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14 岁的克里斯蒂娜·J.沃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所在的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厂突然倒闭，接下来的几年里，近十万名附近的居民也将失去工作。
30 年后，沃利成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她在《无地可依》中把人类学视角带回家，审视自己的家庭和整个美国蓝领阶层的命运，结合个人叙事和家庭照片，对“去工业化”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评估。通过描述家庭成员的努力奋斗和自己向上流动的故事，沃利揭示了在复杂的紧张关系之中美国工业衰退的社会景观。在其精辟的分析中，每个读者都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什么向上流动从集体性转向个人化，以及哪些政策错误导致了这种困境。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二章分享给读者。
解读过去
从家到学校，满目疮痍，芝加哥东南部钢铁业的无尽衰败尽收眼底。虽然印第安纳州边界仍有一些地方在生产钢铁，但芝加哥东南部钢铁工业已经彻底陨落了。大型钢铁厂倒闭后，一些通过加热废钢来生产廉价钢的小型钢铁厂映入眼帘，亦有一些降薪和低福利的小钢铁厂在各地涌现。不过，就连这些小工厂也没能熬过来。在一些下岗工人的家庭录像中，我看到了芝加哥东南部钢铁厂的终结之景。这些录像带都已经完好地保存在了芝加哥东南历史博物馆里。在其中一个录像中，旧共和钢铁厂的建筑一栋接一栋地倒塌，滚滚的浓烟和遍地的瓦砾都见证了工厂所遭受的巨大破坏。另一段视频记录了工人们在历史悠久的美国钢铁公司（南方工厂）工作的最后一天。那是 1992 年 4 月的一天，这座大型工厂最后的 700 位工人被留下来善后。这些几乎没有旁白的影像留恋地拂过工厂的每一个角落，拂过那些承载着工人们前半生的地方。这是一代人向过去温柔地挥手，他们的情感不在写作或辞藻华丽的演讲中表露，而是在影像中静静地流淌。钢铁厂的艰苦岁月被告别的情绪掩埋，时至今日，仍能从镜头中感受到人们深深的失落。
从小到大，母亲总说我像父亲。长大后，我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相似是从别处显现的。和他一样，我也无法走出钢铁业的衰亡。从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倒闭到父亲 2005 年去世，整整 25 年，父亲和我始终都对钢铁厂的倒闭耿耿于怀。换言之，我们都难以摆脱曾经的创伤。开始人类学的硕士学习后，我决定围绕芝加哥东南部去工业化来撰写硕士论文，希望能借此宣泄情绪。20 世纪 90 年代初，作为硕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我访谈了芝加哥东南部的许多人，包括我的家人、邻居、朋友、熟人和社区负责人。我想听听这些老朋友的声音，看看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如何看待当年的事情。一位当地居民认为这些故事让过去“真实如初”，我深表认同。
我们不可避免地聊到了芝加哥东南部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一些钢铁工人同样发泄了对政府和钢铁公司的愤怒：公司一直都秉持“企业—家”的理念，一直承诺会对所在的工业社区负责，结果呢？还不是为了冰冷的利润出卖了我们？政客们不是也没能为我们辩护吗？其他工人则开始反思自身：是不是真如报纸所言，自己工作不够努力？或者是大家伙儿自己的错？还是说自己想要成为中产阶级的贪念太重？许多白人开始向更弱势的群体发泄愤怒。一些男人质问政府为什么救济那些不想工作的母亲（即非裔美国人）却抛弃他们这些在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的人。就连我认识的工薪阶级的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也异口同声地质问：为什么美国连自己的人民都没看顾好，还要在国际援助上给“其他”国家花这么多钱？在这些自私而激动的抱怨背后，是人们对尊重的共同要求：“我们是好公民；我们是人；我们怎么能像个垃圾一样，被如此随意地抛弃？”
心情极度沉重的时候，一些人开始思考钢铁业的衰亡是否真的像报纸和学术界依托全球化话语所说的那样，是进化转型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一位邻居下岗工人在愤怒地抨击政府和企业后，面对自己的被迫下岗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吗？”他问道，“就像蒸汽机或马和四轮马车的时代一样，走向终结？”历史必然性的解释有某种吸引力，我也渴望接纳这种观点（毕竟如果怪不得谁，那除了收拾残局继续自己的生活之外，别无选择）。但令我困扰的是，每当我真挚理性地去尝试放下自己的愤怒与逃离芝加哥东南部的执念时，这种宿命论往往无法解释厂区发生的一切。它没能解释当年的所有决策，而这些决策是父亲和其他钢铁工人都心知肚明的。它也忽视了以美国领导人为代表的特定社会团体在制定国内和国际法律、制度与把握市场动态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而这些方面恰恰成为芝加哥东南部等社区覆灭的幕后推手。
挑战主流叙事
回家路上，我读了一些关于去工业化的分析、评论，了解了去工业化在美国其他地区的表现，试图从多重视角把握芝加哥东南部钢铁工业的衰落。许多专家和商业分析师认为造成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倒闭风波甚至整个去工业化过程的，是美国钢铁业和其他重型制造业的懒惰和低效，它们再也跟不上像严谨的日本人那样日益增长的外国竞争力。之后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将工厂外迁至工资和环境标准较低的海外地区。这种转变也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从准进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企业被迫进行重组，以新的方式成为“全球”参与者。为了参与国际竞争，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如关闭国内无利可图、效率低下的生产设施。商业观察家认为，美国的未来在于以知识和服务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是强调高金融的经济。尽管会经历短期的阵痛，但他们认为这种转变终将是“进步”的，终将通过保持美国经济活力使所有工人受益。有些人甚至认为，去工业化最终是积极的，因为它意味着向更先进的经济发展再上了一级。
它没能解释当年的所有决策，而这些决策是父亲和其他钢铁工人都心知肚明的。
然而，作为芝加哥东南部钢铁工业陨落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这些普遍解释忽略掉的内容恰恰是最令我着迷的。当然，这些解释的某些既有部分也不假。当其他国家重建二战后的工业并开始工业化时，美国公司很难再像前几年一样轻松（且不公平）地占据经济主导地位。一些评论员强调，这一公认的“错误”是钢铁行业管理层，以及多年来困扰钢铁行业的劳资对立关系造成的。我们家有一位朋友，她的丈夫是芝加哥东南部为数不多的白领之一，她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钢铁工人持有高工资表示不满。正如杜德利所言，这种怨恨在中产阶级中司空见惯。这位朋友讲了一个关于她邻居的故事，说这位钢铁工人邻居不满钢铁厂的酷热，总是在工作时间偷溜出去喝酒。她认为这种渎职就是钢铁厂倒闭的原因。不过，这些解释完全忽略钢铁行业内外的关键问题。
随口给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业贴上“低效”的标签不难，难的是如何论证它。事实上，虽然曾经的明日之星威斯康星钢铁厂已经破败，还由于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忽视而不断亏损，但美国钢铁-南方工厂的一部分最近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在大规模裁员开始时，它其实还在盈利。此外，尽管斯蒂文·海伊将行业基础设施老化问题视为一项计划性淘汰政策，或将它视作管理层为了关闭工厂而有意为之。但实际上，美国钢铁企业在当时的盈利水平要高于日本钢铁行业。根据本斯曼和林奇的数据，在 1968—1977 年，众多钢铁厂倒闭前的关键时期，美国钢铁厂合计盈利 6.7％，而日本钢铁厂的利润为 1.7％，欧洲钢铁厂的利润更是微乎其微。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钢铁业几乎集体衰落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全世界大多数钢铁行业都有国家补助（日本公司一直在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钢铁，以提高市场份额），更是因为美元的估值被蓄意提高——这一举措旨在抑制通胀，但却使美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高得令人生畏。尽管这两个因素都很关键，但要想更整体地理解去工业化，重在认清美国企业竞争的大背景不仅是全球竞争，还是美国内部竞争。
美国的钢铁厂再能盈利，也难以与其他制造业公司甚至高科技等“朝阳”产业相比。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倒闭后的几年里，企业通过杠杆收购的方式收购制造业公司并剥夺其资产（在多数情况下包括了庞大的养老基金）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它们将现金流引向利润更高的企业，宣布被收购企业破产（迫使政府养老金福利担保委员会覆盖缺乏资金的养老金），然后重新成为一个毫发无伤的企业实体。换句话说，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发生的事情将不再被视为一种暴行，而成为在美国做生意的常规方式。近几十年来，关注商界的民族志学者和记者频频指出，美国公司的常规经营方式已经从投资和成立产品或公司，变为更加依赖裁员或兼并、收购，以此来提高公司股价，获取短期收益。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大卫·罗德里克（David Roderick）的著名宣言“赚钱先于钢铁”，就是这种趋势的标志。同样具有标志性的还有 1981 年美国钢铁公司收购马拉松石油，接踵而至的巨额分期利息使公司被迫削减钢铁业务，最终于 1991 年改名为 USX。因此，与其说是公司领导层的问题，不如说是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增加股东的短期利润而不在意公司的长期发展。
如果美国一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者是对的，去工业化造成的“短期”痛苦会换来更有活力的经济，最终使所有人受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受到这种转型的伤害，而另一些人却过分受益？为什么富人变得如此富有？更宽泛地说，如果美国公司无力支付工厂工人的“高薪”并保持全球竞争力，那么同样的公司又如何能够向高管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呢（越来越多的高管持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并从与裁员相关的股价飙升中获益）？我多年来针对这些议题收集的新闻简报很直观地反映出这一基本趋势（直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这一趋势才姗姗来迟地引起了社会的愤怒）。其中一份剪报指出，1965 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的 24 倍；到 2007 年，是 275 倍。另一份剪报告诉读者，2005 年，美国人口中最顶层的 1％ 获得了 1928 年以来最大的国民收入份额。另一份杂志文章指出，根据另一种测量方式，收入水平不平等的程度只有在 19 世纪末的镀金时代才达到顶峰。另一项基于 2011 年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的调查表明，收入最高的那 1％ 在过去 30 年中的国民收入占比翻了一番多。
- 1973 年的加里工厂。图片来自 Wikimedia
我也需要借助其他方式来理解芝加哥东南部的变迁。大约在我准备写这本书时，我和身为制片人的丈夫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关于芝加哥东南部的纪录片拍摄。2003 年，我们获准在美国钢铁公司加里工厂内部拍摄。加里工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现在仍然是整个西半球仅存的最大的老式综合钢铁厂。这是我感受父亲和祖父滚烫人生的唯一机会。我们在滚烫的钢带上方的狭窄通道里拍摄，在一次倒入两百吨熔融金属的巨型钢包上拍摄。在厂子里，就连狭窄通道里的空气都很热。我们必须定期关闭摄像机，把它带出去冷却。在拍摄过程中，我被工厂的巨大规模以及它们集高温、噪音、炽热而压倒性的美感于一体的原始景象所震撼。更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已经全自动化的工厂里几乎空无一人。我们偶然能看到一张脸，他从有机玻璃围起来的控制塔向外望。这仅存的工人工作，提醒我们这儿曾经是数千名钢铁工人工作的地方。全面机械化令该厂生产的钢材数量与钢铁业全盛时期一样多，与此同时，工厂只需要应对极少的工会工人。我试着想象父亲和祖父在这样一个工厂里劳动，但这里机器取代人的状况让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近来有学术文献论证，虽然去工业化已是普遍事实，但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几乎保持不变。二战后，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岗位从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八分之一，但美国钢铁公司加里工厂等工厂生产技术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委婉地称为“经济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一些观察家质疑去工业化是否本质上是一个“神话”。当然，这样的设问只对那些关注商品产出的管理者、所有者和经济学家有意义。从工人及其社区的角度来看，去工业化的影响丝毫不减。
现在卡鲁梅特仅存的运转良好的钢铁厂，都位于两州边界的印第安纳州一侧，那里曾经是芝加哥庞大工业力量的溢出区。但印第安纳州钢铁工业的发展并非巧合。那里的钢铁厂能持续运转，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税收较低，环境监管也以宽松著称。这些钢铁厂不仅仅是“垂死”行业的残余，相反，它们挑战了那种认为去工业化是历史现象，乃至进化现象的普遍假设。事实上，近年来，全球化的商业模式已经回到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老钢铁区。在 2004 年拍摄纪录片时，我丈夫将摄像机装在了一架小型直升机机头，并乘坐这架直升机在内陆钢铁公司上空拍摄了令人震惊的空中镜头。内陆钢铁公司是美国钢铁-加里工厂联合体以外地区仅存的还在运作的钢铁厂之一。印第安纳州一侧的其他工厂，如 LTV 和伯利恒（Bethlehem），最近都被米塔尔钢铁公司负责人拉克什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收购。米塔尔钢铁公司后来由阿塞洛·米塔尔（Arcelor Mittal）接管。在我们拍摄的时候，米塔尔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富有的人。他在全球各个去工业化地区收购陷入困境的钢铁厂，打造了一个全球化的钢铁行业，最终成功致富。记者注意到，2003 年，米塔尔在伦敦肯辛顿宫附近购买了一座豪宅，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私人住宅；次年，他花费 5500 万美元为女儿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婚礼。这就是新形式的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巨大差异。
米塔尔新的全球钢铁商业模式有一个目标，就是抛弃养老金和退休人员福利等“遗留成本”，将下岗工人和环境清理的责任转移给政府机构。2002 年，以使全球钢铁业“具有竞争力并保留部分钢铁工人的工作”为由，米塔尔的公司迫使印第安纳州东芝加哥的工人们做出了一系列让步，比如恢复 12 小时工作日——即我祖父在 1937 年纪念日大屠杀前抗议的 12 小时工作日。此外，该公司甚至削减了当年好不容易才争取恢复的寡妇养老金，即历史上每月付给已故钢铁工人遗孀的 62 美元。
反全球化者常常关注本土工厂的海外转移对工人构成的威胁。然而，即使没有将生产设施转移到海外，许多公司也不会在战略部署上考虑到广大工人的利益。它们往往在提高股价的压力下加大重组力度，进一步削减劳动力和生产成本。这意味着即使在保留下来的工作岗位上，工厂员工也只能迫于裁员压力而在工资、福利和工作制度上做出让步，“回馈”公司。1985 年至 2000 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工会工作岗位锐减 40％，这并非巧合。因此，问题不在于工业岗位在发展历程中流向国外，而在于国内和其他地方的不平等现象呈棋盘式加剧。公司全球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离开特定地区，而是以有利于公司股东的方式，重新处理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随着工会被边缘化或取消，工资和福利被收回，工作地点在哪儿已经不再重要。
它们往往在提高股价的压力下加大重组力度，进一步削减劳动力和生产成本。
因此，去工业化与其说是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种抽象的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另一种（基于服务和知识的经济）。相反，这是在历史转型的时刻，以牺牲他人利益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重塑。有人可能会问，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去工业化，难道没有让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受益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些富裕的美国人曾用这一论点来反驳对去工业化的批评，认为把工业岗位送到国外，可以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发展。在曼哈顿广场酒店的一家高档餐厅里，我曾和大学朋友的父亲共进感恩节晚餐。当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白色餐巾铺在我们的膝盖上时，作为纳维斯塔公司（前身为国际收割机公司）的高管，我朋友的父亲正这样讲述着将美国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意义。
然而，这种庆祝性的叙述忽略了一个潜在的循环逻辑。正如反全球化批评家所言，通过寻找低工资地区来提高利润和企业竞争力的全球逻辑，意味着为了保持竞争力，国内外企业必须不断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区。当然，美国的钢铁公司可能因自主淘汰、企业再投资失败、企业转型与利益转移失败等原因退出竞争，不会像其他行业那样“逃逸”到欠发达国家。但是，这一根本性的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墨西哥的工厂岗位可能会流向中国，而中国的工作岗位也会转而流向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低工资地区。当米塔尔等企业家试图重新划分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等老工会劳工区时，这种全球模式甚至被他们带回了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正如追求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凿穿了美国梦，它不仅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带去“发展”或更高的生活水平，也会造成类似的“创造性破坏”和不平等加剧的创伤。
精读去工业化所涉及的各种文献后，我们可以看清一件事，那就是那些作为全球化的变化显然在本质上不是单纯的经济变化，也不是不可控的运作。尽管全世界都发生着这一变化，但全球化在美国的出现并非被动进化，而是主动引领。这一推进表现为美国公司活动和金融规则的放松管制、反垄断执法的缺乏、破产法的重写以及其他政策。正如同时批评政府和公司的芝加哥东南部钢铁工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些转变在本质上也是完全政治化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重工业投资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固有部分，国家和政府不敢轻易将其交给市场。然而，在冷战后的环境下，重工业和爱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制造业被象征性地概念化为经济中落后、过时的一部分。除了少数拥有大量制造业选民的政客外，政治领导人似乎都准备放弃制造业，转而发展朝阳产业。朝阳产业被描绘为未来的浪潮，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
这些不断变化的经济逻辑也是美国整体文化变迁的一部分。何柔宛（Karen Ho）在她关于华尔街的民族志研究中发表洞见，提出“经济”和“经济学”并不是指抽象概念，而是指在特定社会制度和文化世界下，所有人的行为。正如何柔宛所述，美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文化转变包括华尔街和商业保守派对民粹主义语言的精明挪用，以牺牲员工乃至企业的长期利益为代价来保障股东利益。美国自古以来都拒绝社会阶级话语，而这一转型也让人们更加不愿意思考去工业化和相关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阶级影响。在后冷战环境中，没有什么替代性的政治愿景能照亮下岗工人的失落时光，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会因为恐惧冷战就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条件。不平等被重新认定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在 2008—2009 年经济崩溃前的几十年，人们越来越认为不稳定性能够激发更多活力，也将使美国在这一进化转变中一马当先，在资本主义未来的浪潮中高歌猛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渐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走向纯粹破坏。
正如“附加伤害”等术语掩盖了身体在战争期间遭到的暴力事实一样，以自然而然的全球化话语来解释去工业化，也同样淡化了核心的痛苦、破坏和不平等。“新经济”的话语也有类似的作用，因为它的鼓吹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被“重组”的人并不是从新经济中受益的人，他们反而是受害者。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语言是残忍的。芝加哥东南部的人们没有机会如此抽象地看待这一新经济。钢铁工人可以像周一早上的四分卫一样，具体分析公司以前为什么不将利润投入工厂或维护工厂基础设施，他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如父亲所言，工人阶级，也就是以前所称的中产阶级，是那些受到重创的人。
不平等被重新认定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一种美德。
有读者可以承认去工业化给芝加哥东南部等地带来的悲惨后果，但或许还是会问：难道一切不是注定的吗？诚然，这与美国的政治决策相关，但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动态，这不就是某种必然性吗？这些转变的起源最终不就是全球经济现实的一部分吗？这种全球经济现实的定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到去工业化的影响，这不恰恰说明这一历史性转变与二战后国际关系的转变以及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有关吗？归根结底，我不还是在庸人自扰吗？
从历史上看，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压倒性主导地位在二战后受到了挑战。这导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时，美国企业的利润不断缩水。技术变化也影响很大，让公司变得更具流动性。它在让生产遍地开花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分散业务的控制。但是，并非只能通过取消行业投资来应对这种转变，政府政策也强烈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方向。英国执行了与美国类似的政策，也发生了类似的去工业化结果。然而，德国规范工会和公司关系的体制框架，保留了高技能、高薪工业工人的核心。在美国，去工业化不是不可避免的进化转型，而是与一系列人为选择紧密相关。从 20 世纪 80 年代决定通过提高美元估值和鼓励高利率（尽管其对美国制造业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来对抗通胀，到选择鼓励制造业公司破产和内耗来放松金融管制，再到拒绝制定连贯的产业政策、导致大量工人丢饭碗……正是这些深思熟虑后的政策选择，令无数的工业基础（或至少是工会和体面的薪资）被抛弃。工人阶级失去了一切，人生从此改变。
史蒂文·海格（Steven High）生动地讲述了美国北部边境工人应对这些压力的各种办法。20 世纪 80 年代，当芝加哥东南部和美国其他地方的钢铁厂大量裁员时，加拿大的情况截然不同。美国公司的很多工业分工厂都落地加拿大，并且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遭遇了与美国本土相似的经济压力。尽管加拿大的纺织业等行业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但在 1969 年至 1984 年期间，没有一家钢铁厂或汽车厂倒闭。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本土钢铁厂倒闭的高峰期。在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裁减了 26.9 万名钢铁工人。可以说，是加拿大国内不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以及文化解释，导致了对同一压力的不同应对。首先，加拿大的法律框架禁止公司将老工厂作为“摇钱树”，故意榨取其利润并转移到新工厂，然后宣告破产。其次，为完成现代化转型，加拿大政府向老钢铁厂提供了慷慨的税收激励，防止其像美国重工业一样，因工业基础设施老化而陷入困境。此外，海格表示，在文化上，许多加拿大人用民族主义言论来解释工厂倒闭的威胁，认为美国企业是想通过关闭加拿大一侧的工厂来撼动加拿大的稳定。这种文化解读既不是一种宿命论话语，也不是铁锈带衰落的话语。它非但没有令加拿大工厂陷入芝加哥东南部一样的衰落魔咒，反而促使加拿大民众和决策者积极防止工厂倒闭。虽然加拿大近几十年也弱化了工业，但在美国去工业化的关键年份，它保持了比许多富裕经济体更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即使政府和企业参与创造了全球经济逻辑，他们也难逃其衍生的紧迫要求。不过，无论是关于如何应对压力，还是如何处理深受其害的人，他们都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扪心自问，在美国，我们是否根据去工业化转型中受害者的诉求来寻找应对之策？抑或相反，我们是否已经接受转型，甚至将其强加于己，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我们是否任由去工业化不可避免这一假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回报正越来越多地流向富人阶级，远离工人家庭和社区？此外，在去工业化的余波中，我们是否留意过那些因此遭受重创的人？我们有没有为寻找其他出路至少努力过一次？再次重申，利害攸关的不仅仅是特定的某种工作——我的父亲、祖父和其他亲戚都不会浪漫化工厂工作——而是那些赖以谋生的工作。这些工作支撑了一个个家庭和社区，给了耕耘其中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自信。
题图来自 Riddim Ry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