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马什是 18 世纪最特立独行的旅者，她用自己非凡而动荡的一生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窗，呈现出一个剧烈变革的精彩世界。马什在牙买加出生，在伦敦、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留下痕迹，她到访非洲之角和里约热内卢，探索印度次大陆，还曾被囚禁在摩洛哥苏丹的深宫。她参与了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投机和国际走私，数次被卷入奴隶制度之中。她的一生也是宏大历史的一部分，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帝国战争、洲际贸易、奴隶贩卖与航海移民深刻改变着世界，也重塑着她的人生轨迹。
《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从一位女性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将个体经历与宏大史诗紧密交织，带领读者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历史穿越之旅。经万川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四章分享给读者。
1769 年 5 月，伊丽莎白·马什在伦敦匿名出版了她的唯一一部著作《女俘虏》（The Female Captive），表面上讲述了她在摩洛哥的独特经历，实际上也映射了时代趋势。那时，许多男男女女幻想“足不出户”却仍然可以“游历陆地和海洋，行遍所有国家，与所有民族对话”。出版社尤其欢迎能够满足这类幻想的书籍。18 世纪中叶，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更频繁、冲突也更多，游记的吸引力、数量和种类都增加了。1756 年，也就是海盗在地中海劫持伊丽莎白的那一年，法国学者查尔斯·德·布罗斯出版了《南方大陆航海史》（Histoire des navigations aux Terres Australes），这是首部讲述太平洋航行的重要汇编，很快就被译成英文。此前两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著抓住了一位名叫彼得·威廉森的苏格兰契约员工，彼得发挥想象力将这段冒险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彼得·威廉森……生活中体现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残酷》（French and Indian Cruelty exemplified in the Life … of Peter Williamson，1757），书的内容比题目所暗示的更微妙。在英国，这本书经历多次扩写和再版，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土著社会的窗口。
《女俘虏》问世 10 年后，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去了青尼罗河的源头，奥劳达·埃奎亚诺去到了南极，路易斯·德·布干维尔环游探索了太平洋，约翰·霍克斯沃斯讲述了詹姆斯·库克船长搭乘奋进号的首次航行，君士坦丁·约翰·菲普斯出版了《向北极航行》（A Voyage towards the North Pole，1774），库克船长本人也出版了《南极航行和环球航行》（Voyage towards the South Pole and Round the World，1777）。这些畅销书用语通俗文雅，描述的旅途令人惊叹。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未受过良好教育，她只短暂接触过马格里布，《女俘虏》算不上什么大作。但是，它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它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了政治和民族。伊丽莎白的出版商是舰队街的查尔斯·巴瑟斯特，他也是印刷商和书商，他精心营销着《女俘虏》。他坚持使用简单直接的副标题（“讲述发生在巴巴里的事实”），并在书的开头放了一张摩洛哥地图。
伊丽莎白·马什的书是她所处时代的具体产物。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行的女性小说（新作和再版）的数量是过去 10 年的两倍多。女性非小说类作品数量也显著增长，《女俘虏》可以勉强归为其中一个子类。那时，越来越多的英国男性前往欧洲以外的地方，要么担任政府或帝国职务，要么经商。一些男性会带上他们的女眷，其中一些女性创作、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讲述欧洲以外的世界，比如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家书，她是早期随行女性之一。1763 年她去世后，这些家书出版了，分为三卷，其中包括 1717 年至 1718 年她在伊斯坦布尔的经历。当时，她的丈夫任驻奥斯曼宫廷特命全权大使。蒙塔古夫人保存（并杜撰了）了她从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和突尼斯寄到英国的一些家书，打算将它们整理成一本完整的游记。但她毕竟是贵族，受时代限制不敢持续出版这些家书。后来，她在土耳其写的家书终于出版了，将新闻报道、回忆录和小说的风格糅合在一起。《女俘虏》中的某些段落也受到了蒙塔古夫人的影响。此外，查尔斯·巴瑟斯特之所以下定决心出版这本书，或许就是受到了蒙塔古夫人的启发。“我承认，”蒙塔古夫人在土耳其家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心怀恶意，希望全世界都看到女士们的旅行游记优于男士们的。而且男性游记在语调和内容方面千篇一律，女性有能力另辟蹊径讲述陈旧的主题。
然而，最有可能创作、出版新颖游记的女性却是那些生来就不会自信地把自己视为淑女的人。1774 年，具有贵族血统的苏格兰人珍妮特·肖陪同一位兄弟前往牙买加担任政府职务，在那里她创作了一部生动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她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航行，但她出于谨慎并未出版。陪伴男性前往海外的中下阶层女性可能不会像贵族女性那样胆怯。弗朗西斯·布鲁克的丈夫是英国陆军牧师，1763 年在魁北克正式宣布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前几天，他们在魁北克团聚。在《艾米丽·蒙塔古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mily Montague，1769）一书中，她讲述了七年战争期间，她的丈夫在新斯科舍和纽约的一些战争经历，以及她个人对魁北克休伦族殖民据点和法国天主教社会的观察，这是第一部以加拿大为主题的英文小说，通俗易懂，虚构和纪实相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777 年，杰米玛·金德斯利出版了《特内里费岛、巴西、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的来信》（Letters from the Island of Teneriffe，Brazil，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the East Indies），她是 一名军官的遗孀，背景和布鲁克相似。18 世纪 60 年代中期，她跟随丈夫去了孟加拉和阿拉哈巴德，后来丈夫去世，她陷入经济困境。海军遗孀玛丽·安·帕克曾陪同丈夫前往博塔尼湾，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环球航行》（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95）。在序言中，她代表她的“大家庭”发声，这个家庭由众多失去亲人的孩子组成。安娜·玛丽亚·法尔肯布里奇虽然没上面几位女性那么贫穷，但她笔下的世界（18 世纪下半叶，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和其他那些依附于男性但又有主见的女性描写的世界别无二致。法尔肯布里奇出身卑微且有争议，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奴隶船上的外科医生，后来成为废奴主义者。1791 年，他被派往塞拉利昂重建自由黑人殖民地，她也跟着去了。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两次远航至塞拉利昂河记》（Narrative of two voyages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1794-1795），一是为了赚钱，二是为了介绍那里的地貌和民族，三是推进一项事业——她支持奴隶制但又反对殖民主义。
伊丽莎白·马什与这些女性之间明显存在一些共同点。首先，她在社会上也处于边缘地位；其次，她也是在陪同一位受雇于英国政府的男性亲属（她的父亲）出国时，才有了《女俘虏》中描述的陆地和海上经历。然而，她撰写这本游记时比布鲁克、金德斯利、帕克和法尔肯布里奇更缺钱。
但《女俘虏》不同于大多数自称为游记的作品，无论其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作者是接受过正规教育还是自学成才。这本书奇怪、笨拙甚至令人震惊，它不仅在地理位置（此前没有关于马格里布地区的英语游记出版）和视角上独树一帜，也在其他方面开辟了新天地。遗憾的是，和她同时代的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本书分为薄薄的两册，整套售价为五先令。虽然读者能轻易判断出作者只是一位业余作家，但很快将它抢购一空。1769 年大约发行了 750 册，之后没有再版。18 世纪 70 年代初，马什的书已经“非常稀缺”，很难找到。几家流通图书馆曾保存了该书几十年，但现在似乎只有一份存世。这说明了两种可能性：购买过《女俘虏》的读者去世后，他们的藏书和其他物品并未得到妥善保存，或者图书馆的藏本被多次借读翻阅，以至于书已经散架了。和当时出版的大多数书籍相比，《女俘虏》受到了更多关注，也受到了更多批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的土耳其家书首次出版时，似乎没有关于它的书评。但《女俘虏》出版后，至少有两篇长篇书评讨论过它，书评人表达了困惑和恼怒。有一位抱怨说伊丽莎白的游记“没有非常有趣的故事”，但这人随后又用五页的篇幅引用书中内容。在迷糊的读者眼里，它的内容既没有它的标题吸引人，但又远比它的标题吸引人。
与许多旅行作家不同，伊丽莎白·马什在摩洛哥期间并没有用笔记录发生的事情，她也没有清楚了解摩洛哥社会，因为她并不是自愿去摩洛哥的，而是被海盗抓去的。和上文提到的彼得·威廉森不一样，她在逃离摩洛哥后很久才提起笔。当她构思《女俘虏》时，18 世纪 60 年代末发生的事件远比 1756 年“巴巴里发生的事”更历历在目。因此，这本游记讲述了她记忆中的地中海和摩洛哥经历，它同时是一篇个人陈述以及对各种限制和欲望的思考，它拥有打动读者的力量。
和小说一样，游记“以自我为中心”，对于伊丽莎白·马什来说，这是本书的核心魅力所在。通过《女俘虏》，读者可以了解到克里斯普破产逃亡后她的情绪和心态，因此，这本书接近于她的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读者能从字里行间得到很多信息，比她想象的多。她在扉页中写道：“由本人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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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俘虏》也表明了伊丽莎白的经历的独特性，如同亨利·菲尔丁的讽刺小说《女丈夫》（The Female Husband，1746），或汉娜·斯内尔的半虚构作品《女兵》（The Female Soldier，1750）。《女兵》讲述了女性冒充男性参军的故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伊丽莎白的书名表明，书中描述的经历不同寻常，对女性来说甚至可以用反常形容，事实的确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欧洲女性以及更多的黑人女性在马格里布和世界其他地方被俘虏。但是在那些曾被伊斯兰政权囚禁的女性中，很少有人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书公开出版。在被囚禁在摩洛哥的女性中，只有一位女性——荷兰天主教徒玛利亚·特尔·米特伦——在伊丽莎白之前出版了以自己的经历写的书。1748 年，她在荷兰出版了自己的游记，讲述了她被囚禁在摩洛哥的 12 年。伊丽莎白·马什肯定没机会阅读她的作品。米特伦除了被囚禁时间比伊丽莎白长，她的经历还有一个不同点。当 1731 年摩洛哥海盗劫持她所乘坐的船时，27 岁的她已经结婚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与她一起被俘。
和米特伦不同，伊丽莎白·马什被劫持的时候只有 20 岁且未婚。她告诉读者，1756 年她乘坐安号时还没结婚（和她同时代的人会理解成她还是处女），身边没有男性亲属保护她。向读者坦白这些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用她的话来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在英属北美，被美洲原住民俘虏的妇女获得自由后会用笔记录或者口述自己的经历然后出版，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北美土著士兵很少强奸女俘虏，这点基本尽人皆知。但在摩洛哥和奥斯曼帝国，女俘虏往往没这么幸运，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
一些欧洲评论员认为，即使是被穆斯林海盗抓去做奴隶的男性，也有可能被他们的男主人强奸。根据他们的传统，被卖为奴的女性将成为买家的性奴。所有被俘虏过去的女性都易受到
性侵或者成为妾，许多学术书籍和通俗文学都提到了这一情况：
在那里，所有女性都得服从——因为她们必须服从。
她们一言不发，排排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她们盘腿而坐，若有所思，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赶走奇怪的想法。
可怜的生活！像鱼塘里等待被宰的鱼，
它们上了饕餮的餐桌，将他们喂肥。
向读者坦白这些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用她的话来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在《女俘虏》中，伊丽莎白·马什尝试过保护自己的名誉、阻止外界的批评。她谨慎地向读者强调她没有被奴役，同时将“反抗”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她如何战胜恐惧、困难、危险、充满敌意的环境以及摩洛哥最有权势的人的诱惑），但效果不佳，因为她也坦白了一些对她不利的事实：作为单身女性，她决定登上一艘全部都是男人的船；她在几个月里伪装成一个男人的妻子，后来嫁给了他；在西迪·穆罕默德的宫殿里，她曾两次陷入——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这位摩尔情人的阴谋之中”。有时，她会向读者证明自己的坚韧，比如她能忍受酷热、骑骡子长途跋涉、饥饿、脏衣服、没有基本的隐私，但她不能指望读者会对这些作出积极回应。“人们倾向于，”一位英国作家在一篇专门讨论“女人”的杂志文章中评论道：
去爱那些温柔娇弱的人，而不是大胆放肆的人。一个人若能将自己的热情献给如此可恶的事物，那这个人的灵魂是多么卑鄙啊……对我来说，女性的勇气就像男人的柔弱一样令人生厌，我甚至无法接受男性去伤春悲秋。
这段引用引起了乔治·马什的共鸣，他把它剪下来贴在摘录本里。尽管女性作家和她们的出版物数量在增加，但“有声誉的女性几乎从不把自己的私生活写出来发表，除非带着极大的虔诚”。伊丽莎白·马什撰写《女俘虏》时确实带着“极大的虔诚”，但她也描述了自己的大胆、鲁莽、勇气以及其他违反女性传统规范的行为。她为何要曝光自己的隐私呢？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别无选择。伊丽莎白身无分文，日子一天天过去，丈夫乘着船离自己越来越远，她和孩子们被迫住在查塔姆，天天被父母看着。她得选择一个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主题或许才能赚到钱，除了这个办法，她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虽然她采用了匿名，但她不得不强调自己写的都是事实。作为一名没钱的新手女作家，伊丽莎白在和她的知名出版商兼销售商查尔斯·巴瑟斯特沟通时处于弱势地位。他 50 多岁，经验丰富，以出版乔纳森·斯威夫特等已故杰出文学大家的作品和乐谱而出名，自称和上流社会交情甚好。伊丽莎白可能是因为他出版的乐谱以及他位于舰队街 26 号的书店而注意到他。又或者乔治·马什向侄女推荐了巴瑟斯特，因为他有时会承接议会的印刷业务，他们因此结识。无论哪个原因，伊丽莎白都必须让巴瑟斯特看到一些经济效益，这样他才愿意承担出版风险。她选择以预订模式来销售她的书，在《女俘虏》出版前，她的朋友、亲戚和其他可以被说服的人（共 83 人）承诺购买一本或多本。作为回报，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书里。当时很多经济压力巨大的作者都会选择这种销售模式，通过该模式，巴瑟斯特出版新手女作家作品的风险降低了，伊丽莎白的熟人也找到了一种体面的方式去帮助困境中的她。
既然选择了预订模式，伊丽莎白在写书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她的圈子几乎都会知道书中内容，包括她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为、每一句对别人的评价。在摩洛哥，她被迫失去了隐私，而现在她主动放弃了隐私。尽管她在书中隐藏了一些日期并用破折号代替一些人名，但书中线索足以让读者确定每个出场人物的真实身份。除了向许多潜在买家发出请求，她还与一些更远的熟人讨论了她的书及其背景，其中包括藏书家、大英博物馆受托人和海关专员威廉·马斯格雷夫爵士。他的办公室靠近泰晤士河，距离克里斯普一家在伦敦卡麦尔街租的最后一个住所只有几条街。马斯格雷夫也读了《女俘虏》，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猜出了几乎所有出场人物的名字。他还在书页上写下了伊丽莎白·马什的详细个人信息，以及他坚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她选择匿名出版游记，但她并没有花太多心思隐藏自己的身份，一是因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二是因为她想抓住这个机会向公众分享一些观点和信息，因此她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
伊丽莎白·马什在查塔姆的生活并不如意，她一方面渴望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又希望和读者坦诚相见，这两个愿望之间的冲突塑造了《女俘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渴望在书中呈现出可怜单纯的形象，并将自己的磨难归因于这份单纯。马什家族大多数成员都热爱阅读，经常购买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他们收藏了塞缪尔·理查德森的《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传》（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1753-1754），作者塑造了一位完美高尚的绅士，该书现藏于澳大利亚图书馆。在这本书以及理查德森的其他畅销书中，主人公尤其是女性主人公都经历过磨难，他们的美德在悲惨经历中得到诠释和升华。在情感类小说中，“一个人的美德只有在他受到威胁时才能得到最佳体现和证明”。磨难能证明一个人的品质，而品质主要通过身体语言得到体现，比如昏厥、流泪、抽泣、尖叫、紧握的双手和心烦意乱的面部表情，女性角色尤其如此。
她渴望在书中呈现出可怜单纯的形象，并将自己的磨难归因于这份单纯。
伊丽莎白·马什在创作《女俘虏》时也借鉴了她读过的情感小说中的常见元素。1756 年，她在摩洛哥的俘虏同胞曾说她身体和心理的坚韧“超出了人们对柔弱女性的预期”。但在书中，伊丽莎白经常感到沮丧、忧郁、头晕目眩、晕厥、“惊吓到说不出话”，只能“用我的眼泪回答”，有时向上天“祈祷赦免她的苦难”，有时甚至渴望“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它没有给我带来丝毫慰藉”。书中的她就像理查德森笔下最出名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哈洛。伊丽莎白向读者讲述地中海和摩洛哥的经历时，有时至少会刻意扮成一位弱女子。在序言中，她呼吁“那些仁慈、温柔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以及那些“心肠柔软”的人，呼吁他们将她接二连三的磨难视为上天对她品德的一再考验。
但伊丽莎白在描述创伤时并没有一味模仿其他小说。刚逃离摩洛哥时，她试图通过聊天、幽默、创造力和虚荣心来驱除残留在内心的恐惧和愤怒。那时她已经在忙着撰写摩洛哥游记，在草稿阶段，她会突出、编造一些荒谬的内容。1757 年她刚返回英国时，她就告诉叔叔乔治·马什，她和詹姆斯·克里斯普在摩洛哥假扮夫妻。她还告诉叔叔，在他们被关在塞拉和马拉喀什时，无论是否有其他人在场，他们都大声称呼彼此“老公”和“老婆”，希望西迪·穆罕默德那些懂英语的摩洛哥耳目可以偷听到，相信他们是一对真夫妻。她还告诉乔治·马什，西迪·穆罕默德有很多女人，她们穿着丝绸和平纹细布，特别胖（“女人很多，胖到几乎无法行走”）。她还提到代理苏丹对她外表的评价：“她非常漂亮，如果胖点会更漂亮。”但这些情节最终都没有出现在出版后的《女俘虏》中。相反，伊丽莎白通过模仿她熟悉的小说，同时结合最近的遭遇营造了一种危险、痛苦和恐怖的氛围。她提到 1756 年在摩洛哥时，她感到抑郁、痛苦甚至想轻生。其实，丈夫詹姆斯·克里斯普破产后逃亡到次大陆期间，她也是这种心情：“虽然我得到父母的庇护，虽然我在自己的国家，但这件事带给我的悲伤超过了我此前的任何一段经历，包括巴巴里发生的事。”
詹姆斯·克里斯普在《女俘虏》中多次出现，但伊丽莎白从未提及他的姓名，也未提及他的商业成就或失败。她只是称他为“忠实的朋友”或“值得尊敬的朋友”。他“竭尽全力让我好受一点”。她在讲述他们在摩洛哥的共处时光时写道：“只要是能让我高兴的事，他都会做。” “最疼爱子女的父母，”她在草稿中写道，“也没有他细心周到。”他对待她的方式就像“对待妹妹”一样。克里斯普破产逃跑之后，她半真心地维护着丈夫的正直和体面，以反驳她家人此时对他的批评。她坚持道：“他的行为总能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她书中的另一个人物说，克里斯普“理应受到诚实善良的人的尊重”，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尽管克里斯普有许多优点，但伊丽莎白·马什只有在谈论自己时才会提到他。在她的故事中，他似乎是一个没有台词的可怜的小演员。她常常把他比作兄长、朋友或父亲，她的目的很明显，她想说服读者接受她在摩洛哥的行为，同时让克里斯普显得缺乏男性魅力。伊丽莎白的文字没法准确传达 1756 年时他的真实作用和行为，也没法准确传达她当时对他的真实态度。不过，读者还是可以从《女俘虏》的部分段落中推断出 1769 年伊丽莎白·马什对她丈夫的真实看法：生来就是个倒霉蛋，养不起她和孩子，甚至算不上男人。在摩洛哥游记的高潮部分，她单枪匹马对抗、逃离西迪·穆罕默德。虽然她说自己经常流泪和晕厥，但她多次主动克服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越来越大。我买了些西瓜，其中一些给了水手。”与此同时，书中的詹姆斯·克里斯普艰难地挣扎着：“我的朋友……总是受到虐待，总是无法摆脱困境。”从某个角度看，克里斯普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被阉割了的角色。她只会提到他对她的价值，极少透露他的性格，更不用说他的外表了。
可能是出于礼貌，伊丽莎白不想透露太多这位已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的个人信息，但她却不吝分享 1756 年她在地中海遇到的其他一些男人的信息。从某个角度看，《女俘虏》事实上是讲述了伊丽莎白·马什和四位男性的故事，詹姆斯·克里斯普只是其中一位。在书的开头她告诉读者，她“愉快地期盼着”与当时的未婚夫、未来的亨利·托里上尉在直布罗陀团聚，于是她离开了梅诺卡岛，但当她发现未婚夫已经去了英国后是“多么失望”。在叙述马拉喀什和萨非的经历时，她提到了巴巴里商人兼旅行家约翰·考特，他举止“亲切”，还有一副好嗓子。她更是花了许多笔墨描述考特对自己的好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考特这一角色的任务是体现、证明伊丽莎白的品德和纯洁。在情感小说中，富有同情心的男性经常发挥这类作用。她告诉读者，她还在摩洛哥时考特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在书中引用了信中内容：
当你被迫留在巴巴里时，努力让自己适应环境。要知道这并不是你的错，你束手无策。要相信上帝，相信至高无上的万事之主将保护你的美德和纯真，他有能力让你从眼前的苦难中得到解脱。
她只会提到他对她的价值，极少透露他的性格，更不用说他的外表了。
情感小说的另一常见技巧便是引用书信内容，伊丽莎白·马什学到了这一手法。在信中，约翰·考特不仅安慰了她，还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你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思绪。”他告诉她。伊丽莎白给考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无力忘却”，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梦如幻”。伊丽莎白逃离摩洛哥前，他告诉她：“你在欧洲最亲密的人都没有我更担心你。”当她终于回到直布罗陀重获安全后，他请求她继续与他保持书信往来：“我担心你会剥夺我与你通信的权利。”他向她保证，这一请求“绝对不会打破任何社会禁忌”。接下来，他（或她）引用了亚历山大·蒲柏的一首诗：“纵使大海将我们分开，整个海洋波涛汹涌。”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会发现这行诗改编自《艾洛伊斯致亚伯拉德》（Eloisa to Abelard，1717），它哀叹了一对彼此深爱却无法相见的恋人：
我们站在阿尔卑斯山的两侧！整个海洋波涛汹涌！啊，不要来见我，不要给我写信，不要想念我哪怕只有一次，也不要分享你对我的所有感受。
有些内容可能是伊丽莎白或她的出版商幻想出来的。但当她在摩洛哥遇到考特时，他很可能深陷孤独。他告诉伊丽莎白，他已“背井离乡、远离文明社会多年”。所以，当他遇到年轻、漂亮、聪明、柔弱的伊丽莎白时，他很是热情。1769 年，考特已经安家了，但那一年他仍然订购了四本《女俘虏》。当时大家都认为詹姆斯·克里斯普再也不会回来了，伊丽莎白通过回味考特的爱慕、润饰并出版他的来信（她肯定好好保存了），成功挽救了自尊心。
通过描述摩洛哥代理苏丹请求她留在后宫、努力获得她的青睐，伊丽莎白进一步向读者展示了她的魅力和吸引力。在《女俘虏》中，西迪·穆罕默德形象的生动性仅次于伊丽莎白，她描述了他的脸、体态、衣服、珠宝、声音、碰过的物品、步态、坐姿以及他寝宫的内饰。她承认代理苏丹在场时她会感到兴奋，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詹姆斯·克里斯普、约翰·考特和亨利·托里身上。不过，她的文字很隐晦，读者不易察觉。她在描述萨非经历时写道：“我一直担心殿下会再次派人来接我，我从可信的人那儿听说，殿下认为我对他并非无动于衷。”她害怕回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欲望，更是因为她自己的欲望。
作为女性，伊丽莎白居然在自传里承认自己的欲望，这实属胆大，一些读者甚至不敢相信，认为这句话是出版商加进去的。的确，查尔斯·巴瑟斯特对《女俘虏》做了一些改动。在手稿中，伊丽莎白·马什提到她第二次去代理苏丹的宫殿时，西迪·穆罕默德允许她亲吻他两个孩子的手——“年轻的王子和公主”。出版后，书中用“黄褐色”这个形容词去描述两位皇室小成员的手，而伊丽莎白从没用过这个词。但“并非无动于衷”这些表达的确出自她手，它们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巴瑟斯特未进行干预。
敏锐点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伊丽莎白·马什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打破了常规。托马斯·沙德威尔读完《女俘虏》后，他写信给伊丽莎白的弟弟约翰·马什：“我一直认为巴巴里地区的统治者会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但通过你姐姐的书，我发现摩洛哥的统治者居然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这让我感到惊讶。”约翰·马什当时担任英国驻马拉加领事，这两个男人都很上进，他们经常写信讨论新出的书、小册子和文学评论。马什给沙德威尔送了一本《女俘虏》，一是想支持自己的姐姐，二是因为沙德威尔亲身体验过伊斯兰社会。此外，他也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儿子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的朋友。爱德华是一个古怪聪明的人，他声称自己信伊斯兰教，除此之外，他还干了许多奇怪的事。爱德华“高度赞扬了该国政府”，沙德威尔受到鼓励也去了奥斯曼帝国，他曾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一段时间，“通过我的判断能力去观察这个地方”。他发现，当地人“道德纯洁、举止朴素……我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居民身上都没有看到”。根据他的了解，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并不比基督教政体“管理得差”。然而与许多其他亲土耳其人士一样，沙德威尔将摩洛哥在内的北非奥斯曼帝国排除在外。对他来说，这一带的人野蛮，受到反复无常的统治者的压榨。在他看来，暴政国家的“妇女都是被奴役对象”。沙德威尔认为，政治专制主义本质上必然会助长男性对弱势性别群体的专制，这和孟德斯鸠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一致。后宫里面被胁迫、被奴役的女性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在豪华的宫殿高墙之内，自由并不存在。伊丽莎白·马什在《女俘虏》中对西迪·穆罕默德的描述让托马斯·沙德威尔感到困惑，她评价他是“一位真正的君主”。这样一位统治者在这样一个地方对这样一位年轻、无助、迷人的女性表现出克制和风度，这意味着什么？
- 《帕梅拉》
当然，伊丽莎白·马什并不了解抽象的政治理论，她只是读过很多小说。她之所以叙述西迪·穆罕默德对她的追求以及最后对她的怜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确实是个仁慈的人。“虽然他有权扣留我，但却同意我离开。”她在回忆、描述这段往事时，很可能又一次受到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的影响，尤其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帕梅拉》（Pamela）。在这部小说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帕梅拉是一个女仆，穷苦但“才华在我之上”，“总是写写画画”（有点像伊丽莎白·马什）。帕梅拉的父母经济窘迫，破产了还欠了不少钱（很像詹姆斯·克里斯普），但“他们诚实善良，贫穷不是罪过”。从某个角度讲，帕梅拉也是俘虏，她被禁锢在雇主偏僻幽静的乡村庄园里。富有的“B 先生”为了得到她，试图用昂贵的礼物引诱她（就像西迪·穆罕默德试图引诱伊丽莎白一样）。然而在小说结尾，“B 先生”控制住了自己的欲望，没有强暴帕梅拉，因为她的纯真和美德让他动容。伊丽莎白·马什似乎希望自己的读者发现她和善良的帕梅拉之间的相似点。在这个过程中，她笔下的西迪·穆罕默德并不是一位外国暴君，而是一个有分辨能力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他遵从自己的良心，放过了困境中的伊丽莎白。
她很可能在刻意突出西迪·穆罕默德的仁慈，为了柔化苏丹的形象，她似乎刻意隐瞒了一些细节。有一次伊丽莎白告诉她父母，她第二次去西迪·穆罕默德的宫殿时，目睹了“一名年轻的欧洲奴隶”因对苏丹无礼而被当即斩首。虽然这个情节的真假未知，它最终未出现在《女俘虏》中。所以，她笔下的西迪·穆罕默德的形象是支离破碎的。虽然书中也有例子表明他的“专制”，但这些负面例子淹没在另一些证明他实际上是“一个温柔的人”的例子之中。伊丽莎白·马什是一个矛盾体。在《女俘虏》中，她想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受过不公正对待的高尚基督徒，但她也坦白了自己面对诱惑时的矛盾心理，同时她希望提醒自己并告诉读者，她当时是有婚约的，她在摩洛哥期间，未婚夫牵挂着她。当她支持、捍卫后来的丈夫詹姆斯·克里斯普的同时，她也想——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贬低他。她既想表现出柔弱，又想表现出坚强。她对四位男性的态度不仅表明她不确定如何呈现出自己的最佳形象，也揭示了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分裂和矛盾。
在《女俘虏》中，西迪·穆罕默德、亨利·托里、约翰·考特和詹姆斯·克里斯普这四位男性角色还发挥着其他作用。有时，世界越来越开放的同时也越来越危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尝试通过故事去理解它、掌控它。这些故事往往是虚构的，只在私下传播，但有时候也会公开出版，比如《女俘虏》。所以，伊丽莎白的自传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即帮助世人理解世界。在个人或家族经历了危机和极端变故后创作的故事中，许多带有寓言色彩，《女俘虏》也是这样。“伊丽莎白讲述了她与四位男性的相遇，通过他们，她可以幻想她人生中的其他可能性，这让她对 1756 年作出的选择后悔不已。她与四个男人之间的故事让她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显得更人性化、更易理解。他们当中，一位是熟悉世界海洋的皇家海军舰长，一位是立志发展国际贸易、提高外交地位的穆斯林君主，一位是“旅居非洲南部”的巴巴里商人，一位是在各大洲进行贸易的商人。在《女俘虏》中，这四位男主角都围绕着伊丽莎白转。因此伊丽莎白想通过这本书去呈现她自己的世界。
题图为 Young Woman Resting in a Music Room by Alfred Stev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