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舌头》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原书名《亲爱的，你要我怎么做？》，是加利西亚作家马努埃尔·里瓦斯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他用诗意、敏锐的笔触，融合民间故事、幻想、人类心理学，编织了十六个与爱有关的故事：
一名旅行推销员焦急等待着离家出走的儿子回家，并得到一个摇滚乐手的神奇帮助；维米尔《送奶女工》这幅画的神秘之光让一位作家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名年轻人在一次拙劣的抢劫中丧生，他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一名小学生和一位教师出于对动物生命的共同好奇而建立的友谊，在一九三六年夏天遭到毁灭……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维米尔的送奶女工》《物品》两篇，分享给读者。
维米尔的送奶女工
显然，我永远无法报答母亲的恩情，也永远写不出能与《信》——米盖尔·托尔加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创作于科因布拉——比肩的诗作：
“儿子”……
接下来你将读到的文字
纯洁、明亮，
即使我在黑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母亲是送奶女工。她推着小车，带着两只锌皮奶罐，挨家挨户地送奶。奶是从马努艾尔外公家的牛身上挤出来的，外公住在圣科尔波，离城十二公里。外公年轻时，一天抓着教区牧师的钢笔说：“要是我会写字，一定写得一手好字！”他学会了写字，真的写得一手好字，那种用植物修饰的花体字。他还受人之托，修了几百封家书，给远在他乡的亲人。我在他书桌的明信片上，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像、伊瓜苏瀑布和潘帕斯草原上的高乔骑手。我们住在拉科鲁尼亚高山区，圣托马斯街的底层，低到连活动地砖里都藏着蟑螂。有时，我们会玩蟑螂，当它们是敌军。我知道什么叫害怕，不懂什么叫恐惧。我来说说是怎么感到恐惧的。母亲推着小车、带着奶罐去送奶。我和妹妹玛利亚在家玩，突然听到爆炸声，街上闹哄哄的。我俩跑到底层窗前，想看个究竟，贴着窗户，发现恐惧正向我们走来。母亲回到家，看见我和妹妹躲在厕所里抱头痛哭。恐惧是大头国王。
一九六〇年我三岁，下午听囚犯在监狱院子里唱赞美诗，晚上看大力神灯塔上的光束如宇宙风车，在床头扫来扫去。灯塔的光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父亲在大海的另一边，一个叫拉瓜伊拉的地方。
三岁那年的事我记得一清二楚，比说这个故事前、今天发生的事还记得清楚。连别人说没发生过的事我都记得，比如：教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火鸡过圣诞节。圣诞前夜，火鸡奔向大力神灯塔所在的那座山，左邻右舍穷追不舍，眼看就要抓到，火鸡不可思议地腾空而起，如野鹅般消失在海里。我见过、却没发生过的事，这是一例。
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那次盼望已久的旅行是我的朝圣之旅。我迫不及待地去看《吃土豆的人》。画中包含着神秘的热切之情，是我见过宗教性最强的作品，圣家族的真正体现。我克制下跪的欲望，生怕像戴墨镜、穿短裤逛教堂的古怪游客那样引人注目。卡斯蒂利亚语里的“热切”有两个词：hervor 和 fervor，加利西亚语里只有一个：fervor。土豆盆里的热切，上升到微弱的灯光下，照亮了农户的脸。一家人热切地注视着神圣的食物，大地奉献的卑微果实。我还去了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见到了维米尔的《送奶女工》。
《送奶女工》创作于一六六〇年，梦幻之处在于光。专家和批评家们纷纷撰文，对光的本质提出了各种建设性看法，但结论无一例外，永远是问号，被称为维米尔之谜。《送奶女工》落户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之前，曾数易其主，一七九八年被一个叫简·雅各的人以一千五百弗罗林的价格卖给一个叫 J.斯潘的人，货单上写着：“光从侧面窗户照进，奇迹般自然。”
三岁时，我见过这幅画，认识那个女人。我能解开光之谜。
还记得吗，妈妈？几百年前，在代尔夫特，
你在约翰内斯·维米尔家举着奶罐倒奶，
就是那个画家，卡塔莉娜·博尔内斯的丈夫，
卡塔丽娜是玛丽亚·廷斯夫人的女儿，
自大的廷斯夫人有个傻儿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威廉，
是他玷污了可怜的玛丽·赫里茨，
妈妈，就是那个给你开门，
让你进去的女仆，
你走到墙角桌旁，
从奶罐里倒出蝴蝶般的光影
源于在代尔夫特阴郁的绿草上放牧的奶牛。
就是我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里梦见的那个，
约翰内斯·维米尔用牛奶
画墙、画黄铜水罐、画篮子、画面包、
画你的胳膊，
尽管在创作的画面里
光源是窗。
维米尔之光，几百年的谜，
上帝之手晃动的难以形容的明亮
是蝙蝠出没时，
你在昏暗的牛圈里挤出的奶。
我把诗拿给母亲看，她眼睛眨都没眨。我心里没底，说的是光，也许太晦涩。我去书架，拿了本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有关维米尔的书，里面有《送奶女工》的照片。这下，她受到震动，不声不响地看了好久，后来把诗收好，走了。
若干天后，母亲又来到我们家，和平常一样，带来了自家鸡生的蛋，自家菜园里种的土豆、洋葱和莴苣。她总说：“去哪儿，都带上点。”临走又说：“我还给你带了样东西。”她打开包，拿出一张白纸，叠得像绣花手绢，里头有一张照片。母亲说，去姐妹家挨家挨户地找，刚找到的。
是她少女时的照片，拍摄于一九六〇年前，当然，远在一六六〇年后。谁拍的，她不记得了。但她记得那户人家，女主人脾气不好，儿子脑袋不好。开门的女仆貌美如花，家乡在库列雷多附近。“一天，我去那儿，开门的不是她。她被辞退了，原因我一直没弄清。”她目光里有个疑问：“你怎么会知道可怜的玛丽姑娘的遭遇？”她又说：“穷人多坎坷。”
然而，母亲丝毫没有留意，画中的女子和照片中的女子就像两滴牛奶，一模一样。
物品
“作为观众，说实话，他表情不太丰富，”电视机说，“他端着威士忌，坐在那边沙发上，冷冷地看着电视，似乎酒不上头，上头的只有冰块。那天晚上不同。那天晚上，他和屏幕上的人一起说话，像在配音。我觉得，他不喜欢台词，也不喜欢画面，一个劲地皱眉头，像在游园会上照哈哈镜，丑态毕露。”
电视机一反常态，沉思了好几秒。
“好吧，我承认，此看法纯属马后炮。”
躺在客厅桌上的哈姆雷特说：“他读书不多，至少这些年读书不多。不过，那天晚上，他来到书架前，我们这些书个个争先恐后，昂首挺胸。他碰了几本，最后选中了我，一口气读到第三幕第二场，夹上书签，就在‘让我变得残忍，但不失去人性’这页。”
“像水一样，一清二楚。”杯子声音沙哑。
“为什么？”灯问。
“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答案。”
“别傻了，”灯投下黑天鹅般的影子，反驳道，“‘让我变得残忍，但不失去人性！’这话说了也白说。虽然我对哈姆雷特朋友十分敬重，但文字如今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文字只跟作者有关，也许跟作者都关系不大。只有留给打扫卫生的阿姨的纸条是他亲笔写的：麻烦您擦一擦客厅窗户。根本不像遗言。”
“有个警察，最胖的那个，做了记录，”哈姆雷特腼腆地说，“他翻到书签那页，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
“他抄什么，我全看见了，”灯出言讥讽，“‘此时，我无法心口如一。’他抄的是这句。朋友，问题在于，你找你话，他找他话，各取所需。”
“姑娘冰雪聪明，”烟灰缸自负地说，知道多点的人就这德行，“她擦掉了所有指纹，连沾上口红的烟蒂都装在包里带走了。”
“不是她干的！”电视机怒吼。
“你怎么这么肯定？”挂钟问，“没人摆出这种脸色给我看。哈姆雷特也许会说，脸色比遗臭万年的墓志铭还难看。”
“她气坏了，仅此而已。”电视机说，然后又小声补充：“我了解她，不是她干的，她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干出这种事……”
挂钟老于世故地笑了。
“我见过她在电视里开枪，为什么不会在现实生活里开枪？戏里戏外都是戏！还记得沙发上的爱情戏吗？撕碎我！吞掉我！杀了我！”
“你傻，”电视机打断它的话，“什么都不懂。”
“我是现实主义者，”挂钟不动声色，“我们知道真相，人类不知道。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可真相就是真相。她嫉妒了，她有理由嫉妒。她发现有别的女人来过这儿，空气中有别人的气息。他们去卧室，吵了起来。有枪。她知道床头柜里有枪。她开枪杀了他，像电影里那样。干吗自己骗自己？手枪的话，咱们全听见了。”
“你说得没错。”灯表示赞同。
“咱们什么也没看见，”电视机说，“咱们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听见了，这就够了！”挂钟嚷嚷。
“你别仗势欺人！”电视机气急败坏。
窗外雨声凄切，像黑色电视剧里的场景，闪烁的霓虹灯泪珠般洒落在落地窗上。挂钟居高临下。有悬念，想想再说。它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手枪的话，咱们全听见了：是她干的！是她干的！”
这时，黑暗鬼魅地在卧室里大声叫唤：
“手枪是小人！”
所有物品静待下文，挂钟的嘀嗒声敲打着房屋的太阳穴。
“姑娘跑过去，想拥抱他，”黑暗说，“我听见手枪在小声嘀咕：要不是我，你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混蛋。”
大家都等着哈姆雷特压轴，可他望着港口。一艘大太阳捕鱼区的轮船汽笛长鸣，像海上公鸡报晓，向白昼神致敬。
题图为 Johannes Vermeer. (1657-1658) The Milkma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