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海岸的常住居民应该都知道，每年有几百种候鸟沿着大陆西岸南北长途迁徙。其中一种叫白冠雀，秋天从阿拉斯加飞到墨西哥北部过冬，来年春天再返回阿拉斯加。跟大多数鸟不同，白冠雀保持清醒的能力非同寻常，在迁徙中可以长达七天不休不眠。这种季节性的行为使得它们能够夜晚飞行，白天觅食补充能量，不用休息。在过去五年里，美国国防部投入巨额资金来研究这种动物。许多受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特别是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这种鸟在长时间无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期望获得一些可应用在人身上的知识。他们想找到方法，让人们可以不睡觉地连续工作，并保持高产和高效的状态。这项研究的初衷仅仅是打造一批不用睡觉的士兵，而它仅仅是更大的军事计划目标是控制人类睡眠，哪怕只是有限地控制的一小部分。在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牵头下，好几个实验室正在尝试发明无眠技术，包括神经化学药物、基因疗法和穿过颅腔的电磁刺激。这些实验的短期目标是发展出一套方法，使得一个士兵至少能七天不睡觉地作战，长期目标甚至希望周期可以延长至十四天，同时还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高昂的斗志。现有的创造不眠状态的手段通常会给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带来有害影响，比如注意力下降。一个例子是安非他命在 20 世纪各大战争中的广泛使用，近年流行的则是莫达非尼这类药品。现在的科学探索并不是要找到刺激清醒度的方法，而是降低身体对睡眠的需求。
20 多年来，美国军事计划的战略逻辑开始转向，试图把人从命令、控制以及执行的循环系统里各司其职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十亿百亿数不尽的巨款正用来开发自动式和远程操控的定点清除系统，给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其他地方造成的伤亡令人震惊。尽管军方对新型武器的追求耗资甚巨，并且军事分析家认为人的因素是实现高端系统操作的一个棘手的“瓶颈”，但短期内军方对大型军队的需求仍不会下降。军方计划创造出身体性能更接近非人机器和网络系统的士兵，无眠计划应被视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科学界与军方正联手努力研发“增强认知”（augmented cognition）模式，用来增强多种形式的人机互动。与此同时，军队也在大力资助脑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其中就包括开发对抗恐惧的药品。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无法使用装载导弹的无人机时，就需要一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敢死队没日没夜地冲锋陷阵。作为此番“宏伟大业”的一部分，白冠雀被迫改变来往于太平洋海岸的季节性迁徙，被带到了实验室，协助研究如何将高强度、高效率的机器模型强行植入人体。从历史上来看，与战争相关的发明创造最后都将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医药公司大力推销的不眠产品最初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
24/7 式的市场与支撑持续工作和消费的全球建制已然运转多时，然而现在，一种新的人类主体正在形成，与 24/7 体制更紧密地配合起来。
20 世纪 90 年代末，俄罗斯和欧洲的太空联盟宣布，计划制造并发射轨道卫星，将太阳光反射回地球。这项方案设想发射一系列卫星到太阳同步轨道上高度为 1700 千米的太空中，每颗卫星都装配有抛物面反射器，反射器既能张开也能折叠，跟纸一样薄。反射器完全打开的话，直径可达 200 米，这时候反射回地球的光能够照亮 10 平方英里的区域，其亮度接近月光的 100 倍。最初推动这项计划，是为了给高寒地区的工业生产和自然资源开采提供照明，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西部地区有漫长的极夜，有了照明，户外作业便能日以继夜地进行。不过，联盟随后就把计划扩展了，声称该计划能够覆盖整个大都市地区的夜间照明。该联盟的宣传口号是“彻夜通明”，坚称如此一来便可降低电力照明的能源消耗。很快，各方反对声四起。天文学家表示担忧，怕妨碍到大部分地面望远镜的宇宙观测。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声称，这将给动物和人的生理造成伤害，因为缺少有规律的昼夜交替，新陈代谢就会紊乱，睡眠也会受到影响。基于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的组织也发出抗议，他们认为夜空是公共资源，所有人都有权享用，而且体验夜的黑暗和仰望星空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组织都不能剥夺。可是，如果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项权利或特权的话，那么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的权利早就被侵犯了，他们的城市长期被雾霾和高强度的照明所笼罩。不过该项目的拥护者一直坚称，此项技术将会大大降低夜间照明的用电量，对于降低全球能源消耗来说，失去夜晚和黑暗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这项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但无论如何代表了当代社会对未来的想象，即永久照明的状态与无休止的全球交换和循环系统是不可分割的。这项计划在商业前景上野心勃勃，以夸张的方式，表现了任何试图掩盖或妨碍可资利用的无尽光明状态的行为，在体制上都是不可容忍的。
许多遭到非法处置的受害者，以及 2001 年后入狱的犯人都曾经受过被剥夺睡眠的惩罚。一名在押人员遭虐待的事件受到广泛关注，而还有上百名受害者与他有着类似遭遇，他们的命运却没有被详细记录在案。对穆罕默德·卡赫塔尼（Mohammed alQahtani）施以酷刑依据的是五角大楼“第一特别审讯计划”（First Special Interrogation Plan），它是由唐纳德 · 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授权的，如今已臭名昭著。卡赫塔尼在被拘捕的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剥夺了睡眠，经常承受一连 20 小时的审问。他被禁闭在小隔间内，不能躺下，周围打着高强度的灯光，喧闹的音乐响彻牢房。在军事情报界，这类监狱被称为“黑暗之地”（Dark Sites），尽管卡赫塔尼被监禁的地方代号为“光明营房”（Camp Bright Lights）。这不是美国军方及其代理机构第一次使用剥夺睡眠的方法进行审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指出这一点会误导人们，因为对于卡赫塔尼以及众多囚犯来说，剥夺睡眠仅仅是更大的施虐计划的一部分，这其中还包括殴打、凌辱、长期禁闭和模拟溺水等。许多法外在押人员所遭受的“惩罚措施”是由行为科学咨询团队的心理学家们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目的是利用囚犯的情感和心理弱点进行逼供。
剥夺睡眠作为一项酷刑可追溯至许多世纪以前，但是其系统使用却与电灯和持续扩音手段的出现相伴而生。剥夺睡眠最早作为一项常规惩罚，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由斯大林手下的警察开始实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拷问者口中的“传送带”（the Conveyor Belt）一开始通常是剥夺睡眠，接下来是一系列给人造成终身伤害的暴行。短时间内会造成精神紊乱，而几周后则开始引起神经类疾病。在动物实验里，老鼠两到三周不睡觉就将死亡。剥夺睡眠会导致受审者极端的无力和无条件的服从，以至于不可能从盘问中获得什么有用信息，他们会供认一切罪名或捏造事实。不让人睡觉是运用外部力量对自我的暴力剥夺，是对人性的蓄意毁灭。
当然，美国一直以来都在直接实施酷刑，或者通过其附庸国间接实施酷刑，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9·11”事件之后，酷刑才作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大量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行使酷刑。主流媒体对此的评论都口径统一，拒绝承认剥夺睡眠是酷刑。相反，它与心理劝服被归为一类，对很多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就跟给绝食的犯人强行喂食没什么两样。就像简·迈耶（Jane Mayer）在《黑暗面》一书中所报道的那样，剥夺睡眠在五角大楼的文件里是合法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合法依据居然是美国海豹突击队也需要进行两天无眠演习。必须指出的是，关塔那摩（Guantánamo）和其他地方的所谓“高级别”的囚犯，除了遭受直接的酷刑之外，感官和知觉经验也被彻底控制了。囚犯们必须待在昼夜通明的封闭牢房里，每当被押送出牢房时，必须戴上眼罩和耳塞，隔绝光线和声音，以防他们意识到当时是夜晚还是白天，或捕捉到自己行踪的线索。在囚犯和狱警的日常接触中，这种剥夺感知能力的管理方式也是家常便饭，狱警们全副武装，戴着手套，头戴玻璃面罩，这样囚犯就看不到狱警的脸，甚至连一块裸露的皮肤都看不到。这些技术和程序构造出一个完全没有关怀、保护或慰藉的世界，可怜的、百依百顺的主体状态被生产出来。
永久照明的状态与无休止的全球交换和循环系统是不可分割的
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特殊事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角度，方便我们探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更长远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后果。我并不认为这组事件有什么特别的阐释意义，但它们为理解 21 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下生活世界的持续扩张所面临的矛盾，打开了一个暂时的切入点——这些矛盾与下列结构转换是分不开的，睡眠与清醒，光亮与黑暗，正义与恐怖；也与各种形式的暴露、缺乏保护和脆弱的状态分不开。可能会有人反对我，认为我挑出来的都是例外或极端的现象。但即使是这样，它们也无法脱离在别处已经被常态化了的状况。其中一种状况的特征是，人类生命大体上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不停地运行就是其准则。这种状态下，时间不再流逝，处于时钟时间之外。
在这个空洞的流行语背后，24/7 标志着一种静态冗余（static redundancy），它否定了与蕴含节奏和周期的人类生命机理间的联系。它意味着一种任意的没有屈折变化的（uninflected）星期图示（schema），是从复杂多变或沉淀下来的经验中剥离出来的。比如 “24/365” 就完全不同，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有钝感的、绵延的时间性，其间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和意料之外的事。我开篇时就点出了，发达国家的诸多机构，已经按照 24/7 式的方式运作了几十年。只是近些年来，我们的个人特质和社会身份才被重新打造，重新塑形，以顺应市场、信息网络等系统的不间断运作。24/7 式的环境披着一层社会世界的外衣，但实际上它是典型的机器世界，是生命停摆，它不会让世人知道，为了维持其有效运行，人类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它必须和卢卡奇（Lukács）等 20 世纪早期思想家所论述过的时间区别开来，即那种空洞的、同质化的现代性时间，表现为对时间制定度量衡或历法，为的是服务于国家、金融和工业的运行，个人的希望或规划则被排除在外。新出现的状况是，这种伪装被彻底抛弃了，时间不再与任何长期性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甚至“进步”或发展的幻想都被打破了。24/7 的世界昼夜通明，消除了阴影，是资本主义后历史（posthistory）的最后幻象，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他者性被去除了。
24/7 的时代是冷漠的，脆弱的人类生命越来越无法与之相适应，睡眠也不再是必要和必然的事情。就劳动领域而言，它使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它与没有生气、没有活力或永恒的东西别无二致。如同广告词所说的，它向你承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无休无止地激发你的需求，让你永不餍足。这种不加节制的消费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我们早就过了积累物品的时代。如今，我们的身体和同一性吸收了不断增长的、过量的服务、图像、程序、化学品，到了中毒甚至是致命的程度。即使替代性的方案间接地允许不购物或不推销的时间间隙存在，个人的长期生存也始终是无关紧要的。同样，24/7 与环境灾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维持它的运行，需要无尽的消耗、无尽的浪费，最终会打乱生态完整所依仗的循环和季节变化。
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内在决定的，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所以睡眠将永远与 24/7 体制的要求相冲突。我们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得以从欲望的泥沼中解脱出来，人类极大地挑战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从我们手中窃取时间，睡眠将这一过程拦截，毫不妥协。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近来对友情的需要，都已经被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故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它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怪胎和危机的渊薮。尽管在这一领域已有诸多科学研究，但任何试图开发或重塑睡眠的策略无一奏效。让人震惊且难以置信的现实是，从中竟榨不出一滴油水。
如今对睡眠的侵蚀正遍及各地，考虑到睡眠时间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足为奇。这一侵蚀过程步步深入，贯穿 20 世纪，使得睡眠时间受到削减。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 6.5 个小时，上一代人睡 8 个小时，20 世纪初的人则要睡 10 个小时（尽管难以置信）。20 世纪中叶有句俗话说“人类三分之一的生命都在睡觉”，那时候这话如同公理一般无须论证，但此后这种说法渐渐失去了效力。睡眠随时都在无形中提醒人们，我们从来没有完全超越前现代，400 年前开始衰落的农业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睡眠的一大罪状是它把有节奏的交替循环嵌入我们的生命，如阳光与黑暗、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养，这种交替在别的地方都被消灭或压制了。与任何被视作自然现象的事物一样，睡眠的历史当然有丰富的层次。它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或完全同一的，在好几个世纪和几千年时间里，它都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样貌。20 世纪 30 年代，马塞尔· 莫斯（Marcel Mauss）在对“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的研究中提到了睡眠和苏醒，揭示出很多看似本能的行为，实际上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模仿或教育习得的。我们依然可以说，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尽管纷繁复杂、各不相同，但在睡眠上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共同特征。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格局中，睡眠的位置一直是稳定的，但这种认识框架今天已经过时了，睡眠的地位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松动。逐渐有人认识到，睡眠与强调生产力和理性的现代观念不兼容，笛卡尔、休谟和洛克仅仅是众多诋毁睡眠的哲学家的个别代表，理由是睡眠无助于人们运用理智或求知。意识和意志占据优先地位，功利性、目的性和利己的能动性之类的概念备受推崇，跟这些概念相比，睡眠失去了价值。洛克认为，睡眠中断了上帝对人类的旨意和教诲，即人应该辛勤劳动、保持理性，这个过程很可悲，但不可避免。休谟的《人性论》开篇就指出，睡眠与狂热和疯癫一道构成了人类追求知识的障碍。到了 19 世纪中叶，睡眠与清醒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始变成高低等级的差异，人们认为睡眠会使人退化到更低级、更原始的模式中去，“抑制”了更高级、更复杂的大脑活动。叔本华是当时思想家中的异类，他颠覆了这个等级秩序，提出人类只有在睡眠中才能把握住存在的“真正核心”。
从很多方面来看，睡眠的不稳定地位与现代性的特殊运动方式有关，因为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不再按照二元互补的方式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力量与任何固有的二元区分结构都无法兼容：神圣与亵渎，狂欢节与工作日，自然与文化，机械与有机，不一而足。因此，任何固执地把睡眠看成“自然”的说法都变得无法接受了。当然人们每天还是会睡觉，即使是规模不断扩张的特大城市，夜间依然会有相对安静的时段。不过，睡眠如今不再被看作必然的或自然的经验。相反，它被看作一个可变的托管函数，与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能从工具性和生理性的角度加以定义。最近的研究显示，很多人夜里醒来一次或多次查看短信或数据，这类人的数量在大幅增长。电子设备上都有“睡眠模式”的设置，这种语言上的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却是很普遍的。电子设备能够在耗电量低的休眠状态下运行，这种观念改造了睡眠，使睡眠变成仅仅延迟或弱化运行的状态。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过时了，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
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力量与任何固有的二元区分结构都无法兼容
睡眠证明，人类生命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间，只能达成有限的和谐，这个确证被认为是不理性的，也是无法容忍的。当今的批判思想有一句老生常谈，即不存在无法改变的自然——即使死亡也不例外，有人预测，很快我们的思想就能从头脑里下载下来，制成数字版，永久保存。如果有人相信人的生命机能有可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特性的话，著名的批评家们会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妄想。他们会举出反例，如果新的药物可以让人连续工作 100 个小时，为什么要反对呢？如果能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正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睡得更少不就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生活”吗？但可能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人晚上就是要睡觉，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与地球的自转节奏保持一致的，几乎所有的有机体都随季节的变迁、日照的长短而做出相对的反应。批评家对此的回应可能是：这是新时代的无稽之谈，居心叵测；或者说得更恶毒，认为重建海德格尔意义上与大地间的血肉联系的渴望是不祥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
欧洲的工业化伴随着对工人最残酷的剥削。随后的 19 世纪，工厂的经营者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保证工人适量的休息时间，他们反而会更有效率，也能在更长的时间段里更持久地工作，这会带来更大的利润，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研究疲劳的著作已经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到现在，随着控制式或调和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美的崩溃，休养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此前它们都是经济增长和盈利的组成部分。现在供人休息和恢复精力的时间实在太昂贵了，以至于从结构性的意义上说，它们不可能与当代资本主义共存。不受约束的市场对时间的操控，与人类被要求服从这些要求时面临的固有的生理局限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矛盾，按特蕾莎·布伦南（Teresa Brennan）创造的术语，这就叫“解除生理调节”（bioderegulation）。
正如近来围绕医保的辩论所显示的，活劳动长期价值的下降，并没有促使休息或健康成为首要的经济目标。现在，人类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那种明显的时间间隙（睡眠是个特例），它们都被工作时间、消费时间或营销时间打断或占用了。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指出，受到各种力量推崇的是那些能在信息环境里持续参与、联络、交流、回应或处理事情的人。他们注意到，在这个星球上的富庶的地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大部分边界都已瓦解，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工作与消费。在他们联结主义的范式里，最有价值的是为活动而活动，“永远都在做着什么，在移动，在改变——这才能给你带来声望，而不是稳定，后者往往是无所作为的同义词”。这个活动模式并不是先前的工作伦理范式的转变，它完全是一套新的规范模型，需要 24/7 的时间性才能实现。
暂时回到先前提到的那项计划：发射大型轨道反射器，像镜子一样反射太阳光，从而消灭夜晚的黑暗。这听上去有点荒谬，就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或 20 世纪初的科幻小说里保存下来的科技含量很低的机械方案。事实上，最初的试验发射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有一次是因为反射器没有打开到位，另一次是因为厚重的云层覆盖了试验的城市上空，未能向世人展现它的非凡能力。这个计划目标远大，似乎与过去 200 年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广泛的全景敞视的实践有关。就是说，它指出了照明对于边沁创造的圆形敞视监狱模型的重要性，需要用光填满整个空间，消除阴影，制造出完全可见的状态，这种效果与控制如出一辙。但几十年来，其他的卫星已经以更复杂的方式成功实现了信息的监控与搜集。现代化的圆形敞视监狱已经从光的可见波长延伸到了光谱的其他部分，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非视觉的扫描仪、热气流和生化感应器了。我们最好把卫星计划理解成 19 世纪发明的那套更明显的功利主义实践的延续。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照明技术史研究显示，19 世纪 80 年代城市街灯的广泛设置，如何实现了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减少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黑夜里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担忧，增加了很多经济活动进行的时长，从而提升了收益。夜间照明，象征性地证实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在整个 19 世纪所许诺的：它会是安全和财富增加的双重保证，社会结构的改善会惠及每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24/7 世界的顺利登场，意味着早前的那个计划实现了，但好处和繁荣主要都归强大的全球精英享有。
24/7 逐步缩小了白天和夜晚、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休息间的区别。这是一个失去知觉的、失忆的、使体验变得不可能的地带。按照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说法，它既是灾难之中也是灾难之后，其特征是空荡荡的天空里，看不见一丝星光或标识，人失去方位，无法再定向。更具体说来，它像一种紧急状态，仿佛发生了什么极端状况，一排探照灯突然在半夜亮起，但从此不再熄灭，被定格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你暂时偏离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
对于 24/7 的资本主义的完全实现而言，睡眠是仅存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种“自然障碍”。睡眠不可能被消灭，但它可以被破坏、被剥夺，如我开篇的例子所显示的，破坏睡眠的方法和动机已完全就位。对于睡眠的伤害与眼下其他领域的社会保障的废除是分不开的。全球各地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的普遍渠道已经被污染和私有化毁灭，与之相伴的是瓶装水的商品化，如此也不难发现相类似的，睡眠也被建构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所有这些对睡眠的侵蚀创造了失眠的状态，睡眠必须要靠购买才能得到（即使睡眠质量能通过购买化学药品得以改善，效果也只是接近于实际的睡眠状态罢了）。数据显示安眠药使用急剧增加，2010 年，约 5000 万美国人开了安必恩或舒乐安定这样的药物，还有好几百万人买了非处方安眠药。但如果认为当前的状况就会因此有所改善，吃了药就能安然入眠、精神焕发地醒来，那就错了。现在这个时候，即便在不存在严重压迫的世界里，失眠也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为与外在的集体经验的关系，失眠获得了其历史意义和特别的情感肌理，如今失眠与全球其他形式的剥夺和社会性的毁灭是分不开的。在当下，作为个体的一种“匮乏”，失眠是与普遍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的状态相一致的。
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是少数试图把失眠的意义放在近代历史的背景下考察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面前，失眠是对个人承担责任时需要面对的极端困境的一种想象。我们所栖居的这个现代世界的某些地方，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无益的暴力和它造成的人间苦难。这一瞥足以彻底击溃我们的自满，让我们无法高枕无忧。失眠对应的是保持警醒的必要，是拒绝对遍布全世界的恐怖与不公视而不见。这是一种不安，努力不让自己无视他人的痛苦。但这种不安同时也是因为保持清醒也无济于事。人们徒然睁着双眼，这个单调的行为就完全变成了度过漫漫长夜和灾难的煎熬。失眠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完全私人的。对列维纳斯来说，失眠总是在自我专注与彻底的人格解体这两极之间徘徊。它并不排斥去关心他者，但却让人无法弄清哪里才是他者在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想要人道地活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必须区分开失眠与长时间保持清醒的状态，前者对苦难的关注让人难以承受，而且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承担无限的责任。
早前的那个计划实现了，但好处和繁荣主要都归强大的全球精英享有
24/7 的世界是一个被祛魅的世界，它消灭了阴影、黑暗与交替的时间性。这是一个与其自身完全相同的世界，一个有着最稀薄的历史感的世界，因而原则上也是一个没有幽灵的世界。但当下的同质化，是受光明的影响，这光明带有欺骗性，想要延伸到每个地方，消除任何的神秘与未知。24/7 的世界造就了一种明显的对等关系，在立即能得到、进入或利用的事物与已经存在的事物之间画上了等号。在某种意义上，幽灵是某些不合时宜之物或它的某些不该被忘却的受害者对当下、对未能祛魅的世界的入侵与扰乱。24/7 的日常可以抵消或吸纳很多由回返的幽灵造成的混乱，后者可能会破坏当下的实质性与同一性以及它表面上的自足性。最先预见到在一个昼夜通明的世界里还有地方存在幽灵的，便是 1972 年上映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飞向太空》。故事讲的是在一艘环绕着神秘外星运行的宇宙飞船上，几位科学家观测着这个星球的运行活动，探索是否有什么地方与现有的科学理论不相符。对于生活在空间站这个明亮的人造环境里的人来说，失眠是长期性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安心休息的环境里，身体被暴露在光亮中，人的认知控制崩溃了。在这样的极端状况下，科学家们不是被幻觉而是被幽灵的出现所击垮，影片里称之为“访客”。在空间站这个极端环境下，感官的麻痹、昼行性时间的丧失，都使人无法从精神上把握稳定的现在，承载着记忆的梦从而重新进驻到清醒的生活中。在塔可夫斯基看来，近在咫尺的幽灵和回忆的力量使我们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依然成其为人，也使得失眠与暴露在光明中变得可以忍受。《飞向太空》摄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当时苏联暂时开放了文化实验的空间。电影揭示出，在经历了反复的拒绝与压抑之后，幽灵终会重返人间，确认这一点，是通往自由或幸福的途径。
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潮流，是把暴露（exposure）看作一个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或永恒的特征。个人不是自治的或自足的，单个的人是无法被理解的，除非把他放在与外在于他的和面对着他的他者的关系之中。正因为个人处于这样脆弱的状态下，才需要人与人间的互相依赖。社会的长存靠的正是这种互相依赖。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时刻里，这种赤裸裸的暴露的状态已经与公共性脱离了关系，这种公共性至少暂时给过我们保护与关怀。与此尤其相关的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品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许多年里，她都用光亮与可见的意象，来论述对于任何实质性的政治生活而言，什么是必需的。个人想要获得政治效力，就需要保持平衡，在两方之间来回移动，一方是光明的，甚至是刺目地暴露在外的公共活动，另一方是受保护的家庭或私人生活的领域，即她说的“生存于受保护的黑暗中”。在其他地方，她提到“暮色充满了我们的私人和私密生活”。没有那种私人的空间或时间，离开“一直有他人在场的极度明亮的公共场所”，就不可能培养出卓异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为交换共同的善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对阿伦特来说，私人领域与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是有区别的，在后者那里，自我是通过占有和消费来定义的。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通过筋疲力尽与恢复精力的动态平衡来详细论述这两个领域：世间的劳动或活动使人筋疲力尽，封闭的幽暗的家庭生活使人恢复精力。阿伦特清楚地意识到，她这个公私领域互相支持的关系模型，在历史上只是偶尔实现过。但她看到，随着一种经济的兴起，即使是保持这种平衡的可能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种经济里，“事物一来到世界上就被尽可能快地吞噬和废弃掉”，就普遍的利益或目标达成共识不再可能。她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冷战期间写下这些的，她敏锐地洞察到：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消费社会的一员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谈不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仅仅被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驱使，事物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她也同样意识到，在消费社会里，公共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反而让人彼此疏离。
有许多熟悉的相关联的说法，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上帝保佑我们远离单一的视野和牛顿式的睡眠”、卡莱尔（Carlyle）的“在我们最高贵的头脑上，悬浮着一个睡眠的幽灵……”到爱默生（Emerson）的“睡眠在我们眼前终生徘徊”、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表达的不过是社会想要睡觉的愿望”。这种从反面描述现代社会经验中清醒状态的例子很容易就可以举出几百个。不论左翼或右翼，高雅文化还是低俗文化，都描绘了一个由睡眠者组成的社会的画面，且一直是从《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到《黑客帝国》等诸多电影的共同特点。对众人梦游状态的唤起往往带来感知能力的退化或弱化，这种退化或弱化又与程序般的、习惯性的或恍恍惚惚的行为相连。在大部分主流社会理论中，现代的个人是在完全不用睡觉的状态下生活和行动的，至少时不时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状态，有能力对事件和信息做出评价，作为理性客观的主体，参与公共或公民生活。任何把人形容为丧失能动性、只能被动接受操控或行为管理的说法，往往都被认为是对人的简化或是不负责任的。
同时，多数政治觉醒的念头被认为是同样令人不安的，它们暗示了一个突然的非理性的转化过程。只要还记得 20 世纪 30 年代初纳粹党那句主要的选举口号 “Deutschland Erwache！” 醒醒吧德国！就会明白。或更久以前，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或更近也更冗长的，1989 年齐奥塞斯库（Ceausescu）的反对派的呼吁：“把罗马尼亚人从沉睡中唤醒，松开那双压在你们身上的暴君的手。”政治和宗教的觉醒通常是以感知性的语言，表述成一种新近发现的能力，它能够看穿事物被遮蔽之下的真实，在正面朝上的世界里分辨出一个颠倒的世界，或重拾失落的真理，否定了觉醒之前的那个世界。唤醒就像突然顿悟，打破了按部就班的生存状态的麻木单调，重新找回与睡眠时没有知觉的空虚相对的本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觉醒是一种决断主义：救赎性的时刻打破了历史时间，其间个人经历了自我转化般的过程，与先前未知的未来相遇。但这一整套形象和比喻，如今在一个从不睡觉的全球体系面前，显得不合时宜了，仿佛保证说，任何有潜在危险的觉醒都没有必要或没有意义了。如果有任何事物能在破晓和日出之后继续存在，那就是尼采所谓的，由苏格拉底提出的那种对“永恒的理性的光亮”的要求。但自尼采的时代以降，人类“理性”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可抗拒地转移到了 24/7 的信息网络程序里，转移到了光导纤维所传输的光的回路里。
矛盾的是，当权力作用在处于睡眠状态中的主体上时，它遇到的政治抵抗是最少的，但睡眠这种状态又是最终无法被外部控制和工具化的——从而避开或者挫败了全球消费社会的要求。因此，很多社会和文化论述对于睡眠的理解都是很僵化或愚蠢的，这点毋须多言。睡眠具有深刻的暧昧性，无法被简单纳入二元框架。莫里斯·布朗肖、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深入思考上述问题的思想家。显然，要理解睡眠，需要考虑到私人和公共、个人和集体间的区别，但要始终意识到它们是互相渗透、互相接近的。我的更大的论点是，在我们当前的背景下，睡眠可以代表坚固稳定的社会性，相当于一道门禁，社会可以依靠它抵挡或保护自己。对每个人来说，作为一种最私密最脆弱的状态，社会保护对于睡眠的持续是至关重要的。
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里，有一个例子生动地揭示了，处于自然状态之下是很不安全的，即一个人在睡觉时是毫无防备的，每个夜里都要为数不清的危险和掠夺担惊受怕。因此，共和国的一项基本义务是保障睡眠者的安全，不仅使他们免遭实际的危险，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打消他们的安全顾虑。共和国为睡眠者提供保护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安全与睡眠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构。17 世纪初期，人们还保留着想象的等级秩序，它区别了主人或君主异于常人的能力和劳苦大众的肉体本能。前者拥有全知全能的力量，至少象征性地，没有屈服于睡眠时脆弱无力的状态。然而，在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亨利五世》和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等级模型是如何联结，又如何被掏空的。对于亨利五世来说，有意义的区别不仅仅在睡眠和觉醒之间，更在于他要彻夜注视，保持感官上的警惕，而自耕农或农民们则可以心无挂碍地酣睡。桑丘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他这样，生来就是要睡觉的，一类像他主人那样的，生来就是观察的。在这两个文本里，尽管表面上还存在与等级秩序相对应的义务，但都有一种意识：这种父权制的警觉模型已被废弃，徒留一层形式上的外衣。
霍布斯的作品有力地揭示出，安全的保障和睡眠者的需要都发生了转变。亨利五世和桑丘主人的担忧已经被各种新的危险所取代，这些危险是靠订立契约解决的，契约的基础不再是天地间的自然秩序。伟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如霍布斯想象的共和国，它们的存在是为有钱阶级的需求服务的，无产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提供给睡眠者的安全保障，保证的不仅仅是生理或身体上的安全，而且是入睡之际的财产安全。同时，财产拥有者阶级睡着安稳觉时，面临的潜在威胁来自穷人；而最底层的人，甚至是“悲惨的奴隶”，则完全包括在亨利五世有义务看守的睡眠者之列。有产者与安心睡眠的权利或特权间的对应关系源自 17 世纪，这种关系依然存在于今天 21 世纪的城市里。今天的公共空间都经过全面规划，防止人在那里睡觉，其手段本质上是残忍的，包括经常把长椅设计成锯齿状，或把表面抬高以防有人靠上去。城市里到处有人无家可归，社会对之不闻不问，这里面包含了多重剥夺，但没有比露宿街头更危险和更不安全的了。
然而从更大意义上说，旨在为不论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提供保护的契约早就被破坏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到处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即阿伦特说的，缺乏时间或空间休养生息。在《城堡》、《地洞》（“The Burrow”）及其他文本里，反复传达出一种失眠的感觉和强制性的警觉，与之相伴的是现代的孤独与疏离感。《城堡》颠倒了那个君主提供保护的旧模型：与城堡的官僚体制里的那些死气沉沉的官员们相比，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的土地测量员是小巫见大巫了。卡夫卡的《地洞》描摹的是动物的生存状态，它们心心念念只为追求自我保全。这篇文学作品以最冷峻的手法描绘了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体或公民社会的世界上，人类生命前景暗淡，他们与新近建立的基布兹（Kibbutz）式的集体生活相去甚远，卡夫卡曾深深为它所吸引。
对于那些最需要安全保护的人来说，缺乏睡眠时的安全保障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984 年发生在印度博帕尔（Bhopal）的化工厂灾难揭示了这个令人恐惧的事实。12 月 1 日零点刚过，一个维修不善的储油罐发生高度有毒气体泄漏，造成附近上万居民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正在睡梦中。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上千人相继死去，更有大量居民受伤和终身残疾。发生在博帕尔的事故道出了赤裸裸的真相，企业全球化（corporate globalization）与人类社群的可持续和安全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冲突。1984 年后的几十年里，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一直拒绝为受害者负责，拒绝还其公道，这说明这场灾难本身不能被视作一场意外，以企业的视角来看，受害者本质上是多余的。当然，如果事故发生在白天，后果也会同样严重，但它发生在夜间这一事实，更凸显了在这个长久的社会保障已经消失或被削弱的世界上，睡眠者所独有的脆弱性。许多关于社会关系的凝聚力的根本假设都聚集在睡眠的问题上——脆弱与信赖、暴露与关怀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够心无挂碍地睡眠，有一段不用担惊受怕的周期间隔，可以暂时“忘却邪恶”（forgetfulness of evil），关键要依靠他人保护。随着对睡眠的腐蚀愈演愈烈，有一点愈显清晰，即关怀对于睡眠者来说至关重要，这与那些承受社会苦难的人更迫切地需要保护，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本文摘自《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美]乔纳森·克拉里
许多 / 沈河西 译
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5 月
题图来自 Gregory Pappas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