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 年法国作家屈斯蒂纳开启俄国之行。此行是受到巴尔扎克的鼓励，更主要的刺激来自托克维尔，后者在 1835 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获得巨大赞誉。托克维尔在书中不情愿地承认美国模式不可避免的胜利，同为贵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纳对此却表示怀疑，想通过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称式比较来否定这一观点。从 7 月 10 日抵达圣彼得堡，8 月 3 日到达莫斯科，到 10 月 1 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国待了不到三个月，不会说俄语，而且旅行中一直受到政府官员的保护和监视。不过之后他却写出了一份长篇旅行记录，用三十六封信来呈现他的俄国之行。
《俄国来信》是屈斯蒂纳最为著名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俄国对应。19 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称该书为迄今最了解俄国的著作，20 世纪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称其为对俄国的最佳描述。
除了以优美的文笔生动地描述宫廷、街头和乡村的生活，作者还收集了关于法院、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以及行政、科学和民俗的资料，整体呈现 19 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风貌，让我们获得另一个渠道，了解被伟大的俄国文学描写过的那个国家。
经野望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七封信分享给读者。
彼得堡，7 月 20 日
根据早上得到的消息，彼得霍夫庆典时发生的灾难，比我想的还要严重。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搞清楚事件确切的情况。这里的任何事故都被当作国家大事，以为那是天主没有尽到对皇帝的责任。
政治迷信作为莫斯科大公国社会的灵魂，使其首领要承受所有的不满，以至于无能会引发反叛，地会极力要求反抗天。如果我的狗受了伤害，它会到我这里来疗伤；如果天主让俄国人受苦，他们马上会呼唤他们的沙皇。这位君主不为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负责，却必须为天主方面的所有事情负责。这是人篡夺神的权利自然会带来的后果。一个允许别人把自己看作不仅仅是凡人的人，要把在他统治期间上天降到人间的所有灾祸担在自己身上。由这种政治狂热产生了在别的国度闻所未闻的脆弱和敏感的心理。不过，在极少取决于人类意志的灾难问题上，政府认为有必要维持的保密，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它给想象力留下了随意驰骋的空间。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的兴趣、担忧、抱负或者心情的不同，由于各色人在宫廷中的处境或者在世上的地位不同，每个人讲得都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彼得堡，真相全凭想象。法国现在也变成了这样，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随心所欲的书报检查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连要弄清楚最简单的事实都不可能。
因此，有些人说前天只死了三十人，有些人说是一千两百人，有人说是两千人，还有人说是一百五十人。我们连可以说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可以想象，所有事情想必都是不确定的。看到一个如此浑浑噩噩的民族，心满意足地、平静地生活在主人的政策给予它的朦胧的光亮中，我始终感到很惊奇。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习惯于认为，就像人的身体离不开太阳和空气一样，人的心灵也离不开真理；但我的俄国之旅让我如梦方醒。真理只有对于高尚的心灵或者先进的民族才是必需的；适合粗俗的民族的是谎言，那对它们的感情和习惯有利；在这里，撒谎是为了保护社会，说真话是要推翻政府。政治领域朦胧的光亮还不如极地的天空透明。
我可以保证与彼得霍夫大灾难有关的一起事故的真实性。三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那个我认识——在彼得堡待了有些日子了。他们的父亲在英国，母亲在卡尔斯巴德等着他们。庆典那天，两个年龄小的乘船前往彼得霍夫，他们的哥哥不在船上，因为他一直不肯答应他们提出的要他同去的要求，理由是他丝毫不感兴趣。他把他们送上小船，跟他们说明天再见。三个小时后，两人都死了！和他们一起遇难的还有同船的几个妇女和小孩，以及两三个男人；获救的只有一个善于游泳的水手。幸存下来的那个倒霉的哥哥陷入了难以言状的绝望。他现在正准备出发，到他母亲那里，告诉她这个伤心的消息。她曾经写信给她的几个儿子，要他们记得去看一看彼得霍夫庆典，而如果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想要多待些日子，那就不用着急离开——意思是她会在卡尔斯巴德耐心地等待。她如果表现得稍微着急一点，说不定会救了他们。
在彼得堡，真相全凭想象。
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大灾难会引起多少报道、议论和建议啊！有多少报纸会说，又有多少声音会附和说，警方根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那些船只根本不适合在海上航行，船夫只想着赚钱，而当局非但没有干预，反而因为自身的麻木或腐败加剧了危险！还会说，像其他许多皇家婚礼一样，在庆祝女大公婚礼的时候，就出现了非常不好的兆头；接着就会是日期、暗示和例证。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到处都在沉默，这种沉默比灾难本身更可怕。报纸上的两行字，没有细节，就是公开给出的全部消息，而在宫廷、城市和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则只字不提。彼得堡没有可以让人在那里评论报纸的咖啡屋，实际上也没有可评论的报纸。小雇员比达官贵人还胆小；上级之间不敢提到的事情，下属更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至于商人和店主，那种对于所有想在这个国家生活并变得发达的人来说必不可少的城府，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他们说到严肃因而是危险的话题，那只有在完全私密的场合。（作者附释：这里我插入今年[1843 年]收到的一位女性友人的来信摘录；它虽然不能增加新的东西，但还是有助于说明我已经说过的内容；而且相比我自己的说法，它能让人对于心灵在俄国受到的钳制有更深的了解。“当您在彼得堡的时候，有位意大利画家也在彼得堡。他现在在巴黎。就像您之前跟我说过的那样，他也把大灾难的情况告诉了我，说是在大灾难中死掉的大约有四百人。画家把他的故事告诉我时，声音很低。‘这我知道，’我对他说，‘但您为什么要这么小声呢？’‘唉！因为皇帝禁止谈论此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隔了这么远的距离，他还是这么听话，真让我惊讶。但您一向直话直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出版您的游记？”我再举一个例子，它出自 1842 年 10 月 13 日《辩论报》的一篇文章。
“1840 年 10 月，在圣彼得堡至克拉斯纳克塞洛的铁路线上，两辆列车迎面相撞，原因是它们的工程师因为浓雾没有看到对方开过来。所有东西都撞得粉碎。据说在破碎的车厢周围躺了有五百人，有的死了，有的缺胳膊少腿，还有的受了不同程度的重伤。这件事在彼得堡几乎没有人知道。只有在次日一大早，有几个好奇的人冒险去看了事故现场。他们发现车辆残骸已被清理，死者和伤者已被转移，而唯一能证明发生过事故的是，他们发现有几个警方的探员。那些探员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早去那里，之后又责备他们太过好奇，并粗暴地命令他们全都回家。”）
俄国奉命不要去说会让皇后烦心的事情，这样，她就可以跳一辈子舞！“她会难受的，所以不要打破她的宁静。因此，就连孩子、朋友、亲戚这些亲爱的人死了，也没有谁敢为他们哭泣。这里的人可怜得都不敢有怨言。
俄国人全都是廷臣。在这个国家，士兵、密探、狱卒、刽子手做的事都超出了他们的本分，都在像寄生虫一样从事自己的工作。谁能告诉我，一个不是把人的尊严作为基础的社会，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再说一遍，要破的和要立的一样多，然后这里才会出现一个民族。
警方的这次沉默不只是因为想要讨好，也是因为害怕。奴隶害怕主人发怒，于是就想方设法让他高兴，让他处于无害状态。沙皇一旦生气，锁链、地牢、鞭子和西伯利亚都是他可以用上的惩罚手段。最好的情况下还有高加索，它对于因为时代精神而变得温和了些的专制统治来说，算是比西伯利亚要轻的惩罚。
不可否认，在这次的例子当中，灾难的头号原因是管理部门的玩忽职守。如果当局不允许彼得堡的船夫超载，或者不允许太小或太不结实、不能抵御波涛的船只冒险在海湾航行，那就不会死人；可谁知道呢？总的来说，俄国人做水手不行；他们在哪儿，哪儿就有危险。如果水手是长袍长须的亚洲人，听说船只出事就不足为奇了。
庆典那天，一艘通常往返于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的汽船驶向彼得霍夫。它又大又结实，可还是像那些比较小的船只一样有倾覆的危险，要不是因为乘客中的一个外国人，它真的就那样了。这人（他是个英国人）看到周围有几艘船翻掉了，意识到形势很危险，而且他还注意到，他们的船只操纵和指挥得非常不当，于是他想到一个好主意，用自己的刀割断了用来固定为了乘客的舒适和方便而搭在甲板上的遮阳篷的绳子。一看到要起大风的样子，头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凉棚撤掉。俄国人根本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办法，要不是因为那个外国人比较镇定，船绝对翻掉了。船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航行，不过，总算是得救了，而船上的人真是太幸运了，能够返回彼得堡。要不是救了它的那个英国人是我的一个英国朋友的熟人，这件事我是不会知道的。我对其他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起它，他们证实确有此事，但让我不要声张！哪怕是《圣经》中的大洪水发生在俄国皇帝统治时期，要议论也不行。
一个不是把人的尊严作为基础的社会，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在所有的才能当中，这里唯一看重的是处事要圆通。想象一下整个国家都在这种客厅美德的重轭下俯首帖耳，想象一下整个民族都像一个早晚要发大财的滑头那样世故，你就会明白在俄国交谈的实质和价值。如果说哪怕是在宫廷里，这种宫廷气氛都压迫着我们，那在它追逐我们进入非常清净的家庭圈子时，它对于生活是多么不利啊！
俄国是个哑巴国家。某个法力强大的魔法师把六千万人变成了机器人，他们要等待另一个魔法师的魔杖，才能重新享受生活。它还让我联想到森林中睡美人的宫殿，金碧辉煌，但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生气，或者说自由。
皇帝想必为此非常苦恼。天生发号施令的人，不管是谁，无疑都喜欢服从，但人的服从比机器的服从更有价值。被阿谀奉承之人包围的君主，对于不希望让他知道的事情，肯定总是不知道。因此，他必定是什么话都不信，什么人都不信。这就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的命运。他和蔼可亲是没有用的，他活得像人也是没有用的，环境的力量让他身不由己地变得冷酷无情。他占据了专制君主的位置，就必须顺从专制君主的命运——采取他的态度，或至少扮演他的角色。
在这里，欺瞒的罪恶蔓延的范围之广超乎想象。俄国的警察折磨起民众来反应很快，但在民众遇到不测向他们求助时，他们提供的帮助或信息总是姗姗来迟。
这个国家虽然崇拜圣灵，但它在人间有自己的神。像泰摩兰一样，俄国的皇帝也接受臣民的偶像崇拜。俄国的法律根本就没有受洗。
我每天都听到有人赞美圣彼得堡的人温文尔雅、有礼貌、脾气好。要是在别的国家，我会称赞这种平和的性格，但在这里，我只能把它看作我感到不满的那种罪恶的最恶劣的表现。人们是因为害怕才装出一副满足而平静的样子，好让压迫者满意，也好保证受压迫者的安全。真正的暴君喜欢周围都是笑脸。在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恐怖气氛的统治下，顺从成了普遍的行为法则，受害者和刽子手全都养成了顺从的习惯，结果使得他们造成的或他们忍受的罪恶永远存在。
我的思考和议论有点散漫，但我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因为，相比于用一种比较有条理的方式，尽量避免诸如不连贯、东拉西扯或主题混乱之类的指责，我这样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从一个想法转向另一个想法，从而可以更好地从总体上描绘俄国，如实地反映它在我眼中的样子。人民的状况，皇帝的伟大，街道的面貌，公共建筑的美观，宗教原则的堕落所引起的心灵的退化，全都同时映入我的眼帘，而且可以说，同时在我的笔下闪过。俄国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对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思考，可以揭示出俄国生活的原则。
昨天，我和一个法国人在外面散步。他是个聪明人，对彼得堡的情况很熟，因为他是家庭教师，就住在彼得堡一个大贵族的家里，因此有机会了解过客们完全不可能了解的真相。他认为我把俄国想得太好。想到俄国人将会对我提出的责难，这话让我乐了，但我坚持说我是公正的，因为在这里就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我憎恶的只是在我看来不好的东西，我赞美所有好的东西。
这个法国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俄国的贵族当中。我们正悠闲地走在涅夫斯基大街漂亮的人行道上，突然，一辆黑色的，或者说深绿色的四轮大马车在我们前面经过。它又长又矮，四面全封闭，活像一具带轮子的大棺材。四个大约六英寸见方的带铁栅栏的小孔，可以给这座移动的坟墓透气透光。一个八岁或者顶多十岁的小孩赶着车上套的两匹马，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它有不少士兵护送。我还没来得及问我的同伴这么奇特的马车是做什么用的，一张苍白的面孔就让我的问题有了答案。透气孔旁边的这张面孔使我立刻意识到，这辆马车是用来押送囚犯到他们的目的地的。
“这是俄国的囚车，”我的同伴说，“别的国家肯定也有类似的可恶的东西，但他们尽量不让公众看到，而在这里，他们是尽可能地公开。多么可恶的政府！”
“想想它必须面对的困难吧！”我答道。
“啊，您还在受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看得出来，俄国当局可以随意地向您灌输不管什么观点。”
“我尽量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什么比执政者的立场更需要被公正对待的了，因为事情的现状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即便是在进行谨慎的改革，也要维护它。如果只是把统治这个劣等民族的铁棒拿开一小会儿，社会就会天翻地覆。”
对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思考，可以揭示出俄国生活的原则。
“那是他们告诉您的。可是，相信我，他们喜欢这种虚假的必然性。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些对于他们不得已才实行的严厉措施怨言最多的人，会后悔放弃它们。他们实质上喜欢不受检查或制衡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运作起来要比其他任何政府都容易。没人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可以让他的工作变得比较容易的东西。要是不借助于地狱中恐怖的景象，您能指望布道者去改变冥顽不化的罪人吗？地狱是神学家主要的惩罚工具。（作者附释：我请求读者记住，那样说话的不是我。）起初他们用它还带着遗憾，觉得那属于必要的恶，但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要把大部分人都罚入地狱。苛政也是一回事。在尝试之前，它们让人害怕，但在看到它们取得的成功之后，它们受到称赞；请您相信，在这个国家，这样的想法太普遍了。我常想，他们喜欢制造事端，那样一来就必然要加以惩罚，因为他们担心长时间不操练就变得生疏了。难道您不知道伏尔加河畔现在发生的事情吗？”
“我听说那里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但他们说它们很快就被镇压了。”
“那不用怀疑，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您是不是想说，我准备告诉您这些可怕的骚乱是皇帝的一句话引起的？”
“您决不会要我相信，他会赞成如此可怕的事情吧。”
“我也没有说他赞成。不过，他说过的一句话我相信无意中招来了灾祸。事情是这样的：尽管皇帝委派的管家不公正，但皇帝的农民还是比其他农奴的命运好一点，所以，每当君主获得某个新的领地，其居民便会成为他们所有邻居羡慕的对象。不久前，皇帝买了一个相当大的庄园，那个地区后来造反了。农民马上从周围农村的各个地方派代表去见皇室土地的新管家，恳求皇帝把他们也买了。被选为代表的农奴接着又被派去彼得堡。皇帝接见了他们，对他们很和善。可是，让他们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买他们。‘我不可能把俄国全买下，’他对他们说，‘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个帝国所有的农民都获得自由；如果事情仅仅取决于我，那俄国人从今往后就会享有我希望他们拥有的独立的地位；我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在将来获得这种独立的地位。’”
“好，这个回答在我看来非常合理、坦率和人道。”
“那是肯定的，但是，皇帝应该知道他这番话是对谁说的，不能因为对农奴心软就对贵族不客气。这些话经过野蛮、嫉妒之人的解释，把整整一个省都点着了，那样一来，就不得不惩罚受到蛊惑犯下罪行的民众。‘我们的父亲希望我们得到解放，’回去的代表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边境地区呼吁说，‘他只希望我们幸福，这是他亲口对我们说的，因此，与我们为敌并且反对我们父亲的善意的，只是贵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让我们为皇帝报仇！’这以后，农民们相信他们反抗自己的主人是替天行道，结果，一个县的所有贵族及其所有代理人都和家人一起遭到屠杀。有的被他们串在烤肉扦上活活烤死，有的被他们放在大锅里煮死，庄园的管家和代理人被他们掏出肠子，用其他各种花样杀死。他们把遇到的人全都杀掉，把整个城市全都烧掉，总之，蹂躏了一个省，不是以自由的名义，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而是以解放的名义和皇帝的名义。”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路过的囚车里，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些野蛮人。西欧各国的政府采取的温和手段，在这种人身上怎么可能有效果？”
“必须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觉得改变他们的居住地更方便。每次发生诸如此类的事件，村子和整个县都会被迁走。没有哪里的居民有把握保住他们的地盘。结果，已经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土地的人们，在奴役中被剥夺了适合他们状况的唯一的补偿。他们没有得到解放，却被接连几下阴招弄得失去了立足之地。君主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像树木一样连根拔起，脱离故土，送到世界的尽头死去或受苦。置身于最高权力的这些风暴中的农民不爱自己的小屋，尽管那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可以爱的东西；他憎恶自己的生命，不理解它的责任，因为要让人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就必须让他得到某种程度的幸福。悲惨的生活只能教会他虚伪和造反。自利，如果得到合理的理解，即便不是道德的基础，至少也是它的支柱。”
“但是，要改变人民的精神很困难，它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一个君主就可以做到的。”
“这是他们真心下功夫去做的事情吗？”
“我想是的，但他们比较谨慎。”
“您说的谨慎，我认为是没有诚意，因为您并不了解皇帝。”
“可以说他固执，但不能说他虚伪。在君主身上，固执往往是一种美德。”
“您相信皇帝的性格是真诚的吗？想想他在普希金死的时候的表现吧。”
“我不清楚那件事的情况。”
君主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像树木一样连根拔起，脱离故土，送到世界的尽头死去或受苦。
我们就这样一路谈着，来到巨大的战神广场。它虽然是在市中心，看起来却像是在荒漠。与卧室相比，在那里谈话被人偷听的危险性很小。我的导游继续说道：“正如您知道的，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
“那方面我们不好做出评价。”
“至少我们清楚他的名声。不管是否有足够的根据，他当时名声很大，年轻，脾气暴躁。您知道，他继承了他母亲一方的摩尔人血统。他的妻子非常漂亮，他对她的激情多过信任。他的诗人气质和非洲血统使他很容易嫉妒，正因为如此，在被类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表面现象和有关不忠的恶毒谣言激怒之后，这位俄国的奥赛罗失去了理智，试图逼迫那个他相信伤害了自己的男人与他决斗。那人是法国人，而且很不幸，还是他的连襟。他名叫丹特士。决斗在俄国是很严重的事情，尤其是，和我们那里不同，它在这里不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人们的看法和习俗，大家对它的印象不好，因为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信奉骑士准则的，不如说是东方的。决斗在这里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是非法的，但除此之外，和别的国家相比，公共舆论也不太支持。丹特士先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想要避开这个麻烦。对于那个痛苦的丈夫的强烈要求，他拒绝了，尽管是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继续献他的殷勤。普希金快疯了。他盼着死的那个男人经常出现，在他看来是永远的侮辱，所以，为了亲手除掉那个男人，他采取行动，让决斗不可避免。连襟两个打了起来，丹特士先生杀死了普希金。遭到公共舆论谴责的那个人获胜了，而无辜的一方，那位受伤的丈夫，那位民族诗人，却倒下了。
“这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公愤。普希金，杰出的俄语诗人，用那种语言写成的最优秀的颂诗的作者，国家的荣耀，斯拉夫诗歌的复兴者，总之，时代的骄傲，未来的希望，倒在一个法国人手里！此事让公众愤怒到极点。彼得堡、莫斯科以及整个帝国都群情激愤。皇帝比在俄国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俄国人。他小心地加入哀伤的公众。他下令举行葬礼；我不确定他装得是不是有点过，竟然亲自出席仪式，为的是公开他的遗憾，让天主见证他对于英年早逝的民族天才的钦佩之情。
“不管怎样，君主的同情让莫斯科大公国人非常高兴，结果唤醒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爱国热情。第一艺术得到的尊重与保护让这位过于轻信的诗人欣喜若狂，他竟然胆大到以为自己有了灵感！在充满感激的渴望中，他思如泉涌，甚至冒昧写了一首颂诗，充满爱国的热情，感谢皇帝成为文学的保护人。他以歌颂已故诗人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那首杰作。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我读过那些诗，我可以证明作者的动机是纯洁的，至少除非是说，隐瞒内心或许想要在将来成为第二个普希金的愿望是一种罪，而在我看来，年轻人有这样的愿望完全是可以原谅的。
“鲁莽的年轻人！竟然想要成名，竟然在专制统治下流露出对于荣誉的强烈的爱！这就好像普罗米修斯对朱庇特说：‘您多保重，我要夺走您的霹雳。’
“因为以那样的方式对其主人之于艺术美和纯文学的热爱公开表示信任，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得到的回报是一道密令，去高加索继续研究他的诗歌——那里是一座自在的小教堂，附属于古老的西伯利亚。
“在那里待了两年之后，他回来了，身体毁了，精神垮了，头脑中的幻想荡然无存。有鉴于此，您还会相信皇帝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和在众人面前的表演吗？”
“皇帝是人，他一样有人的弱点。年轻诗人的引经据典想必有什么触怒了他。也许那些典故是欧洲的而不是民族的。皇帝的做法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完全相反，他挑战而不是讨好欧洲。我承认，这样做不对，其实故意对着干本身也是一种依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完全是受矛盾的影响。但这一点情有可原，尤其是当您想到一辈子都热衷于模仿的君主们给俄国带来的害处。
“您真是不可救药！”这位古代波雅尔的支持者惊呼道，“那您相信俄国文明是可能的了？它在彼得大帝之前很有希望，但那位君主把它扼杀在萌芽中。到莫斯科去吧，那是古代帝国的中心。但您会看到，所有人都转向了工业投机，而且那里的民族性格和圣彼得堡一样，也被抹去了。尼古拉皇帝尽管持有的看法不同，但他现在犯了一个和彼得大帝差不多的错误。他没有考虑到整个时代的历史，即彼得皇帝时代的历史：历史有自身的宿命，既成事实的宿命。不顺从命运的君主是要倒霉的！”
有鉴于此，您还会相信皇帝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和在众人面前的表演吗？
天色向晚，我们分手了；我一边继续散步，一边想着在无声的专制统治下，习惯于反思的心灵肯定会涌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样的政府并不能损害人的品德，反而会让它们变得更加坚定和强大。
一回来我就坐下，重读了普希金诗歌的一些译文。它们证实了我先前阅读时产生的一个想法。这位作者的风格很多都借鉴了西欧新的诗歌流派。他不但汲取了拜伦勋爵的反宗教观点、我国诗人的社会观念或德国诗人的哲学，还吸收了他们描述的方法。因此，我认为他不是真正的莫斯科大公国诗人。我觉得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更像是斯拉夫人，尽管他和普希金一样，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真正的俄国诗人，假如说真的有，如今只能对人民说话。沙龙里没人懂他的诗，也没人读他的诗。没有语言的地方也没有诗，实际上也没有思想者。尼古拉皇帝已经开始要求在宫廷里讲俄语。他们现在嘲笑仅仅被视为他们主人突发奇想的新事物，而下一代却会因为理智对时尚的这一胜利而感激他。
人们说着四种语言却一种也不能熟练掌握，在这样的社会中，民族特色怎么可能得到发展？思想的原创性与语言的纯洁性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的紧密。这一事实在俄国被遗忘了一个世纪，在法国也有些年头了。我们的孩子会感受到时兴英国保姆的后果，那种风气在我们中间已经感染了所有“时尚的”母亲。
从前在法国，第一个法语老师，而且我相信也是最好的法语老师，就是保姆。人终其一生都应该学习他的母语，但是对于孩子，不用正儿八经地教他母语；他不用学习就该在摇篮里接受它。现在我们法国的小孩不是这样，他们从生下来开始，就咿咿呀呀、磕磕巴巴地学说英语和德语，之后才把法语当作一门外语教给他们。
蒙田庆幸自己在学会法语之前就学会了拉丁语。也许，我们要把我们古代文学中最纯正、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归功于《散文集》作者如此引以为荣的那个优势。他有权利感到高兴，因为拉丁语是我们语言的根，但是，在不尊重自己祖先语言的民众当中，表达的纯正性和自发性完全丧失了。我们的孩子说英语，正如我们的男仆扑粉一样！我相信，现代斯拉夫文学之所以缺乏原创性，原因就在于波兰人和俄国人在十八世纪形成的延请外国家庭教师的风气。当俄国人想把他们的思想再转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时，他们需要翻译；由此可见，这种借来的时尚阻碍了思想的流动，同时破坏了表达的简洁性。
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为什么能在文学、哲学、道德和立法方面，为人类做出比俄国人更大的贡献？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原始的说话方式始终抱有强烈的爱。
几种语言混杂在一起，对于庸人不会造成伤害，相反，它可以为他们的奋斗提供帮助。这种人只适合肤浅的教育，而助长这种肤浅的教育的，是用同样肤浅的方式学习活生生的语言。这样一种轻松的学习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对于懒汉或者致力于物质上的目标的人非常合适。可是，一旦这种体系不幸被用于优秀人才的教育，它就会阻碍自然的进程，把天赋引入歧途，要么是让人在将来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要么是让人付出哪怕是最优秀的人在少年期过后也几乎没有闲暇或勇气付出的努力。不是所有伟大的作家都能像卢梭那样。卢梭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我们语言的，而如果像他那样去学习法语，就需要具备他的表达天赋和想象力，加上他固执的性格，还有他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这个日内瓦人的法语和费奈隆的法语之间的差异，也比与如今在巴黎给最上层阶级子女教的那种混杂着英语和德语的语言之间的大。要是卢梭在儿童都说法语的时代（那时的情况也一样）就出生在法国，那这个大作家也许就不会经常把句子写得那么难读了。
当时流行的学习古代语言的做法非但没有害处，还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自己语言的唯一手段，因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就起源于古代的语言。这种学习的好处除了最适合发展儿童的能力之外——因为作为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力量应当首先灌输到儿童心中——还能引领我们回到我们的源头活水，从那里强化我们的民族特色。
俄国在如今君主的领导下摆脱了先前君主的错误，慢慢地恢复了生气，并有望获得一种语言，而我们自己当中的诗人、散文家以及有教养的和自认为开明的人，正在为法国制造出一代浮皮潦草的模仿者，一代缺乏独立思想的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莎士比亚和歌德原著的人，竟然既欣赏不了波舒哀和夏多布里昂的散文，雨果的即兴诗作，拉辛的古典主义作品，莫里哀和拉封丹的原创性和胆识，塞维涅夫人的风趣和趣味，也欣赏不了拉马丁的情感和神圣的和谐！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创造出具有足够多原创性的东西，永远保持他们语言的荣耀，并像从前一样把各国的人们吸引到法国，学习和欣赏趣味的奥妙之处。
题图为 Vasily Surikov. (1881) Morning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Strelt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