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十六岁的尤斯图斯·罗森堡在家乡但泽目睹了纳粹暴行。身为犹太人，他被父母送往巴黎读书。三年后，纳粹进攻法国，他再次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逃离巴黎，一路南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到马赛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赖伊，后者领导着一个秘密抵抗网络，帮助许多人逃脱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马克·夏加尔、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在内的传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凭借对德法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多种语言的精通，罗森堡成为组织中的一名侦察员。
随着弗赖伊被维希政府驱逐出境，罗森堡来到格勒诺布尔，为地下军团招募年轻成员，并凭借自己的才智和技能幸存下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44 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罗森堡成为游击战士，破坏德国的撤退行动。二战结束后，罗森堡移居美国，通过教授经典文学，他影响了几代学生的精神生活。年近百岁，他终于写下《抵抗的艺术》这部史诗般的回忆录。
经风之回响RESONANCE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三部分分享给读者。
逃跑（1942 年 9 月 6 日）
随着我们驱车离开，我意识到，尽管到目前为止我的伪装都很成功，但我完全不知道入院后要怎么逃出来。让给我的建议确实有用，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性的”。理论和实际战术的差别以及两者与现实的关系，极为不固定且不可预测。一种情况下有效的方法在一个稍有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就会变得致命。我要怎么逃出医院呢？
我一点也不知道医院的守卫有多严，也不知道那里的官员认为确保从营地来的病人在治好后返回营地有多重要。他们是紧盯着我呢，还是压根不知道我是谁？我只见到医疗人员——没有军队或警察的人，没人检查文件。尽管如此，我想我还是不能随便爬下床，拔腿就走。
我们一到，我就被担架抬进手术室。随着我摇摇晃晃地经过医院走廊，我记下了布局：哪里有楼梯、厕所、窗户、出口。晚上 9 点，我在手术台上，三个内科医生出现在我上方。其中一位往我脸上放了一块浸了乙醚的布。
“呼吸。数数。你呼吸得越用力，你就越没有感觉。开始数数。”
我数到了 7，见到一片满是繁星的天空，然后是绝对的黑暗。实际上，空无一物。我在六小时后醒来，好像中间什么都没发生。我从未搞清楚那几个医生见到我的肠胃没毛病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是有同情心的好人，愿意忽略我装病，甚至愿意帮我逃跑吗？无论如何，他们确实摘除了我的阑尾！我醒来时大概是凌晨 3 点，现在我真的感到恶心和痛苦，绝对不是装的。恶心是乙醚的后遗症。当我挪动时，痛感来自手术伤口。我能感觉到缝线、医用钉、纱布和绷带。我呻吟。有人往我大腿上戳了一针，无疑是吗啡，我再次陷入黑暗。
我在早晨 7 点醒来，发现身体被绑在床上，脚踝和手腕被束缚在皮镣铐里。我床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法国女护士。即使在我相当糟糕的状态下，我都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她有多吸引人，但此时不宜开启风流韵事。我转向她，问道：“为什么我被绑在床上？”
她笑了。“你不记得了吗？半夜里你试图爬起来跑走。我们不得不把你捆住，免得你把自己弄伤。”我只能想象我的潜意识在夜里做了什么。从我在但泽车站离开父母起，我第一次——甚至经过了在格勒诺布尔收集学生信息的冒险以及在富瓦和法官的遭遇后——真正感到孤独和脆弱。所有的青春幻想都破灭了。对我的未来际遇负责的，只有我自己。
我一定看起来有点沮丧。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顺便问一句，你是谁？”
显然，送我来医院时没有带上档案材料。“我是从营地来的。”我说，立刻怀疑自己犯了错，或许他们在某处的文件上写了我是谁，只是护士没看到。
“哦。”她说。现在她看起来心烦意乱。
“等我恢复之后会怎么样？”我问，意识到我也许断送了一次获得自由的机会。
她犹豫了。“我……我不知道。我得问问护士长，”她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但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我想他们会送你回营地。”这意味着她知道会发生什么，她会愿意帮忙吗？
我什么都没说，把思绪转回逃跑的问题。我处在医院供重症病患住院的一翼，其中一些是像我这样的被扣押者。从这里逃跑肯定比从营地逃跑容易，因为正如让说的，这里的守卫要松得多。但我没有衣服，也没有鞋子，只有一身病服。我需要帮助。到现在，里昂成了法国地下组织的中心。让化名搬到了那里。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给他送个信，他可能有办法把我弄出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法国护士熟悉起来，对她讲了我的故事，试图尽可能获取同情。她的名字是玛丽安娜。她属于那种受到召唤成为护士的人。她单纯希望照顾病痛中的人。她很聪明，除了护士训练外，还在里昂大学接受了通识教育。巧合的是，她跟我的朋友萨拉一起上过解剖课。听说萨拉在营地里，她很震惊。她第一次根据事实推测意识到营地的目的。就像富瓦的法官，她不是维希政府的支持者。经过仅仅几次对话后，我觉得我能信任她，问她愿不愿意帮我。她同意了。
“我能做什么？”她说。
“首先，我需要你给我拿一张纸、写字用具和一个信封。里昂的一栋办公楼里有个信箱，我希望你把信放进去。”
让告诉我这个信箱，以防我需要和他本人联系。很幸运，拘留营就在附近，而且医院就在里昂。我把地址告诉护士叫她记住，告诉她投递消息的信箱在楼房大厅一排箱子的最左边。我叫她做的只是把信放进去。上面只写了我在白谷仓医院。
玛丽安娜点点头，没问任何问题，第二天她告诉我她完成了我的要求。夜里我产生了一种新恐惧——不仅为我自己，还为其他很多人。我做了一件我绝对不该做的事。她能轻易地把我举报给维希当局。克劳斯·巴比在 1942 年 1 月被任命为里昂盖世太保的头目——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如果信箱被人知道了，会连累所有使用它们的地下组织特工。我只想着我自己的逃跑——我的自卫本能令我盲目，没看到潜在的灾难。然而幸运的是，玛丽安娜值得信任，没有举报我和这个信箱。在住院第四天，一位年轻的牧师拜访了我。
夜里我产生了一种新恐惧——不仅为我自己，还为其他很多人。
牧师属于一个名为基督友谊的组织，它和抵抗运动合作。让收到了我的消息。他知道牧师可以不受询问地进入医院，因此这个团体是最适合帮助我的。牧师低声说：“星期天是访客日。人们进进出出，不用受检查。这个星期天，也就是后天，按照那面墙上的钟点，下午 2 点 59 分，我会在这层楼厕所门口右边角落里的大洗衣桶后放一包衣服。下午 3 点整，你把它取走，进入隔间，换上衣服，把病服放在洗衣桶里。我会带一辆自行车过来，把它放在这栋楼的入口。你只需要走出主入口，骑自行车到里昂的这个地址。”他让我记住地址，然后离开。
有个问题。因为缝线，我还不应该下床。他们给了我一个袋子和便盆让我解手。走到厕所都不容易。我想出了一个计划。我必须让工作人员习惯看到我下床和去厕所，这样我星期天这么做他们就不会吃惊，到了那天，严格控制时间非常关键。在放包裹和我将其取走之间只留了一分钟的间隔，这是保证它不被注意的最好办法。
我叫了护士。她来了。“我得上厕所。”我说。
“好的，我去拿袋子。”
“不！我得大便。”
“我去拿便盆。”
“抱歉，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严重便秘，我不想躺在这里使劲。太尴尬了。”
“抱歉。我不能允许你下床。我得问问医生。”
暴躁而不耐烦的医生严厉地对她说，“管他呢。如果他想下床，就让他下吧。反正是他的缝线。”
当天和次日，我去了好几趟厕所，让大家习惯我四处走动。我走路时能感觉到缝线，我意识到即使我成功爬上自行车，骑车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星期天到了。下午 3 点，我准时来到指定的洗衣篮前，找到包裹，换上衣服，走下了楼。门前的大厅里有个宪兵随意地站着。他看到我靠近，只是往旁边让了一步。现在我出了医院。很多人在附近转悠，起初我没看见自行车。它应该靠在门口左边的长椅背上，但椅背比我想象的要高。经过片刻的疑惑，我看到了它。我战战兢兢地上了车，蹬着踏板离开了医院的地盘。大部分路程我都用左手捂着创口站立着，害怕一旦坐下，任何一个震动都会让它绽开。（我脑海中闪过一幅画面，是轰炸期间在图尔的空袭掩体里，那个试图在死前把内脏塞回体内的可怜家伙。）
创口问题似乎是逃跑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但是当我正在蹬踏板，还没离开医院地盘多远时，我突然听到身后有辆救护车。他们发现我跑了，来追我了！我慌了，开始更用力地蹬踏板，这对我的创口一点没好处。救护车开过去了，片刻后又开过一辆。不，他们不是来追我的。我在出入医院的主干道上，当然会有救护车。
我骑车前往的地址是一个体育馆，地下组织的队伍用它做安全屋。它依然发挥着体育馆的功能，并且逃脱了警察的怀疑，因为很自然，那里有络绎不绝的人进出。馆内，短暂停留的人们睡觉用的垫子散布在各种健身器材中间。我被带进一个小侧室，由一名等着接待我的内科医生做了检查，我的缝线被取了出来。
我在那里躺了两天，从我的假腹膜炎和真阑尾切除术中恢复健康。我了解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全法国的外国犹太人身上，不管在占领区还是未占领区。出生于法国的犹太人，尽管也服从占领区的法律约束，却大体未受打扰。但是外国犹太人——来自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被拘禁，被送往波兰和其他地方的营地。传言说他们受到的待遇一点也不好。财产被查封，任何抵抗拘禁的尝试都会被处以绝对严厉的责罚。如果你抵抗逮捕，就会被当场击毙。我的逃跑是个小奇迹。我继续为法国地下组织军队工作的承诺变得更坚定也更深沉了。
他们向我介绍了抵抗运动的最新情况，也为我计划了身体恢复后将承担的职责。
蒙梅朗的地下情报人员（1942 年秋 — 1943 年 3 月）
在里昂的安全屋待了两天后，一个来自基督友谊组织的女人用一辆破旧的雪铁龙把我接走，送我去德龙省的蒙梅朗，位于瓦朗斯以东 15 英里。我被带到一个农场，其主人和经营者是一个叫安娜·赛恩的中年女人，她也是基督友谊的成员。这将是我未来两年的行动基地。
我花了两星期从手术中康复，熟悉农场生活，了解这片地区。从我的卧室能看到一片人烟稀少的平原，通往韦科尔山地。这是世上一处美丽恬静的角落。我从没在这样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环境中生活过。除了安娜·赛恩，我是唯一住在农场的人。
计划是让我花一段时间融入农村社区，再给我安排地下组织的实际任务。等我好得差不多了，我开始帮安娜在农场附近干活，从田里采蒲公英，喂给笼里养的兔子。有些日子我清扫马厩，铺上新鲜干草。有一两次，我甚至尝试给母牛奥利维娅挤奶。它显然不欣赏我的技术。在我扯它的乳房时，它一直疯狂甩尾巴，而安娜挤奶时它从不这样。
自从被带离格勒诺布尔，我就没怎么听新闻。营地和医院里没有新闻。在安娜这里，我能通过读当地报纸、听瑞士广播了解近况，后者不太受到维希政府或德国政府的审查。我有点意识到，最近时局似乎扭转，对盟军有利了。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美国人加入了战争。同时，抵抗运动的不同分支吸收了新成员，总的来说抵抗运动的势头在加速，尤其在里昂和瓦朗斯附近。它收集德军在全法国的部署情报，将其发送给在伦敦的盟军。让告诉我，我会在这个情报收集的行动中发挥作用，但我起初并不清楚具体做什么。它不久就变得清楚了。
总的来说抵抗运动的势头在加速，尤其在里昂和瓦朗斯附近。
1942 年，英国空军开始了轰炸全德国工业中心的作战，这将持续到战争结束。美国人开始给苏联输送军事装备和补给，帮助苏联对抗始于 1941 年希特勒撕毁跟斯大林的协议时的德军入侵。法国本土还没有任何盟军行动，人们希望英美联合进军能很快解放法国；但是美国人参战几乎一年了，进军还未成为现实。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英国人继续把地面部队投入抵抗北非的隆美尔军队，保卫苏伊士运河。战场几乎陷入僵局。
隆美尔的军队在此期间需要补给，其中一个运行中的补给途径来自地中海上驻扎德军的法国港口。关于地中海沿岸的德国军事设施的情报对盟军来说非常有用。我将在收集这类情报上发挥很大作用。我从让和在里昂的其他人那里了解了一点战争的总体局势，但我的大部分理解还是根据广播上听来的消息自己拼凑的。人们被禁止听瑞士或英国电台，所以即使安娜的农场相对隔绝，你也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某位打探消息的官员。任由收音机大声播放被禁的新闻节目显然不是好主意。我不得不用大而笨重的所谓的“耳机”听新闻，这是当时唯一能搞到的东西。当我得知军队动向时——盟军、苏军或德军——我就在让给的地图上追踪他们。我现在十分擅长解读地图，并对借助地图想象出的画面进行分析。
无论我处于斗争的何处，我总是试图理解我作为个人是如何在总体机制里充当小螺丝钉的。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我就在身上带一张地图，好让我看到战争中兵力的位置和动向。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从不包含这样的细节，因此地图对于紧跟时事来说至关重要。即使是在格勒诺布尔，我也有一张地图，但总是害怕如果被发现，它会出卖我不仅仅是年轻学生的事实；但我在马赛从瓦里安·弗赖伊那里学来了一个技巧，把地图藏在镜子后面，只在我知道不会被人看到时才把它拿出来。
直至今天，在抵抗运动中养成的习惯依然留存。每当我拥有一份特别重要的文件或文本，我就寻找藏匿它的地方——灯柱内、桌子下、某件家具内不显眼的隔层里。我从让那里学到如何在公众场合找到最安全的置身之处。在餐馆里，我尽量坐在靠墙的位置，把整个房间纳入眼底，并且观察有没有人在盯着我！当一个人度过了跟我一样长久的地下生活，并且做了很多事以保证自身安全时，这样的习惯做法会成为个性的一部分。像俗话说的那样，旧习不仅难改，它们似乎就是不朽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经历了地下活动中一门非常高强度且彻底的训练课程，比观察大学生的态度要危险刺激得多。让派了一个叫罗贝尔的特工开始训练我，并给我提供了一个新身份。罗贝尔戴贝雷帽，围围巾，穿一件浅色棉质毛衣。他接连不断地抽高卢牌香烟，这种浓烈香烟为抵抗组织成员所喜爱。回忆起这个形象，我得说他的外表和身份相称。
罗贝尔公事公办。他立刻开始了训练。
“从现在起你是让保罗·吉东。仔细听好。”
我听着。
“首先，这是你的证件。”
他给我看了我的身份证、我的配给卡、我的天主教洗礼证明和在地中海沿岸旅行的其他所有必要文件——地点包括尼斯、昂蒂布角、戛纳、圣拉斐尔、土伦等。
他解释道：“1927 年 1 月 23 日你出生于圣马洛。圣马洛是布列塔尼的一个小镇。存放市政文件的办公室在战争初期被炸弹摧毁了。你母亲是阿尔萨斯人，父亲是海军军官，在战争开始时被杀死了。如果你被逮捕了，他们问你住在哪里，你就说德龙省的蒙梅朗。你可以说你待在安娜·赛恩家。她是你父亲那边的亲戚。”
给我创造身份时，对细节的关注令人赞叹。比如说，把我的母亲设定为阿尔萨斯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其他方面堪称完美的法语带有一丝微弱的德语口音。
我在接下来几星期里致力于忘记自己的身份，成为地下组织需要我成为的人——让保罗·吉东。地下组织的一些成员被训练为打字员，有的成了报务员（他们被称为“钢琴师”），有的成了炸弹专家，有的成了神枪手。而我正在为情报工作接受训练。训练的很大一部分涉及让我适应新身份，有说服力地自称让保罗·吉东。为了测试我的适应程度，罗贝尔会在任意的时间到来，甚至在深夜，质问我的身份。起初，这样被讯问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为准备盛大的家庭婚礼而试穿表兄的旧西装的年轻男孩：哪里都不对劲——袖子太长，肩膀太窄，绝非为我量身打造。让保罗·吉东的角色比我在《八十天环游地球》里演过的任何角色都复杂得多。
尽管我很不安，但我被认为演得不错。在几次意料外的审问后，罗贝尔告诉我：“现在你向我复述这些细节很轻松了。但是想象一下，在纳粹审问者的刺眼灯光下被迫回忆你虚构生活的所有细节。在那种压力下，要保持故事完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准备迎接相当严酷的适应训练吧。”
在接下来几星期里，我们反复排练和协调我的，也就是让保罗的故事的所有细节——“我的”父母是如何相遇的，我父亲的年纪，他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我在哪里上学，法国天主教教区学校是什么样的。罗贝尔的来访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料。一天晚上他出现了，毫无预警地把我绑在椅子上，坐在我对面，告诉我，在我回答的问题令他满意前，我不能吃东西、喝水、上厕所。他无疑知道他的角色，演得像任何一个施虐成性的盖世太保审问专家。审问持续了三小时。
我经历了地下活动中一门非常高强度且彻底的训练课程，比观察大学生的态度要危险刺激得多。
另一次，他在我睡着时溜进我的卧室，把一支明亮的手电筒照在我脸上，在我的床单上倒了冰冷的水。一直把我折腾到太阳升起。
罗贝尔在这个过程的早期解释过，最终我的任务是侦察我提过的地中海沿岸城镇。我将要汇报哪些区域禁止进入，描述我遇见的德国部队的种类。为了给我在这片区域的旅行找正当理由，托词是我是一名上门推销员，销售电话簿里的广告位。
几星期后——1942 年 11 月下旬——罗贝尔似乎认为我准备充分了。我现在只是在等待关于我的主要任务的进一步训练。
在这段时期，法国本身的政治局势变了。到 1942 年 10 月，隆美尔到达埃及边境，正在接近苏伊士运河，他希望从那里向北推进，穿过叙利亚和伊拉克到达中亚油田。但是在 10 月和 11 月期间，在阿拉曼战役中，蒙哥马利元帅领导并且得到美国人武装支持的盟军部队击败了德国部队。隆美尔从埃及边境撤到突尼斯，在战略逆转中，被希特勒召回，后者大体上正在放弃非洲的战役。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对法国南部的入侵，德国终结了维希政府的相对独立，现在占领了整个法国。人们能够相对轻松逃脱德国监视（如果别人不直接怀疑或不知道你是外国犹太人）的阶段结束了。现在法国将遍布德国士兵。
在训练期间以及接下来两年在农场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很多方面是作为拥有农场的女人的年轻亲戚生活，在这里只是为了帮忙。安娜，一名虔诚的胡格诺派教徒，在蒙梅朗的教堂演奏簧风琴。她喜欢我每星期天跟她去做礼拜，也喜欢我和会众一起唱赞美诗。牧师和他的妻子注意到我的歌声，邀请我加入圣诞唱诗班。他们以为我是天主教徒，从对话中得知我实际上是一名自由思想者，但他们怀有这样的希望，即我会通过他们的眼睛逐渐认识基督教。1943 年 1 月 23 日，我生日那天，他们给了我一小本《圣经·新约》，告诉我了解上帝的唯一途径是研究经文。他们在里面写道：“愿怀疑者让保罗能找到真理。”
过完生日几星期后，牧师叫我教主日学校。他认为孩子们会喜欢跟他们年纪相仿的人教课。我告诉他我从没教过任何人任何东西，更别提《圣经》了。
“你识字，不是吗？”
“当然。”
“那你就能教他们《圣经》！给他们读孩子的故事就行。我们会告诉你读哪些。”
班里有九个孩子，年纪都在五到九岁之间。我给他们读的第一个故事是《旧约》里的大卫和歌利亚的传奇。然后我给他们读了耶稣使面包增多的《福音书》故事。我必定是个不错的朗读者，因为孩子们听得入迷。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我给他们读了许多故事：亚当和夏娃，约拿和鲸，分开红海，耶稣行于水上、治愈盲人、令拉撒路死而复生的《福音书》故事。我自己对这些故事也不太熟悉。它们很棒，吸引了孩子们和我自己的注意，但我一个字也不信。跟我启程去法国前拜访祖父那次一样，接触这些故事丝毫无损于我的“自由思想”。
教堂的牧师天生热衷于市民生活，他是当地足球队教练的朋友。我提过我本人踢足球，他跟他的朋友安排我加入了队伍。在蒙梅朗的两年里，我一有机会就去踢球。就这样过了很多个月之后，在一个深冬的下午，一个名叫阿里斯蒂德的年轻人短暂到访，给了我只有让的情报网成员才知道的秘密口令。我甚至把这个秘密守到了今天。安娜邀请他进来吃晚饭，他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当她离开我们去继续准备食物时，阿里斯蒂德把他的椅子拉近我身边，低声说：“你应该正式开始做情报工作了。晚饭后你跟我出去，到我的自行车那边。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喝过咖啡后，我们到了他的自行车前，他把手伸进后座上的挂包，拿出一个在月光下看起来像某种清单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系列德国军装和徽章的图片，配上了与之对应的军衔和意义。
“好好研究，把它们记住。我过一个星期再来，看你学得怎么样。如果安娜问你在做什么，别理她就行了。”尽管安娜大体上知道我在为地下组织工作，但最好还是别让她了解细节。
我的作业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实证明，它比我想的要难得多。纳粹国防军（Wehrmacht，在德语里的意思是“防御军队”）的每个成员都在制服右口袋上方饰有一枚 3 英寸宽的抽象化鹰徽。对于应征入伍的士兵，是以银灰色的线用提花织造或机器绣制的。对于军官，是用白色丝线或铝丝手工绣制的。对于将军，是用金线手工绣制的。纳粹国防军用哥特字母和拉丁字母缩写、阿拉伯数字和罗马符号的复杂混合体来标记不同的军兵种、驻防区域和师级编制。领章跟兵种、隶属关系和军衔的标志一样设计复杂，种类繁多。我还得到了军事装备的图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火炮。总共肯定有几百种不同的徽章需要我去熟悉。
阿里斯蒂德一星期后回来，就在星期四下午，安娜出门练习簧风琴的三分钟后，他算准了我独处的时间。到她回来时，我已经展示了辨认纳粹国防军全体编制徽章的能力，这令他满意。然后，他就现在要托付给我的任务做出了完整的指令。我将在地中海沿岸旅行，做侦察工作。在踏上这样的旅途前，我会告诉安娜我是去出差。实际上，她从没叫我解释过“差事”的性质。我会从一个城镇旅行到另一个城镇，向店主兜售广告位。“花 10 法郎，你就能在基础广告位之外多得两行位置。”我会这样提议。
我将要汇报哪些区域禁止进入，描述我遇见的德国部队的种类。
卖这些广告位的公司是合法的，尽管它们实际上同情抵抗运动，允许我们以这种方式工作。我没有卖出很多广告位。大多数我设法向其推销广告位的商店没有钱买额外的位置。当然，我的“雇主”一点也不关心我是否完成了销售指标。我真正做的事情是骑车在法国东南部转悠，监视德军。我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记下士兵制服上的徽章以及十字路口的火炮类型和数量——坦克、装备等。我的任务是把它们都详细记录下来。我还要汇报部队正在海岸线的哪些地方建造小型防御工事，比如碉堡，通常是带武装的。德国人不知道盟军将在哪里登陆，对英国人来说，知道德国人以为他们将在哪里登陆是很有用的。这样，英国人就能用虚假情报引导德国人到周边地区建造工事。
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待在军官和士兵执勤结束后爱去的酒吧和饭馆。他们并不怀疑，当他们饱餐面包、葡萄酒，在搞得到的情况下也大吃大喝他们最爱的香肠和大扎啤酒时，这个陌生面孔的“青少年”会把他们说的话都偷听了去。当然，随着夜晚逐渐流逝，他们会变得更喧闹和健谈，更自在地说出他们能说的话。我很少加入对话，说几句让他们放松戒备，就不说了。当他们好奇这么年轻的人在这里做什么时，我就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想让店主买广告位。如果他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学会德语的（我假装说得不好，带有浓重的法国口音），我就告诉他们，在被迫辍学前在高中学过。如果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没上学并且在酒吧晃悠，我就讲讲我死去的父亲和成了寡妇的母亲，他们通常就不会再追问了。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必须努力集中注意力，把所见所闻牢牢记住。我什么都不能写。如果我被抓到身上有笔记并且受到审问的话，就会进集中营。
我住在当地宾馆。夜里我确实不得不把收集来的情报记下，将纸装进一个没写地址的信封，尽快放进我们的情报网在瓦朗斯的信箱。一名信使会把它取走，拿到另一个站点。在那里，信件会被评估，相关情报会送到我们的“钢琴师”手上，通过电报传送给伦敦。报务员因其在电报设备上敲出复杂摩尔斯电码消息的技术，被开玩笑地叫作“钢琴师”。
当我在 1943 年 1 月开始参与这个情报收集行动时，抵抗运动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管理严密的组织。他们不在一面旗帜下行动，相反，由游击队和自由战士组成的众多单独团体作为独立实体被组织起来。为了防止德国人的渗透，每个团体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代码、安全程序和内部通讯方法。比如说，让的情报网的每个成员，包括我，只和两三个其他成员有行动上的联系。
除了销售电话簿上的广告位，我的任务之一是去伊泽尔河畔罗芒的一所高中听课。德国人正在使用那所学校的一块区域训练某种战士。抵抗运动希望尽可能了解他们被训练来做什么。在几星期的时间里，我上课、做作业、考试。但是在午休期间，我会和士兵们混在一起，试图通过单纯随意的对话了解我需要的信息。他们中的一些人想练习法语。我记得自己假装赞美一名上尉制服上引人注目的缎带和勋章。他骄傲地咧嘴笑了，告诉我他是在苏联打仗时赢得它们的，现在来这里训练士兵，教他们消灭游击队的战术。“非常感谢。”我不出声地说。这正是我在此要收集的情报。当假期来临时，我离开了学校。
每当我执行完任务回去，通常花个两三星期在安娜的农场尽情享受。我阅读，教主日学校，踢足球。
到 1943 年冬末，德国情报和警察部门在部署放在“定向”货车上的装备，用其定位非法无线电传输信号发出的地点。跟在这些货车上的是宪兵分遣队，专门受过训练来确定发射信号的地点以及发出信号的人。在大城市里，他们难以查明精确地点，但是他们不知怎的发明出一种查找技巧。在瓦朗斯，在我放置情报的地方，我们的“钢琴师”被辨认出来，并且被捕了，我们再也没听到他们的消息。一觉察到此事，让立刻叫我停止收集情报，并给我设置了新职责。
题图为电影《影子部队》（1969）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