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汉字革命是一个几被遗忘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伴生同行，在废除汉字的号召下，试图在中文土壤里移植拼音字母系统、拼写大众声音，被理解成激进且进步的文学与政治革命之有机组成部分。
《汉字革命》以语音中心主义内部的辩证关系为切入视角，讨论汉字革命的发生、变异和中止，追索汉字革命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跟随作者钟雨柔的论述，可以看到多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如赵元任、瞿秋白、许地山、晏阳初、叶圣陶、陈梦家、唐兰等参与汉字革命的经历，他们背景和立场各异，所提供的汉字改革方案也侧重各异，而汉字革命在中国一步步的变异，正与中国革命的紧张进程相呼应、重叠，从二十世纪初，历经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时代洪流为汉字革命赋予了不同面向。在最后，通过对周有光的介绍，阐明了汉字革命结束后的“余波”，并表示了汉字革命虽然已经中止，但“语文事业未竟”。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底层工人能书写吗？》，分享给读者。
招募华工的计划叫“以工代兵”。欧战之初，北洋政府就渴望参战，期望在战后和谈中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多次试图通过向协约国派遣军队和武装来达成参战目的，未果后，遂变通提出以工代兵的计划。然而，协约国始终拒绝北洋政府直接的军事参与，唯恐战后中国也要分一杯羹，尤其棘手的是中国的诉求将必然与日本抵牾，而按照 1902 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日本早就是协约国的一员。然而，协约国虽不希望中国加入战局，但欧战进行到 1915 年底，英法军队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以工代兵计划终于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协约国和北洋政府妥协商议的结果，以工代兵计划于 1916 年 5 月正式敲定，立即实施。具体来说，北洋政府不直接出兵，只提供人力，代替协约国军队承担部分战时劳动，如挖战壕、运营军用工厂、清理营地与机场、抢修道路、修筑轨道和运送补给等。为不引起德国的怀疑和日本的反对，由协约国监管成立了若干劳务公司，负责招募华工，并代表华工与英法政府签订劳务合同。从 1916 年 5 月第一份合同签订到 1918 年战争结束，共有十四万到二十万华工被招募并为协约国军队服务。
在为数不多存留下来的以工代兵计划的一手资料中，华工与英法政府签订的劳务合同能够让我们一窥当时的景况。让人不无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识字问题，尤其是信件的读和写，成为华工欧游期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保证人力的平稳输送，且有鉴于早先美国和秘鲁虐待华工的事件，以工代兵的合同似乎都经过仔细协商和推敲。规定事宜包罗万象，比如旅行条件、工作条件、食品配额、医疗保障、处罚方式和工资发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资发放的问题。以惠民公司与法国政府签订的合同为例：
第四条其作工工资，每工人每日得领法币壹法郎，由雇主直接交付于工人之手，每星期或十五天一付，按照其雇主处之定章。与同该项工作之法国工人，一律办理。
除以上所给每日工资外，雇主应每月给付每工人工资法币叁拾法郎，此项月给工资，应交由公司所指定之一银行，以便由公司在中国存储，归工人，或其家属或其指定之人收用。
此项付款与汇款之证明，应于合宜之时，交由雇主转付工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步走的薪酬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识字问题在华工营中的核心地位。两步走的薪酬结构同样见于旅英华工的合同当中，它意味着华工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一方面要考虑在欧洲发生的实际劳动，另一方面要兼顾对中国家庭中劳动力缺失的补偿。薪酬的两步走凸显了劳动力流通和交换的跨国属性，而这使得一定频率的长途通信变得必要。这样的薪酬安排理论上相当合理，但实际操作中，只有当华工能够确认自己的离家远行及时得到了补偿并会持续得到补偿时，以工代兵计划的薪酬机制才算奏效。华工们未见得会满足于惠民公司提供的“付款与汇款之证明”，他们更有可能寻求更少中介、更令人放心的确认方法—直接与家人联系。他们财力有限，自不会使用价格不菲的电报和电话。而因为受雇于军队，又导致他们的通信手段受到严格的军事管控。书信既被允许也能负担，于是成为华工与家人联络并确认另一半酬劳是否按月结清的重要渠道。对写信和收信的渴望于是不再仅仅是情感上的需要，也是经济上的必需。以合同为证，以工代兵两步走的薪酬结构构成了书信往来最实际的经济原因。
诚然，华工强烈要求写信，不能说成是对扫盲、学文化的主动追求，更多的是对工资发放制度的有机回应，以及在缺乏其他通信手段时所作的权宜之选。这历史的偶然，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及其战时工作会（War Work Council）的加持下，催生出了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本着进步时代的精神，依社会福音运动的指导，基督教青年会为旅欧华工建立了六十多个服务站。为了给这些服务站配备工作人员，青年会派遣了大量志愿者，其中大多数是在英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些站点起初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包括体育活动、电影放映、新闻翻译，但不久之后工作人员就发现，“华工最需要的一项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而服务站作为代笔中心的功能压倒一切。识字问题的中心地位因识字能力的匮乏被凸显出来。当青年会确信识字问题已然成为欧洲与中国书信往来的根本障碍后，一位青年会的志愿者第一个站出来开始扫盲。有必要说明的是，由青年会的志愿者发起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绝非巧合。青年会从进步时代以来，便开始践行美式慈善的新哲学，即以科学手段消除社会病根。所以，如果因为华工不识字可能阻碍有效沟通，妨碍华工营的运作，导致青年会不能达成海外使命，那么就必须扫盲。
- 晏阳初
这位领导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的志愿者就是晏阳初。晏阳初，其时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之后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国际大众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晏阳初的教育和乡建项目遍及全球，包括法国、中国、美国、菲律宾、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加纳等国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 1930 年代的定县实验。晏阳初在中美都颇受欢迎、备受瞩目。1943 年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之际，晏阳初当选世界贡献最大的十位“现代改革家”之一，与约翰·杜威、亨利·福特、迪士尼和爱因斯坦并列。1948 年美国国会拨款 2.75 亿美元援助中国，其中 10％ 被指定用于乡村重建，这项条例后来被称为“晏阳初条款”。而晏阳初的整个志业，按他自己的说法始于他在法国布洛涅与华工的第一次接触。正如晏阳初多次回忆的那样，他在那里遇到了“新人”，受到了激励，于是投身教育和乡建。晏阳初坦言：“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
1918 年 6 月中旬，晏阳初抵达法国，驻扎在布洛涅服务站，面向五千余名华工服务。他后来最为人称道的扫盲计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摸索。第一阶段是华工营食堂组织的夜校识字班。初到华工营，晏阳初每天为华工代笔写信、代办汇款手续，忙起来有时一晚上要处理几百件书信和文件。几个月下来，晏阳初决定是时候让求字心切的华工们自己认字写字了。晏阳初于是召集了一场全体华工会议，向大家宣布他将不再代写信件，而是要教华工自己识字写信。台下一阵哄笑，过后只有少数大胆者加入了他的识字班。夜校每日在食堂开讲，从中文和阿拉伯数字开始，逐步推进到如何写华工的名字，如何写父母和家人的地址。四个月后，总计超过四十名华工参加了这个识字班，三十五人成功毕业，领到了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获得了基本的读写能力。
食堂识字班的下一步是教“千字文”，又称基本汉字。受南朝周兴嗣《千字文》的启发，晏阳初自编教材：“从一本中文字典和国内寄来的一些报章中，选择了极常用的单字和复词，再加上华工的通俗口语及平常家信习用的词句，总共合起来千余字，作为华工识字的教材。”这千余字后来被同为教育大家、青年会成员的陈鹤琴及其团队所作的定量分析证实，与用统计学方法测定的最常用的千字文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统计学的精确性助力古老的识字读本，成为现代扫盲计划的不二法门。新千字文被认为是科学解决文盲问题的解药，完全符合青年会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这个新旧结合的科学方法很快从法国传到中国，在 1920 年代作为全国性平民教育运动的基本方法被大规模应用。
最终，青年会于 1919 年 1 月创办《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以下简称《华工周报》），作为识字班中程度较高学生的补充阅读材料，每周发行五百至一千份不等。直到 1920 年晏阳初离法之前，他一直是该报主编。周报虽然每期不超过四页，内容倒五花八门，包括“论说”“祖国消息”“欧美近闻”“欧战小史”“华工近情”等栏目。虽然《华工周报》并非第一份以华工为读者的刊物——之前还有《旅欧杂志》和《华工杂志》，但是《华工周报》有两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其一，它征集并发表华工自己的作品；其二，它留存的文本以及引发的关于其文本的讨论，揭示了关乎现代汉语本质的若干重要线索。
口语与书面
《华工周报》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的产物，而且其影响力从欧战法国的华工营一路绵延到民国平教运动。更重要的是，《华工周报》凸显出一个关键的文体问题，直接关系到五四白话话语和启蒙话语。具体来说，《华工周报》编辑部以及华工实际使用的书面语事实上是一种口语化的书面语，即语体文；而知识分子们在事后描述《华工周报》的书面语时，选择将其归为“白话”类。一方面，华工的书写被知识分子接管和再命名，作为五四运动之语文遗产的又一佐证，却始终名不副实、难以匹配；另一方面，《华工周报》发表的一篇华工撰写的批判性文章，虽被收编进入五四特定的启蒙话语，但其批判锋芒却又提示了启蒙的局限。
它留存的文本以及引发的关于其文本的讨论，揭示了关乎现代汉语本质的若干重要线索
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民族语言、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形成并延续的语文遗产，这是学界的共识。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沿用五四知识分子的叙述，称这种语言为白话，并将白话在现代中国取得的统御地位归功于知识分子。周策纵将白话运动总结为一场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意图”的“文学革命”。舒衡哲则将白话的出现视为五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辈合作的产物。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种白话文的修辞，本质化地建构出文言和白话的二元对立。这个二元结构中的白话是现代的、表音的，准确地说是语音中心主义的，以此区别于前现代的白话。前现代的白话内容丰富，囊括多种类型与体裁，既有口语也有书面语，包括唐代白话诗、宋代话本、明清小说等。事实上，前现代的白话一直以白话文的面貌出现，即便晚至 20 世纪初，早期白话报——如《杭州白话报》和《中国白话报》使用的仍然是带口语色彩的文学书面语。白话概念真正发生断裂性的变化是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运动领袖们让现代白话扛起了纯粹口语的大旗，就此将其与语音中心主义绑定。理想白话的代言人主张书写要彻底摹写口语，鼓励文字成为语言的附庸，许诺用白话大大降低现代中国的识字门槛。对理想白话的追求虽仍植根于汉字读写，但指向的是言文一致的中文字母。然而，名义上的理想白话，虽受五四知识分子追捧，却并不能用来描述实际构成新的民族语文的书面语，也不是五四时代产出的文学使用的文体。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其主体不是所谓白话，而是一种语体文，比起语音中心主义的现代白话，更接近兼收并蓄的前现代白话。这种语体文，已被赴法华工学习、使用，并被证明是降低读写门槛的有效文体；而恰是这种文体，被启蒙精英命名为新白话，成为通往纯粹口语的桥梁。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华工和青年会成员集体选择了语体文作为扫盲识字、大众教育和实现语文现代性的可行路径，但五四之后，《华工周报》的语体文却必须被重新命名，戴上现代白话的帽子，接受语音中心主义的折射，为文化精英们保留进一步追求纯粹口语的可能性，保留中文字母的火种。
为当年使用的语体文重新命名的人正是晏阳初。识字班结业十年后，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9 年出版的英文小册子中如是总结了当年的扫盲计划：
中国系统性的扫盲运动不甚成规模的开端要追溯到法国战场前线，包含如下部分：1）四卷本的口语白话［Pei Hua（spoken language）］读本，含 1300 个“基础汉字”。这些汉字是以科学的方法，从两百余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和出版物超过 1600000 个汉字中挑选出来的。
晏阳初在这里未曾厘清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却清楚地认定，欧战法国火线后出现的就是可以被当作口语的白话，即严格符合五四规制的新国语。虽然白话从未达到纯粹口语的境界，但白话作为新国语的叙事到 1929 年已然稳固，稳固到晏阳初自觉地将十年前的语体文实践划归到五四文学革命阵营。公允地说，晏阳初十年后为现代中文第一个扫盲计划建构的白话谱系未见得不能成立，但凡他当年确实用白话一词来定义《华工周报》上的文字，抑或他自己当时确实写过口语式的白话。然而，晏阳初当时所撰稿件从未将《华工周报》采用的文体定义为白话，他自己也从未真正写过可被当作口语的白话。不仅白话从未出现在《华工周报》的文字中，晏阳初在《华工周报》面向华工的征文启事中还前后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来描述对参赛稿件文体的要求——普通话、官话和普通官话。这三个各不相同的概念均属语体文范畴，口语化程度按序递减，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可以等同于晏阳初回溯性使用的白话概念。
《华工周报》第 2 期刊登华工征文比赛时首先出现了“普通话”，此普通话并非第 2 章中瞿秋白倡导的鼓励各方言并存、追求激进平等的普通话，其定义值得推敲。第 2 期征文是唯一公布结果的，我们由此有幸得见一篇珍贵的华工论著。晏阳初对征文比赛作了如下说明和要求：
论著有奖……本会因要鼓励能著写的弟兄。特奖第一名以二十佛郎。第二名十佛郎。著作以六百字为限。文字以普通话为合宜。交卷须在阳历二月十五号以前。过期不收。著好之后。可交青年会干事先生代寄巴力。以免误延。兹将此次论题列后。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
晏阳初自己使用并要求参加征文比赛的作者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普通话，可以是口语，也可以是书面语的普通用语，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体。这里的普通话虽不完全是纯粹的白话，但距离白话理想不远，且和白话话语一样，清楚表达了对文言的反感和拒绝。如果说晏阳初的普通话定义仍然在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的范畴内，那么下一个关于文体的概念则开始模糊二者的边界。
但五四之后，《华工周报》的语体文却必须被重新命名，戴上现代白话的帽子
这个概念出现在《华工周报》创刊号的《本报特告》中，晏阳初在这里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为未来的读者来稿定下基调，他还给这个特殊的文体起了一个新名字：
知我驻法同胞，无论在青年会任干事、或在工营中当翻译、以及在工厂码头作佣工、都是急公好义的人、必愿担任义务、为本报谋进步发达。不致坐观成败，置之于不顾。况事方萌芽、需助为急、非得同胞诸先生的赞助、万难办得有成效的。著作不拘短长，本报无不欢迎的。但文字以用官话为合宜、题论以进德智为标准。
这段文白夹杂的文字，固然用了不少“的”来表现日常口语，却也出现许多单个汉字（如“知”“谋”“置”“况”）、成语（“急公好义”）、四字结构（“需助为急”），后三种用法都相当书面，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白话。这种混杂的文体，晏阳初称之为官话。问题于是出现了，同为描述《华工周报》使用文体的概念，官话和普通话似乎是对等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假定的对等关系实难成立。一方面，狭义的官话是指官员的语言，从历时角度看，官话自身是有流转变迁的，从共时层面考量，各地官话又有不同。所以，官话的复数性与普通话假定的单一性有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广义的官话也指政府公文中普遍使用的行政语言，这层含义的官话与普通话相近，但其作为书面语的功能与普通话之追求理想白话的目标又有相当距离。
最后一个定义出现在《华工周报》第 7 期，这期设立了一个栏目叫“华工的论著”。宣布征文比赛的前三甲之后，晏阳初批评了那些以“文话”投稿的作品，希望大家未来都要用“普通官话”撰文投稿。他明确要求今后上交的稿子若不遵循这一语言模本，或是超过六百字，就不合格。“官话”前面一旦加上“普通”一词，就暴露了官话的复数性，并点明中和书面官话与口语官话以求得普通官话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尽管晏阳初将普通官话和文言相对立，反对非必要的文采，拒绝回归文言，他自己的训诫却既有文采又有文言元素。单字词（如“若”）被频繁使用，四字结构（如“十居八九”）时常出现，晏阳初自己使用文话的事实很难用若干句末语气词（如“咯”）一笔勾销。1929 年的晏阳初宣称法国前线的扫盲计划遵循的是理想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现代白话，然而 1919 年他笔下写就的文字却并非白话。
将近六十年后，晏阳初才在自己的《九十自述》中澄清了《华工周报》文体的实质：“这段文字，是当时的一种‘官话’，既不是文言，也没完全做到‘我手写我口’。标点符号，仅限于豆点（、）和圈（。）。”晏阳初告解的关键不仅在于他承认《华工周报》采用的语言是一种既非白话亦非文言的混合体，也在于这个混合体证明第一个现代中文扫盲计划和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围绕白话话语建立起来的系谱并不成立。不无讽刺的是，晏阳初的《九十自述》倒点出了五四在语言文学上的真正成就：五四一代成功生产的首先正是晏阳初所说的打破白话与文言二元对立的语文混合物；其次，便是依语音中心主义原则对语体文的重命名。晏阳初 1919 年的实践、1929 年的重命名、1980 年代的澄清，为五四一代成功制造白话话语做出了最清晰的注解。对语体文的重命名是白话话语制造的关键，也是衔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汉字革命的关键。对语体文进行充满语音中心主义冲动的再命名，最终使得汉字和拉罗字母这两个相互排斥的文字系统能够在双生革命的大框架下并存和发展。
华工与启蒙
五四新文化的知识精英可能擅长语体文，但语体文未见得就是他们的专利。即便仅就《华工周刊》而言，晏阳初也不是语体文的唯一作者。相似的文风还出现在一位名叫傅省三的华工笔下，而他正是华工征文比赛的冠军。傅省三的这篇文章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篇“一战”时华工的文字。虽一直未曾引起学界关注，但华工的文字本身及其对战争、平等、启蒙话语的反思，都极为罕见且重要。一方面，华工的文字事后虽被语音中心主义裹挟且重新命名，但语体文的实质，因为傅省三文字的存在，并未完全被五四白话话语淹没；另一方面，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对战争和现代性的反思，虽一时被改良启蒙主义遮蔽，但傅省三的文章提示了华工对欧战和启蒙话语朴素而深刻的省思。正是傅省三留下的宝贵文字，为我们展示了欧战扫盲计划的语言实质如何被错误命名以适应五四白话革命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冲动，并同时证明来自华工的对中国启蒙主义的批判又如何被启蒙领袖消音。
- 傅省三在《华工周报》第 7 期上的文章（1919 年 3 月 12 日）
傅省三认为华工赴法利大于弊。他首先勾勒出了战争的地缘政治。战争之所以会爆发，“都是因德皇起了骄傲的心志。想并吞全球。所以动了联军的大怒”。将骄傲的德皇和被激怒的联军对立起来，傅省三指出欧战起于列强间的冲突。和热心欧战的北洋政府一样，傅省三对协约国表达了同志情谊，并对中国不能直接加入战团感到遗憾。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以工代兵计划是“我国能帮助联军得胜的一大机会”。
傅省三评估：“华工在法实在是益处多、损处少。”其后列出八条理由，涵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甚至还有从性别视角出发的考量，有效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对巴黎和会备感愤怒。前三条分别讨论华工是否遵纪守法，能否改善个人财务，提高个人知识水平，结论都是在法国比在祖国更能使人进步。接下来三条理由讲道，华工在法见识到的性别平等、工业化，有助于破除封建迷信。前六条理由围绕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展开，最后两条理由则升级为政论，以呼应开头。
伴随傅省三文思发展的是叙事视角的转换。论及犯罪、贫穷、无知和歧视女性的前四个较负面的问题时，傅省三使用的是第三人称，称上述恶习的受害者为“他们”或“华工”。第三人称的叙事距离使他得以客观描述华工不出国的种种弊端，转而讨论华工赴法于已于社会的益处。从第五条开始，叙事视角开始变得微妙。尽管傅省三在论述中用了“自己”“本国”等指称，但句子没有正式主语，用第三人称“华工”可以成立，用复数第一人称“我们”亦可成立。所以，读者既可以认为傅省三在用他自己的声音代表华工群体发言，乐见中国早日像欧洲一样实现工业化，也可以认为傅省三仍延续前四点的第三人称来称呼华工，让华工以中法桥梁的身份，用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表达他们为中国工业化事业做贡献的决心。第六条理由与第五条类似，人称依然模糊，“我们工人”的称谓游走在复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间。有且仅有第七条，傅省三陈述理由时，清晰地把自己定义为属于华工集体的“我们”。旋即，第八条的叙事声音又滑回了模棱两可的“华工”与“我国”。
第七条华工在法于祖国有益的理由，也是傅省三最珍视的理由，八条理由中只有这条让他明确无误地使用了复数第一人称“我们”，以华工这个集体的名义向欧洲人的优越感发问，对种族平等提出要求。傅省三坦承，他和工友们踏上欧洲土地前也认同“西人高于我们华人”的观点。然而与欧洲人日常接触多了，“与他们赛脑力”“赛筋力”，傅省三不得不对欧洲人似乎先天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赛”这个动词意味着公开竞争和比较，反对先验性的种族等级秩序。傅省三虽口吻温和，但其对西方优越性的质疑远走在时代前面，要知道几个月后巴黎和会明确拒绝通过种族平等的条款，事实上支持了种族等级。实践出真知，傅省三通过日常劳作和交往，知道法国同事和上司“不比我们高”。这大大激励了旅欧华工群体去追求自立自决，并期待未来回国后服务祖国。
有必要指出的是，傅省三不是唯一认定华工可以与欧洲人一比高下的人，与华工密切接触的协约国指挥官亦对华工大加赞赏。英国军官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就说：“华工在欧，虽饮食起居，远不如欧人之丰富舒适，然仍能精神奋发，克苦耐劳，其工作效率，余虽不敢断言完全胜过白人，然至少能与工作最优之白人相等。”《远东评论》则认为华工在欧洲的存在可能是“这次欧洲大战史当中最重要一环”。
欧战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可能性，而这个新世界似乎向所有被压迫者承诺了平等与自决权。《远东评论》对华工的美誉之词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若从边缘群体追求平等与自决权的角度来看，如何强调华工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从停战到《凡尔赛和约》出炉的数月中，种族平等和国际正义，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反帝反殖民运动，五四运动正是其中之一。历史学家马内拉（Erez Manela）认为，“国际范围内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与美国奉行的“自由派国际主义外交”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他称之为“威尔逊时刻”的时间节点上。
傅省三虽口吻温和，但其对西方优越性的质疑远走在时代前面
威尔逊关于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修辞或许确实为世界各地的反帝独立运动鼓舞了士气，比如朝鲜的三一运动、1919 年埃及革命、印度独立运动等。但若认为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应了美国总统的号令，那就有颠倒是非之嫌。马内拉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满《凡尔赛和约》，是因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听到了这民族自决的呼声，并决心中国也应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虽然威尔逊最初勾勒的愿景确实慰藉和支持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帝情绪，但是操纵和会的大国，尤其是许下美好诺言的美国，最终背叛对民族自决的承诺，正是点燃中国民族主义者怒火的重要原因。简单说，威尔逊时刻的希望和幻灭共同推动了反殖反帝运动的进程。当然，马内拉也正确地指出了民族平等和自决绝不只是威尔逊的个人观点。史学家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旗帜鲜明地点出，对“一战”的反思是“欧美亚非思想家们”的共识，构成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思想交流”，其追求平等自决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战前。中国思想家们在这场全球性的交流中也并不缺席—梁启超、章太炎都有相当建树。而单从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角度出发，华工傅省三也为这场战后的反思发出了属于华工的声音。
20 世纪之初，知识界领袖如章太炎已经开始将平等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命题来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究平等概念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全新的全球意识，开始重新认知中国在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与其他被帝国扩张倾轧的国家——如波兰、南非、菲律宾——无异。正如史学家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所言，晚清知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在全球规模制造的不均衡性”的又一例证，这一基本认识构成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根基。晚清知识人要打破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先理解这一秩序。要理解这一秩序，就需要研究讨论这一秩序。报刊文章成了思想的试验场，而语体文正是出版物的主要文体。傅省三的文字虽事后被命名为五四白话，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风格和内容都能在晚清的语体文新闻写作中找到踪影。当然，我们无从判断傅省三这样的华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报纸杂志的影响。但从将语体文写作当成批判性的思辨媒介这一点来看，他与晚清知识人并无二致。傅省三尝试用书写让自己与招募他到法国为协约国服务的种族等级秩序脱钩，而他不期然间成为华工代表，留下了参与战后反思、争取平等和自决的文字。
追求民族平等、自决的思潮，正如马内拉、阿达斯和卡尔指出的，推动了反殖民的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这股进步思潮更与左翼国际主义的潜流交汇，而华工也在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保守估计，三万余名华工加入了苏联红军并参与了俄国革命。而合同期满滞留欧洲的华工中，至少有十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姓名可考的目前仅有张瑞书（Tchang Jaui Sau）与刘景田（Liou Kin Tien）两位。此外，留在法国的“一战”华工甚至在“二战”期间还加入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组织，比如张长松和他中法混血的儿子。华工的政治倾向与活跃表现和当时正在欧洲及中国兴起的左翼意识形态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前提是“一战”华工的以工代兵，而五四学生运动的后续又是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罢工运动，工人影响之大之关键，绝非巧合。如果说五四标志着中国全盘西化的开端，那么它也宣告了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政治联盟，而后者将成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母题。舒衡哲定义的“中国启蒙运动”，从此便不得不在左右两极间摆荡，一方面是紧跟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是追求平等，重建世界秩序，进行社会革命。这中间的复杂关系被华工理解并书写，也是 20 世纪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
傅省三的第八条也是最后一条意见转至点评巴黎和会，指出中国正面临战后世界新格局的挑战。傅省三写作的当口正是和会召开的第一个月，他似乎对和会进程有相当的了解。此时，和会将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从五席减到两席，不过在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首轮辩论中，中国胜出。和所有人一样，傅省三无法预测山东问题的最终结局。尽管傅省三有一定的理由保持审慎乐观，但是文中的两个“竟”字准确捕捉到了背叛的气息，表达了惊讶。和会为战胜国界定了国家大小，中国被当成小国而日本被立为大国，华工们于是“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了那强国爱国的心来”。梦与醒的修辞在晚清之际就已相当流行，到民国初年则愈发重要。余下的篇幅里，傅省三为读者演示了极具批判力的“双重觉醒”。华工觉醒的梦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所以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的“天朝上国”梦，二是欧洲的种族优越梦。他一方面哀叹华工盲目自大，视中国为“地广人多”的大国；另一方面也批评协约国对中国的贬损。华工的如梦方醒自然意味着中国与欧洲优越论的同时破产。扎根平等、自立原则的双重觉醒决定了华工对中国启蒙运动的态度。
双重觉醒当然不是傅省三的独创。前往巴黎观摩和会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有类似感悟。亲眼见证了战后欧洲的穷困潦倒后，梁启超发问：“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以己度人，梁启超感叹：“我们是过惯朴素笨重生活的人，尚且觉得种种艰辛狼狈”，欧洲人由奢入简，“这日子怎么能过呢”。既然欧洲和中国都穷困潦倒，那么天朝上国和欧洲优越性的迷梦也就都无甚吸引力了。和傅省三一样，梁启超也用了若干“竟”字来表达惊讶，战后的见闻让他不得不反思欧洲文明的优越性，进而质疑这个文明本身是否参与制造了欧战的灾难。欧洲梦曾被当作中国病的解药，但如今因为战争的浩劫与和会的背叛，风光不再。知识界领袖和华工一样，对中国梦和欧洲梦的双重祛魅，为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批判性反思定下了基调。傅省三的短文关心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重建过程中对边缘族群来说最迫切的平等和正义的问题，这与彼时世界各地的重要思想家的战后反思不无共通之处。他的文章之不同寻常，不仅因为劳工阶级的书写本就罕见，更因为底层劳工罕有对战争的批判性文字，且很难被知识分子重视。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傅省三的文字在全球战后反思话语中有重要影响，这篇短文的影响力可能仅限于被晏阳初挑中成为《华工周报》征文比赛的冠军。坦白说，晏阳初看中傅省三的文章大概也未必是因为它的批判性。晏阳初在宣布征文比赛结果的声明中，虽对冠军文章不予置评，但坦率分享了他自己关于征文题目的看法。在赞扬了所有来稿后，晏阳初提出，决定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的，“大都实在我们自己的造作”。有两个问题，晏阳初认为尤其重要：一是金钱问题，二是对青年会老师们的态度。关于金钱，他告诫华工不要赌博，因为不仅会输掉用储蓄“立身兴家”的机会，更可能由此“使我们中国人在外国得了一个好赌博的坏名誉”。晏阳初于是问道：“这种人你想与祖国有益呢？有损呢？”紧接着，他谈到某些华工对青年会的服务不够珍惜。晏阳初告诫华工读者他们到法国“最好的”一件事，是“你们有那美国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白天演说，夜间开班，来教授你们。分文不取”。那些浪费这个“从来未有的机会”的华工，简直是“自己仍在睡里梦里”。晏阳初于是再问了一遍：“这种人到外国来与祖国有损呢？有益呢？”
和傅省三一样，晏阳初也使用“梦”的意象；和傅省三不同的是，晏阳初呼唤的觉醒并非“双重觉醒”。正如晏阳初的编首语所示，设置征文比赛的初衷不是为了邀请华工对中国的战时经验做批判性思考，而是为华工提供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渠道。诚然，批判性思考与自我完善没有理由不能共存，傅省三的文章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晏阳初此处的编首语和其他文字，实际上将批判性思考从自我完善中剔除出去了。正如一个目不识丁、冥顽好赌的华工很难思考到种族平等这一层面的问题，一个认识到“双重觉醒”重要性的华工可能也同样不适合晏阳初的启蒙计划。晏阳初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启蒙概念，既不是欧洲那种从宗教迷信中祛魅的启蒙运动，也不是舒衡哲界定的反对父权、拒绝盲从的中国启蒙运动。晏阳初式启蒙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开化的使命，其预设对象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大众，而他们将接受知识分子的教育并完成自我完善。晏阳初写过一本英文小册子《中国新公民》，是平教会筹款三部曲的第一部，晏阳初有如下宣言：“他们（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接受挑战，抓住机会教育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文盲去争取民主。正因为此，中国大众教育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
一个认识到“双重觉醒”重要性的华工可能也同样不适合晏阳初的启蒙计划。
晏阳初对“除文盲”的坚定信念，自然导致他会对拒绝接受教育的华工不甚满意。相形之下，他最津津乐道的华工故事来自一位欣然接受了教育且慷慨反哺的华工。这位华工写信感谢“晏先生大人”办报并教他所有“天下事”，因为害怕报纸定价太便宜无以为继，遂向《华工周报》捐出三年的积蓄总计 365 法郎。晏阳初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及此事。在接受赛珍珠采访时，他更坦言：“这真是让我感动的事情。我决心用我的生命来扩大他的生命。“苦力”对我来说于是变成了一个新词。我许诺将让他摆脱痛苦，助他发展并强大。”所以，穷困但感恩的苦力形象为晏阳初及其同仁的启蒙工程奠定了基石。这个启蒙工程从扫盲计划与平民教育开始，整合乡村重建和公民训练，最终指向基督福音。正因如此，傅省三这样开化且具有批判意识的华工形象自然与启蒙使命格格不入。所以，尽管《华工周刊》征集了不少华工作品，但是不可能让过多的华工政论付梓发表。批判性的文字不仅威胁扫盲计划的紧迫性，更有可能削弱启蒙工程本身。即便如此，傅省三的这篇获奖短文还是为我们保留了理解和想象华工的另类角度。晏阳初虽将傅省三的文字纳入文明开化的话语内部，但面对华工文章中的批判维度，晏阳初不得不选择沉默。这意味深长的沉默多少说明华工的声音难以驯服。书写对晏阳初及其同仁而言，是通往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对傅省三和他的工友们而言，书写则是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作的领域，是底层工人提出要求种族平等、国际正义的重要媒介。这段复杂又充满反讽的历史，以语体文的方式为我们做出了如下总结和提示。首先，尽管华工的文字证明语体文能有效遏制纯粹口语的语音中心主义冲动，然而华工识字班却被追认为语音中心主义之新白话的创制时刻。其次，尽管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具有正面力量，能赋权不识字的华工，但在华工能够或者应该写什么的问题上，仍然限制重重。最后，尽管“劳工神圣”的故事似乎退出了关乎“一战”集体记忆的历史论述，但是华工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鲜活的例证，证明寻求和平、平等与正义才是真正的战后遗产，激励着五四一代和更多后来者。
附件
傅省三《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
欧战的开端。大都是因德皇起了骄傲的心志。想并吞全球。所以动了联军的大怒。就鸣鼓而攻起来了。我祖国亦在联军数内。深恨强邻干涉。不得到阵前对敌。幸联军到中国来招工。将我华人加入战团。这实在是我国能助联军得胜的一大机会。华工来到法国。虽是将他们置于最险要的地方。虽是受伤的、毙命的、惊出病来的很多。却我们为了我们联军出了力。尽了我们为联邦的本分。邦助打了胜仗。那实在算与我们有益。不算有损的了。据兄弟看来。华工在法。还算是益处多、损处少。第一、来法的华工。不都是良民。他们若不到法国来作工。必在祖国作乱。第二、华工大半都是贫民。他们若不到法国来作工。恐怕要受饥寒了。既到法国。自己丰衣足食。家眷也有奉养。第三、华工中。大概无知识的不少。从前不知身与家的关系。家与国的关系。一到阵前。看到外人为国为家牺牲性命。自己不知不觉的就生出一番爱国爱家的心来。第四、从前华工只知道女子缠足为美。不知身作牛马。为的是要供养那些不能走路。不能干事的女人。现在既看见西洋的女兵、女农、女医等。与本国的女辈比较。真是从前吃亏不少。若返祖国。定要改去旧日的恶习。第五、在法国所见的军器、农器、机器。并外国人的战略。增广自己的见识不少。将来回国。可以开导本国的人。第六、从前在祖国。我们工人只知拜木偶。烧香纸。敬僧道。看风水。择吉日。信种种的邪说异端。不求真理。不求实学。既来欧洲。将来回国。定不能如昔日的顽固。第七、从前在祖国时。以为西人高于我们华人。今日与他们赛脑力。赛筋力。方知道他们不比我们高。若回祖国。再加以教育。敢望将来祖国的进行。第八、从前只知道糊糊涂涂说大话。说我国地广人多。外邦地少人稀。现在和平会一立。竞将中华天朝大国的名目取消了。列在末尾。小小日本。竟称强国。并不准我国在和会有发言权。华工经此番的淘汰激励。如梦方醒。忽然就发起了那强国爱国的心来。这种思想。是来外国而有的。若不来法国。恐怕仍在中国作梦。这几种思想。不过是兄弟的愚见。不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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