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化、少子化、失业、啃老、穷忙……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与年轻人的生存困境有关。当一个社会中代表着活力与希望的年轻人普遍陷入生存的困境，原因一定不在他们身上，而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和相关的制度产生了问题，这是任何个体都无力反抗的沉重枷锁。在《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一书中，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了当今日本社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背后的原因，以及衍生的各种问题，最后针对如何应对这些困境和问题，从家庭社会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由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章，分享给读者。
生活水平不如父母一代
——“下流社会”的到来
比阶层固化更恶劣的事正在发酵
1993 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就职后不久发表的演说中说道，“现在的孩子成年时，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父辈的世代”，借以激发人们的危机感，进而说明自己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
但是，二十年过去了，纵观美国经济，总体呈稳健发展态势。此时，GDP 停止增长、一代过得不如一代的反倒是日本，且这一趋势日益显著。在人均 GDP 停滞的情况下，日本社会还面临着少子老龄化问题，居民收入以年金的形式加速从在职人员转移到退休的老年人手中。其结果就是，这二十年间整体看来并无明显变化，但聚焦于年轻人就会发现，他们的收入明显呈下降趋势。
经我们调查计算，表 1-1 所显示的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包括三代同堂和单亲家庭）年收入的变化情况。就按消费者物价调整后的收入而言，这些家庭的年收入在 1994 年达到峰值，随后逐年降低，2004 年时已经跌至 1989 年的水平。其中尤以单亲妈妈家庭年收入的下降最为显著，甚至与 1984 年的收入水平相当。最终承受经济停滞恶果的是如今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其结果是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加剧了家有儿女的一代年轻人对生活的不安。
- 学龄前儿童家庭年收入变化（中位数）
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克林顿此前所担忧的代际向下流动现象将成为现实。所谓代际向下流动，指的是子女到了和父母辈同样的年龄时，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之父母辈明显下降。判断标准各式各样，在此我们仅着眼于收入层面来分析。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代际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动主要是向上流动。孩子到了父母的年纪，可以享受比父母优越的生活水平曾被视作理所应当。在经济整体增长的情况下，子女比父母学历更高，大部分男孩可以获得比父亲更好的职位，大多数女孩可以和比自己父亲更优秀的男性结婚。
然而，进入 90 年代，正如社会学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佐藤俊树在《不平等的日本社会》（中央公论社，2000）中指出，日本社会出现阶层固化，即父亲所从事的职业与儿子的工作相关性增强，如果父亲没有一份较好的工作，那么儿子也很难找到工作。大阪大学吉川彻教授指出，阶层固化导致学历的代际上升被中止，学历固化导致阶层固化。（《学历隔断社会》，筑摩书房，2009）。如果父辈间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就会通过学历传递给子女，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被称为阶层固化或阶层再生产。
然而，目前有比阶层固化更恶劣的事在发酵。“固化”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子女一代与父辈生活水平大致相同，但如今，子女连维持和父母相同的生活水平都无法实现，“下流社会”的征兆出现了。
问题在于缺乏危机感
参加我在大学开设的研讨课程的研究生成田太昭将其毕业论文题目选定为“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以目前已经工作的中学同学为研究对象，进行采访调研。调查结果引人深思。父母是高中学历的孩子，大多也是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仅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就是一个“阶层再生产”的鲜活例证。但时代不同，学历的意义也不同。他们父母毕业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只要愿意，任谁都可以成为正式职员，男性可以依靠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保证年收入的稳定增长，购置房产，养育后代。
然而，始于 90 年代后半期的非正式雇佣化，对高中毕业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动化、IT 化使得制造、行政、销售等岗位不再需要熟练工人。企业大量需要的是机械、电脑前的简单劳动力，他们只须按工作手册按部就班，重复简单劳动即可，企业无须培养高中毕业生成为业务熟练的专职人才。企业开始用非正式雇员取代他们，在中小企业工作的正式职员，也属加薪无望者居多。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寻找稳定工作机会的路径越来越窄。同时由于“规制缓和”的影响，个体经营者的生意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根据成田太昭的调查，虽然有人高中毕业后成为正式职员，拥有稳定的工作，但也有不少找不到正式工作，或就业后因劳动条件恶劣而频繁更换工作，成为非正式职员的人。问题在于他们大多安于现状，毫无抱负和危机感。总的来说，他们大多与父母关系不错，并且非常认同上一辈的生活模式。因此，他们相信自己只要像父母一样高中毕业，就能成为正式职员，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继承父母的事业，维持和父母相同的生活水平（女性则相信自己可以和拥有稳定工作的男性结婚）。或者说，他们感受不到进入职业学校或大学习得一技之长的必要性。
但是，如前所述，如今面向高中毕业生的稳定职位锐减，现实中他们大多从事的都是不稳定的工作，且今后能够从事稳定工作的可能性极低。即便继承家族企业，从事小规模经营，未来也不容乐观。
尽管他们觉得只要维持父母辈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但现实是和父母一样高中毕业的这一代年轻人很难找到可以维持这种生活的稳定工作。也就是说，生活水平断崖式下降正在日本悄然发生。现今由于和父母一同生活，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后他们必然会被迫自立，等意识到自己只能过比父母辈更加贫困的生活时，他们将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求职活动以外别无选择的学生
——大学“高中化”问题日益显著
大学中的“三方会谈”
数年前，我去太宰府天满宫参拜时，看到竟有“祈求就业”的护身符，有些吃惊，不禁感叹就业难，已经难到需要仰仗神灵的地步了。
眼见着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们都开始提前找工作。一进入三年级，他们就开始研究意向企业的用人方针，寒假里忙于参访企业，大学研讨课上总有因为求职活动请假的学生，很少有全部出勤的情况。计划报考公务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从二年级开始就自费参加信息技术培训或补习课程。
看到这样的状况，有人认为大学似乎成了就业预备学校，然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真正发挥就业预备学校职能的，是那些求职网站、公务员考试培训班，还有最近才出现的就业指导、协助填写履历表的培训机构。
甚至随之出现了“父母代求职”的现象。从前也有靠父母的关系找到工作的，但这里所说的是父母大清早跑去招聘会现场帮孩子排队的情况。有很多大学也开设了面向学生父母的就业研讨课程。因为听说我的学生中也有父母参加，我就问了一下情况，据说这样的研讨课程旨在说明目前的求职流程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有个女学生甚至被母亲规劝道：“找工作这么难，不如赶紧找个人嫁了。”对此，我在《“婚活”时代》（与白河桃子合著，“发现”随身书系列，2008）中曾提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要和收入稳定的男性结婚，需要像找工作一般“积极努力”的时代了。至于“找个好老公”和“找份好工作”究竟哪个更难，大概就因人而异了。
概观上述现象，只能说现在大学“高中化”现象正在悄然进行。坦率地说，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不过是被安排教授一些非应试科目课程的高中老师。学生为了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学习也仅以能通过考试为目标，感兴趣的科目可以深入学习，不感兴趣的就敷衍了事。
为了与培训机构抗衡，以私立高中为主的学校会特别向学生提供考试指导，或招揽培训机构讲师，开设专门的讲座。大学大多也为学生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邀请企业或专业人员，全力支持学生的就业。
正如具有完备升学资源的高中会把考进名校的学生人数作为金字招牌，大学也将全力支援学生就业的相关内容写进宣传资料里。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今后大学老师很有可能会和学生、学生家长坐在一起“三方会谈”，商讨学生应该申请哪家公司的招聘考试。
打破“应届生统一录用”的雇佣惯例
20 世纪 70 年代，大学升学率提升，高等教育因此普及。大学休闲地（leisure land）的说法也逐渐出现，即指大学生轻学习、重娱乐的现象。比起学习，越来越多的学生更专注投身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享受休闲娱乐活动。甚至出现了“合法延缓期”（moratorium）这样的词语，认为大学时代是不必急于决定今后出路的一段时期，学生们在此时尝试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像“五月病”，一些学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回顾当时，大概是因为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到大公司工作，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去尝试包括休闲娱乐在内的各种活动，这是一种由选择过多而出现的幸福烦恼。
不禁感叹就业难，已经难到需要仰仗神灵的地步了。
现在的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除了参与求职活动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很多学生甚至将兼职和参加社团活动作为大学期间的休闲时光。确实也有学生热衷于研究，也有的乐于参加志愿者活动，然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次要活动”。总之，如果不参加求职活动，临近毕业时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即使有心参与社团活动，修习考试以外的科目，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余力，就像当年一心扑在高考上的高中生一样。最近有学生询问参加什么社团有利于今后就业，也有学生在选择兼职时就考虑到工作经验在求职面试中是否加分。
二十年前，大学给人的感觉还是和高中完全不同的世界。大学里充满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供选择，大学生也有从中选择的自由，大多数人因而感到前途光明。我试着问过我带的一年级学生进入大学后感觉如何，很多人都回答和高中一样，或以为会比高中有意思但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如今大学成了就业预备期，无法完全不考虑未来的出路，大学时光不再是自由挑战与追求理想的阶段。
在这种状况下，我不禁思考大学或者大学教师能做些什么。在供需关系的杠杆下，若使得大学“高中化”，且兼具培训机构的职能，开设有利于就业和考取各类资格证书的讲座，学生会在就业市场更具优势吧。但是，如此一来，大学还能培养出年轻人本应具备的创新精神和包容品质吗？
总之，如果不打破头份工作定终生的体制和应届生统一录用的惯例，就无法阻止大学“高中化”的趋势。
“三振出局者”的茧居生活
——如何安置司法考试落榜者
新司法考试合格率终未提高
提到只有合格、不合格两种结果的考试，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事实是，世间确有各种类型的考试。从教育社会学角度来看，考试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一般考试，也称为“测验”（examination），只要达到划定的及格线即为合格，是测定掌握程度的考试。像学校的期末考试，英语、簿记等职业资格考试，驾驶证考试等，都属于这一类。
另外一类是选拔性考试，也称为“竞考”（concours）或“比赛”，合格人数是有限的，无论成绩多好，如果无法跻身规定的人数范围之内，就是不合格。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升学考试和招聘考试。
虽然两种都是考试，但对于应试者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如果是一般考试，只要足够努力，有可能所有人全都合格。但是，选拔类的考试，应试者如果超出了一定数量，就会出现不管多努力都会被淘汰的情况。如果将两类考试混为一谈，那么围绕考试的议题就会引起各种争议。
争议如实体现在新司法考试上。由于未明确定义它是一般考试还是选拔性考试，暧昧不明的事实放任主事者或关系人按个人需求擅加诠释，使得立志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与相关人员产生困惑。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界定从业者是否具有行医资质的一门考试。具备报考资格的医学院毕业生有可能全部通过考试，未通过也可以重复报考。然而，新司法考试（旧司法考试也是如此）看似是一般考试，实际上却是和升学考试别无二致的选拔性考试。（法科大学院即法律研究所，以培养律师、检察官、法官专设的研究生院，学制三年，毕业后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可获得参加新司法考试资格。——译者注）毕业生都有资格报考。如果是一般考试，有意愿参加考试的学生进入法科大学院学习相关实务知识，那么学院的基本方针应与医学院一样，都是使毕业生全部达到合格线。若贯彻这一方针，司法考试的设计也必须是让达到一定水平的考生全部通过。然而，现实中的司法考试却是一门限定合格人数的选拔性考试。2009 年通过考试的人数是 2043 人，日本法务省称预计将合格人数增加到 3000 人（注：当时）。2010 年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选举，则由一个要求将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减至 1500 人的候选人当选。讨论合格人数本身就表明，新司法考试是一门选拔性考试。
既然是选拔性考试，不管怎么努力，只要其他考生更用功，就有可能无法通过。无论各法科大学院如何强化充实教育内容，只要其他学校更努力，提高通过率就会成为空谈。
文部科学省要求各法科大学院提高司法考试通过率。然而，能提高通过率的仅限于一般考试。文部科学省在合格人数被限定的情况下来谈提高通过率，就如同要求所有学生成绩必须高于平均分一样，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要求。
法科大学院每年的毕业人数为 6000 人左右。即使按照法务省的规划，将合格人数设定在 3000 人，通过率也仅仅达到 50％，这么简单的计算连小学生都能理解。若按照合格人数为 2000 人来推算，法科大学院毕业后无法取得从业资格的每年有 4000 人，且这个数字正在逐年累计。并且，新司法考试规定，法科大学院毕业五年内只能报考三次。
我们按照小学高年级数学来推演一遍。合格人数为 3000 人，毕业生有 6000 人，未通过者还可以再参加两次考试，那么合格率 3000÷（6000+3000+3000），也就是 25％（如果合格人数设定为 2000 人，合格率仅为 14％）。这是数字计算反映的事实。声称将合格率 70％ 作为目标的人，甚至连小学数学都搞不清楚。
“三振出局者”将何去何从
第一届新司法考试于 2006 年举行。三次应考均失败，继而失去报考资格的人数持续增加。今后，未通过考试人数将以每年超过 3000 人的数字不断累加。应试者中像这样三次落榜的人被称为“三振”（棒球或垒球运动术语，是指击球员三击不中而出局。——译者注）。这些“三振出局者”将何去何从？听一个通过考试的人说，他的一个“三振”朋友考试后随即失去踪影，再也联络不上。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中有人在即将达到年龄限制时考取了地方公务员，也有人就这样返回老家，灰心丧志地成为茧居族（即无业“啃老”）。
我曾经在《希望格差社会》（筑摩书房，2004）一书中预测的情况切实发生了。这些落榜生付出的不仅是努力，如果就读的是私立法科大学院，那么此时已投入数百万日元，就算是国立大学，也需要支付一百多万日元的学费，而这一切随着考试失败全部化为乌有。还有不少举债求学及赴考的人。失去考试资格的人当中，最年轻的 27 岁，而很多上班族和非法律专业出身人士大都超过 30 岁，不仅再就业已经没有优势可言，报考公务员考试也受到年龄限制。所以不难理解会有人绝望至极，开始封闭自己。毫无疑问，努力得到了回报的合格者与这些落榜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心理落差，这就是法科大学院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
- 《希望格差社会》
因为低收入的律师增加而主张减少司法考试合格人数的人，不知是否考虑过如何安置法考落榜而陷入绝望的法科大学院毕业生。
若维持现状，法科大学院将沦为教授应试技巧的培训机构，研究生因落榜的不安而恐惧焦虑，“三振出局者”被逼进绝望的深渊。
将新司法考试改为资格考试，即不限制合格人数，只设定及格线，像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一样，对于全部毕业生原则上都给予合格，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案。如果仍然维持限制合格人数的选拔方式，那就应该为未通过考试的人提供与之付出的精力、金钱提供相应的切实可行的职业规划。在考试制度出台之时，未将配套措施纳入考量，实在是一大决策失误。
求职、相亲与新司法考试
——各种风险铸就年轻人的沉重枷锁
求职、相亲与新司法考试中的重大风险
求职、相亲与新司法考试——也许让人联想到日本的三题落语（三题落语，落语的一种形式，将随兴给出的三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完成表演。亦指其所说的段子。——译者注）。我在迄今的调查中，发现以上日本特有的现象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三件事对于年轻人来说，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不消除这些活动中的风险，事态将进一步持续恶化。
它们的特征列举如下：
1. 为达成目标，需要付出金钱、时间和相当程度的努力。
2. 若不付出努力，达成目标的概率就会降低。
3. 无法达成目标时，面临的是绝望境况。
4. 并非所有人都能凭借努力达成目标，失败概率很高（虽有人看似可以轻易达成目标，但同时也有人无论如何努力终究还是会失败）。
也就是说，并非努力就会有回报。但如果不努力的话，面对的便是更加糟糕的状况，因此不得不持续努力。但这些努力也不一定得到回报，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如果成功达成目标，等待自己的看似就是充满希望的人生。反之，此前付出的所有金钱、时间、努力都将化为乌有。总而言之，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正是求职、相亲和新司法考试共有的特征。
求职活动大约在大学毕业前一至两年间进行，新司法考试在考入法科大学院之后，相亲则因人而异，也有先后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然而，这三件事的构造总体来说极其相似。我曾在《希望格差社会》中引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话：“希望来自感到努力会有回报，当努力付之东流，随之而来的就是绝望。”现在日本的年轻人被迫在希望和绝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应届生统一录用惯例的弊端
日语中的“就活”，字面上就是指就业活动，即为了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员（或政府部门的正式公务员）而有意识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现在的“就活”主要指为了进入意向企业、提交实习申请、修改简历、接受模拟考试以判断是否适合该项工作等，有必要学习一些能够顺利通过求职考试的技巧。似乎学习各种技巧比掌握工作能力本身更受重视。我有个学生，据说在就业预备学校接受了面试时如何低头行礼等相关指导，我不禁同情现在的学生居然不得不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学习这样的东西。尽管认为这样的事很荒唐，但是如果不做些努力，就有可能求职落败。即便收效甚微，为了提高进入意向企业（考上公务员）的概率，就不得不参加有助于提升技巧的求职活动。
论其原因，在日本应届生统一录用惯例的影响下，如果想成为意向企业的正式职员，基本只有在应届毕业这个时期才有可能。国企、公务员考试虽然只有年龄限制，但如果年龄偏大，即便笔试成绩优异，在面试中也不占优势——相关传闻层出不穷。无论是否属实，要动摇考生的心，这样的传言就足够了。所以，如果应届生在毕业之际找不到工作的话，别说进入意向企业，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成为正式职员。也就是说，基本脱离了正常的就业轨道，今后只能作为非正式职员被录用。要想改变这样的处境，无论选择报考研究生，还是进入职业培训学校，都需要花费比应届生参加求职活动时更多的金钱、时间和努力，但即便如此，能够找到比当时更好工作的概率也明显降低了。
按照目前的状况，别说进入意向企业，就连成为一名正式职员也并非易事。据说最近大学毕业生中有超过 10 万人既未升学也未就业。来年这些人加上数量难以统计的留级生都将涌入就业市场，成为正式职员只会越来越难。公务员考试因职位和地区的差异，报考人数比招考人数多出几十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新司法考试，如上文所述，考上法科大学院是报考的基本条件。入学后通常要支付超过 100 万日元的学费，进行为期几年的学习。但是，半数以上的毕业生无法通过考试，就连找个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合格与不合格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也是新司法考试的特征。即便明白这一点，但要想成为律师就不得不背负这样巨大的风险。
“婚活”也不能保证可以结婚
为了结婚而参加的活动，在日语中简称“婚活”。我在《“婚活”时代》中曾经指出，不特地参加任何活动就能顺利结婚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如果不积极投身寻找结婚对象、提高自身素质的活动，就很难顺利结婚。然而，核心问题在于参加结婚活动并不能保证就可以顺利结婚，只能说提高了结婚的概率罢了。例如，据推算，没有男女朋友的人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一年后结婚的概率低于 5％。如果加入婚介所，概率会提高到 10％ 左右。然而，婚介所 90％ 的会员都很难在入会一年内结婚。参加联谊、相亲等形式多样的结婚活动，成功概率的确会提高，但并没有保证百分百能结婚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 《婚活时代》
被迫在求职、结婚方面付出可能最终毫无成效的努力，这就是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现状。尽管保证所有人都达成目标在结构上无法实现，但起码应该设法缩小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例如，大企业对应届生、往届生一视同仁，为司法考试落榜的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构建可以保障个人独立生活的社会福利体系等，这些举措的必要性在不久的将来会日益凸显。
学生们如何看待求职活动
——追求舒适工作环境的理由
唯独不愿就职于“黑心企业”
每年 1 月至 2 月，大学正因准备入学考试与处理成绩等事务异常繁忙。这个时期也是老师们给学生的期末报告打分，审查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等，大量阅读学生文章的时期。因而，有时我会从学生视角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课上我提到过应届生统一录用的弊端，随后就看到有学生在报告中指出，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大学社团中。其大意是加入社团的时机只有入学后到暑假前这段时间，且以一次为限，大家都不想到二年级时再加入，以免受到和学弟学妹相同的待遇。另外，如果退出一年级时加入的社团，据说再想加入其他社团也非易事。并无成文规定，大家只是遵循惯例罢了，这一点和企业对应届生统一录用有些相似。
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长幼有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谁也不想把比自己年轻的人当成前辈，也不愿意差使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下属。这样的感觉在男性间尤其明显。大概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带入了企业经营，才会催生应届生统一录用这种将同一届学生招进来的惯例吧。
只要选错一次社团，就意味着在大学里就失去了社团这块立足之地。毕业时如果没有被录用为正式职员，今后就很难再以如此优厚的待遇就业，很多人只能以非正式雇佣的身份在社会上过着无处安身立命的生活。二者确有相似之处。
在社交、音乐方面有专长的人，还可以在所属大学以外，诸如校际运动会的社团、以社会人士为主的才艺团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没有这些才能的人就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大学四年的时光。
近年来考察求职活动的毕业论文多了起来。其中有一篇是研究大学生选择就职企业时的“心声”。调查显示，学生真正重视的并非工资、福利，也不是企业成长性与品牌，而在于它是否具备一个让人感觉舒适自在的工作环境。反过来说，无论提供多么丰厚的工资待遇，多么优越的工作条件，如果没有让人感觉舒适自在的工作环境，他们也可能不予考虑。
如今是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时代，别说挑选企业，就连行业也无从挑选。即便对方是中小企业，也不会因此就拒绝。学生经常被求职顾问提醒，找工作时不要限定于某一行业，也不必拘泥于大公司，要放眼于不同类型的职场。甚至有学生回答，只要是正式职员，不论哪里都可以，但底线就是不去让人感觉不自在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要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
- 《不干了！我开除了黑心公司》
那么，什么样的公司会让人觉得不自在呢？我认为无论薪水多么丰厚，工作内容多么有价值，不善待员工的公司当属此列。另外，公司内部人际关系恶劣且沟通不畅，有个独断专行的上司也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此外，还有对业绩一直无法提升的职员，经常采取一系列不公正待遇迫使其主动离职的公司等。用年轻人的话来说，这些都属于“黑心企业”。
事到如今只有限制市场准入？
在这里，应届生统一录用的弊端再次凸显。如果在企业间跳槽是一件易事，应届生以外的求职者不遭受差别对待的话，不善待职员的公司在就业市场上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很高。因为优秀员工从这样的企业离职后，可以到更优秀的企业工作。然而现实是，进入公司后一旦辞职，就会失去应届生的优势，无法找到更好的公司，想到下一家公司的工作环境可能更加恶劣，对于眼前的不自在也就能继续忍耐下去。于是，“黑心企业”才能得以存活。
求职只有一次机会，错过这次机会，就业条件将更加恶劣——这样的体制阻碍了人才的良性流动。即便觉得目前的职位与自己的能力不匹配，也不适合自己，但如果辞职，再找工作就困难了，那么最终只有选择继续在这家公司待下去。也就是说，试错成本很高。因此，学生在初次就业的时候，就要求至少要在一家令人舒适的公司工作。
另一篇学生毕业论文介绍了其他一些不合理现象。据说参加求职面试时，创作一些“趣闻轶事”讲出来活跃气氛这种做法很流行。据说其中不乏自导自演一个实际根本不存在的社团部长角色，在面试中大放厥词的激进者。温和派的做法虽不至此，但也有很多人在不同公司，面对不同的人都说同一句话——“这正是我想从事的工作”。
虚报学历是一个严重问题，然而仅在面试时说一些毫无依据的“趣闻轶事”，面试官大概也不会记得很清楚吧。总之，只要敲开了企业的大门就是胜利。只要被录用为正式职员，不会被轻易解雇，上述的乌龙创作也无伤大雅。只是企业似乎有必要分辨一下这些所谓的“趣闻轶事”的真实性了。
如果“将实际不存在的东西说得跟真的一样”对于企业人员是必备的重要能力，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也无可厚非。然而，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现在的求职活动演变成了企业人事职员和面试学生间的一种互相欺骗，并指出各方在其中不吝投入精力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如今在应届生统一录用的惯例下，学生在短时间内研究并参加上百家企业的面试。企业也在考察数千人，有的甚至达到上万人。如此，学生要找到一家与自己能力匹配、适合自己的公司反而更加困难。我认为企业面试可以效仿大学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其中多数学校、单位的考试日期冲突），另外，对准入的企业数量也可以加以限制。
阻碍结婚的因素数不胜数
——结婚意愿高涨也无法阻挡不婚趋势
未婚年轻女性的不安情绪高涨
据说东日本大地震后，婚戒的销售额激增。在其他珠宝饰品和杂货的销售额均在减少的趋势下，某百货商场婚戒的销售额竟比前一年增长了 15％，另一家百货商场据说增长了 43％。
我曾经采访东京的一名独居女性，她说道：“地震当晚，他步行三小时来到我的公寓，我就动了结婚的念头。”或许正是因此，恋人们才突然产生结婚的意愿吧。另外，也有地震后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关心而分手的情侣。由此可见，地震成了感情的试金石。
有数据表明，2011 年 4 月间注册婚介服务网站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我认为对结婚持积极态度的女性增加这一事实，与其说是受地震影响而产生的一时现象，不如说是基于近十年社会状况的改变而产生的变化。
我 2007 年创造的词语“婚活”流行于 2008 年 9 月的雷曼事件之后。随后，“无缘社会”一词于 2010 年开始流行，一直持续到地震发生的 2011 年。这些犹如三记重拳，让年轻未婚女性开始感到不安，对结婚活动的兴趣开始高涨。
自 1980 年开始，受欧美女权主义的影响，女性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事业受到称赞。1985 年日本颁布《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人们期盼的时代——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样有自己的工作，不结婚也可以自立，结婚后一边育儿一边工作——似乎已经到来。
均等法案出台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年轻女性在就业方面也受惠于此。即便是女性，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正式职员。女性从事一些看起来很酷的职业而被认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热播剧《男女七人的夏日物语》（TBS，1986）里的女性从事的职业有金融交易员、照明设计师、自由作家和棒球赛事解说员。剧中只有解说员这个角色有着非常强烈的结婚欲望，在剧中反复相亲，而其他三人都希望作为职业女性继续在职场打拼。那个时代的未婚女性在经济上自立，且胸中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
但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随即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年轻人的雇佣状况发生恶化。尽管职业女性的数量在增加，但是无法成为正式职员，而作为派遣职员、临时工等非正式雇佣的女性数量在增加。进入 21 世纪后，年轻女性结婚并成为全职主妇的愿望高涨也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
在 2008 年的雷曼冲击下，有关“派遣村”的相关新闻等，大幅报道了制造业终止派遣职员制度让很多单身男性失去生活来源的情况。然而不仅如此，大量从事行政工作的女性派遣员工、兼职人员也被辞退。还有外资企业的女职员因为未婚而被解雇的，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听闻。但其中大多数是和父母一同居住的单身寄生族，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因此没有被媒体过多报道。但能否拥有自己的事业、在经济上自立，对此抱有不安和怀疑的未婚女性确实有所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2010 年，失踪老人的问题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NHK 放映了纪录片《无缘社会》。一年中有 3.2 万人“无缘死”，大约占了当年死亡人数的 3％。看了这些报道的未婚女性开始担忧父母过世后自己的生活。2007 年，上野千鹤子的《一个人的老后》（法研，2007）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但我想大家应该理解，上野女士推崇的活法仅限于在经济上无所顾虑的女性。
由我担任主要调查者并已公布结果的内阁府调查（2010 年调查，2011 年发布《关于结婚、组建家庭的调查报告》）中，对于想结婚的理由，回答“不想孤独终老”的女性多于男性，大大超过“现在一个人感觉很寂寞”的回答（参照图 1-1，男性人数两方面都差不多）。
- 想结婚的理由
年轻男性的就业状况也不稳定
我在这一节开头就提到过，此次地震后人们发现，平时可能还好，一旦遇上突发状况，一个人很难应付——这样的意识被强化，结婚的意愿也由此进一步提高。
但现实是残酷的。即便想结婚，结婚对象也不会自己送上门来。雷曼冲击之后，特别是年轻男性的收入状况和雇佣情况都进一步恶化。未婚女性如果对自己将来的经济状况感到不安，找一个工作稳定的男士作为结婚对象就显得十分必要。现状就是未婚女性的结婚意愿和实现的可能之间相距越来越远。
我们的社会制度里，男性婚后理所当然要养家，只要这样的社会制度存续，那么结婚意愿高涨却难以实现的矛盾状况就不会改变。在欧美，推进双职工家庭的前提是有相当丰厚的育儿补贴等社会福利作保障。此外，未婚的年轻人不和父母一同居住，收入少并不会成为结婚的障碍。
内阁府 2010 年的国际比较调查（《关于少子化社会的国际意识调查报告》，2011）中，结婚和同居生活的必要条件中，各国选择“足够的收入”这一项的人所占比例如下：瑞典 14.5％、法国 15.5％、美国 36.9％、日本 53.4％、韩国 67.2％。其中日本、韩国明显高于瑞典、法国、美国，而这两个国家的少子化十分严重。
保障双职工家庭的社会制度没有进展，对于育龄青年没有经济上的支援，并且年轻人的收入趋于不稳定。如果不改变这种趋势，日本的不婚化只会愈演愈烈。
为何年轻人找不到人恋爱
——有必要对男女交往不活跃现象提供协助
单身青年数量激增
据说“逆向巧克力”蔚然成风。情人节在欧美，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夫妻、恋人之间互赠巧克力的日子。然而在日本，这一天女性为向自己心仪的男性告白而赠送巧克力。日本这种风俗据说源自巧克力厂商的营销，大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固定下来。从那时起又产生了女性给一般男性友人送“义理巧克力”、朋友间互赠“朋友巧克力”、过白色情人节等习俗。“逆向巧克力”也是巧克力厂商的营销话术，指的是男性向喜欢的女性告白时赠送的巧克力。
这显然对应了男性“草食化”现象。从前在日本，男性无论何时都可以向心仪的女性告白，但是女性就比较消极，很难自己主动向男性开口。因此，创造一个特别的日子，让女性也可以积极地倾诉爱慕之情，这本来应该是日本情人节的初衷。也就是说，“逆向巧克力”这个词的出现，可能代表了当下男性若非纪念日或节日，就无法向女性表达好感的现状。
年轻男性在男女交往中的消极化趋势，据称始于数年前。不过因为缺乏可用于比较的调查数据，也就无从考证。但根据关西大学教授谷本奈穗所做的杂志内容分析，到 80 年代为止，劝导男性积极主动表白的新闻报道还比较多，自泡沫经济崩溃后的 90 年代后半期起，媒体的主流导向就变为提倡不动声色地暗示。据说这是为避免被拒绝的尴尬，而有意倾向非积极进攻式的表白（《恋爱社会学》，青弓社，2008）。
翻阅不同的调查结果，可以肯定的是，这十年间未婚男女的交往似乎变得比较低迷。2010 年开展的被广泛报道的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第 14 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未婚男女中没有结交异性的（18—34岁）男性比例为 61.4％，女性为 49.5％，为 1987 年以来的最高值（图 1-2，1987 年男性比例为 48.6％，女性为 39.5％；2005 年男性比例为 52.2％，女性为 44.7％）。这项统计数据里包含了异性友人，所以其中有恋人（包含结婚对象）的人数实际上更少，男性比例为 24.6％，女性为 34.0％。未婚男性每四人中有三人、女性每三人中有两人都是没有恋人的。
- 未婚且无异性友人的比例（18—34岁）
男女交往不活跃的现象显著发生于不满 20 岁的年轻人中间。18-19 岁的年轻人中，不要说恋人，连异性朋友都没有的，男性比例为 69.9％，女性为 59.8％。虽然至十年前为止，这项数据都是一路攀升，但未婚男女中的性经验比例也在 18-19 岁这个年龄段开始趋于减少，男性为 26.0％，女性为 28.1％（2002 年男性比例为 33.3％，女性为 32.3％）。
与异性交往的意愿也较低迷。针对无交往对象的 18-19 岁年轻人进行调查，询问其是否有与异性交往的意愿时，回答“没有”的男性占整体的 34.7％，女性占 33.0％。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全都未婚，因此 18-19 岁年轻人中每三人中就有一人，不仅没有恋人，连异性朋友都没有，也没有结交的打算。日本性教育协会的调查也显示，对异性没有兴趣、毫不关心的初高中生正在增多。不只是“草食系”，甚至开始出现“绝食系”等新字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把这些数据介绍给其他国家的人，大家无一例外都非常吃惊。一个法国记者说道：“这样岂不是少了一半的人生乐趣？”同时，我问了身边没有恋人的学生，得到的是“太麻烦了”“没必要”“没有一样很快乐啊”这样的回答。
恋爱关系也呈现两极分化？
关于年轻人交往欲望低迷的原因，一时众说纷纭，其中一种称为“两极化说”。因为男女交往有低龄化趋势，所以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人之间产生了很大差别。很多人在中学时就意识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一类，很早就放弃了主动结交异性的想法。的确，根据日本性教育协会调查显示，和多名异性有性体验的大学生在不断增加，与此相对，从整体上看性经验率却波动不大。
此外，“虚拟现实说”也比较有说服力。年轻一代已经在电脑、网络等构成的二次元空间，女仆咖啡馆、偶像等可以寄托情感的想象空间，或风俗产业等满足了男女关系的欲求，所以在现实世界里对于和异性交往的欲求就日渐稀薄了。
每当听到电车里的高中男生们一边打手机游戏，一边议论“游戏里这个女孩背影好可爱啊，但是转过去看正面就不行了”，我自然就会想让他们“在现实中跟女同学交往看看”。听说也有人满足于可以重置的虚拟恋爱游戏中的恋人关系。此外，看到追星的女生、为了和偶像团体 AKB48 握手而反复排队的男生，我都不禁会想：为何不把你们这些精力的一小部分用于现实的恋爱呢？
并且，据说日本单身者的风俗业体验率在发达国家中是遥遥领先的（根据某项调查显示，日本单身者中风俗业利用者占到 10％ 以上，而欧美仅为 1％-3％）。我也开始听到这样的声音：“只要花钱就可以体验虚拟的男女关系，何必非要那么麻烦，找真人来谈恋爱呢？”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男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结婚。我所进行的内阁府调查中， “不想恋爱但想结婚”的回答占到单身者的 10％ 左右（《关于结婚、组建家庭的调查报告》，2011）。但按照目前的状况，结婚的愿望能实现的可能性将非常低。
在人口持续减少的社会里，如何提高年轻人的异性交往率，也是应列入政策议题之中。
题图来自 Jon Spectacle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