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瓦河与哈德逊河，故乡列宁格勒与流放地西伯利亚，祖国苏联与自我放逐地美国，国家阴谋与个人算计，恋人间的忠诚与背叛……诗人布罗茨基艰难地游移于诸多矛盾体的两极，生活在两座相隔遥远的孤独岛屿之间，勉力摸索，奋力把握着自我的平衡。
纪录片导演古列耶夫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传记叙事体，借用古希腊悲剧为架，以历史文献、诗人作品和同代人回忆录为骨，闪回的电影画面、富于戏剧感的对白穿插于每一幕，将诗人的生活和艺术搬上传记的舞台，完成了这部《布罗茨基传》。
个人经验、时代事件接踵而至，目不暇接：他的少年叛逆，秘密走上诗艺之路，与同代作家的交往，他的被捕与逃离，与双亲天各一方永不得见……《塔可夫斯基父子》的作者以一贯的细腻成功地从诗人神话中书写出一部充满动人细节的传奇。
经上海贝贝特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场》一章分享给读者。
他们夜里来到了沃洛格达。在道岔前，运输专用车厢被人从“长途”列车上脱钩解了下来，然后用小马力内燃机车驱赶到有探照灯照明的备用线路上，探照灯把壁垒森严的递解监狱里里外外照得通亮。
车厢停下来之后，牵着军犬的自动枪手马上在车厢连接处到集结地之间的通道上排好队，集结地是个木质的简易板棚，有两扇特别大的门——大概就连卡车也开得进去——和几个封闭的、带格栅的窗户。
小马力内燃机车发出悠长的汽笛声，也许，这是在下令同时打开所有车厢连接处的车门，因为在一阵仿佛拔枪栓一般的嘁嘁嚓嚓的开锁声之后，车厢动起来了。而军犬嗅到了人们久未清洗的身体的气味、汗臭味、尿骚味、混杂着杂酚油、机油和煤烟气息的烟草味，开始厉声吠叫，奋力挣脱牵绳。
最先被赶下车的是惯犯，他们除了把双手交叠在后脑勺上之外，只能半蹲着移动身体。他们斜着眼睛瞄一眼军犬，再看看押送人员，傻里傻气地龇着牙。
约瑟夫在第二列队伍中。
几个老头走在队尾。
约瑟夫·布罗茨基：“这，可以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但丁的地狱之轮。他们不让您收拾，人们在上面小便，尿一直往下流。让人无法呼吸。而那些家伙——基本上都是惯犯。有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判刑，不是第二次，也不是第三次，而是第十六次了！就在那节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是个俄罗斯老头——克拉姆斯柯依笔下的人物，不是吗？具体说吧，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大胡子。一切都是天注定。他从集体农庄的牲口棚里偷了区区一袋谷物，就被判了六年。而他已经上了年纪。显而易见，他会死在押解途中或监狱里。无论如何都活不到获释。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会挺身而出为他辩护。永远没有！只因为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事！”
经常有这种情况：军犬挣脱牵绳扑到囚犯身上，撕咬他们，这时就不得不朝天鸣枪或者向军犬开枪了。
新来的犯人在集结地被分配到囚车上，然后被送往车尔尼雪夫斯基区一所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
苏联狱政管理系统的内部章程规定，判刑后应在劳改营服刑的囚犯，先要从调查监狱（约·亚·布罗茨基是从克列斯特）转到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或临时监狱。等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凑够了人数，这些罪犯就会被送到分配营，在那里又被“分类”，分为几个小组，分派到不同的劳改营。
在苏联北部地区，如沃洛格达、凯米、阿尔汉格尔斯克及科特拉斯，羁押转运犯人的监狱就属于（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分配点。
布罗茨基从沃洛格达羁押监狱被押送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一九六四年三月之前，这里设有一号劳教所的三号营地，该营地是以苏联内务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管理局（劳改营与劳教所管理局）劳教所与劳改营管理局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为基础组建的。
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向外转运囚犯的区段，在该州的南部和西北部，有北德文斯克、奥涅加、科诺沙及维利斯克。
压缩流放途中的口粮，
与哗哗作响的枷锁相拥，
到达死神所在地之后，
我再次弹起了舌头。
俄语诗格放射着光芒
比火还要顽强、炽烈，
仿佛夜间最美的灯盏，
照耀着我的心房……
这几行诗是约瑟夫在这里——三号营地创作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初，他从这儿被转运到了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南六百多公里的科诺沙区中心的定居点。
约瑟夫·布罗茨基：“他们在科诺沙解除了对我的监管……然后打发我和其他流放犯到附近的村庄找工作……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到了那儿之后跟人家谈一谈——如果他们愿意录用，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这样，我找到了科诺沙区的诺林斯克村。一个很不错的村子。我之所以喜欢这里，还因为它的村名和叶甫盖尼·莱茵当时那位妻子的名字特别像。在那儿干活儿——就像做苦工！但这吓不倒我。相反，我喜欢极了。北方，寒冷，乡村，大地。多么抽象的农村风景。是我在生活中见过的最抽象的东西……首先是特有的植被。清一色的云杉，沼泽，按理说这并不吸引人。一个人不论作为移动的风景还是作为观赏者，在那儿全都无事可做。因为他在那儿能看到什么呢？这种异常单调的滋味最终会将世界和生命的某些信息传递给您……（白夜）引发了荒谬绝伦的自然现象，因为它把太多的光抛洒在了完全不需要这种光亮的物体上。于是您会发现，您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看到一般情况下可以看到的物体……我来这里的时候恰好是春天，三四月份，他们刚开始播种。雪融化了，但这还不够，因为还得把一些巨大的顽石从田里挖出来。也就是说播种时村民们把一半时间都耗费在从田里翻腾大大小小的石块上了。为的是那儿好歹能长点什么。一提到这事就哭笑不得。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事真的会惹恼我或者让我感到愤怒，那么就是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和农民身上的事。我简直要气疯了！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只要有书可读就能忘却一切，对吧？而这些人毕竟以土地为生，此外他们一无所有。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不仅不幸——甚至连出路都没有。不让他们到城里去，可是即便让去，他们在那儿又能做些什么？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于是他们酗酒，沦为酒鬼，打架斗殴。也就是说只能自我毁灭。因为土地被破坏了，简直是掠夺……当地人完全不信教。这个村子里的教堂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拆毁了。村民们告诉我，苏维埃政权清理了教会。我年轻的时候，有些人家的角落里还挂着圣像，但这多半是保持旧俗和试图保留某种文化，而不是真正信奉上帝。也就是说，不能单凭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所犯罪过就说他们有什么信仰。有时候他们似乎会叹息生活艰难，要是能做做祷告该有多好。但是最近的教堂距离他们也很遥远。因此，去教堂的事基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他们有时聚在一起，闲扯一阵，但通常这种聚会最后都变成了酗酒和打架。有几次还动了刀子。但主要还是打架——狠狠地扇耳光，扇出血来。总之，极其常见的农村生活。”
如果说有什么事真的会惹恼我或者让我感到愤怒，那么就是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和农民身上的事。
抽象的事物存在于北方抽象的动态风景画之中。
不知怎的，他突然间想起了弗朗茨·卡夫卡的《铁路旅客》：
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于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出轨的火车的乘客，所处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隧道始端的光线再也看不到，而终端的光线微乎其微，以致不得不不间断地用目光去搜索，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目标，弄得连哪是始哪是终都没有把握了。可是，出于我们意识的混乱或是其高度的敏感，我们周围尽是怪物，而且出于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和烦恼，不断演示着一个或是令人着迷或是令人厌倦的万花筒。我应该怎么办或者为什么我要这么干，这些不应该是在这种地方提出的问题。
他决定从科诺沙步行前往诺林斯克。
他沿着十月大街上了公路，这条公路通往皮日马，再从那儿通向维利斯克。
既然这么快就撤销了监管，可见他们是信任他的，他们说，去吧。反正也无处可逃，特别是对一个城里人来说。
于是他就出发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厌倦了尘土飞扬的碎石路，于是拐到了被木材运输车压得光溜溜的单线铁道上。
农机站的几个男人告诉他，这么走距离诺林斯克更近。他们还建议他不要去皮日马，因为那里的皮日马人都很好斗，把人往死里打。不久就出现了一片片松叶林，透着光亮，散发着松针馥郁的芳香。道路时而从肮脏的雪水中露出身形，攀援到覆满灌木、泥土松散的阶地上，时而骤然下降，陷入泥泞的沟壑中。再过一个半月左右，黑压压的、成片的蚊子和蠓虫就会让这里变得热闹起来。
将近中午，天气开始变热了。
森林爬上那个坡度徐缓、被一道道冲沟隔断的山岗之后，突然沉寂下来，停在那里，不再向对面移动了。
这也是一座适合攀登的山岗，从上面能看到木材厂采伐树木的遗迹和树干上流出的玻璃般的松脂。
同样是从这里，从高处瞭望，你会觉得天空仿佛在翻转，随风飘动的云彩被下面那层撕裂的铅皮（现在是夜间，确切地说，快要下雨了）包裹着，停留在一个敞亮的地洞中。
这里又是一处无名的湖泊。
尽管当地人知道该怎样称呼它——无底湖，黑湖，维利斯克湖，奇日科莫赫湖。
是的，北方的湖泊都有些神秘，所有人都知道，它们是望向天空的森林之眼：这些眼睛一眨不眨，无休无眠，永远像玻璃一样清亮。
《不闭之眼》是一副圣像，描绘的是年幼的基督睁着双眼的模样。无眠即无需睡眠，永远清醒，看尽世间万象。
途中，他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村落——几间空荡荡、带隔断的倒塌的农舍，一个用“铁爪”扒倒的、没有拱顶的小礼拜堂，礼拜堂的顶棚上有个洞，显然被人用生锈的屋面铁皮笨拙地补上了。
当然应该继续往前走，但他不知为何停住脚步，绕了过去。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上帝在乡村不是生活在角落里，
像嘲讽者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无处不在。
他照亮屋顶和碗橱，
公正地将门扇分为两半。
在乡村他一切都绰绰有余。每逢周末
他在铁锅里煮兵豆，
睡眼惺忪地在火光上跳舞，
向我这个目击者使着眼色。
他竖起篱笆，把少女嫁给
林管员，还闹着玩儿，
使打野鸭的护林巡查员
永远打不中目标。
不，这里听不到枪声，四周一片寂静，而沼泽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干枯的树枝在沼泽上有节奏地摇摆。
这些地段原先有一些伐木场，但是现在只剩下采伐的遗迹——长满了灌木和幼林。
单线铁路顺着从科诺沙到维利斯克的电线的方向绵延开来。
用陶瓷绝缘材料包裹着的电线嗡嗡作响。
鸟儿在倒地的原木桩上栖息，这些原木桩被人用钢丝固定在了埋入土里的铁轨上。
约瑟夫望着这群小鸟，它们使他想起了那些在侧路渠里游弋（而且将永远游下去）、“沉默不语”的无声的鱼儿，那时他要去波罗的海火车站，路过侧路渠所在的施卡宾街区。
小鸟也望着约瑟夫，他被它们错认为那个姓佐托夫的大胡子护林员，他每隔一个月都要来这些地方一趟。
但小鸟毕竟不是鱼儿，布罗茨基也并非护林员。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堆放在路边的原木也染上了黑色。
再来摘录一段卡夫卡的文字：
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表面上看来平放在那里，稍一用力就能推倒它们。其实不然，你是推不动它们的，因为它们与大地紧密相连。不过你瞧，甚至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眨眼间，原木变成了裹着劳改犯的粗呢大衣、在维利斯克农场所属的贮木场里酣睡的季节性临时工。
是的，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被沼泽吞噬了：先是腐烂，然后混入臭气熏天、冒着气泡的泥炭矿物——黏泥中。只有到了四月份，刺骨的冷风才能吹走枯死的松树树皮和窸窣作响、银光闪闪的鱼鳞浮渣，以及脚下咕咕直响的烂泥塘深处散发出的恶臭。
当他走上砾石路时，天已经黑了。他赶忙搭乘一辆“越野巴士”，二十多分钟后赶到了诺林斯克。
- 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一九六四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起初他们以为我是间谍。因为有人收听 BBC 广播——用电池供电的祖国牌收音机能接收到这类节目……这意味着有人散布流言，说我是间谍。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我不是，根本不是间谍。于是他们又认为我在为信仰而受难。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错的，我只好对他们解释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过后来他们跟我处熟了，很快就处熟了。邀请我去做客……那里有一家商店，农村消费合作社，出售面包、伏特加，有时候也进点肥皂出售。有时候有面粉，有时候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鱼罐头。有一次我尝了尝，尽管我饿极了，还是无论如何无法下咽。我在那里时，这家商店正在翻修。所以我记得——崭新的柜台和货架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个角落——您知道摆放圣像的红角吧？——堆满了大面包和伏特加。再没有别的东西！……要知道这里是国营畜牧场，他们养牛犊。但他们从没看到过小牛肉。除非牛犊弄折了腿，他们就要忙乎一阵了：把牛锤死，编写正式报告，剥下牛犊的皮，把牛肉分给各家各户。还有，要是有人捉到了野猪，可以把野猪宰了。人们就是这么生活的。地方分局一个月派人来我这儿搜查一两次……两个人骑着摩托来木屋找我。顺便说一句，我那间木屋好极了。相处时完全不拘虚礼。我知道他们来这儿的目的。他们说：‘瞧，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来做客了。’我说：‘好啊，见到你们很高兴。’他们说：‘得啦，该怎么迎接客人呢？’我就明白了，应该去买瓶酒。四五十分钟后我带着酒回来的时候，他们也已经万事大吉了，心满意足地坐着等我。可是他们从这些乱扔在那儿的书里能发现什么呢？这时我们坐下来开始喝那瓶酒，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诺林斯克，约瑟夫被安置到了塔伊希娅·伊万诺夫娜·彼斯捷列娃家，不过他在那儿没住多久，之后就搬到了村边的康斯坦丁·鲍里索维奇和阿纳斯塔霞·米哈伊洛夫娜·彼斯捷列娃家。
地质学家、人口学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巴比奥内舍夫（1938—）探望过流放中的布罗茨基，他这样描述布罗茨基的住处：“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原木小屋，整个俄国自古以来都是这种样式，它用三点五到四米长的原木建造，也就是说，总面积约为十二至十五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曾被云母片塞住，这在北方地区也很典型……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与臭虫作斗争的原始方式：四壁和顶棚，甚至连一部分地面，都密实地糊了一层旧报纸……城里人概念中的家具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窗户左侧有一个钉在墙上的木板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一台打字机，还有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墨水瓶……这是阿赫马托娃送给他的礼物。桌子上方有个书架，书架上方，是一本打开的尺寸不大的乔托画册。一张铺了些稻草的简易木床，一张放着水桶的木凳，——这就是全部的简易家具……当然，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暖和的卫生间……院子里甚至没有害羞的城里人想出来的那种厕所。但是，这里有四堵墙壁，有屋顶和门，关上那扇门，就可以与整个世界隔绝，就可以思考，写作，与自己独处。”
约瑟夫来到诺林斯克后不久，根据阿尔汉格尔斯克“牲畜饲养”公司“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第 15 号令，他被第三生产队录用，成为一名工人。
他的职责范围包括——清理粪便，挖掘树墩，清除农田里大大小小的石块，扎篱笆桩（牧场的围栏），扬谷子，在拖拉机队播种冬季作物，种土豆和收土豆。
不过，很难说布罗茨基是一位勤勉的劳动者。
在保存下来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牲畜饲养’公司‘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18 号令”中这样写道：“国营农场三分部工人布罗茨基·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于一九六四年及一九六五年第一季度（一月份十天，二月一日、二日、三日、五日、六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总共八天，以及三月十九日）屡次旷工，鉴于此，特对其予以通报批评。最后一次警告布罗茨基·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如再无故旷工，国营农场将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直至在不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将其解雇。”
以下内容摘自科诺沙区中心及诺林斯克村的居民对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的回忆。
塔伊希娅·彼斯捷列娃，牛犊饲养员：“队长发给他一些木杆，让他扎篱笆。斧头都给他磨好了。可他哪会扎篱笆——呼哧呼哧地直喘气，手上也磨出了水泡。队长只好……让约瑟夫去干轻松的活计。他就和老婆子们在打谷场上扬谷子，放牛犊，有时候也会坐到树莓丛里，吃够了才从里面钻出来……倒是没有给自己留下坏名声……确实挺和气的……后来约瑟夫搬到了另一栋房子里。一开始他就在小木屋前面种了一棵稠李树——是他从森林里带回来的。他经常说：‘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应该种一棵树，好让大伙儿开心。’”
玛丽娅·日丹诺娃，邮局职工：“他靠在我们邮局的柜台上，望着窗外，快活地说，将来人们还会谈到他的。老实说，当时我就想，谁会谈论你这个寄生虫呢？我隐隐约约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谁需要你这个病病恹恹、百无一用之人，以后哪有人会谈论你。”
关上那扇门，就可以与整个世界隔绝，就可以思考，写作，与自己独处。
亚历山大·布洛夫，拖拉机手：“他从诺林斯克出发，走三公里路来上班——他会迟到，然后，要是把播种机卡在田里，约瑟夫就变成了废物一个。他总是招呼大伙儿抽口烟，说千万别出汗，否则会冻僵的。他把口袋翻转过来，吃力地往播种机里装满谷子，更多的活儿就一点也干不了了……我和他一起工作了总共一年左右，能不带他就尽量不带……在国营农场，约瑟夫每个月收入十五卢布——既然他不干活，干吗给他更多……总之这个男人挺可怜。他来上班的时候总要带三块蜜糖饼，这就是他的全部食物。我把他带到自己家里，给他些东西吃。我们不喝酒，是的……国家安全局常有人来，他们从一开始就警告我家女主人，让我别和他一块儿混……约瑟夫没给我读过诗，而我也从没细想过。在我看来，与其把他赶到这里，不如一下子驱逐出境才好。那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他的灵魂是封闭的，他的诗也枯燥乏味。”
德米特里·马雷舍夫，国营农场党支部书记，后来担任国营农场经理：“我和他是一组的。妇女们把用拖拉机挖出来的块茎放进口袋里，捆扎好，我们把那些口袋搬到小型拖拉机上。我和布罗茨基两人抓起一只口袋，扔到小车上。您说他以前有心脏病？我不知道。我在场时，布罗茨基干起活来一丝不苟的。偶尔休息一下，他会抽‘白海’烟。我们干活几乎不带休息的。吃午饭的时候，我去找那个和我同名的帕什科夫，阿纳斯塔霞·彼斯捷列娃带布罗茨基去她家，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时就住在她家。午饭后我们接着扔那些沉甸甸的口袋，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布罗茨基穿着那种秋天才穿的大衣和短筒皮鞋。我问他：‘干吗不穿绒衣和靴子？’他不作声。可你能说什么呢，他明明知道有脏活儿等着他呢。年轻的时候可真是粗枝大叶。”
安娜·施布诺娃，科诺沙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我记得特别清楚，流放犯布罗茨基因为拒绝在‘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的田地里捡石头而被判处拘禁十五天。布罗茨基在科诺沙区内务局的牢房里接受处罚的时候，正赶上他的一个纪念日。有七十五封贺电发到了他的住处。我从通讯部门的一位职工那儿听说了此事，她是我们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我们当然很吃惊——这是什么重要人物啊？然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带着鲜花和礼物从列宁格勒赶来为他庆祝纪念日。
“这些来庆祝的人去找区委第二书记涅费多夫，让他对法院施加影响。涅费多夫给我打电话，说：‘那帮列宁格勒人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否可以临时放他出来呢？’当然，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彻底释放了布罗茨基。他再也没有进过牢房。”
一九六五年春天，约瑟夫结识了科诺沙区公用事业管理处行政科（行政管理科）的领导——参加过战争、当过陆军情报军官的敖德萨人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莫尔季科。行政科负责管理理发店、澡堂、生活之家及修理厂。
据说很久以前切尔诺莫尔季科在北方的劳改营里坐过牢，之后才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边疆区。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科诺沙，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位名人，影响力极大。
因为热爱诗歌和文学，他与布罗茨基成了朋友。此外，切尔诺莫尔季科还亲自作保，为约瑟夫在当地图书馆登记注册（而这对囚犯和流放移民是绝对禁止的），他安排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年轻朋友在当地的生活之家担任流动摄影师，也就是说把约瑟夫从农业工作岗位调到了城里工作。这件事之所以能办成，多亏了科诺沙区医院一位叫埃里克·安德烈（德国流放犯）的内科医生，他开具了关于布罗茨基患有心脏病的官方证明。
如此一来，列宁格勒的朋友们在他生日那天赠送的自行车以及父亲带到诺林斯克的相机就刚好派上了用场。热情的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莫尔季科照常发放了显影槽、照相放大机、化学制品、相机纸和胶片。
居住地原本就宽容的制度让约瑟夫在一定程度上感觉过得还算称心如意，这里唯一的限制，就是晚上必须待在诺林斯克。
显然，这是另类抽象概念中的一个完整的抽象概念——北国风光单调乏味，少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与季节变化相关。
一九六五年六月初，布罗茨基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他绕到了一些适合爬山的山岗上，从上面能清晰地看到木材厂采伐树木的遗迹，树干上流淌的玻璃般的松脂，散发着松针馥郁芳香的松叶林，灌木丛生的陡坡，泥泞的沟壑，沟壑里蚊子和蠓虫都复活了，黑压压的一片，此外还能看到集材车在坦克通道上铺砌的单线铁路，以及像森林一样参差不齐的地平线。
那帮列宁格勒人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否可以临时放他出来呢？
若干年后，回忆起自己的那几次短程旅行，布罗茨基写道：
森林——像一把断裂的梳子。
少年突然对自己生起一个念头：
“比灌木更高，比云杉更矮”
这念头让他震撼终生。隐约
可见的云雀在高空
纵声啼啭。夏天！该翻来覆去死记
各种公式，应付考试了；
有的人长出丘疹和横痃，有的人
生理期推迟——出于你无法克服的恐惧；
技术学校和中专的影子，甚至
时常在梦中浮现。唯有竿梢的细软枝条
和哨子才能驱走灾祸。
透过汇集的光束
凉鞋、草地上的自行车
清晰可见；镀镍的脚踏板
仿佛制服上衣的扣袢，又好像两枚奖章。
凉鞋上的橡胶和自行车的金属物件里
有些成分来自未来、来自欧洲的
世纪、来自铁路——它的支线
真的好像被风吹到此地，真实
展现绿色的铁路小站——
森林、水塔、农妇的面庞、
围栏——于是那些在畜栏侧板旁
挖出的蠕虫从你的铁匣子里
钻出来四处乱爬。随后——那辆
堆满麻袋的大车
和乡间小路也爬行着
从收割后的田间穿过……
流放犯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被解除了看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母和朋友可以探望他，与他通信，向他转交包裹，他还可以回列宁格勒休短假。
二〇一〇年，异见作家、政治犯鲍里斯·鲍里索维奇·瓦伊利去世前不久，对约瑟夫在诺林斯克的生活做了如下评述：“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听说——让我异常惊讶的是——在被流放的一年半之内，布罗茨基去列宁格勒休了四次假……严格说来，布罗茨基不是被‘流放’，而是被‘驱逐’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十分模糊。‘流放是指囚犯需远离其住所，并且必须迁居某地。’‘驱逐是指让囚犯远离其住所，并禁止其在某些地域内居住。’‘驱逐’的等级低于‘流放’（紧随‘流放’之后的，则是‘劳动改造，但不剥夺自由’）。与流放一样，驱逐‘可用于裁定某些犯罪分子，这类犯罪分子在固定区域内居住，因而其社会危害性较小，他们在该区域有稳定的犯罪联系人，或者能协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驱逐（流放）的目的，在于中断这种联系……”
解除监管后，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所享有的特殊条件当中，还应当列入相当重要的一条，即他（在拍照之余）被获准从事文学工作——写作及翻译诗歌。根据“偶然”得到的消息，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侨民期刊——《新俄语》（纽约）、《播种》和《界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上积极地发表作品。这些期刊也登载了弗丽达·维格多洛娃对布罗茨基案件的庭审速记。这份预先指定供内部地下出版的文件究竟是如何流到境外的——我们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一九六五年八月到九月，经区党委批准及“委员会”核准，科诺沙《呼声报》在“致本地诗人”一栏中刊登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两首诗——《黎明时分的拖拉机手》和《秋色》。显然，关于发表这两首诗的最终决定，是由包括《呼声报》主编谢拉菲玛·叶廖明娜及弗拉基米尔·切尔诺莫尔季科在内的区委会做出的。事实上，这是诗人在苏联发表的最早的“成人”作品（一九六二年，布罗茨基为孩子们创作的诗歌在列宁格勒《篝火》杂志上发表，这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苏联作协的机关刊物）。
阿尔贝特·扎巴卢耶夫，列大毕业生，记者，《呼声报》编辑：“那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事。当时我在处理读者来信的部门工作。也写诗。有一天，天气好还是不好——我记不清了，来了这么一位小伙子：穿着牛仔裤，普通衬衫，没打领带，非常时髦。他问我：‘可以在你们这儿发表东西吗？’我说：‘按理说可以，干吗不能呢？’他说：‘但是有个小问题，也许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什么问题？’‘我是流放犯，所谓的寄生虫。’‘那又怎样？只要文本不反党……’这在当时很重要。他说：‘不会的，文本应该是符合规定的。’于是我就看了看……标题是‘拖拉机手’。我当然看上了这个文本。文字表达生动形象，比方说‘寂静如劈柴般土崩瓦解，落到地平线的两端’以及别的诗句。我们决定用这首诗，准备把它发表出来。说实在的，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加工、文本干预，它已经相当不错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区级水准的刊物来说。作品发表后，过了一周，他又来了，又带来一个文本，标题是‘秋色’。好吧，我又看了看，说：‘第一个文本比今天带来的这个更好。’他回答：‘没有可比性。实际上，这个文本比先前那个要好得多。’我对他说：‘当然了，见仁见智嘛。我现在去吃午饭，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吧。’就这样，我们一边走——这段路有一千米左右，他一边给我‘整理思路’——他是这么说的……特别幸运的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没认出布罗茨基，否则他就没法在我们这儿发表作品了，这是肯定的。”
拖拉机和公鸡一齐醒来，
公鸡和拖拉机
与发动机和犁铧一齐醒来，
拖拉机手用斧子劈开寂静，
然后在及膝的晨雾中
隆隆作响地排开队列。
寂静如劈柴般土崩瓦解，
落到地平线的两端
生起炉火。炊烟直冲云霄。
鸟儿朝雏鸟俯下身躯。
森林仿佛一把巨型电锯，
用锯齿锯出朵朵云彩……
严格说来，布罗茨基不是被“流放”，而是被“驱逐”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十分模糊。
当然，约瑟夫有时无法赶到诺林斯克，这时他就留在科诺沙，在利季娅·舒米欣娜——康斯坦丁·彼斯捷列夫（布罗茨基在诺林斯克就住在他家）的侄女——或弗拉基米尔·切尔诺莫尔季科家过夜。警方对此自然一清二楚，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切或许是一个既幼稚又下流的游戏的组成部分，这个以布罗茨基为中心的游戏早在一九六〇年就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卷入其中，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都致力于谋取私利，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因此能够设计最不可思议的内容纲要，让这些事件充满真实的情感和意外的碰撞。
对于布罗茨基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游历、一次漫游，如同当年陪伴玛丽娜·巴斯马诺娃夜游列宁格勒时一样。莫名的恐慌与狂热的好奇心展开了竞争，忠诚与背叛相互对抗，而自信也变得与孩童般的幼稚相差无几。
这种状态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过路人》中，传达得似乎格外准确：
若我们夜里沿着一条街散步时，看见一个男人，而且老远就看见——由于眼前这条街是上坡路，且今晚是满月——他在前方迎面奔来，我们不会拦下他，即使他身体虚弱且衣衫邋遢，即使有人在他身后追赶并且大声喊叫，我们也只会让他继续跑下去。
因为入夜了，我们也无法确认，这条街在满月的光照中，是向上陡升的；而且关于此事，也许那两位进行追捕是因为自顾自地玩闹而激动起来；也许那两位在跟踪某个第三人；也许前面一个是无辜被跟踪的人，也许后面的人想要谋杀，那样我们就会成为谋杀案的共犯；也许这两人互不相识，他们只是各自赶着要回家；也许他们是梦游者；也许前面那人身上有武器。
说到底，难道我们不能觉得累吗，我们不是喝了这么多酒了吗？我们很高兴，因为后面那人已不见踪影了。
一切皆有可能……此刻只须相信自己的感觉，与自己对话，就像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罗茨基、玛丽娅·莫伊谢耶夫娜、雅科夫·戈尔丁、叶甫盖尼·莱茵、阿纳托利·奈曼、德米特里·鲍贝舍夫、米哈伊尔·梅伊莱赫，当然还有玛丽娜·巴斯马诺娃对话一样，他们从一九六四年秋就铺好了从列宁格勒到诺林斯克的道路。
题图为电影《布罗茨基不是诗人》（2015）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