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曾经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与“工业心脏”，其钢铁制造业在 20 世纪初期繁盛一时，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工业化浪潮中逐渐衰落，与此相伴的则是医疗照护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匹兹堡的经济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照护经济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医疗工作者过度的劳动、极低的薪资与不被承认的社会权利。
在本书中，作者维南特带领我们深入美国“锈带城市”的中心，以档案研究与个人口述史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呈现 20 世纪匹兹堡经济转型的阵痛，揭示钢铁业的衰落和照护经济的兴起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如何放大了工人群体内部的性别与种族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如何以潜在的方式影响并重构美国经济与政治的未来。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导论分享给读者。
战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成
今天的照护经济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转型。这一转型只有在此前形塑了战后工人阶级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史中才能被正确理解。进一步而言，这一战后历史本身又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被决定的。换言之，是（罗斯福）新政及其后果为 1970 年所发生的经济转型埋下了伏笔。
早先危机年代中的重大世界性事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逐渐平复，形成了模糊而又脆弱的平衡。美国作为世界霸主走向前台，开始重整欧洲和亚洲破碎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对其社会主义对手进行遏制。在国内，推动了新政改革的尖锐社会冲突也随着冷战的到来而冻结。这种历史的剧烈转向，在一些城市工业中心体现得尤为集中，像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和匹兹堡就是如此，它们都处在新政谋划的核心地带，在这里，高度集中的产业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挑战既有秩序。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取得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进展。劳工成为民主党阵线的核心支柱，不仅获得了法律承认，而且成功地将处在经济体系核心的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前所未有地实现了跨越种族、族群和技能熟练程度的工人联合。在 1934 年罢工浪潮的推动之下，国会通过了《国家劳动关系法》（NLRA），通过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主导的集体谈判，寻求重建工业关系的稳定性。
最高法院于 1937 年在裁决宾州西部的一个钢铁厂的案件时，将集体谈判宪法化了，这个案件就是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诉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J.＆L）案。最高法院发现一个像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这样的内部垂直整合的企业，其内部运作引发且构成了跨州的商业关系，因而使得联邦政府对其劳资关系的规制具有宪法性质。在其里程碑式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引用了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结论，宾州西部的钢铁工人“可以被比作一个自足的、高度整合的机体的心脏。他们从密歇根、明尼苏达、西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地收集原材料，部分地通过大动脉（指交通干线——译者），并且通过被告所控制的手段进行输送；他们将获得的原材料加工转化为成品，然后再（像心脏一样）泵送到全国各地”。
为了调控生产，美国政府关注从阿巴拉契亚到中西部的工业地理，而匹兹堡的众多钢铁厂是其关注的焦点。但如果说明面上的目的是工商业的顺畅流通，调控的特定工具和目标则是人。最高法院继续论述道，“为了完成整个钢铁工业所需要的活动，3.3 万人在开矿，4.4 万人在挖煤，4000 人在开采石灰石，1.6 万人在炼焦炭，34.3 万人在炼钢，8.3 万人在运送其产品”。正如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案所表明的，通过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工业劳动力自身已经成为国家认知和干预的对象，它被概念化为一个有界限的社会单元。
趁着这股攻击性的浪潮，也受益于这一新获取的法律地位，劳工运动大步向前。工会覆盖率从大萧条之前的 12％（且基本上被排斥在大批量生产行业之外）上升到二战结束时的 30％ 以上，这是颇具攻击性的产业工人联合会（CIO）把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结果。在匹兹堡，数十年的经理人员统治迅速让位于充满活力的工人运动，它们将工厂联合起来，把经理们在地方政府中的代理人赶下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以及战争带来的充分就业状态，进一步巩固了劳工运动，并进一步使这个新诞生的行政国家介入对经济生活的规制。在 1937—1945 年间，新政联盟的左翼既因为被纳入国家体系而被赋能，同时又因这种纳入而受到限制，它在这个 10 年的后半段搁浅了。
劳工在战争结束后开始发力，庞大的罢工浪潮震撼了全国。整个人口的 5％ 参与了席卷全部主要行业的罢工。与罗切斯特和奥克兰一道，匹兹堡在 1946 年经历了一场大罢工，当时数以万计的钢铁工人、电力工人、公交车司机、电车操作员与电力共用事业的雇员团结一致，走上街头。数以千万的工日（person—days）消耗于那一年的罢工，宾夕法尼亚一个州就占据了其中的 17％。占总数一半以上的罢工行动发生在宾州或者伊利诺伊、密歇根、纽约、俄亥俄等州——正是新政大众基础的地理中心地带，与前述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案中所剖析的工业机体的范围大体一致。
在如此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展开的如此有攻击性的工业行动，使劳工运动遭受严厉的政治反扑。共和党人在 1946 年的国会选举中重新掌权，然后迅速通过了《塔夫特—哈特莱法》（the Taft-Hartley Act）。这个新的法律制度允许各州制定 有关工作权的法律，但将新的工人群体排斥于劳动法的保护之外（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最初已经将家内劳动和农业劳动排斥在外了），强迫工会驱逐共产主义分子，并且禁止了一系列攻击性强的斗争方式。《塔夫特—哈特莱法》刚颁布没多久，劳工运动在南方组织工人、摆脱原先地理限制的企图，也被挫败了。
工业劳动力自身已经成为国家认知和干预的对象，它被概念化为一个有界限的社会单元
麦卡锡主义中止了这个左右之间互相反动的循环，20 世纪 30 年代存留下来的激进分子从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被清洗出去：工厂车间、大中小学、文化产业与政府机构。天主教教士与地方官员，在联邦探员的帮助下，使当地带有浓重南欧和东欧移民色彩的工人阶级，重新敌视起威胁着他们的母国的苏联。地方报纸公开了被认定为共产主义分子或者哪怕是在 1948 年左翼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竞选请愿书上签过字的人的姓名和住址。工厂经理对工人进行监视，并开除了那些被怀疑从事颠覆活动的人。在代表着匹兹堡庞大的西屋公司数千名工人的激进工会——电气工人联合会（UE）拒绝遵守《塔夫特—哈特莱法》对共产主义分子的禁令后，产业工人联合会就将其除名，并成立了一个新工会，突然搜查电气工人联合会的车间，并在天主教教士的协助下逐步挖走其会员，以此来扼杀左翼工会。
20 世纪 40 年代末针对工人运动攻击性的反扑——由保守派挑起，也得到自由派的煽动——限定和重塑了工人的组织。像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A）这样强有力的工会幸存了下来，仍然能够在其特定产业中制造罢工。但此前 15 年那种动力机制，即由产业工人（labor）居于基础广泛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全体的民主政治运动的先锋位置上进行斗争、从而取得社会进步的机制，一去不返了。工会越来越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谋算，只会顾及其会员群体的狭隘利益。集体谈判虽从未覆盖所有人，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变成经济性安全的绝缘池——不再是推动进步的浪潮。这种绝缘深刻塑造了此后的福利国家以及美国更晚近的政治经济发展。
集体谈判与分裂的福利国家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新政并未被击败或出现倒退，而是被遏制和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基础广泛的经济保障项目中，除了激进的倾向，也一直有传统派的支持。这些传统力量一开始就很强大，而当激进的挑战退去之后，它们就走向前台。左翼领导的反种族主义劳工组织崩溃了。男女同性恋们面临着被压制的浪潮。女性主义新政支持者和女性劳工活跃分子发现，随着保守主义反弹浪潮的上升，性别平等的前景暗淡下去了；父权制家庭—工资（family—wage）式自由主义的规范原本就内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社会政策中，此时完全显形。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保障的制度设置——福利国家与劳工运动——继续带来某些向下分配财富的效果，但这些设置同时也保障了更广泛的社会等级制。
集体谈判是这个过程的核心舞台，它将产业中的养家糊口者提升为经济保障中的首要主体。由于战时的价格控制制度无力维持，劳工们开始为其成员生活成本的增长而谈判——这有效地构造了一个局部化（private）的货币政策区域。工会一开始试图实施全国性的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受挫后，就致力于局部化的福利体系的谈判——将对其会员及其家属的保障作为一个特殊部分圈护起来。联邦司法体系在另外两个钢铁行业相关案件中支持了这种圈护，肯定了附加福利谈判是集体谈判的法定内容。作为这种局部化保障的代价，劳工放弃了过去关于更少工作和更多车间民主的抱负。
这一系列在二战期间和新政末期就已在酝酿的妥协，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分与相对无保障的部分分离开来。在为产业工人提供保障的同时，此一安排通过保障而规训了他们。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律师公开承认在保障与规训之间的这种联系：“大多数发起养老金计划的雇主，都期待通过消除如今败坏工人士气的基本的不安全感问题，来提升士气和改善劳资关系，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在此种促进团结的体系下，福利国家通过围绕集体谈判而形成的分化且不平均的体制，向工人阶级提供了社会性公民权益和经济保障。在福利国家中，工业部门中的私人劳动力市场，成为服务特权性主体的社会政策的关键工具：提供医疗照护、失业保险与工作保障、年资权利、退休福利等等。这些形式的保障有赖于公共监督下的集体雇佣关系，且这些集体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还得到公共补贴的支持以及非营利的第三方的撮合。
事实上，相比任何别的领域，医疗照护领域都更清晰地展现了福利国家的“层累递进”（tiered）机制：新政国家的出现及其通过集体谈判对工业领域的介入，刺激了第三方非营利医疗保险的出现，并最终导致私营且非营利医院的大规模扩张。而正如老人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所显示的那样，公共部门更深一步的介入，其实是公私结合体制所引发效应的后果：20 世纪 50 年代，集体谈判达成的医疗保险的兴起，将医疗服务的价格抬得很高，使之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而在福利国家的道德秩序中，老年群体应当获得医疗照顾——这导致让退休老年人和穷人享受医保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哪怕直接的政治干预也让国家处在医疗服务的消费者而非提供者的位置上，从而巩固了这个不平均且分化的福利国家，而不是纠正它。
哪怕直接的政治干预也让国家处在医疗服务的消费者而非提供者的位置上
在公共政策的鼓励和塑造下，私营实体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抵御冲击的缓冲带，只要工人们以给定的方式安排自己，并以给定的路线过自己的日子。在工业领域鼓励长期限的雇佣，虽然在 20 世纪早期就出现了，但新政巩固了这种做法，将一个规范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安全委员会所做的表述，“一个‘正常的’工人生涯”。工人阶级被设想组建一个异性恋的核心家庭、抚养孩子，若为男性，则全职从事一份工厂工作并一步步积累年资；若为女性，则嫁给一个工厂工人，买房买车，在雇佣合同允许的时机参加一场罢工，生病时去医院，退休后领退休金。集体保障有赖于这些集体行为。而当经济周期性涨落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在雇主们身上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冷战军费支出带来的几乎不停歇的经济刺激，又在某种程度上使经济体有组织的核心部分得以不受触动，由此，这一人数不少但经过选择的群体的生命历程，就实现了虽然偶尔间断、但却实实在在的改善。
这样，新的公私联合的福利国家就将产业工人放到与此生命历程序列同步的保险精算池中去，集体地保障他们，因为从时间上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进方式也是整体性的——扭曲了围绕着他们的时间。这个模式为他们在不均衡（uneven）的福利国家中的特权地位买了单。战后工人阶级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居住和教育方面的种族融合问题的爆发，这一点已广为人知；但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工人阶级在时间中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战后顽固的通胀问题：就业于协调得更好的经济领域中的人们，较少受到飙升的价格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模式将经济的其他部分搅拌进不断恶化的通胀循环中。
不过，产业工人所拥有的保障通过家庭形式的法律依赖关系为其家庭成员提供了庇护，使保障扩散到了工人阶级中更广泛的部分。在此意义上，以男性为户主的家庭构成了公私联合的福利国家的基础单元：一个享受特权性法律地位和公共补贴的私人性社会集体，且通过社会政策得以维持和扩张。此一秩序的属民，即最被完全地加以承认的那些人，是异性恋男人，他们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厂工作，并主导着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非裔男性在这个世界中并非没有立足之处，但其立足点很小、受局限且易被侵蚀。对女性而言，获得保障的主要途径是嫁给这样一个白人男性工人——对黑人女性而言，这种前景很难实现，因为工厂工作岗位对黑人男性不断收缩，这反过来使黑人女性的生存策略变得很有政治性倾向，让她们变成激进分子。
公私联合的福利国家为其属民——集体谈判体制的内部人——提供的保障，不仅是财务上的。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这种保障也是由对被低估和不可见的劳动的特权性占有所构成的。作为这个体制的核心的家庭为此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在形式上，产业工人的妻子和孩子是他的属民；女性和孩子通过男性工人获得收入和经济保障，这不仅是政策的规定，也是习俗的规定。实际上，产业工人及其雇主都依赖于这种异性恋父权制核心家庭，它是大众生产式资本主义获取和再生产稳定的劳动力的工具——尽管在这个去商品化的、非量化的领域里，当然很难清楚区分情感与工作。同样地，战后时期享受医疗保障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特权也基于照护工人劳动的无保障。作为经济体系中安抚内部区域的交易，产业工人的福利来自不受保障的外部区域——这就像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中，美国的通货比别国的坚挺得多。
一边是集体谈判内部的有保障，另一边是向内部提供服务的外部的无保障和脆弱性，两边的关系是一个政治性效应。它代表着新政所开启的可能性被收窄了。正是在集体谈判周围竖起的围墙，以及福利国家的私营化，这二者导致了此种效应。
起初，医院工人在联邦劳动法中的地位并不明确。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激进运动中，一些医疗照护工人——往往是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竭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在匹兹堡，医院工人于 1940 年发起了针对低于基本工资的待遇和每天 12 小时工作的抗争，寻求使西宾州地区新的工人联合会获得承认。但经理们拒绝了这一诉求。在随后的诉讼中，26 家区域医院要求颁布针对该工会的禁令。请求者认为：“医院不是雇主，与医院有关的人也不是雇员。”宾州高等法院赞同：医院是一种半公共的服务机构，“不是一个产业”。让医院受制于州劳动法，将“严重危及医院的管理与病人的健康和安全”。在宾州的斗争——这预示了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将发生的情况——之外，联邦法院最终在 1944 年认定，医院工作会影响到州际商业活动，因此须处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规制之下。
产业工人及其雇主都依赖于这种异性恋父权制核心家庭
但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保守主义反动，很快就给医院管理者带来了安慰。在国会审议《塔夫特—哈特莱法》的时候，参议员泰丁斯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将医院从劳动法中豁免出去，这显然是由美国医院协会推动的。“它们并不在州际商业活动的范围中。医院是地方性机构，常常是由慈善家的捐赠维持的，”泰丁斯论证说，“在此项工作中并不涉及利润。”这个问题并未被过多考量，很快泰丁斯的修正案就与《塔夫特—哈特莱法》一起成为法律。
由此，尽管医院工作是相比妻子的服务和家务工作更正式的雇佣，但它在法律上仍然跟家务工作一样，处在新政国家的保护之外——被排除在《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工资和工时规定与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监管之外。在文化层面上，国家的监管此时已将医疗照护看作一个亲密关系领域，认为它更接近于家庭而不是工厂。医疗照护外在于商业的循环体系。医疗照护工人不属于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案所想象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被视作工人阶级的服务人员。
战后的福利国家有内部与外部之分，二者的边界就是集体谈判的界限。但被排斥在外并不意味着没有关联；被排斥的部分同时也被动员起来，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被利用。总而言之，此种体制旨在维护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保障对他们的社会再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和再生产是通过分化的、不均衡的形式完成的，而分化的界线正是种族和性别。该系统维系了人口和一个个社区，塑造了它们的物质生命，也塑造了童年、亲职、婚姻、性爱、工作生涯、老年、疾病、失能和死亡的社会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福利国家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保障或无保障，同时也规范和训练了个体。福利国家在其各种伪装之下，通过照料者的劳动而做到了这些，但却未给予他们的劳动以保障。
通过社会组织的私人乃至亲密的形式而达到公共的目标，这种做法将照护工作湮没于层层私人权力之下，这些私人权力通常采取种族化或父权化的形式。此种体制将工人性别化为从事照护工作的臣民——这一点与妻子或者家庭佣人相似——并为了更大的社会目标而据有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对照护工作的这种治理，战后正在浮现的福利国家——幸存的新政自由主义因素与正在兴起的保守主义反动二者杂交的产物——建立起其“分裂的”或曰“双重的”劳动政体，在我们近年来所了解的现象出现之前很久，情况就已经如此了。这种安排被编织在负责提供照护的经济组织内部，在整个战后时期持续存在——甚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劳动法改革之后仍是如此，由此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劳动力市场的基石。匹兹堡的医院 1940 年宣称自己不是雇主，2013 年这一说法被重复，这二者之间不是战后之前的情况在战后时期的再发生，而是一种未间断的延续关系。
工业的衰落与照护的兴起
战后数十年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普遍减少。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工人由于自动化、撤资、资本逃离等原因失去了工作，这一过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采煤业出现了露天开采，汽车装配业、电子工业和肉类加工业出现了去中心化和自动化，纺织业出现了无人照料车间，船运业出现了集装箱化，钢铁业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竞争。在全国各个工业区，通过与这些产业相关联而获得保障的那些社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但产业工人阶级的这种慢性的解体，发生在战后福利国家的背景之下。在整个美国工业区乃至整个北半球，工人阶级通过向国家机构提出要求来应对普遍的制造业就业危机，提要求的方式既包括直接的政治形式，也包括作为社会服务的大众消费者的间接形式。在整个去工业化世界，紧接着出现了福利国家扩张的浪潮，这是政府对这些需求的回应方式，希望以此来控制战后丰裕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新形式的贫困。
在美国，我们不把这种政治现象理解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系列：“向贫困宣战”、“伟大的社会”、城市骚乱、福利权与黑人民权运动、“年轻的领主”运动、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及滞胀。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被取代最初只限于北部城市的非裔和拉美裔工人，白人另有保障；到了七八十年代，则变成蔓延至整个工人阶级的严重问题：从一个地区的贫困逐步变为全面的宏观性经济危机。这个过程中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类型不一的国家反应。
在卫生政策研究和经济学领域，大量证据表明，贫困、失业、老龄化、慷慨的保险政策以及充分资本化的医疗体系，所有这些都可能要么造成了糟糕的人口健康状况，要么造成了医疗照护体系的高使用率，或者二者兼有。这些现象当然可能分别发生，但有一个显著的历史进程是这二者的共同原因：去工业化。
在整个去工业化世界，紧接着出现了福利国家扩张的浪潮，这是政府对这些需求的回应方式
制造业在人口上留下的社会构型是不成比例的老龄化、疾病、失业和贫困，然而还有相对较好的社会保障。这种一般化概括并不意味着铁锈地带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老迈、有病、残疾，并很好地得到保障，也不意味着这些现象发生的唯一原因是去工业化；当然也不意味着医疗问题只是由经济机制造成的，或者只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如在总体水平上所显示的，此种人口学和经济学的构型，将失去工作的经验转化为病人的医疗需求，通过医院来满足由有保险的工人阶级构成的市场。与此同时，单职工家庭面临的挣钱养家的压力越来越大，女性也被推向劳动力市场，使得从前可以靠家庭内部无工资劳动来满足的照料需求加速流向机构照料。
伴随着工业就业的普遍危机，工人阶级需要更多的照料。越来越被经济压力挤出家庭内部无工资劳动领域的女性，被吸纳进蓬勃发展的照护劳动市场。当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寻求工资性雇佣时，她们进入了一个早已被战后福利国家制度化的种族和性别逻辑隔离出来的领域。
随着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早先就存在的受补贴的医疗消费体系提升了医疗机构的地位，使之成为家庭之外最主要的照护提供途径。由于医疗照护体系碎片化、公私混合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日常的、劳动密集的照护提供与保险业、医药公司和投资者的利润相关联，也由于系统能获得大量工价低廉的照护工人，医疗照护体系有充足的空间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大众照护需求。战后时期建立起来的公立或私有化的医疗提供机构，将大量资源输入工人阶级社区，而此时其他的保障资源业已崩溃。在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甚至面向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救助（Medicaid），作为医疗保险可怜的继子，在 1981—1988 年间的预算都增长了一半，与之对照，食品券计划的预算同期却收缩了。
由此，增长的社会需要遇到了一个相对义务化的医疗照护体系，这个体系以反经济周期的方式扩大，吸纳工业就业崩溃造成的冲击。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之间建立的社会政策机构，努力将去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危机压力分流到医疗照护系统之中。在劳动力市场的底部，作为对工业衰落的反应，工资化的照护工作激增。从历史角度看，这个过程与大众监狱的兴起颇有相似之处。正如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监狱系统的扩张一样，医疗照护产业的兴起为去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危机提供了经济缓释剂，将公共开支与国家权力导向对过剩人口的管理，以及对就业、利润和社会稳定的创造。
这么看的话，20 世纪中期的“平等化”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很不一样。是战后的自由主义创造了至今仍伴随我们的公私混合的福利国家；也是它将数量庞大、种类众多的工人排斥于社会保护之外；它为大众监禁打下了基础；将异性恋父权制核心家庭确立为工人阶级家庭唯一可接受的形式；在居住方面建立了广泛的种族隔离；在遇到财政危机时让政策制定者求助于金融市场；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因而可以被雇主钻空子（captured）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我们仍在这条历史路径上行进，那种将 21 世纪初视作对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回归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作为一般规律，这些妥协反映了明显的政治必要性。在很多情况下，推动落实自由派主张的是保守派。我们不能将这些结果简单解读为战后福利国家本质上是“好”或“坏”，是“特殊”或“正常”的证据。我们要做的不是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质例外化，而是将其局部化：将工厂工人以及围绕工厂工人建立的社会秩序，当作更广阔的、仍在进行中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去看待。
工业雇佣是统治和塑造大规模人口的权力之网的关键节点，因为在这个网络中，正式雇工通过家庭等级化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将其他人口（家庭成员）联结起来。但这个安排随着工厂工人失去工作而逐步失去效用，逐渐从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转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口变得不稳定。去工业化在社会层面显现的后果，是产生了大量的用后即弃的（disposable）、依赖性的人口。这种后来发生的社会不稳定，使我们回头发现，新政国家当初是如何不懈地致力于保障、维持、再生产和有序安排全体人口的生活的。这样一种努力的意义，在其基础被侵蚀之后才变得明显。
医疗照护产业的兴起为去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危机提供了经济缓释剂
作为就业场所，美国医疗照护业的增长与其他富裕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情况大体平行。但在其他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的富裕社会，在医疗照护就业增加的同时，医疗照护服务的提供与福利国家其他方面的安排并无明显差别；医疗照护服务提供的增长与福利国家的扩张是同步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医疗照护体系实际上是独立的，跟刑罚性的社会政策一起急剧增长。由于医疗照护行业深深地植入私人市场与利润积累之中，随着它越来越脱离围绕着它、喂养了它的经济废墟，这个行业构成了对公共支出的持续挑战，尽管是以越来越扭曲的反常方式进行的。正因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就毫不奇怪了：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美国的医疗照护支出在富裕国家中一骑绝尘，而福利体制其他方面的支出却被大幅削减。
为什么是匹兹堡？
由于福利国家被私营化了，它在地理分布上与东一块、西一块的工业性就业相对应，也是不均衡的。随着失业导致的危机，去工业化的区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危机对社会再生产机构产生了压力；而那些能吸引公共投资、满足政治社会需求、回应压力的行业开始成长了。这个模式不限于美国，但在不同国家遵从了不同的制度路径，并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尽管这一逻辑的某些版本也适用于其他城市，但匹兹堡及其周边地区放大了这一逻辑的关键特性，揭示了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可见的维度。这个地区的社会构造被钢铁业扭曲了，但这种扭曲恰恰放大了工业中心的一般性特征。本书以阿勒格尼县及其周边几个县为研究的地域范围，它们形成了一个经济单元：匹兹堡城在中间；钢铁厂和其他工厂坐落在内圈的蓝领工人市镇；白领居住的郊区在第二圈，再往外就是煤矿和农业区域，中间点缀着一些更小的工业小镇。
在匹兹堡，工业衰落的过程尤其显眼。从 1930 年到 1960 年，当地经济增长率只有全国水平的一半。相应地，钢铁业既占据经济支配地位又陷于停滞的状况，塑造了这座城市政治经济的其他部分。
匹兹堡由于其核心的工业巨人的衰落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印迹在整个地区的社会构造中随处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处在一个衰落中的行业的支配之下，这个地区既没能从南方也没能从海外吸引大量的移民，这造成了其人口构成长期不变：大约 70％ 的白人和 25％ 的黑人。作为其经济构成的一个结果，战后的匹兹堡还在家务—工作之间发展出很深的分界线，虽然这种区分在战后时期很普遍。女性参加工资劳动的比例要比全国水平低得多：在这座城市的市区，1960 年的比例是 30.8％，而同期全国水平是 40.2%。女性参加工资劳动的经济性义务比较小，因为钢铁工业中有较多提供给男性的高工资工作，同时对家庭内部非工资照护的需求相对更大。
在匹兹堡，作为战后美国标志之一的医疗照护行业的扩张也更加快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匹兹堡消费的健康照护服务的比例是惊人的，它的单位人口的医疗照护工作者比例比任何其他都市区都要高——每千人 17.3 个相当于全职的医疗照护工作者，而全国平均水平是每千人 13.8 个。
加速这个行业增长的是都市人口急剧的老龄化，而老龄化本身也是长时间工业衰落的一个后果。由于钢铁行业走下坡路，二战结束时加入钢铁厂的青年大军从未被完全替代。在年资制的规则下，年轻人能得到的机会相对而言严重不足，他们越来越多地向外移民。1950 年，在匹兹堡地区的钢铁工人中，45 岁以上的占比为 38％；到了 1980 年，45 岁以上的占到一半。1990 年，匹兹堡成为老龄化程度全国第二的都市区——仅次于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
换言之，对钢铁业的依赖迫使匹兹堡用很高的强度来动员其照护劳动力。工人阶级生活的维持和再生产，制度性地通过钢铁生产来运行，所以钢铁生产的衰落立即对提供照护产生了影响。照护的场所从家内转移到医院，其角色变得更重要，足迹也变得更明显。这个发展趋势，虽然一开始被社会政策固定在钢铁业，但一直延续到钢铁业终结之后，而且实际上在应对去工业化的背景中继续得到发展。通过追踪匹兹堡转型中的照护问题的线索，我们将揭示今天经济极化问题的起源。
题图为 American Landscape by Paul Raphael Melts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