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为后真相？是自说自话的观点、多数民众的错觉，还是政治操纵的工具、明目张胆的谎言？这个世界存在真相吗？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从否认关于吸烟、疫苗、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到认知偏差的心理根源，从社交媒体塑造的信息孤岛，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后真相》一书追溯了后真相现象的形成根源，揭示出后真相的本质：它是一种信念至上的断言，其危险之处在于，制造者迫使他人接受观点而无视证据，使人们陷入脱离现实的风险。因而，真相重要，一如既往。当有人试图蒙骗众人，我们仍可以决定如何应对，能否及时明察真相，也取决于我们自己。
经风之回响RESONANCE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四章《传统媒体的衰落》分享给读者。
新闻业就是刊登别人不想被刊登的东西，其余一切都是公关。
- 乔治·奥威尔
众所周知，社交媒体的兴起是近来推动“信息孤岛”现象的因素之一，它满足了我们对证实性偏差的固有偏好。不过，如果不先认真面对传统媒体的衰落，就无法说明问题。
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今天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prestige pres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是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1950 年，美国日报日均总付费发行量为 5380 万份（相当于家庭总数量的 123.6%）。”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它超过了 100%。因此，有些家庭订阅的不是一份报纸，而是两份。“到 2010 年，美国日报的日均总付费发行量约为 4340 万份（相当于家庭总数量的 36.7%）。”再进一步分析，这意味着读者流失了近 70%。至于电视网，从 50 年代起，新闻都是由一名主播每天晚上用半小时向全国播送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从 1962 年到 1981 年都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办公桌后播报新闻，常常被称为“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许多人将此阶段视为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来自电视网的竞争导致许多小报纸歇业倒闭。“大浪淘沙实际上给美国大部分主要城市留下了一份垄断报纸，一份比 20 年前更好、更丰富、更严肃的报纸。”电视方面呢？因为被期望每天只播出半小时的新闻，这些电视网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调查性报道中。除了偶尔（可怕地）提醒说“我们现在为您插播特别报道”，这意味着发生了战争或暗杀事件，否则新闻内容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利基市场之内，以便让电视台从娱乐节目中盈利。
虽然电视上的新闻不多，但这对新闻部门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人们不指望它们带来任何盈利。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解释道：
电视网的主管们担心，如果不能按照《1927 年无线电法》（Radio Act of 1927）中阐述的“公共利益、便利和必要性”行事，可能会导致联邦通信委员会暂停甚至吊销他们的执照。三大电视网指出，他们的新闻部门（处于亏损经营或勉强收支平衡状态）证明他们正在履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不妨说，新闻是在赔本赚吆喝，无法盈利，这也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得以证明，利用其娱乐部门创造巨额利润是合理的。
随着 1968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60 分钟》（60 Minutes）的出现，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该节目（在播出三年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盈利的新闻节目。这让电视网从业者有了新的灵感。尽管这并没有立即改变电视新闻的模式或预期，但电视网的主管们开始意识到，新闻也是有利可图的。
- 约翰尼·卡森《今夜秀》
尽管如此，无线电视业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但是，1979 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导致了一个困境。公众突然渴望更多的新闻，然而如何才能在不中断利润丰厚的娱乐节目的前提下，满足这一需求呢？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的《今夜秀》（Tonight Show）成为一匹黑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乎已经放弃了那个时段的运营，仅用来播放一部深夜电影。美国广播公司则选择在该时段重播黄金时间的节目。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当时决定尝试不同的做法——将每日伊朗简报移至深夜。这也是一个营销策略：其竞争对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颇受好评的约翰尼·卡森脱口秀，而美国广播公司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深夜节目，而且新闻节目相比之下成本也较为低廉。美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时段推出了一档名为《夜线》（Nightline）的新节目，专门报道（人质）危机。每天晚上，美国广播公司都会在荧屏中展示“美国被俘人质”以及被俘的天数。主播通常是美国广播公司资深新闻记者泰德·科佩尔，他会通过采访专家、记者和其他与危机有关的人物来填满时间。
节目非常成功，一年后人质危机结束，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节目还在，却依然有一个问题待解：除此之外，还有人想看更多的新闻吗？
下个入场的是 1980 年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几乎是一场赌博。突然之间就有长达 24 小时的新闻节目要播出了。虽然科佩尔可以罗列一连串拟邀请的专家一起讨论伊朗问题，但有多少专家能到节目现场，又有多少有新闻价值的话题呢？在观众这边，他们是否愿意把新闻当成 24 小时的自助餐，随心所欲地转台，而不是等待下一期报纸或电视网主播的“晚餐”播报？他们确实曾经如此。虽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因提供相比无线电视网而言“注水”的报道而遭到批评，但它的成功立竿见影。1983 年，《纽约时报》商业版报道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第一次盈利。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其收视率不断增长，一系列危机吸引着人们收看：“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柏林墙倒塌，最后还有海湾战争。
当然，也有人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偏见，但这些偏见是几十年来报纸、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新闻挥之不去的主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讨厌新闻网在越战时期对他的报道。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将华盛顿记者团斥为“一群喋喋不休的牢骚大王”。右翼人士一直在抱怨新闻反映了一种顽固的“自由派偏见”，但直到 80 年代末，人们真的也别无选择。
在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出现之前，电台广播谈话节目已经播出了 30 年，但是，正如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在他的书《专家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中所解释的那样，林堡确有创举：“（他设定）自己为一个与美国其他媒体对立的真相来源。”林堡感到其他媒体都在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样的自由派“站台”，于是他试图为美国其他地区发声，结果大获成功。
林堡的节目开播几年内，全国就有 600 多个电台播出……（林堡）让听众打电话表达支持，以此在全国建立忠实的粉丝团体。据林堡早期分支机构的某位经理说，电话都是经过筛选和审查的，这是因为林堡觉得自己不太擅长辩论。然而，辩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其目的是在那些早已倾向于彼此认可的人中间创造一种团体意识。
- 《专家之死》
人们收听林堡的节目，并不是为了去了解新的“事实”，而是认为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有政治偏见，他们与这些偏见格格不入。除此之外，在热线电话首次亮相之前，媒体是单向的：一直是别人在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林堡的节目让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到团体之中。在媒体谈论证实性偏差之前，拉什·林堡已经发现了它。这使他成为一名主宰者。
那时，人们才意识到党派新闻报道所具有的潜在市场。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成立于 1996 年 7 月。随后是 1996 年 10 月推出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两家公司都将自己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替代者。你会发现，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愿意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是有党派色彩的。它在最初的几年里并非如此，安·库尔特（Ann Coulter）和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等保守派评论员经常出现在节目中。然而，在某些时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已经安于自己的（有时是不舒服的）利基市场，对新闻持有自由派的视角。福克斯新闻——由保守派媒体顾问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创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矛盾情绪：
福克斯新闻的出现是党派分歧的最终表现，展现出人们如何在新的电子虚拟市场中寻找新闻来源。林堡试图用电台广播做的事……艾尔斯通过电视网实现了。如果不是艾尔斯创造了福克斯，一定会有其他人创造福克斯，因为正如电台脱口秀节目所证明的那样，市场已经存在了。就像保守派作家兼福克斯评论员查尔斯·克鲁瑟默（Charles Kruthammer）喜欢拿来打趣所说的那样，艾尔斯“发现了一批利基受众：一半的美国人”。
福克斯将党派新闻报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康涅狄格州纽敦市 20 名小学生惨遭枪杀的第二天，福克斯新闻集团的高管们向其制作人发出指令，禁止任何人在广播中讨论枪支管制问题。他们试图让新闻报道偏向保守派的做法事实上众所周知。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新闻内容。2013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9% 的福克斯新闻嘉宾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而《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 29% 和 17%。另一项研究发现，68% 的福克斯新闻专题报道反映了个人观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只有 4%。因此，在硬新闻（hard news）和党派观点之间没有清晰界限的情况下，福克斯新闻的铁杆观众相信并传播他们所了解到的一些错误信息或许情有可原。事实上，201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福克斯新闻的观众比那些不看任何新闻的观众更无知。
近年来，泰德·科佩尔把自己塑造成这种党派媒体的坚定反对者——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他认为这是对民主的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节目《夜线》是首批显示出采访类新闻报道具备盈利潜力的节目之一，但科佩尔仍然觉得形势已经失去控制：
福克斯新闻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商业成功让我感到了超越党派的悲哀。虽然我可以理解其中的财务逻辑，他们将电视观众淹没在旨在证实自身偏见的观点之中，但这种趋势对共和制是不利的……也许，从合理角度出发，绝对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但福克斯新闻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甚至完全放弃了追求客观性。他们向人们所展示的不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政治谱系两端的党派（及其忠实受众）所希望看到的世界。这种做法对于新闻业来说，与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对投资者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把客户想听的天花乱坠地讲给客户听，而真相揭开时，钱已经挥霍一空。
自从特朗普当选以来，科佩尔把目光精准地瞄向福克斯。在最近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采访时，两人进行了如下交流：
汉尼蒂 我们必须相信美国民众，相信他们有几分才智，他们知道观点类节目与新闻类节目的区别。你太愤世嫉俗了。
科佩尔 我愤世嫉俗。
汉尼蒂 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对美国不好吗？你觉得我对美国不好吗？
科佩尔 是的……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你和所有这些观点类节目（都对美国不利）—
汉尼蒂 真的吗？太可悲了，泰德。那太可悲了。
科佩尔 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非常擅长这份工作，还因为你吸引了一些更具影响力的人……
汉尼蒂 你低估了美国民众。
科佩尔 不，在讨论美国民众之前，请你让我先把这句话说完。
汉尼蒂 我在听。恕我冒昧。请发言。
科佩尔 你吸引了那些坚信意识形态比事实更重要的人。
有些人会将福克斯新闻的所有节目斥为“假新闻”的鼻祖。（人们不必花太多时间，就会在对该电视网的批评中听到一些滑稽的笑话，说它真的应该被称为“仿克斯新闻”［Faux News］。）“假新闻”的问题及其与后真相现象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主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一些评论员声称“假新闻”不是从福克斯新闻开始的，而是从讽刺作品开始的。
他们知道观点类节目与新闻类节目的区别。你太愤世嫉俗了。
在 2014 年的一项皮尤（Pew）调查中，美国人被要求说出他们“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其中存在着可预见的党派分歧。在自称为保守派的人士中，福克斯以 44% 领先。在自由派中，有线电视新闻占 24%，而大致并列第二的三方分别是公共电视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但是请注意：《每日秀》是喜剧节目。在 2015 年乔恩·斯图尔特作为《每日秀》的“主播”退休之前，他自己说他报道的是“搞笑”新闻。他的工作是引人发笑，而不是挖掘事实。在他任职期间，越来越多“真正的”新闻从业者担心许多年轻人仍然从他的节目中获知新闻，斯图尔特为自己辩护说：“如果你想和我对质是因为我没有提出足够尖锐的新闻问题，那我们就遭殃了，伙计们。”
有人不愿意这么轻易地放过斯图尔特、《纽约客》（New Yorker）的安迪·博罗维茨（Andy Borowitz）和《洋葱》（The Onion）。在《洛杉矶时报》最近一篇题为《左派也有后真相问题：它被称为喜剧》（“The Left Has a Post-Truth Problem Too: It’s Called Comedy”）的专栏文章中，斯蒂芬·马奇（Stephen Marche）指出：“特朗普主义盛行的后真相状况根源在于左翼的讽刺。……2009 年，《时代》（Time）杂志的一项民意调查宣布（乔恩）斯图尔特是最值得信任的新闻主播。”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恰当的理解。讽刺反衬了政客们长期试图让人接受的谎言和废话。它无意让自己被当成真事。这就是它的部分意义所在。嘲讽现实，旨在突出现实中的荒谬。如果一个人认为讽刺是真实的，那就没有意义了。讽刺的目的不是欺骗，而是嘲笑。正如马奇本人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讽刺是假新闻的反面。讽刺作家撕开新闻业的伪装，揭露他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假新闻网站利用新闻业的幌子传播他们明知错误的信息。”然而马奇认为，尽管他们的意图不同，结果却是一样的：“政治讽刺作家和他们的受众已经把新闻本身变成了笑话。无论他们的政治内容为何，他们都为美国政治话语的后真相状态做出了贡献。”
这似乎是政治讽刺的沉重负担，令其难以行动。然而，人们已听到汉尼蒂对福克斯新闻的辩护：“我们必须相信美国民众，相信他们有几分才智，他们知道观点类节目与新闻类节目的区别。”信息传递者要对粉丝群体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印象负责吗？还是说，这种责任只该落在那些故意误导他人相信不实信息的人身上？但是，如果讲故事的方式确实制造了一些误解，那该怎么办呢？将责任转嫁到观众身上，是否就足以免除制造偏见的罪恶？
媒体倾向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更具党派色彩的模式带来挑战之后，传统媒体在这种竞争性条件下是如何衰落的。而我现在要探讨的是，传统媒体的质量，以及对于优秀新闻在价值观上的责任，是否也一样在衰落。
随着 1996 年有线电视“新闻”节目的兴起，传统媒体开始褪色。他们不想和那些媒体混淆！因此，无论是无线电视网的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是“主流媒体”报纸，它们都试图通过更强调“客观性”以脱颖而出。福克斯新闻“公正而均衡”的报道口号无疑是为了嘲弄传统媒体。这并不是说福克斯会认为他们自己的报道更加均衡；相反，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以自身取得整体的均衡。其他媒体过于左倾，因此他们进行了偏右的平衡。但由于传统媒体永远无法接受他们实际上就是偏左的观点，他们决心表明其在报道中确实可以做到“公正而均衡”，因而开始报道所有争议问题的“两面”。
这非但没有增强客观性，反而有一种讽刺效果，有损于他们提供准确新闻报道的承诺。在一个党派人士急于传递其观点的环境中，向党派雇用的骗子提供一个宣泄不满的平台，肯定无法维护新闻诚信的最高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讲真话）。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客观性的口号反映在提供“均等时间”的决心，以及“讲述故事的两面性”的本能反应上，即使在事实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涉及到观点争议时，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甚至值得称赞的目标，但是对于科学研究的报道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媒体通过给予“均等时间”，仅仅创造了“虚假的均衡”，它们报道一项议题的两个方面，即便当时并不存在两个可信的方面。
媒体通过给予“均等时间”，仅仅创造了“虚假的均衡”
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否定论者怎样利用媒体对客观性的担忧。他们不再需要拿出整版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只要胁迫媒体，使其相信，如果在科学话题上存在“其他研究”，但没有报道出来，那一定是因为媒体有偏见。媒体人就此上钩，即使这些争议只有那些在金融或政治上有利害关系的人提出，他们也开始报道气候变化和疫苗等“争议性”话题的两面。结果就是公众对媒体煽动的假信息感到了彻底的迷惑。
1988 年，早在气候变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之前，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就承诺用“白宫效应”来对抗“温室效应”。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变暖问题成为激烈的党派之争。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做他们自己的“研究”，并希望媒体进行报道。同时，他们也在为政府部门捐款并游说他们。我们现在明白，所有这些都只是“人为制造的怀疑”，企图掩盖一项事实，即世界气候科学家几乎已经达成以下两点共识：一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二是人类活动对此负有责任。但是，无法把这个问题留给科学家们去解决，因为它牵涉到太多利益。反正只要场上还有“怀疑论者”，媒体就觉得有责任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来报道。
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是气候变化问题最早的吹哨人之一。1988 年，他在国会做证，使得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两项法案。作为美国宇航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前任所长，他是该领域的世界顶尖专家之一。然而，面对媒体对事实的“客观性”认定时，他的一手资料遭到侮辱：
我过去总是一视同仁地划分责任，直到有一天，我上公共电视时，制作人告诉我：这个节目还“必须”纳入一个“反方”人物，他会对全球变暖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告诉我，商业电视就像电台广播和报纸一样，提出这样的反对观点是一种惯例。公共电视的支持者或广告商出于自身的特定利益考虑，要求“均衡”报道，才会持续给予财务上的支持。（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书中揭示，尽管最近报纸上一半以上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都对这种相反观点给予了同等的重视，但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几乎没有一篇科学文章质疑人类活动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共识。因此，即使在科学证据明确的情况下，反对者在技术上吹毛求疵也会给公众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气候变化的现实和原因仍然存在很大的科学不确定性。
此外，汉森的遭遇完全算不上特例。一夜之间，公众都开始参与电视分屏“辩论”，屏幕的一边是科学家，另一边是“怀疑论者”。主持人会给双方大致相同的时间去讨论，然后宣布这个问题“有争议”。有一段时间，大多数电视新闻节目似乎都在模仿福克斯新闻的口号“我们报道，你来决定”。
公众自然会感到困惑。气候变化到底有没有科学上的争议？如果没有，为什么电视节目如此呈现呢？媒体可能会告诉自己，在“党派”问题上表明立场不是他们的职责，但稍作调查，他们便会知道，科学家对此并没有分歧，如此报道相当于新闻舞弊（journalistic malpractice）。追求客观性的目的不是在真相和假话之间给予平等的时间——而是要促成真相。既然科学家们已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唯一正在发生的“争议”就是由石油公司和那些相信他们谎言的人挑起的政治争议。结局就是，即便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争论，但公众仍然认为存在争议——就像四十年前关于吸烟与癌症之间关系的争议一样。
谁又能责怪公众呢？他们是在新闻上看到的！时至今日，媒体已经放弃了“说真话”的职责，转而“遮遮掩掩”，表明他们没有偏见；于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趁虚而入，用假怀疑论混淆视听。媒体为什么会允许他们这样做？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报道时的惰性。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
客观性为惰性提供了借口。在截稿日前，哪怕你只有“故事的两面”，那通常也足够了。这并不是说列出争论要点对读者来说毫无价值，而是我们常常沉迷于……“最近更新”，这样就难以推动报道逐步深入，去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这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因为如果你对真实的事物提供假话之反叙事，它会让动机推理生根发芽，直至根深蒂固。政治流氓在利用媒体，媒体在误导观众。但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利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环境中，电视网可能一直在寻找有一定戏剧性的“故事”。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一书中说了什么真事的话，那就是：媒体更喜欢争议而不是真相。人们如何证明这样的指控是正当的，而非得出结论，说这只是在一个公认的复杂主题上发生的异常现象？其实这种情况一再发生，比如在 1998 年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博士伪造的研究中，他宣称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所谓的联系。
媒体为什么会允许他们这样做？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报道时的惰性。
这里的戏剧性更强。生病的孩子和他们悲伤的父母！好莱坞名人选边站！也许有阴谋以及政府遮掩！一次又一次，媒体完全没有报道基于证据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是假的。他有大量未公开的利益冲突，他的研究无法重复，他的医疗执照也被吊销了。这一切到 2004 年已经众所周知，当时正值报道疫苗和自闭症新闻的高潮。后来，当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就是一场欺诈和骗局的确切消息传出时，损害已经造成了。多年的电视分屏辩论已经让人付出代价。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一度几乎被根除的麻疹后来在 14 个州暴发，有 84 人患病。
如果你认为印刷媒体在发生的这一切中是无可指摘的，那你就错了。在 2004 年题为《作为偏见的平衡：全球变暖与美国主流媒体》（“Balance as Bias: Global Warming and the US Prestige Press”）的研究中，麦克斯韦·博伊科夫（Maxwell Boykoff）和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发现，“均衡报道”模式导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严重误导公众。这里的问题不是任何所谓的政治偏见，而是研究人员所谓的“信息偏差”（information bias），即记者所遵循的新闻采集和报道程序会制造出歪曲真相的新闻报道。简言之，“（信息）偏差是主流媒体对全球变暖的报道与科学界的普遍共识之间的差异”。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坚持客观、公正、准确和均衡的新闻价值观怎么可能让人远离真相？答案就是因为记者们屈服于“均衡报道”，将那些党徒提供的信息纳入其中，而那些党徒的目标在于将记者推离真相。这就产生了一种“否定性论述”（denial discourse），可能会给边缘观点带来过多的可信度：“均衡的报道放大了一小群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观点。”问题其实很简单。哪怕一道菜中只用了一种腐烂的食材，整道菜就会充满腐烂的味道。
均衡的目的是保持中立。它要求记者在任何重大争议中陈述冲突双方合法发言人的观点，并给予双方大致等同的关注。
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因为均衡往往是事实核查的替代品：
一般记者，即使是一个受过科学写作训练的记者，也没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亲自检查这些说法的真实性。
因此，意识形态上的“专家”利用这种情况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的利益与某一特定科学问题的报道方式存在相关性。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即使有也并不奇怪。还记得 1998 年由美国石油协会召开的会议和后来泄露的战略备忘录吗？石油公司招募的那些“独立科学家”获得了回报。麦克斯韦·博伊科夫和朱尔斯·博伊科夫明确指出，美国石油协会成功的媒体战略是造成气候变化报道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均衡报道占了上风；这些内容“大致对等地关注”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导致全球变暖；另一种则认为，单纯的自然周期波动也可以解释地球温度升高。
像电视记者一样，纸媒记者也被耍了。
题图为电视剧《新闻编辑室 第一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