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证明过去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显然是做对了什么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崛起与质疑是同步发生的，就是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大家还都将信将疑：这是可持续的吗？这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吗？这是脆弱的吗？这是真的吗？这种将信将疑与经济突然间的高速增长有关，与仿佛前一天还在讲的积重难返有关，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知道很多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有关——比如分配不公，比如产权与物权，比如理性，比如普适价值——与富裕在一个前现代的政治文明中是否有可能“真正”实现也有关，这是一个更原始的母问题。
张五常认为“做对了”的地方是“县”的主动性发挥到极致。他说中国的“县”的制度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重要而且新的东西在于既有制度的组合。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的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中国的经济制度》，p162）
张五常给我们的启发之一，是单纯地看哪件事的“对”与“错”不足以解释一个复杂的磅礴的历史事件。如果去看世界史里权威学者对工业国家的崛起的总结，大约会看到同样的总结方式，并非单纯的牛顿力学、复式记帐法、蒸汽机、启蒙主义、地理大发现或者长子继承制发挥了作用，它们每一个都不可替代而且关键，但真正催生了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所有进步，是所有这些东西的组合。
启发之二是万物其来有自，有时“做对了”那一部分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即使我们一时因果不辨——这事发生的概率还挺高——“做对了”至少提醒我们不要“反其道而行之”。
启发之三是此一时彼一时，“摸着石头”过得了前面的河，未必过得了后面的，对于“做对了”的事，还是要随时关照，你都承认四十年发展凝固了别人上百年的时间，面对复杂的变化，就要知道彼时善因未必一直管用。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处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中国的经济制度》，p167）
我们找了四个人聊一些“大问题”。
他们共同标签差不多有这样几个：
知识分子出身，且有公共性，在十几年前会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当然也可以，只是自从“公知”被污名化，大家回避了这个称呼；
大体上都是媒体人，其中萧先生虽然不做媒体内容，但他是媒体法务专家，熟悉媒体运作和媒体生产每个环节，同时自己也是一位作家；
都称得上成功人士；
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渠道，并且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说，他们不同程度上是有话语权的人；
他们因此也会有自己的“粉丝”，更准确地说是意见相近的人；
当然，更有反对他们的人。
我们与他们熟识程度不一，聊天时间不等。在与他们聊天之前，我们都假定他们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采取什么立场或者代表某个群体说话是出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不是被太多利益纠缠。
聊下来，我们也相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们的思考是认真的。他们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尽然相同，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1978 年以来又持续发展了四十几年，每个人都会有所侧重，这与他们的学识和专业有关，也与他们个人经历有关。
我们前面说到因为成功或者富裕（或者说是成功以及富裕的表象——他们几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来得过于突然，所以他们始终处于一种试图去把握它的状态，其间可能经历得要更复杂一些：不但要审视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要审视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见识水准，或者干脆要审视自己——审视意味着他还有可能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在这四个人身上这一点还不够明显，很多人证明了这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这种审视和调整显然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保持冷静。这是我们能确认的富裕社会和理想吗？
胡先生可能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主编。即使《南方周末》在鼎盛时期，人们也很少在意它的主编是什么人。胡先生不一样，他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开始传递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个人的身份渐渐变得更重要，而他恰好是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他主编的这份报纸最初被人蔑视地称为一份“民粹主义小报”，这么说对它不是很公道，如果看它的出身，它的母报是《人民日报》，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如果从它热衷于民族主义话题、和对战争、对敌对势力夸大甚至捕风捉影的报道上看，它符合全球范围内对“小报”的标准定义。它把自己定位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地缘政治媒体，借助它母报的全球记者资源，看上去确实很权威的样子，但它志不此，它似乎从开始就笃定了要去迎合某种“情绪”。从它诞生那天起，它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市场化”的报纸，这类报纸往往更重视对问题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性报道；它也不像中国的官方媒体如它的母报那样，四平八稳、韬光养晦，不苟言笑，胡先生的报纸还是有一种煽动性，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冒犯官方的政策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