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这座光鲜亮丽的大都市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空间：一张由资本和贪婪人性织起的网，将无数都市贫民困锁于首尔心脏的狭小空间——蚁居村。通过深入调查与一手报道，李惠美不仅揭示了这座大都市中蚁居村生态系统的秘密，更向我们展现了一部从釜山到首尔的个人奋斗史。
贫穷即原罪？年轻就得吃苦？拥有一个像样的家为何如此困难？何为居住正义？《寄生首尔》是对韩国房地产业一次大胆而尖锐的探查，追踪了经营蚁居房生意的无情炒房者，更投注了对底层人民的深情关怀。
经潮汐Tides授权，我们节选了《蚁居村的贫困经济》一节分享给读者。
蚁居村生态系统的轴心——中间代理人
“前辈，真抱歉。您让我打听的事情我一件也没打听到。”
4 月的某一天，和我一同前往钟路 3 街五金街附近敦义洞的实习记者愁眉苦脸地说道。之前，我有拜托过实习记者将采访代理人期间得到的信息与我整理好的敦义洞蚁居房实际所有者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对于需要注意的房东还让他去打听其名下建筑的状态以及居民们的情况。从他人嘴里打探信息这件事我早已轻车熟路，可这项任务对实习生来说确实会有负担。我从一开始就没期待过他会挖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只希望他可以亲眼去看看我整理在电子表格里的那些蚁居村的现状。在蚁居村里探访了两小时之后，实习生俨然已经失魂落魄：“我真没想到首尔市中心还有这样的地方。”
就算没下雨，在勉强只能同时通过一两个人的窄胡同里走上一会儿，脑门也会止不住地冒虚汗。由于没有晾衣服的地方，很多居民只能在两栋楼的窗户之间搭一根竿子晾晒。这就是 2019 年首尔市中心的风景。
在探访蚁居村的途中，我还碰上了一场激战。一位刚 30 岁出头的女性和一位中年女性在吵架，两人尖厉的声音充斥着整条胡同。本在房间里的居民们为了看热闹，瞬间聚到了一起。她们吵架的言语已经不能用难听来形容，简直就是未开化的人说的话，已经难听到无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程度。我虽然不是蚁居村居民，可还是草率地提出了建议：“是不是该报警啊？”居民却漫不经心地回答：“这是每日固定节目。”没过多久战争就结束了，胡同再次恢复了平静。胡同里的油漆工也拿起刷子重新开始了作业，仿佛刚才无事发生。社区的统长朴占子（65 岁）表示，该社区被定为“新村”美化事业的对象，这里所有建筑楼的墙壁颜色都要统一。
敦义洞蚁居村位于皮卡迪利剧场和乐园商街之间。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战争时期，皮卡迪利剧场后方形成了大规模的红灯区，曾有 450—500 名年轻女性在此工作。红灯区在当时被称为“钟 3”。1968 年在首尔市政府的大规模管制之下，红灯区聚集地被瓦解。随后，这些用来做性交易的房间变为外县市进城务工劳动者的落脚之处，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蚁居村。”探访过昌信洞、东子洞和永登浦蚁居村之后，我动身前往了首尔四大蚁居村中的最后一个：敦义洞蚁居村。第一次探访敦义洞时，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想法：和其他蚁居村相比，敦义洞的环境还算不错。实际上，这里在 2015 年就列入总统直属区域发展委员会计划的实施范围，地区政府也积极推动完善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露宿者相关政策的首尔市自立支援科也在研究中指出：“在首尔市的蚁居村当中，敦义洞蚁居村是有工作居民人数最多、领取失业金人数最少、居住环境较好的地方。”敦义洞蚁居村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中间代理人的自律性”。其他蚁居村的中间代理人，其家庭条件和蚁居村居民别无二致，都是靠着帮房东收月租、管理房间而免费获得一处栖身之地，或者可以在不交房租的情况下做个小生意。而敦义洞蚁居村的代理人是以转租房东的身份自居的，并对蚁居房生意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态度。朴占子“管理”的蚁居房足足有 100 间。
如此一来，“房东”和“实际所有者”的概念在敦义洞蚁居村似乎有着不一样的定义。首先，居民们并没有见过“实际所有者”，通常将“中间代理人”视为“房东”。可奇怪的是，“中间代理人”也会以“房东”的身份自居。和其他蚁居村不同的是，这里的代理人会向实际所有者借用蚁居建筑，然后以“转租”的形式运营。我向同时担任社区管理人的朴女士咨询了关于敦义洞蚁居村的特色生态系统。
“阿姨，您是这里的房东吗？”
“对，我就是蚁居房的房东。”
“哇……虽然是蚁居建筑，可再怎么说这里也是钟路，肯定价格不菲吧。您是实际所有者吗？”（询问是否为实际所有者时，我会刻意表现出自己对理财或房地产投资有极大的兴趣，以此来降低对方的警惕。）
“不是，实际所有者另有其人。我只是在用别人的房子收租，做转租生意。”
“那是不是可以称您为代理人呢？”
“可以这么说。”
他们果然混淆了“房东”和“实际所有者”的概念。但如果把“房东”二字拆开来看，是“房子”的“主人”的意思。那么房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是拥有房子的人，还是拥有管理权限的人，又或是以租客身份打理蚁居房的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房东”一词代表的意义越接近于后者，就越会强调租客的自主性，社会也越会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绝不会把租客称为“房东”。
“不过其他人都以为您是房东吧？”
“当然了，实际所有者是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汇月租给房东，也没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我们社区的房东……啊，这么说容易混淆，我还是用‘代理人’这个词吧。虽然也有代理人用自己的房子收租，但大部分都是借别人的房子去收租。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这个的。我、姐姐还有妹妹现在经营的都是妈妈留下来的事业。”
按照朴女士所说，该地区的蚁居房都是“无许可”的状态，自然也不需要缴税。一般月租是 20 万 — 30 万韩元，代理人会汇 10 万 — 15 万韩元给实际所有者。再去掉电费、煤气费，剩下的才是中间代理人的净收益。钱既然以“隐形现金”而非所得的形式进了代理人的口袋，必然有很大的偷税漏税空间。朴女士还提到，如果代理人的年龄较大，即使每月能够收到数百万韩元，也不过勉强保障基本生活罢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绝不会把租客称为“房东”。
朴女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富豪代理人”。2018 年 3 月，在敦义洞一带原本管理着最多的蚁居房的人逝世后，朴女士接手了这些蚁居房。
“我原来管理的房间，加上我姐姐管理的房间，一共有 9 栋蚁居建筑。按照房间数来算的话，差不多有 100 间房。放房间（朴女士把利用蚁居房来达到钱生钱的行为称作‘放房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栋楼里有 15 间房，每层 5 间，一共 3 层。整栋房子出租的费用更贵，但如果以单间的形式出租，一般每个月也会收 24 万韩元。每间房都交 10 万韩元给实际所有者的话，这栋楼一个月租金就是 150 万韩元，剩下的就进了我们的腰包。看起来好像可以收很多钱，其实并没有。我们还得交水、电、煤气等各种费用。这里要是都住满了人，我们还能赚点钱，可最近都住不满，很多人开始做一般的房屋租赁生意了。”
如果朴女士管理的这 100 间房都住满，一个月就是 1400 万韩元。当然，寒冬腊月的时候煤气费和电费一定会比平时要多，所以加起来应该会有 500 万韩元以上的支出。朴女士说：“去年冬天好像有人用了暖炉之类的东西，有一栋楼的电费足足有 78 万韩元！冬天光是电费，可能就要支出 500 万韩以上。”不过这里的空房率不到 10％，且夏天的时候没有空调可用，所以怎么算一年都应该会赚到 1000 万韩元以上。也难怪朴女士会说“这种工作，我这把年纪还是做得来的”。
“如果我可以管理自己所有的房子那该多好。那就不用每间房都交 10 万韩元给房东了。一共 100 间房，所有的钱都归我该有多好，一个月可是有 2400 万韩元呢。不过并没有人真的这么做，这个社区的房东都住在别的地方。”
朴女士说她自己和租客们在一起住久了，还会研究他们都把钱花在哪了。租客们每月会领到 75 万 — 80 万韩元的基础生活救助金，首先要拿出 24 万 — 30 万韩元交房租。租客大部分都是中年男性，所以每天会有 1 万韩元花在烟酒上，一个月就是 30 万韩元。再加上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可用来打发时间的事情，他们很容易迷失在赛马场、赛车场、赌场等娱乐中心。因此，他们就算有基础生活救助金，钱也还是不够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借钱又还钱、还钱又借钱的无止境的借贷人生。
“这些居民都没什么兴趣爱好，那日子自然过得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总是和我说自己很孤独。而且又是一群男人，就算再穷也还是会跑到清凉里那带去找女人‘暖身’，这笔支出是无论如何都要有的。”
朴女士还十分好奇，这些提供给居民的福利设施是否真的是按照居民的需求去设计的。那些暖心的援助不仅对居民们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连声感谢也得不到。
“看看这些居民们的行为就知道什么叫‘贫困中的富足’了。一到节假日，福利中心或者是区公所就会给他们发大米和年糕。可他们都不吃，等到大米发霉了就直接扔掉。一袋又一袋的大米给他们送上门来，最后又直接拿走扔掉！用税金去救济去帮助他们固然是好事，可我总是会琢磨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总之，给他们送的米真的很多，多到溢出来的程度。”
朴女士原本就在敦义洞生活，嫁到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了首尔，所以这份代理人的工作她总共也就做了不到九年的时间。她说很少见到搬进蚁居村之后，因条件变好又搬出去的情况。虽然这是个凶险到让人绝对不想来第二次的社区，但那些滋事的人要么丢了性命，要么进了监狱，所以这里的环境也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
“有些长寿的老居民，甚至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但很少有人可以摆脱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穷。除非人死了，不然很少有人会自愿离开这儿。搬进这里的人，情况是绝对不会好转的。居民里每个月能攒下 10 万韩元的人都不到 10％。”
新闻报道《比“地屋考”更糟糕的蚁居房》
漫长又带着些许残酷的冬天已经结束，春意突然降临。2019 年 4 月的某天中午，约有四五名蚁居村居民正围在 S 超市门前，叽叽喳喳地闲聊。超市门口的位置本就充当着社区交流中心的角色，冬天的时候没什么用处，如今到了春天总算是发挥了应有的功能。虽然已是 4 月，可在室外坐久了还是会觉得冷飕飕的。不过居民们依然选择在超市门前坐着，因为平时在连块窗户都没有的蚁居房里，他们根本无法分清是白天还是黑夜，是冬天还是春天，只会倍感无力。只要天气稍稍暖和一些，居民们就会坐在超市门前的椅子上晒太阳。S 超市是这社区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
居民们正在玩一个轮椅，虽然不知道这轮椅是哪里来的。这其中有朴善基先生。他的穿着没有冬天时那么厚重，整个人红光满面的，和之前咳嗽声不断的那个他判若两人。
进入春天，S 超市也变得生机勃勃起来。推拉门的玻璃上贴着白纸，上面用粗粗的笔写着“手工饺子”“甜米露”等。超市外面虽然有咖啡自动售卖机，但机器出了故障，想喝咖啡的话可以向超市老板崔美子女士交 500 韩元，便能喝到她亲手冲的速溶咖啡。
从新婚时期到成为一位有了读小学的孙女的奶奶，这个女人独身在这里做了四十年的生意，绝非一件易事。崔女士外表看起来和蔼可亲，性格却截然相反，不然她怎么可能在如此险恶的蚁居村把子女养大呢。最近她一有空就会照看孙女，日子过得很是悠闲。
崔女士是 2018 年国一考试院失火事件发生后，我在蚁居村里最先接触的人，同时也是明确告诉我姜氏一家是谁的人。不过毕竟她与姜氏一家已经相识四十余年，且这又涉及她的生计问题，所以肯定不会轻易吐露信息。比起直接询问，我决定用一种婉转的方式来打探消息。
很少见到搬进蚁居村之后，因条件变好又搬出去的情况。
“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这周围还是妓院。过了大约十年，这些色情场所才开始消失。原本那些卖身小姐用来接客的小房间，如今成了蚁居房。不过我们房东可是这个社区的青少年教导委员长，虽然拥有的房产不少，但绝对不会有那种事。”
20 世纪 60 年代的昌信洞是首尔市首屈一指的红灯区。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堆在一起的房间，是性工作者的卖淫窝。当时有很多从外县市来到首尔务工的劳动者，他们从“东大门高速客运站”（现为酒店）出来后，会去清溪川和平市场的纺织工厂打工，然后把住处定在蚁居房。还有一种说法是，蚁居房本是配合宵禁时间，提供给外县市商人暂时落脚的旅馆，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变为低收入群体的月租房。“您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肯定没有您不知道的事情。”我刻意迎合崔女士。“我经常为社区做善事，自然就受到了很多表扬。”崔氏得意地回答道。
“孙女们都问我‘其他奶奶节假日的时候都会休息，为什么奶奶您不休息呢’。其实我在节假日的时候更忙，这里的人过节都没有可去的地方，我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做碗年糕汤啊。这社区里的居民我都认识。而且不只这个社区，旁边社区以及社区房东是谁我也都知道。”
社区的每个角落尽在崔女士的掌握之中，哪栋建筑的房东是谁，哪栋建筑更换了房东，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是能够证明我这段时间的设想均为事实的最合适的人选。但因为她和房东的特殊关系，想要直接从她嘴里听到关于蚁居村的真相并不容易。为了得到我想要的答案，我只能曲折地先从社区近况聊到一个女人独自在这做生意该多不容易，表示自己非常能理解她，又听她讲到长大成人的子女，最后才听到蚁居房实际所有者的相关信息。
“以前有消息说这个社区要被再开发，我听到时就瘫在地上了。有很多传闻说要建什么复合型空间，又说这样会遮住东大门这个古迹，等等，这些传闻最后也都消失了。那个时候听说上面社区的某位长官要买下这里，这是李明博当总统时发生的事（实际上，2010 年知识经济部部长候选人李在勋，以共同名义买下了昌信洞新城开发预定地块的蚁居村住宅，后因此而落选）。这附近蚁居建筑的房东，大多都持有不止一栋楼。只有我们家没有房产，其他人都有好几栋楼。”
我在言语中夹杂着一些玩笑话，笑得很爽朗地反复和崔女士询问社区的情况。虽然我对周边蚁居建筑的实际所有权早已有明确的判断，但还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经营了四十年，这栋房子不就是您的吗？”
“超市是租来的，我和房东租了四十年，等于是他把房子交给我管理。这样我可以不用交房租直接在这做生意。”
接下来的话是重点。
- 拿到首尔市蚁居房近况内部资料（截至 2008 年 9 月）后，我彻查了名单上 318 栋蚁居建筑的产权登记簿，以 243 栋处于已登记的建筑、270 名实际所有者（含法人）为对象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被推测为富人的人，数十年来一直在通过多栋蚁居建筑开展剥削式的租赁行为，或以特定投资目的开展买卖行为。图为《韩国日报》策划采访组的记者们正在将数百张蚁居建筑产权登记簿摊开，一一查看业主信息。
“每栋楼都有代理人，我负责的是朴氏一家的房子。要说朴氏在这里一共有多少栋楼……1、2、3、4……大概有 8 栋。总之，5 栋是蚁居房，有 1 栋被改建成民宿了。房东本来是个老头，他过世后把房子分给了子女们。”
通过居民们的证言，如今我终于可以证明电子表格里的数据都是事实了。经过四个月的明察暗访，我将埋没于数千张文件的过往时光抛到脑后，像沙里淘金一般挖掘出真相并马不停蹄地开始撰写报道。新闻报道于 5 月 7 日刊登于早间新闻的第一版面上。
2019 年 5 月 7 日新闻报道
蚁居村背后……房地产大户的“贫困经济”
本月 4 日正午时分，首尔市钟路区东大门地铁站附近俗称昌信洞蚁居村的正中心，一个占地面积为 9.9 平方米（3 坪）的超市门前，蚁居房居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晒太阳。崔美子女士（62 岁）和居民们坐在一起聊天。一位大白天就喝醉了的客人想赊账买烧酒，可崔女士表示门都没有。以“还好我们社区里没有坏人”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的她，透露了这个让深陷贫困深渊的蚁居房居民们得以栖身的地方，其背后则隐藏着的“蚁居房经济”事实。
56 栋建筑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了 520 间蚁居房。在蚁居 086 村经营这家糖烟酒店兼超市足足有四十年的崔女士，其实还有隐藏的副业，她同时也是管理居民入住与搬出、收取月租，以及将居民意见传达给房东的“蚁居房代理人”。她通过帮助住在别处的房东收租和做其他杂事，为自己换取从新婚到为人祖母时都不用担心店面房租、可以一直在蚁居村做生意的资格。
“这个社区里的房东，都同时持有多栋楼。”对蚁居村无所不知的崔女士所说的确为事实。首尔市钟路区钟路 46 街一带的产权登记簿显示，崔女士所管理的蚁居建筑的所有者是一个由六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组成的大家族，该家族实际所有的建筑有 8 栋，光是目前仍在出租的 5 栋蚁居建筑，每月就可从中获得约 1437 万韩元（一栋蚁居建筑楼平均有 12.6 个房间，乘以月租 22.8188 万韩元）的现金收入。该家族的兄弟姐妹于 1980 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蚁居建筑，1996 年在附近盖了一栋下至地下一层、上至地上五层的大楼，以此进行财富扩张。在该社区居住了二十余年的居民表示“在这生活了这么久，只见过房东一次”。数十年来通过经营蚁居房积累财富的房东一家，其真面目竟紧紧地隐藏在神秘面纱之下。
有很多被推测为富人的人，数十年来一直在通过多栋蚁居建筑开展剥削式的租赁行为
蚁居房是都市贫民们避免露宿街头的最后栖身之所。他们因此可以不用睡在沥青路上，而是在四周有墙壁包围的室内落脚，难道他们理应对此感到满足吗？蚁居房不仅没有卫生间和洗浴设施，也不提供热水和地暖。房间里只能容纳勉强把腿伸直的一名成年人。用“比“地屋考”更糟糕的蚁居房”来形容它绝不为过。
《韩国日报》以 2018 年首尔市全部蚁居房现状资料为基础，在国内媒体中首次对蚁居建筑的产权登记簿展开全面调查，切实追踪都市贫民最后的栖身之所——蚁居房的实际所有者的真面目。蚁居房的实际所有者向近乎“住房难民”的蚁居房居民提供非人性化的居住空间，以此作为偷税漏税手段，甚至是侵吞月租。这些实际所有者实施的租赁行为已接近于剥削。从事蚁居村“贫困经济”的罪魁祸首们，靠压榨最底层贫民的血汗钱通往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真面目可谓多姿多彩。
蚁居房房东中，住在首尔市江南区道谷洞 Tower Palace 等高级住宅区的人不在少数，也有很多财力雄厚之人，如江南房地产大户的亲属和中小企业老板等。著名全职网络讲师为持有蚁居建筑而进行虚假登记，甚至还有将正在读高中的子女登记为共同持有人的情况。本报还了解到，如果有蚁居村再开发的消息传出，釜山、光州、世宗、昌原等地区的房地产大户，会积极买下首尔市内的蚁居房做投资。
“最底层的住房”蚁居房的实际所有者
首尔市内的蚁居房大体分布在敦义洞、昌信洞、东子洞和永登浦洞四个社区。据 2018 年首尔市政府的调查结果，这四个社区共有 3296 名居民（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为 3183 名）。蚁居建筑主要坐落于首尔市中心的老旧小区，因居民的住处并不固定，蚁居房居住现状会因调查时间而产生细微的差异。
本报以首尔市蚁居房现状内部资料（2018 年 9 月）为依据，对 318 栋蚁居建筑中已登记的 243 栋建筑的产权登记簿展开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70 名实际所有者中（含法人）有 188 名（69.62％）在蚁居村之外的地方居住。东子洞交流中心（龙山区东子洞蚁居村交流处）金泰浩代表表示：“几乎没有房东会和居民们一同住在蚁居房，一般情况下，蚁居房另有代理人，代理人会拿走一部分月租，或以协助管理的方式获取免费居住蚁居房的资格。”他还说：“房东们都是明知道这里是蚁居房才买入的，等到再开发时就毫不留情地把住户赶走，这类情况经常发生。”
根据获得房产的途径，蚁居房实际所有者大体可分为“获得继承·赠予者”和“投资者”两类，前者主要是继承了位于地铁站附近等交通要地的蚁居建筑和土地的房二代，后者则是 2000 年末到 2010 年初因蚁居房再开发项目而获得利好的外地人。但无论是哪类实际所有者，他们都是为了“能够赚钱”而将房产继承下去，或是以投资的名义买下这些房产却从不认真维护和修缮，只把它当作收取月租的工具，这正是寻租者的无情真面目。
318 栋建筑中，共有 56 栋的实际所有者持有多栋建筑（17.61％）。虽然产权登记簿上并没有标出家庭关系，但通过蚁居房居民们的证词可得知，这些实际所有者的住址相同，并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房屋所有权。据推测，属于同一家族的房产所有人持有蚁居建筑的比例，占到蚁居建筑总量的 22.01％（70 栋）。光是通过书面资料，我们即可确认敦义洞蚁居村的徐某（76 岁）名下有 4 栋蚁居建筑。朴某（62 岁）于 2011 年买入一栋永登浦蚁居建筑后，又于 2015 年通过竞标的方式购入一栋位于东子洞的蚁居建筑。
只要听到蚁居村再开发的消息，投资大户们就会排队购买。2006 年龙山国际业务区开发项目，以 31 兆韩元的投入资金，成为檀君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开发项目（2013 年中止），使得如今东子洞蚁居建筑易主 15 次；2007 年昌信、崇仁新城开发项目，则使昌信洞的蚁居建筑易主 8 次。之后因东子洞一带刮起民宿改建的风潮，再加上城市环境整顿消息的传出，当地的房屋在 2010—2018 年足足转手 19 次，最后来到现房东手上。2010 年李明博执政时期，当时的知识经济部部长候选人李在勋，曾和夫人以共同名义于 2006 年买下钟路区昌信洞新城开发预定地块上一栋价值约为 7.3 亿韩元的蚁居建筑，因此在听证会阶段落选。虽然当事人表示该行为属于“养老投资”，但利用蚁居房贫民无处可去的处境进行个人理财的行为，俨然引起了公愤。
首尔市江南区和外县市的投资大户们也从未停止过购买蚁居建筑的行为。居住地为江南三区（瑞草区、松坡区、江南区）的实际所有者有 25 名。据确认，号称传统富人区的江南区狎鸥亭现代公寓的居民，或像釜山海云台等新兴富人区的居民，也在购入蚁居建筑。住在 Tower Palace 的实际所有者，在房价炒得沸沸扬扬的 2008 年 4 月，向银行贷款近 4 亿韩元，买下了一栋占地 37 平方米的双层蚁居建筑。这位房产所有者当时年仅 22 岁。江南区的房东们也不甘示弱。当时居住在江南区论岘洞的房东张某（63 岁）—家，曾分别于 2002 年、2010 年，以买卖和赠予的方式取得了几栋相邻的敦义洞蚁居建筑。
蚁居房已沦为赚钱的“投机场所”
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投资再开发地区是与时间的较量。虽不确定何时会放出消息，但他们还是坚信自己构想出的未来蓝图，拿出现金和贷款买入房产。如果该项目触礁，或是因意外而无限延期，他们的资金就会被牢牢套住。“蚁居村投机”却截然不同。投资者虽然投入大量现金来“囤积住宅用地”，可他们拥有蚁居房居民这棵按时交现金的“摇钱树”（Cash Cow：形容能稳定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商品或事业）。这也是富人区房东对蚁居村虎视眈眈的理由。
只要听到蚁居村再开发的消息，投资大户们就会排队购买。
除了少数蚁居房有旅馆和考试院的营业牌照，其他大多都没有经营许可证。想要住进这里，租客既不需要房地产合同也不用交保证金，只要拨打写着“有空房”牌子上的电话，和代理人口头签约即可。每栋蚁居建筑每月可带给房东 2875168 韩元的收益（通过平均租金推算得出）。租金不能刷卡支付，租客也无法获得可用来减免所得税的现金收据，这部分金额是以“隐形现金”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房东的口袋。这意味着，大多数蚁居房房东将经营蚁居房事业当成偷税漏税的窗口。
龙山区公所透露，东子洞蚁居村的蚁居房数量为首尔市之首。在该社区内，除了旅馆和考试院，所有蚁居房均以未登记的状态运营。只要手段高明，蚁居房代理人也可从中发财。一位同时管理着敦义洞 9 栋建筑、总计约 100 间未经许可蚁居房的 60 多岁女性表示：“我以二房东的形式（将租来的房子再转租给别人）管理蚁居房，只要没有空房，每个月就能赚 1000 万韩元。”
随着居住费用越来越高，被逼到住进考试院、蚁居房的“住房难民”也越来越多。蚁居房的投资价值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把一般房子改成狭小房间以赚取更多财富的趋势。钟路区公所于去年揭发了一批房东，他们试图将地铁 4 号线东大门站附近的建筑楼非法改建成新型蚁居房。该栋建筑并非位于已有的昌信洞蚁居村内，它是一栋与昌信洞仅有一街之隔的新建筑。
无法活得像个人，因血汗钱都进了房东的口袋
蚁居房平均每坪的租金为 18.255 万韩元，而首尔市所有的公寓楼平均每坪的租金才 3.94 万韩元。蚁居房居民们交着足足比公寓楼高出近 4 倍的每坪租金，却连最起码的居住设施都没有，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蚁居房的面积为 1.6—6.6 平方米（0.5—2 坪），空间极度狭窄，既没有厨房也没有洗浴空间和卫生间。住在昌信洞的李奶奶（80 岁）为了洗澡，每周都要坐两次公交车去距离住处 20 分钟车程的钟路区老人综合福利中心。这位每月都要交 20 万韩元租金的老人表示：“楼里只安装了一个水龙头，还只提供冷水，连洗脸池也没有，想要用热水洗一次手可是相当不容易。去年冬天冷到在房间里说话都会冒白烟，虽然我一直穿着羽绒马甲，可感冒还是迟迟不见好。”
地方自治团体曾以安全问题为由，讨论过是否要采取法律措施，将蚁居房强制取缔。可这样一来，蚁居房居民们就不得不流落街头，地方自治团体也因此一直未能积极实施管制。虽然每到酷暑和严寒时期，蚁居房都会被政治人士灵活利用，作为“贫困的舞台”纷纷亮相，但是在未许可状态下持续了四十年以上的蚁居房事业，其内部的根本结构却无人问津。钟路区公所表示：“因担心会发生大型火灾，从十年前开始区公所就出钱给蚁居房安装了电闸（漏电断路器）和火灾警报器，还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偶尔会有房东觉得过意不去，认为明明是自己的义务，结果却由区公所代劳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将国民税金用于救济贫困阶层，这些福利却最终都流入了房东的口袋。首尔市政府的《2018 年首尔市蚁居房密集区建筑物情况及居住情况调查结果报告》显示，领取基本生活救济金者和低收入阶层等这些领取政府补贴的人，占蚁居房居民的 67.1％ （2144 名受访者中的 1440 名）。以首尔为准，一人户家庭的救济金为 23.3 万韩元，政府按照该标准向贫困阶层发放的补贴，结果却全部流入蚁居房实际所有者的口袋里。
因法律的各种漏洞，蚁居房居民们的一生都在承受着大大小小的剥削。在永登浦蚁居村居住了七年的朴某（42 岁）称：“我亲眼见到，患有二级肢体残疾的某个居民（53 岁），近两年来每个月都要被房东拿走 100 万韩元。每到发放救济金的日子，房东就会跟着他一起去银行，以价格高到离谱的餐费和管理费为由，把钱都拿走。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全靠我们这些邻居之间互相救助和安慰，他才能在蚁居村活下去。”居民们的安全根本无人关心，房东只在乎房间有没有住满。残疾人居民为了不被剥削而逃到了其他蚁居房，可最终还是被房东抓了回来。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首尔市政府虽然并非无所作为，但也被指责在改善环境、转租住宅和维修设施等相关政策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首尔市从 2016 年开始，向房东承租现有的蚁居建筑，并对其进行内部修缮后，以相当于市价七成的低廉价格再租给居民，开展“低价蚁居房租赁支援事业计划”（由政府经营的低价蚁居房）。首尔市以更换新壁纸和地板，以及电器、消防设施和取暖设备为条件，要求五年内不得涨租。这种做法虽有一定效果，可这资金来源于人民的税金和部分企业的爱心捐款，实则提高了房东名下房产的价值。因此也有人批评，该计划结束后，所有的好处都会归房东所有。
2015 年，东子洞 9—20 号的房东以改建民宿为由，强制居民迁出。许多人都在一瞬间失去了他们的栖身之所。这些蚁居房现在便是市政府运营的低价蚁居房。这是法院接受居民们的“停止施工假处分”申请，以及首尔市积极介入的结果。官方宣称会将传统卫生间换成坐便器形式，会将木门换成铁门，可大部分居民表示“只有门和壁纸更换了，其他的都没有变化”。可见，他们依然深陷可能流离失所的恐慌之中。东子洞交流中心活动家朴胜闵表示：“明年就是低价蚁居房计划的第五年，居民们有可能要另找住处。最近又传出这一带要被开发的消息，居民们因此都极为不安。我认为，政府以官方名义将蚁居房买入，再提供给居民居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李惠美记者，资料整理：赵玺延实习记者）
题图为电影《寄生虫》（2019）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