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了解饥饿的，我们对饥饿感是再熟悉不过的，然而同时，恐怕也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真正的饥饿这样，离我们如此近，却又离我们如此远。
为了理解饥饿、讲述饥饿，拉丁美洲文学新闻代表人物马丁·卡帕罗斯走遍了印度、孟加拉、尼日尔、肯尼亚和苏丹，还有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家。他发现那些因不同原因而遭受饥饿的人。《饥饿》是由他们的故事组成的，还有那些在非常不稳定的条件下为缓解饥饿而工作之人的故事，以及那些靠食物投机并让许多人挨饿之人的故事。
经野望授权，我们摘选了《关于饥饿：人们的手》一章，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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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了能提高效率的方式：土地也好，人力也罢。在 18 世纪初的时候，欧洲的农业发生了变革。首先是在佛兰德斯，然后是在英国，农民们发现了连续耕种的方法：在收割了谷物后，他们会在同一片耕地上种植菌类和豆类作 物，他们把这些拿来饲养牲畜，而牲畜则能给他们提供更多 的食物，还能用来耕地、提供肥料。在大约 1830 年的英国，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情况：随着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只剩四分之一的英国人从事农业生产。“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英国人保罗·麦克马洪在他杰出的著作《大鱼吃小鱼》中这样写道。在《新的食品政策》一书中，他说：“城市居民希望在市场上看到多种多样的食品，农村居民想要买城市生产的手工艺品以及改良过的农业工具。这种双边需求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又间接使更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的工厂和矿场里工作。”
这是一种看上去近乎完美的循环。
尽管如此，饥饿仍然持续存在着，甚至逐渐成了在哲学领域探讨的主题。在这个世界慢慢变得世俗化的时刻，饥饿也不再是关乎上帝的宗教问题了，它变成了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写道，食物的匮乏可能是战争或者歉收的结果，但饥饿却是因为“残暴的政府用不当的手段迫使商人们以政府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粮食”。然后他总结道：“粮食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在很多国家，过度限制贸易带来不幸的案例已经太多了，那通常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饥荒。”他认为，如果政府不对市场进行过度控制，市场就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发展节奏，饥饿问题就会被消除了。
马尔萨斯却认为单靠市场是无法消除饥饿问题的。因此他的经济理念几乎是与亚当·斯密大相径庭的。
很少有人在饥饿这个话题上做出的论调比马尔萨斯更有影响力。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1766 年出生在英国东南部萨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一位律师的儿子，后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学院的教师，之后成为一名牧师，他的教区里既有许多知识分子，又有许多拾荒者。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像传统牧师那样对教区教民的道德问题过分操心，而是鼓励他们干好自己的工作。马尔萨斯最可敬的一点是他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盛行的当下，在英国的穷人却变得比以前更脏更丑了呢？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酒鬼、妓女、乞丐呢？
马尔萨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位基督徒，他发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那些人自身身上。他在 1798 年出版的著名的《人口学原理》中提出了这种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来就没有过足够养活所有人的食物，因为人类的繁殖力要比土地生产人类所需食物的能力更为巨大，因为人类对性的渴望往往要大于对食物的渴望。这种繁殖的欲望“将会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永远生活在悲惨之中，也将会阻碍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种种努力”。他认为如果穷人们一直很穷，然后死于饥饿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活得太像只兔子了：只会不计后果地繁殖。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解决办法的，有方法可以避免惨剧、建立某种平衡：“在这个满是植物和动物的世界上，大自然却无法让所有的种子都长出粮食，相反它却在人类中间散播着疾病，让人类生活在痛苦之中。”
堕落、饥饿、悲惨是从天国降下的。牧师马尔萨斯这样说道。神这样做是为了维持世间万物的秩序：“人类的堕落造成了人口过剩，而这正是毁灭的前兆，人类可能最终毁灭于自己族群数量的过于庞大。战争、疾病、时疫、恶臭笼罩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如果这些都还不能毁灭人类，还会有不可避免的饥荒在前面等待着，饥荒只需奋力一击，人口和食物的结构也许就平衡了。”
可敬的马尔萨斯说，神这样做是很明智的：“也许这会带来很多痛苦，但仔细想想带来的好处可能更多。”因为饥饿不但可以维持人口和粮食的平衡，而且可以使穷人惧怕通奸等不道德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改善他们的道德水平，使他们远离懒惰的诱惑，强迫他们去工作。
强迫穷人去工作。
饥饿竟然变成了一种符合道德标准的工具。
饥饿被用来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行。与马尔萨斯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牧师、医生约瑟夫·唐森特在他 1786 年出版的《穷人法律论》中把这个观点描述得更加清楚：“饥饿能驯服那些最野蛮的动物，让它们变得温顺、听话。也许只有饥饿才能使那些穷人振奋起来。”
以这种观点来看，饥饿已经不再是由于经济体制而产生的问题了，反而变成了经济体制解决自身问题的一种手段：一种调节矛盾的基本手段。
饥饿又一次成了饥民们自己的问题：是他们的堕落、道德沦丧和懒惰才导致了饥饿。国家不应该替他们买单，因为穷人只会给国家带来麻烦。在那个年代的英国人发明了“人道主义”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词依然很刺耳）：当时是用来描述那些对最贫穷人群的过分关注的。
饥饿已经不再是由于经济体制而产生的问题了，反而变成了经济体制解决自身问题的一种手段
（如今，正相反，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在“人道主义”的援助对象中最无辜的可能就是饥民了。饥民可能是环境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不好的地理条件、恶劣的天气、无止境的战争、复杂的国际关系或是不公平的体制的受害者。受害者，总是受害者。在一个需要受害者的世界里，也许饥民就是最好的、最纯正的、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受害者了，难怪有那么多人致力于制造饥民。饥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只有受害者，却没有施暴者。
要制造其他的受害者可能就需要有人背负恶名了，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书本中的饥饿。
左翼的饥饿，右翼的饥饿。
在 19 世纪的英国（现代工业的实验室），这种思想愈演愈烈。查尔斯·狄更斯 1839 年出版的《雾都孤儿》是这种思想在文学领域的第一次演绎。小说突出表现了穷人的悲惨境地，把矛头直指富人阶层，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饥饿问题。孩子成了表现这一主题的最好代言人：无辜的孩子配上这种难以掌控的灾难。因此孩子的饥饿变成了想要揭露饥饿问题的人激起他人反感情绪的最好武器。现在依然如此。
“那些工人什么都没有，他们赚的钱能够满足他们当日的需求就很不错了。极端自私的社会也不去为这些人担心，它只是让这些人靠自己去养活自己的家庭。然而社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为之奋斗的有利条件。所有的工人，即便是最优秀的工人，也只能长期处于悲惨的境地，或者就在饥饿中死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屈服了。这些劳动人民的住处通常都异常简陋、阴暗潮湿……孩子在他们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却一直在饿肚子，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成年后都很虚弱，有的还患上了佝偻病或是淋巴系统疾病”，1845 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写道。
就在那时，人类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饥荒。
爱尔兰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几百年了。在爱尔兰有许多封建大地主，他们的农民（后来成了他们的工人）赖以为生的食物只有土豆。大约 1840 年时，当地三分之一的人口除了土豆没吃过别的东西，因为大部分可以种植多种作物的良田在两个世纪前就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贵族瓜分了，这些贵族在良田上养牛和羊，当然也种植作物，但只是为了出口到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看来今时今日上百万亩非洲良田被外国公司掌控的情况在历史上已有先例。
因此在 1845 年时，当一种称为晚疫病的卵菌造成土豆减产四分之三后，饥荒迅速使爱尔兰全国陷入绝境。爱尔兰人只能向英国政府求救，但得到的援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那时爱尔兰还在继续向上述英国城市出口肉制品，因为在爱尔兰境内很少有人买得起肉，同时英国政府也没有下令停止在良田上放牧。一个被饥饿摧毁的国家却在出口食物。就像是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一个世纪后所“发现”的那样：人类近代史上的大饥荒不是缺少食物造成的，而是因为没钱买食物造成的。
1840 年爱尔兰有八百万人口。据统计，在晚疫病盛行的五年时间里，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疾病，还有一百万人移民到了美国。爱尔兰大饥荒之所以被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能正是因为它促进了世界最强国的多元文化的形成。
在左翼人士的论调中，饥饿象征着一种社会秩序的失败，饥饿成了他们反对另外一种制度的最响亮的口号。“世界穷人站起来吧，/ 没有面包的奴隶们站起来吧。”饥饿成为团结为之所害的人们的工具，使他们在社会斗争中毫无怀疑地投身到了一个阵营里。“面包和工作”高度概括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但是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却没有出现饥饿的字眼。
恩格斯的那篇报告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撰写的，它秘密地发表在德国。但是很多体制内的报纸也纷纷开始刊发关于工人和失业者生活的报道：报纸将读者不愿意读到的事情硬是展现在了他们眼前。
1880 年，一位叫威廉·斯蒂德的极富战斗精神的记者被名叫 Pall Mall Gazette 的英国保守报纸聘为了编辑。斯蒂德完全改变了报纸的风格，他写道：“要为了社会重生而工作。”为此他以第一人称、用简单粗暴的语句写了许多篇生动的文章，还配上了许多图片、平面图、地图和照片，标题用了很大的字号。所有的文章都是讲述最贫苦人民的生活的。他最有名的是题为《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的系列文章。为了揭露伦敦妓院的幼女买卖问题，他花了 5 英镑买了一个 13 岁的女孩并把她卖到了妓院。刊发了这篇文章的报纸卖出了 12 万份。迫于压力，英国议会不得不立法把法律许可的女性提供性服务的年龄从 13 岁提高到了 16 岁。但是这次事件中斯蒂德也由于买卖幼女而被判处了三个月监禁。斯蒂德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报导方式叫“新新闻学”。在这样的报导方式中，记者摇身变成了他们一直想成为的事件主角。
- 雅各布·里斯的摄影作品
十年之后，在美国，雅各布·里斯发表了《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纽约住房研究》：这是史上第一本影集，由于闪光灯的发明，里斯能够来到纽约最穷的人居住的棚屋中进行拍摄，并把这些照片展示在这座城市其他居民的眼前，这些居民极为震惊，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丑闻无疑给了这个大国重重一击。
在那时，这些事件还被当作丑闻看待。
就在那时，饥饿又找到了新的受害群体。弗拉基米尔·乌里亚诺夫在他的《资本主义的高阶层：帝国主义》一书中举了塞西尔·罗德斯的例子，此公曾把他夺得的非洲地区命名为“罗德西亚”：
“昨天我在伦敦东部参加了一场事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场集会中听到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面包！面包！’当我回到家后，我陷入了沉思，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了（……）我总是说，建立帝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关乎胃的问题。要是你们不想要内战，那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吧。”罗德斯如是说道。对于罗德斯的这则事例，列宁也曾经提到过。
在 1875 到 1914 年间，各个殖民大国瓜分了地球上四分之一面积的土地。仅仅英国就霸占了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全欧洲的面积还大。法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对于这些宗主国而言，强占土地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国内的失业者可以在遥远的土地上寻找工作、赚取廉价食物来填饱肚子，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爆发内战。这样看来，饥饿既不是天谴，也无关懒惰或是瘟疫，而是对国家制度的一种威胁。
19 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殖民侵略造成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今的模样：上百万半奴隶式的劳工在帝国的土地上生产着食物，来让帝国中心的工人们哪怕营养不良也不要饿死。
但那时几乎没有国家（如今一个都没有）比印度的饥饿问题更严重。在上个世纪初，很多人说这是统治阶级或是宗主国造成的，因为这些阶层制定的恶劣政策是很显而易见的。印度最早的独立人士曾说，在 1860 年至 1900 年间，在英属印度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但是却爆发了十多次大型饥荒，造成了一千五百万人死亡。没有什么比这些数字更能证明侵略者的残暴了。殖民侵略不仅没有为印度带来西方的文明，反而掠夺走了本可以养活所有印度人的资源。
饥荒的原因很复杂，但普遍认为 19 世纪下半叶的亚洲大型饥荒是世界资本涌入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上百万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农民被迫为世界市场而劳动：为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为宗主国的工人提供食物……这些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食物。不是落后杀了他们，杀死他们的是进步和发展。
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大屠杀”改变了我们了解的世界结构。正如迈克·戴维斯所写，殖民活动“创造了”第三世界国家，也创造了那些没有资产的半无产阶级，使他们总是处于饥饿的边缘，并且为接下来一个世纪的多场解放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场对数十亿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泰国、印尼和韩国都受到了波及。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死了多少人，有的历史学家说是二千五百万，也有的说是一千五百万，就数字层面看，差别不大。
工业革命也改变了人类与食物之间的关系。以前的人们总是习惯储存一些食物：咸肉、熏肉、腌肉……不过大部分食物还是在新鲜状态下就进了厨房：带着泥的胡萝卜、还未脱羽的鸡……而从 19 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食物可以以罐头的形式储存下来了，可以保存数月或数年之久。随着航运的发展，这些罐头被运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食物的生产已经逐渐失去了季节性，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食物全球化了，当然这只是针对买得起它们的人而言。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也开始全球化了：从那时起，一只塞内加尔的鸡卖的价钱已经不再像一只塞内加尔鸡应该值的价钱了，它按在巴黎的塞内加尔鸡或是在纽约的塞内加尔鸡来算钱。在这种模式下，生产粮食的人已经越来越没可能买得起他们自己种的粮食。大部分购买者往往也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很少的全球化后的食物。
我们如今吃的食物来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地方，它们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来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也不知道它们都经过了何种处理。如此，吃饭成了一种信任的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再举个例子：自从食物全球化开始，一个苏丹的黑人要在本地市场上买一公斤黍子，就要花与在芝加哥买黍子相同的价钱。这是饥饿最有影响力的创造物之一了。吃不上饭已经变成了国际市场操纵的结果了，它集中食物、撤走食物、使人挨饿。）
在 19 世纪遍布世界的欧洲殖民地中，农业反转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例结构：它把原本人很多而地很少的情况变成了地很多人很少。随着蒸汽机和矿物燃料的出现，人类发明了用于农业的机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南非、加拿大，尤其是美国，农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1902 年在美国出现了第一辆汽油拖拉机，而五十年后，这个国家所有的农场主几乎人手一部。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在某个地区生产的粮食可能会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出售，当然价格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还不到不可接受的范围：在 1870 年到 1900 年间，把美国谷物运到欧洲，价格会上涨三倍。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农业生产，人们所谓的“农业领地”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这在人类历史都很罕见。
如此，吃饭成了一种信任的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保罗·麦克马洪写道：“粮食全球化可以在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同时代的伦敦农民身上看出端倪。那位农民吃着用美国面粉制作的面包，喝着用加拿大大麦酿造的啤酒。面包上抹着爱尔兰奶油和西班牙果酱。周末能吃到阿根廷或澳大利亚烤牛肉。喝着印度茶，茶里加的是产自加勒比地区的糖。他们位于全球化食物体系的顶端，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食物。”
在那些年里，具体说来是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在一些富裕国家，传统意义上的饥饿被逐渐消除了，因为这些国家变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或者说：它们不再依赖自己的土地、气候、农民或者本国粮食是否丰收。因为这些国家创造了一套新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食物不再是种出来的，而是买来的。其他的国家只能遵守这套规则。
饥饿不仅是普通的受罪，或是某种口号、团结的借口，它也是极端呐喊的一种方式。有人说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因饥饿引发的罢工再次在西方世界出现。英国妇女呼吁她们也有投票权，而且她们表达呼吁的方式有时充满暴力。在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丑闻事件。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人们会非常惊讶于妇女竟会在争夺如今看来不容置疑的权利的时候进行那么艰苦的斗争：事实上这些都是历史的陷阱。这又是社会巨变的一个完美体现，我们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以前并非是同一个样子，在将来也未必。
绝食是以暴力的方式迫使另外一群人，当权者或是国家，对这些暴力行为负责：罢工者开始使用暴力，而当权者则有义务通过给予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方式来结束暴力。
绝食只对那些罢工者信任的政府才起作用。一个真正的暴君在面对罢工时可能只会哈哈大笑，或是什么也不做。罢工者的筹码就是政府重视民主或正义，就是政府不愿意背上让一个只是为了让上层阶级听到自己声音的人饿死的骂名。
当然，绝食是从社会边缘人群中开始爆发的。那些英国妇女让它进一步运转，而一位印度律师却把它变成了一种艺术或是一种范例。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一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一生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原本充满暴力的政治问题。当艾哈迈德巴德的工人们向甘地求助，希望他帮助他们争取让磨坊主为他们生产粮食的劳动支付更多的钱的时候，甘地决定用绝食的方式支援他们。当时的甘地已经是名人了，他的绝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天之后，那些苛刻的磨坊主就同意给工人涨工钱。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甘地多次用绝食的方式推动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建立良好的关系，鼓励印度教徒接纳那些属于“不可触碰的种姓”的人到他们的神庙里去、并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他的最后一次绝食发生在 1947 年底，那年他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了，而印度也已经取得了独立，那次绝食的目的也是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解。在那时，双方的冲突已经造成了上千人死亡，而在甘地绝食后的几天内，冲突就停止了。不久之后，1948 年 1 月 30 日，一位名唤纳图拉姆·戈德森的印度教军人枪杀了甘地。此人在第二年被判处了死刑。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的两个儿子请求对犯人进行减刑，因为死刑不符合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以及甘地本人一直以来对死刑的反对态度。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戈德森在 11 月 15 日被绞死了。
从甘地开始、经过甘地的努力，绝食成为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最极端的武器之一。或者说，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这种极端的方式迫使政府去决定它的公民的死活，让政府不得不面对它想逃避的残酷现实。
在此之后，在整个 20 世纪，饥荒发生的次数还是成倍地增长，而它的特点越来越不同寻常、令人恐惧：最大规模、最可怖的饥荒是由某一个人造成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吧：饥荒是当权者的决定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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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蒂里姆·阿莱克桑德罗维奇·索罗金是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政客，曾是 1917 年革命中失利的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那几年中席卷俄国的饥荒使得索罗金在 1922 年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名为《人类事件中的饥饿因素》的著作，他在这本书里试图从多个角度对饥饿进行分析。他的书是建立在足够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之上的：它的作者很可能在那几天的时间里只吃了少量的土豆皮。那本书同时也谈了许多本不该谈的问题，因此它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了。直到五十多年后，他的遗孀才再次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将此书再次出版。
这本书后来没有再版过：它是一本奇怪的书。我手上的这本书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借来的，只有四次借阅记录：1991 年、1993 年、2003 年和 2007 年。但实际上它是一本关于饥饿问题和它的后果的大作。它记录了关于饥饿的多种诱因及其影响，对移民、战争、社会变革、罪案等等引发的饥饿问题都有所涉猎：“一个人只要陷入饥饿，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了。饥饿无论是大是小，都意味着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没被满足。只有当我们吃饱喝足时，我们才会去说‘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当我们饥饿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抢夺他人的物品。只有在我们吃饱喝足时，我们才会坚信我们不会杀人、抢劫、强奸、欺骗、诈骗、卖淫……而当我们饥饿时，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去做。”
- 纪念乌克兰饥荒的雕像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清楚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1929 年，苏联统治者约瑟夫·斯大林发表讲话称土地应当集体化，私有土地的农民是国家的敌人，土地私有制应该彻底消失。拥有土地的农民要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上交国家。很多农民对此进行了反抗。在乌克兰，四千万头牛、羊和马遭到了屠杀。在 1930 至 1931 年间，一百万乌克兰农民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或中亚地区。没有确切数字表明到底有多少农民受害。
1932 年，乌克兰农村的情况一片混乱。莫斯科下令说留下的农民必须上缴一定的粮食税，这一规定最终使得农民们无饭可吃。同年春天，每天大约有二万五千人饿死，没人敢提这些事，只是说他们“以传统的方式死去了”。当地政府请求中央给他们下拨粮食，斯大林拒绝了。青年武装巡逻队到那些农村去抢夺人们仅剩的食物，因为他们的长官对他们说那里的农民是想颠覆共产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饥饿的情况不断恶化，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在有的村子里出现了这种标语：“吃小孩是野蛮的行为”，有很多吃人的或是试图吃人的人最后被枪决了。
乌克兰人把这次事件叫作 Holodomor，也就是“饥饿瘟疫”的意思，而在苏联的历史里我们则很难找到相应的记录。甚至直到六十年后我们才能大致搞清楚那场灾难的规模。也因此，针对那场饥荒的数字很难统一，但是确实有上百万人失踪：有人说死了大约五十万人，也有人说是八万、十万。有关饥饿的数字总是很不确切，但是要为饥饿问题负责的人恰恰喜欢这一点。
在使用齐克隆 B 化学药剂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也曾大量使用饥饿的手段来进行屠杀。纳粹很了解饥饿：从几年前起，饥饿就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之一。那时德国刚刚在“一战”中失利，德国人自己也被迫只能吃很少的东西。
饥饿计划是一套非常精密的方案，它的目的也很简单：要把珍贵的粮食用在供给德国军队上面，而不能用于那些被德国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这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良性循环，因为饿死那些被他们视为低等民族的人对他们而言只能算是一种好事。
正和当时纳粹的心态相符，饥饿计划代表了一种过分自尊，计划中隐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需要分配食物的人共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应该分配的食物也各不相同。正如一名纳粹部长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低等种族需要的空间、衣服和食物都应该少于日耳曼民族。”能得到足够食物的只能是那些德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那些“无需给予足够食物的人”每天只能得到一千卡路里的食物，这些人被纳粹认为既不需要保护，又不必须杀死。“无须给予食物的人”是那些德国人决心消灭掉的人，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大部分这种人都是俄国战争中抓获的俘虏。
这些俘虏被德军以上千人为单位关押起来。他们没有生活空间，住的地方没有房顶，得不到食物，也几乎没有水喝。有些情况下，那些筋疲力尽的人只能去吃死掉了的同伴，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活过三周。在其中的一个集中营里，竟然有上千名俄国俘虏签署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请愿书之一：他们求德国人枪毙他们。可惜他们连这个要求都没得到满足。
据统计，德国和俄国的战争中有大约四百万俄国人饿死。在一些被围困的城市中，例如列宁格勒，当地政府只能枪决那些不是皮包骨的人，因为只有抢夺过食物的人才有可能有脂肪。
1917 年俄国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和面包”，这条路看上去依旧很漫长。
德国侵略者于 1940 年 10 月 12 日宣布建立华沙犹太人区。全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要求进入那个被严密监视的区域，周围是三米高的围墙，上面还有尖刺。大约五万人挤在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沙 30% 的人口挤到了 3% 的城市土地上。
根据德国官僚的说法，住在犹太人区的人们属于饥饿计划的第三类人群：每个第三帝国的军人每天能够摄入 2613 卡路里的热量，而波兰的基督徒是 699 卡路里，至于犹太人区里的波兰犹太人则只有 184 卡路里：每天一小块面包和一碟汤。“犹太人会因为饥饿而消失，犹太问题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座座墓碑罢了。”德国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写道。本来只有那么一点食物人是活不长的，但犹太人凭借自身的团结和偷偷运送食物，在第一年中只有五分之一被关押者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大约十万人。
英雄与恶人、团结与自私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是非同寻常的：走私者、通敌者、乞丐、小偷、抵抗者，成千上万各种身份的人为了得到一口吃的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被饿死。他们在去劳动的路上就死了，有的死在了店铺的门口，也有的死在了自己家里。人们把衣服剥掉，把尸体往巷子里一扔，身上往往也不留证件，这样家人就可以继续用他的证件去领救济粮了。因此街道里充满了死者和粪便的气味”，谢尔曼·阿普特·罗素在他的《饥饿》一书中这样写道。
有关饥饿的数字总是很不确切，但是要为饥饿问题负责的人恰恰喜欢这一点。
在那种令人恐惧的条件下，犹太人区的一群医生开始了他们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至今都令我对我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骄傲。他们既没有药品，也没有医疗工具或是食物来医治他们的病人，这些病人看上去没有一丝生还的希望了，但是这群医生和病人们一起抓紧时间开始研究营养不良，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希望能帮助在其他条件下，还有希望能被治好的其他饥民。“一群毫无生存希望的人，他们人生最后的愿望竟然是为人类的将来再做出一点贡献。在死神步步紧逼的时候，他们不仅对此坦然面对，还毅然投入人生的最后一次使命之中。”《饥荒病：华沙犹太人区饥饿研究》一书的匿名序言作者这样写道。这本书里有着丰富的案例和统计数字，这本书是刚才提到的犹太人区里最后几名医生在被流放前写成的。他们秘密地在墓地里进行集会，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一个没留下名字的女人偷偷把它运出了犹太人区，把它交给了一个名叫维托尔德·奥罗维斯基的波兰大学教授，他最终在 1946 年出版了这本书。
“饥饿最初的症状是口发干，并且有强烈的尿意。在不少案例中，病人们每天能尿四升尿。然后他们的脂肪会快速消失，并且有强烈的想要咀嚼东西的愿望，哪怕是不能嚼的东西也想要嚼。饥饿的程度越深，这些症状反而会减轻。接下来的症状就是心理上的了：病人们会愈发虚弱，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完成不了。他们变得懒惰，他们想睡觉，但是睡不熟，还总是觉得冷，想要有东西盖在身上。他们的睡姿就像婴儿，蜷缩着身子，会有肌肉痉挛。然后病人们会觉得失落、无精打采。最后他们会失去饥饿感。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食物时还是会一把夺过，不嚼就直接吞下去。
病人们的体重相比战前会下降 20% 到 50%，他们的体重大约只会有 30 到 40 公斤，最极端的案例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她的体重只有 24 公斤。
肠胃的活动开始变得剧烈起来，很多时候会引发出血性痢疾，这会使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浮肿会首先出现在脸上，然后是四肢，再然后扩散到全身，在胸腔和腹部会出现积水。
病人的肌肉会愈发虚弱，动作会变得越来越缓慢，哪怕他们再想活动也是一样。举个例子：有一个病人偷了医生的一小口面包，想拿着面包逃走，但是刚下床就跌倒了，然后他大叫道：‘我的腿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
这些对临床的描述、统计数据、实验、解剖写满了一页又一页纸。他们在绝望中努力想要帮助这些病人：“他往病人的食物里加入了少量的牛肝和牛血，给病人进行了注射和输血，还给他们补充了维生素 A。但这些都没起作用。最后，医生发现最好的治疗方式其实还是为病人提供含足够卡路里的食物。这种研究结果其实早就可以预见，因为治疗饥饿的最好‘药物’本来就应该是食物。”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曾祖母古斯塔瓦（也就是我爷爷维森特的妈妈）是如何熬过她人生中最后的几天的。没有人活到现在来告诉我们她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每天摄入够 184 卡路里的食物的：她是卖了些东西然后到黑市上买了点面包和土豆？还是强忍住饥饿感？她有没有感到绝望、想过自杀？她有没有想起她在远方的儿子和阿根廷孙女们，然后因为自己的血脉能延续下去而感到一丝安慰？他们也没有给她留太多的时间：她已经老了，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她送上了开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火车。在那里，她和另外 25 万华沙隔都的犹太人一起在短短几个月内都被杀害了。
（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们现在放任如此多的人饿死并不是什么很让人吃惊的事情：我们早就对此无动于衷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成为旁观者。现在的人和七十年前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面对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集中营、原子弹时的态度被我们继承了下来。）
“二战”时的饥荒是欧洲最近的一次大饥荒。据计算，五千六百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千八百万人在那六年中饿死。白俄罗斯人口的一半因为饥饿而消失了，在传统意义上的“先进国家”荷兰和挪威，情况也是一样：饥饿杀死了无数的人。
1946 年，有一亿欧洲人每天可以消耗含 1500 卡路里的食物：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营养不良。同一年，一家新创立的专门为了避免再次爆发类似战争的机构发起了第一场对抗饥饿的运动。“二战”刚过，联合国此时惊魂未定，而 1944 年 1 月罗斯福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则说得比较清楚：
“我们认为：真正的个体自由是建立在经济独立、安全的基础上的。需要依赖别人的人不是自由的人。所以饥饿和失业的人都是造成独裁的根源。”于是他们的理念展露无遗了：饥饿的人是罪恶之源。实际上给几百万挨饿的人饭吃自然要比对抗希特勒容易得多。
- 埃莉诺·罗斯福与《世界人权宣言》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这么写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最早签署这一宣言的只有六十四个国家，但其实原因是剩下的国家大部分是它们的殖民地。《宣言》的第二十五条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联合国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早的常设专门机构，它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它的宗旨建立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原则之上：所有人都有一样共同的东西：人道。“人道这种东西往往会在缺失它的地方被提出来：我们要知道在小群体中，一个人的命运会影响到所有人。在这一点被人们想清楚的时候，人们就会互相帮助了，”一位阿根廷现代作家这样写道，“但没有什么想法是牢固不破的。人们手上做的和嘴里说的往往完全不一致，可是大家总会说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糊涂，于是那些最好的想法往往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它们的不现实性又使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提出来。”
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突出的就要属吃饭的权利了。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说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该享有的权利是比其他事情重要得多的，某些个人因素也好，“自由贸易”因素也好，都不应该阻挠这项权利的兑现。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保证本国的人民全都能吃得上饭。
但是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少被人提及的也恰恰是吃饭的权利。这很奇怪：当人们谈论人权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可能是不被无理由地拘禁、不被折磨、不被杀、被允许旅游、言论自由，却很少会想到食物。吃饭的权利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当上述那些权利遭到侵犯时，事情会演变成社会丑闻，而当上亿人吃不饱饭时，人们或某些机构的愤怒却显得那么得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在那些习惯发表关于饥饿的政治演说的国家里，饥饿变成了其他国家的事情。只有出于宽厚的仁慈之心和些许的内疚，政治演讲里才会出现饥饿的话题。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饥荒又在非洲和亚洲卷土重来。提到饥饿，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那几张在比亚法拉共和国拍摄的照片：那些细胳膊细腿的小孩子，脸瘦得像骷髅，肚子却胀成了一个圆球。我们这一代的阿根廷人每当看到有人很瘦时，还是习惯性地喊他们“比亚法拉人”，可能我们这些人一直坚信饥饿只存在于照片之中。
最近一次农业大变革发生在 20 世纪初的德国。巴斯夫股份公司的几位科学家设计出了以工业合成氨为基础的新化肥，这也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三十年代时，这种新肥料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国家散布了开来，使得农场主们不必再费尽心思生产肥料，这也推动了农民选择转基因种子进行耕种，虽然这种种子比较脆弱，但是却更加多产。转基因种子需要用更多的农药，浇灌次数也更多。1930 年时，被灌溉的土地有八千万公顷，而到了 2000 年则变成了二亿七千五百万公顷。
19 世纪 60 年代中叶开始，所谓的“绿色革命”蔓延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中国、印度、东南亚……粮食产量飞速增长。
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吃上饭是一个奇迹。很多人吃不上饭是一种罪恶。
人类在几个世纪中都没有找到对抗饥荒的办法。那时，每当干旱、洪水、战争、瘟疫降临的时候，饥荒也就随之到来。最有钱的人自然总是有吃的东西，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王国，周边地区会给核心地区提供粮食，但是在这些王国，交流和交通方式往往都很落后，偏远地区饥饿人民的呐喊声可能要耽搁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时间才会传达到上层那里，而那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可能已经饿死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能拯救这些人的性命，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一点。
如今给饥民食物已经变成了意愿问题。如果有人吃的不够、如果有人因为饥饿而生病或是死亡了，那是因为有食物的人没有把食物分给他们：我们这些有食物的人不给他们食物。如今的世界，生产的粮食数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需求，我们全都知道是谁吃不饱饭，给他们食物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饥饿在当下已经变得比一百年、一千年前更加残酷、恐怖了。
但至少，饥饿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题图为 The Last Road by Nina Marchen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