已化为乌有。
东欧“幸免”了我们的革命。而俄国却耗费了七十年，甚至出现了斯大林这样的东方暴君；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苏维埃统治。坚守立场反抗极权主义、进了卢比扬卡监狱和古拉格的作家们，他们身上的道德家和艺术家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动。我特别钦佩《科雷马故事》的作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Shalamov）和写了《我的世纪》的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以及熬过斯大林监狱和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许多其他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
在西方，逃脱这种折磨的人，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他们很容易将自责和钦佩混在一起。他们想知道自己在压力下会如何表现。恐怖是试炼中的试炼，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幻想过霍布斯式或达尔文式的自然状态下的挑战。知识分子对这样的挑战特别易感，还很可能会推想着，经受这样的磨难能否治愈他们分裂的灵魂。
现在，我又想到了列宁喜欢的杰克·伦敦写育空地区的故事。他最喜欢的《生火》讲的是一个男人夜宿广阔的雪地，发现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如果点不亮，他就会被冻死。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这故事时屏住呼吸。后来我发现，杰克·伦敦在东欧有很多追随者。这种向文明之前状态的回归，在文雅人里也很普遍，就像人们会崇拜野性自然的人，崇拜那些有特殊暴力的人一样。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他在西伯利亚认识的罪犯印象深刻。一个凶手对他说：“‘你是无辜的，无辜得可怜。’……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还没成熟、没长大的人，或者，他对我的同情就是每个强壮生灵都会对弱者产生的那种同情，我不知道……甚至他在偷我东西的时候，都在替我难过。”
在这里，我是不是在反对知识分子呢，甚至批评他们阅读索尔仁尼琴或沙拉莫夫的方式？嗯，是的——只要他们允许用暴政来定义生存的基本法则。暴君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存，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判断。一连串的苦难已经为我们设置好了，到顶是集中营，而西方社会位于底层。那些遭受最可怕折磨的人是“严肃的”，我们其他人则不值一提。
我对知识分子的反对可以简单归纳为：科学假定了人类本性中没有灵魂；商业无涉灵魂和更高的渴望——像爱和美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它的事；马克思同样也把艺术等等分配给了“上层建筑”。于是，剩下的灵魂和连带着的神秘把艺术家们给“困住”了。十九世纪末，浪漫主义的热情（抵抗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誉。二十世纪又将浪漫主义倒置过来，用仇恨取代爱，用虚无主义取代自我实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已经偏离了现代科学未能解释的那些生命中的基本事物，而现代经验似乎已经变得毫无实质。灵魂的力量，这是莎士比亚的主题（简单来说），也不断回响在亨德尔或莫扎特的作品里——在现代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还被认为是主观的东西。但任何一处的作家仍旧依靠这些力量的存在而活。关于这一点，知识分子说得很少，甚至无话可说。
当我们读到沙拉莫夫或亚历山大·瓦特时，我们会为这些力量所倾倒。我们认出这些力量，它们直接出自人性，而人性拒绝强加的奴隶制和极权主义的不义。但在我们中间，在西方，这些力量没有被承认，甚至没人能认出它们。
在这里，我别无选择，只能过火。俄罗斯的东方专制主义来自过去，而那些为生命而战反对它的人所引发的同情心，我怀疑，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我们美国世界是个神童。在物质层面上，人类多年的梦想已经实现。我们已经表明，消灭物质匮乏，可能近在眼前。对人类的各种需要，都已做好了准备。在美国——在西方——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提供童话般丰盛物质的社会。古老的幻想已然成为现实。我们可以即时看到、听到远方。我们的火箭能离开地球。飞天是我们所想，也是真实的旅程。这是一桩新鲜事物，而它太宏大了，没法把握。沉下心来想想，我们会为自己在所有所见中——多得不可思议的发明和把我们带跑的商品——失却的人性而颤抖。我们不知道这是人性的暂时萎缩，还是彻底消失。我们也无法判断我们是先驱还是实验对象。俄国应该已经了结了暴政和贫困。如果它发展自由市场，成为一个商业共和国的联盟，就得做我们一直在做的那些事。科耶夫暗示说，我们已经因为我们那无可比拟的奇异成就，变得无可挽回地微不足道，因此，现在，我们对生和死都没法把握了。他似乎接受了尼采对堕落“末人”的骇人看法。
我自己则相信，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想象得出来，就至少会实现一次——人类有能力构想的一切，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完成。好坏不论，这些就是冷战结束让我生出的想法。
[1993]
译者：李纯一
本文摘自《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
[美]索尔·贝娄
李纯一 / 索马里 译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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