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朋友一起去墓地遛狗。正值墨尔本的秋天：微风习习、空气怡人、阳光和煦。狗在我们前面的坟墓之间一路小跑。我在口袋里装了一把剪刀，以防我们会在被遗忘的坟墓堆上碰到玫瑰丛。
“我不喜欢玫瑰花，”我朋友说，“我讨厌它们有刺。”
狗钻进一片常春藤，定在那里。我们阔步走过猫王纪念碑。
“你想在你的墓碑上写什么，”我朋友问我，“什么样的墓志铭？”
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两百双靴子所有者。”
回过神儿来，我朋友指了指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她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可怜的人儿，”我朋友说，“我希望你在我的墓碑上写‘她只为自己而活。’”
我们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蹒跚而行。
我和我这位朋友认识二十年了，但我们从来没在同一个屋檐下住过。她从欧洲回来，刚好无缝衔接住进了我租的房子里的一个空余房间。因为那个男人，这个房间刚好空出来了——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朋友有一些特定的信仰，私底下我一直认为有些古怪。有时候我想，我朋友就是以前人们说的“傻大妞”。她相信轮回——并不是说这本身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有时候，不知道她在世界哪个地方，她会给我写很长的信，这些信出自她可爱、优雅、灵巧的手，信中字里行间都讲的是她以前的生活逸事，解释她现在的心理构成和现世化身的种种行为。
我眼睛一目十行，飞速阅览信件，越看越感觉尴尬。
我朋友是位画家。
初次见到我这位朋友时，她订婚了。手上戴着古董蓝宝石戒指，脚上穿着意大利靴子。但再次在迈尔斯见到她，她手上的戒指没了。我从未问及缘由。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去墨尔本南雅拉的一家俱乐部跳舞。乐队的男孩也都是学生。我们爱慕他们，尽管我们也才 22 岁，但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年纪，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面对那些男学生有种老牛吃嫩草的感觉。我们读了《斯通夫人的罗马之春》 。那年是 1965 年；女权运动之前。
我朋友带着她的手提箱下了飞机。“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说，“澳大利亚男人，即使四十多岁了，也还穿得像个小男孩？他们穿着短裤、人字拖鞋和细条纹 T 恤。”
每天早上，我们打开门，都会看到一只猫在我们后院的灌木丛下熟睡。于是，我们收留了它。看电视的时候，我和我朋友总会为了猫躺在谁的腿上争吵。
我朋友是音盲。有一次，她坐在汽车后座上，分别用独唱、合唱、说唱等方式不着调地唱着《蓝月亮》，汽车沿着普特路上山、下山、过河，一路向北，她一直用她的方式唱着，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我朋友以前住在大学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像学生一样生活。她的床安置在楼下前厅窗户正下方。一天下午，她父亲来看她。他轻轻叩门。无人应门，他便往窗户里面瞄了一眼。眼前的景象惊得他踉踉跄跄退回到栅栏那里。我朋友说，他当时的样子就像心脏病发作了一样。
我朋友下午经常到我家附近散步。她从一大片绿色植物后面的小巷子走出来，在我家落满灰尘的橱柜里找到几只花瓶，然后用树叶做插花造型，既时尚又大方。
我们俩各自结婚前，我去我朋友家帮她刷浴室墙面。油漆是橙色的，我穿的棉质连衣裙也是橙色的。她哈哈大笑，因为我站在浴室里，只能看到手脚和头。后来，天黑了，我们坐在她厨房的桌子旁，她卷了一支大麻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毒品并真正抽上一口。我担心会有侦探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没有拉上窗帘。我们在温暖的夜晚走到吉纳维芙，吃了两碗意大利面。我感觉似乎记得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点滴细节。
我朋友远在异国他乡时，她父亲去世了。
“现在，”她对我说，“我知道悲恸是什么滋味了。”
“什么滋味？”我问道。
“有时候，”我朋友说，“就是你预料的那样。但有时候只不过是脾气暴躁。”
我朋友的父亲去世时，他的后事办得不太好，他没留下什么钱。
我朋友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打破禁忌，把条纹和花卉图案混搭穿的人。她站在纪念神殿的台阶上，头顶撑着一把黑色的伞。那是 1960 年代。
我朋友从欧洲回来，找到了一份工作。她不为挣钱画剧院布景的日子，就去自己在城里的又冷又脏的工作室，画画其他东西，没有特定对象。她穿着廉价的鞋子，用发针把头发卷起来，贴着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