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中鸽》是德国著名作家、战后德国文坛传奇沃尔夫冈·克彭的长篇小说代表作。1951 年发表后立即轰动德语文坛，被评论界誉为“开创新纪元的小说”。它与克彭之后创作的《温室》《死于罗马》组成著名的“战后三部曲”，共同奠定了克彭在当代德语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为其赢得了包括德语文学最高奖项毕希纳奖在内的诸多荣誉。
小说讲述了慕尼黑 1948 年某一天内发生的一系列琐碎事件，多视角、全景式地刻画了几组来自不同的国家、阶级与种族的小人物在偶然中的交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各种令人不安的冲突与意外之中，一切寻求意义的努力最终都随着一天的结束以失败告终。作者大胆地运用了意识流与象征手法，通过剖析普通人错综复杂的精神状态，对战后德国混乱虚无的社会状况，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困境进行了冷峻的审视与反思。
以下经明室Lucida授权，节选自本书。
“一切都破碎了。”菲利普想，“我们无法再相互沟通了，正在说话的不是埃德温，而是扩音器，连埃德温也得借助扩音器说话，或者说，扩音器，这些危险的机器人，同样把埃德温也俘虏了—他的话从它们的铁皮嘴里挤出来，变成了扩音器的语言，变成了人人都知道但没人能真正理解的一种世界专用语。”菲利普每次听别人演讲，都禁不住想起卓别林，每个演讲者都让他联想到卓别林。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了卓别林。哪怕是最严肃、最悲痛的演讲，菲利普也总会被台上的卓别林逗笑。卓别林试图表达自己的思想，向听众传授知识，对着麦克风说出善意又睿智的话语，但那些善意又睿智的话语却如同阵阵军号，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谎言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从喇叭筒里冲出来。麦克风前的卓别林只听得到自己的声音，他听到自己对着声音的滤网倾吐着善意又睿智的话语，他听到的是自己的思想，他谛听着自己灵魂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听到那些扩音器的咆哮，它们的简化表述和它们的愚蠢号令都躲过了他的注意。到了演讲结束的时候，卓别林相信，听众在他的引导下已经面带微笑地陷入了沉思。所以当人们跳起来，高呼万岁并扭打成一团的时候，他就全然不知所措了。埃德温的听众就不会大打出手。他们只是睡着了。他们睡着了，也就没有了动手的机会。那些没睡着的人是绝不会动手的，他们都是些温和的人。要是换一个卓别林，情况就会相反，野蛮人保持着清醒，温和的人打起了瞌睡，野蛮人还会粗鲁地吵醒那些爱好和平的人。在埃德温的讲座上不会有人被吵醒。不过这场讲座看来是要不了了之了。施纳肯巴赫是第一个睡着的人。白胡德把他从麦克风前带走了。他让施纳肯巴赫坐在了自己和神学院的哲学班之间。他心想：“不管是他们还是我，都帮不了他，我们根本就无法和他对话。”施纳肯巴赫真的存在吗？对于施纳肯巴赫来说，整个大厅、读稿子的文学家以及他的听众，就是一个还没反应完全的化学物理过程。施纳肯巴赫的世界观是非人性的。它是完全抽象的。他所受到的师范教育灌输给他一种从外表看毫无破绽的世界观，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在这幅世界图景里，一切都运行于完美的因果关系之中。上帝住在老朽的房子里，难免遭人讪笑，倒也未被驱逐。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施纳肯巴赫其实也可以安顿下来。他的同窗们都安顿下来了。他们在战争中倒下，留下了女人和孩子。施纳肯巴赫不想打仗。他也没有结婚。他开始思考，然后发觉传递到他手里的这个世界观已经漏洞百出。他先是看到有学者清楚地知晓并且公开宣称这样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为了远离军营，他又吞下了剥夺睡眠的药物，然后开始研究爱因斯坦、普朗克、德布罗意、金斯、薛定谔和约当。他现在窥见了另一个世界，在那儿，上帝的老朽房子被连根拔起，要么上帝根本不存在，要么上帝死了，就像尼采所说的，或者，也有可能，上帝一如既往地无处不在，但他不再是长着胡须的天父，他是无形的，而人类自古以来的恋父情结，从先知到弗洛伊德，到头来都只是智人自我折磨的谬误，上帝是一个公式，一个抽象概念，也许上帝就是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是一种在不断扩张的世界中保持平衡的技艺。无论施纳肯巴赫身处何处，上帝都是中心与外围，都是开始与结束，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每个人都是中心与外围，都是开始与结束，每一个点都是如此，就连他眼中的眼屎，睡魔慷慨赠予他的沉睡沙粒[1]，也仍然是一个复合而成的东西，一个自成一体的微观宇宙，容纳着被卫星们围绕的原子太阳。施纳肯巴赫看到了一个微观物理的世界，它不断吸纳着最微小的物体，直至鼓胀爆裂，当然，它炸裂了，不断炸裂，向着无限辽远处延伸，散逸进了无法名状的、根本没有尽头的空间。沉睡的施纳肯巴赫处于永恒的运动和转化之中，他吸收各种力量，也释放各种力量。它们从太空最遥远的部分向他奔赴，又离他而去，它们超越光速移动，行进了数十亿光年。这一切取决于观察方式，没有办法解释，充其量可以写成几个数字，也许可以把它写在从药品包装盒上撕下来的纸片上，也许需要一个电子大脑才能求得一个大概的数字，真正的数字永不可知，也许人类的职责范围就到此为止了。埃德温谈到了经院哲学的《神学大全》。“降临吧，造物主圣灵[2]，降临吧，造物主圣灵，造物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只在圣灵之中。”埃德温呼唤着荷马、维吉尔、但丁、歌德这些伟大的名字。他对着宫殿和废墟、教堂和学园起誓。他谈到了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帕斯卡。他提到克尔凯郭尔，基督教只是一种映照，然而，埃德温说，这种映照也许是疲惫的欧洲最后的晚照，是世界上唯一温暖的光芒。时装设计师睡着了。他的娃娃们睡着了。扮演大公的亚历山大睡着了，他张着嘴，吞吐着空虚。梅萨利纳正在与睡眠做斗争，她想起了菲利普和那个可爱的绿眼睛女孩，盘算着到底有没有可能把埃德温拉到派对上。韦斯科特小姐忙着记笔记，她把不明所以但感觉十分重要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了。伯内特小姐心想：“我饿了，每次听讲座，我都饿得要命，我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振奋，只是感觉肚子空空。”阿尔弗雷多，温柔敏感、风韵犹存的女同性恋，把脸颊贴在小汉斯的西装礼服上，正梦见一些极其不雅的事情。小汉斯则在心里琢磨：“她有钱吗？”他堪比一台小型计算机，只是还缺乏经验，不然他早就知道可怜的阿尔弗雷多没钱了，那他就会收回供她倚靠的手臂了。小汉斯是冷酷的。杰克想要记住埃德温所说的一切。杰克就是一只鹦鹉，他喜欢学人说话。但是演讲着实太长了，令人困倦，又令人困惑。杰克的注意力只能时不时地集中一小会儿。他心神不宁。他在想小汉斯。小汉斯又在要钱了。可杰克自己也没有钱。凯感到头昏脑胀，刚才和埃米莉亚在一起时喝的威士忌正在起作用。她无法理解她的大诗人。他说的话优美而睿智，只是可能过于玄远，凯听不明白。凯泽博士大概可以听懂。凯别扭地坐在她的消防员座位上，德国文学家僵硬地坐在警察座位上，她靠在他的怀里。她想：“也许这个德国文学家更好懂一些，他没有埃德温那样聪明，但他可能更多愁善感，德国的文学家都爱做梦，他们歌颂森林和爱情。”菲利普想：“他们都睡着了，不过这一番演讲确实称得上博大深远，这个疯狂的人试图唤醒我们，这不恰好十分应景吗？他看来也是白胡德医生的病人了，他的这种竭尽全力的尝试感人肺腑，令人钦佩，现在我对他肃然起敬，他的演讲是一种徒劳的呼告，他一定也能觉察到这样的呼告是多么无力，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更加触动我，埃德温就是那些令人动容的先知中的一个，孤立无援，受尽煎熬，他不告诉我们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无非是可怕的景象，他试图用一道面纱挡在众人与自己之间，只是有时会因为感受到了对面的恐惧而揭起面纱，但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恐惧，也许面纱的另一边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自言自语，也许他还说给我听，也许说给神父听，一场占卜官之间的谈话，而其他人都睡着了。”他的手臂把凯搂得更紧了。她没有睡着。她温暖了他。她是温暖而鲜活的生命。菲利普一次又一次地从凯身上感受到了更为自由的存在。诱惑他的不是这个女孩本身，而是自由。他注意到了她脖子上的项链，月光般皎洁，嵌满珍珠、珐琅和钻石玫瑰。“这不适合她。”他想，“她从哪儿弄来的，也许她是从谁那里继承来的，她不应该戴首饰，这件老式首饰偷走了她的新鲜感，也许红珊瑚才适合她。”他觉得这条项链看着有些眼熟，但并没有认出这是埃米莉亚的首饰。菲利普对珠宝没有任何兴趣，他记不住它们的式样和造型；而且他有意避免去细看埃米莉亚的珠宝，他知道这些石头、珍珠和金子会招来眼泪，泪水使他压抑沮丧。埃米莉亚不得不卖掉她的珠宝，她把它们送去珠宝店的时候会哭泣，菲利普便靠着这些贵重物品和眼泪的收益而生活。这就是他存在的困境之一，没有埃米莉亚，他可以更轻松地生活，靠自己而活，但既然他爱埃米莉亚并与她一起生活，同她分享一张长桌、一张床榻，他就是在掠夺她所拥有的东西，他就像困在枝头的鸟一样，粘在了商务顾问遗产所保障的奢华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上脱不了身，再也无法挥动起天生的翅膀在空中短暂地飞翔，自然赋予他的特性已经失落，独自寻觅食物的技能已被遗忘。那是一种桎梏，一种爱的桎梏，一种爱欲的束缚，而生活的轨迹让他对那笔烂账产生了依赖，那笔只剩下残骸的财富，这是另一种束缚，一种违背本意的束缚，它令人窒息地重重压在他对爱的感知之上。“我永远不会再有自由了。”菲利普想，“我一生都在寻找自由，但我迷失了。”埃德温提到了自由。他说，欧洲精神就是自由的未来，否则自由在世界上将不再有未来。埃德温在此反驳了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格言，一位他的听众完全不熟悉的诗人，据说海明威就是从斯泰因那里学会写作的。格特鲁德·斯泰因[3]和海明威在埃德温看来同样地不讨人喜欢。他认为他们是文人、不务正业的人、二流思想家，他们则又把这份不敬如数奉还，反过来称他是死去的伟大时代里死去的伟大文学作品的吹捧者和精湛模仿者。“就像草地上的鸽子一样”，埃德温引用了斯泰因的话，她笔下的一部分文字还是附着在了他的记忆里，不过比起草地上的鸽子，他想的更多的是威尼斯圣马克广场上的白鸽，某些文明思想家眼里的人类就像这草地上的鸽子，他们竭力暴露人类存在的无意义和显见的偶然性，描绘脱离了上帝的人类，让人类在虚无中自由飘荡，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无羁无绊，套索高悬头顶，成为屠夫的牺牲品，却对这种幻想出来的,脱离了上帝和神圣起源,只会招致苦难的自由沾沾自喜。但与此同时，每只白鸽却都认得自己的鸽舍，每只白鸽都在上帝的手中，埃德温说。神父们竖起了耳朵。埃德温跑到他们的领地上耕种了吗？他难道是个平信徒传教士吗？韦斯科特小姐停下了手中的笔记。埃德温现在说的话，她不是已经听过一遍了吗？这和伯内特小姐刚才在纳粹分子广场上表达的想法不是很相似吗？她不是也把人比作鸽子或者别的什么鸟类,把他们的存在说成是阴差阳错而且还岌岌可危吗？韦斯科特小姐惊讶地看着伯内特小姐。人类的存在岌岌可危并且纯粹出于偶然，这样的想法原来如此普遍，受人尊敬的文学家和不那么受人尊敬的教师同事都是这样认为的？韦斯科特小姐很困惑。她不是鸽子或者任何其他鸟类。她是一个人，一个女教师，她有一项职务，她能够胜任这项职务并且不断使自己更为称职，她负有职责，她也努力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韦斯科特小姐发觉伯内特小姐看起来很饿。伯内特小姐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饥饿表情，仿佛是这个世界，是埃德温带来的醍醐灌顶让她饿得厉害。菲利普想：“这会儿他转向了歌德，埃德温开始引用歌德的话，他引用了那句‘按照我们据以起始的法则’[4]，这样的做法几乎像一个德国作家，就像歌德一样，他也在这条法则中寻求自由—他没有找到它。”埃德温说完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扩音器不断发出仿佛咀嚼的声音和爆裂的声响。埃德温的演讲已经结束，而它们仍旧在咔嚓作响，无牙的嘴里那无内容的嘎吱声、噼啪声把观众从睡眠、梦境和游荡的思绪中扯了回来。
[1]根据德国民间传说，睡魔将有催眠作用的沙粒撒入人的眼睛，使人陷入梦境。在德语中，“沉睡沙粒”也是眼部分泌物的俗称。
[2]原文为拉丁语。
[3]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先锋派诗人、剧作家，主要活跃于法国，在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部小说的标题《草中鸽》便来自她的剧本《三幕歌剧中的四位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1929）中的一段唱词。
[4]引自歌德于 1817 年所作的《太古之言，俄耳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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