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创性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 40 年后，吉尔伯特和古芭再度合作，聚焦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者，讲述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故事。
与 19 世纪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不同，她们的写作状态更为自由，她们的表达更为直接犀利。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阿德里安·里奇，美国的文化偶像苏珊·桑塔格、琼·狄迪恩，作家勒古恩、阿特伍德、托尼·莫里森，等等。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史，作者考察了相关的历史、政治与文化，全面展示了 70 年来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历程，以及与抗争一同延续至今的厌女文化。
经浦睿文化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章《新旧两代人》，分享给读者。
艾莉森·贝克德尔的文学谱系
女性主义在第二波浪潮之后进入鼎盛期意味着什么？艾莉森·贝克德尔用两部视觉文学回忆录《欢乐之家》和《你是我的母亲吗？》（2012）回答了这个问题。贝克德尔结合漫画的嬉笑怒骂和回忆录的自省，回顾了自己的青春期。第一本书主要聚焦她和父亲的关系，第二本则是她和母亲的关系，两本书都探讨了女性主义和男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兴起对她成长的影响。“我和母亲的戏剧性关系一部分来源于她运气不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长大。我们站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对立面，而我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贝克德尔解释道。“我和父亲也是一样，站在了石墙运动的对立面。如果我父母晚一点出生，”她补充道，“他们可能会更幸福，而我不会存在。”
贝克德尔创作的革命性的文学类型几乎和她一样年轻。她的视觉文学回忆录起源于 20 世纪中早期的男子气概漫画（《超人》《蝙蝠侠》和法国的《丁丁历险记》《阿斯泰里克斯历险记》），在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鼠族》）的画笔下变得更加精巧，从 20 世纪 70年代到 90 年代受到地下女性主义漫画团队（《女人漫画》，《乳房和阴蒂》）的深刻影响。贝克德尔从这些复杂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力量，紧随漫画家琳达·巴里（Lynda Barry）和（巴黎的）马嘉·莎塔碧（Marjane Satrapi）开始刊登作品。在《欢乐之家》发表 8 年后，漫画家罗兹·查斯特发表了《我们就不能谈点更愉快的事吗？》，用漫画辛辣地刻画了她年老的父母。
- 《欢乐之家》
贝克德尔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深刻的文学隐喻。在《欢乐之家》中，她着重刻画父亲角色布鲁斯·贝克德尔，一位高中英语老师，私人图书馆里堆满了现代文学经典。就连章节名也都取自 20 世纪名著，第一章《老父亲，老工匠》的名字来自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表面上看，这个题目暗指布鲁斯对室内装潢的痴迷，但结合乔伊斯书中的全句来看（“老父亲，老工匠，现在和以后，请以我为荣”），这个标题很像在召唤作为灵感缪斯的父亲。
第二章的名字是《一场快乐的死亡》，这个讽刺性的标题暗指加缪的同名小说。第三章《那场旧灾难》引自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周日早晨》，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是布鲁斯最喜欢的诗歌。第四章《在少女花影下》将艾莉森和父亲融入普鲁斯特的同名小说里。第五章《亮黄色的死亡大篷车》的标题部分来自儿童小说《柳林风声》，一方面从字面上暗指小说里蛤蟆先生飞驰的座驾，另一方面提及艾莉森儿时喜爱的故事，用两者构成对布鲁斯死亡的叙述。第六章有一个王尔德式的讽刺标题《理想的丈夫》：艾莉森的母亲扮演《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内尔夫人，但随着布鲁斯的同性恋倾向浮出水面，雷丁监狱的阴影开始笼罩文本。最终，第七章《反英雄之旅》暗指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主角利奥波德·布鲁姆的都市浪荡之旅，让我们为《欢乐之家》的感人结尾做好准备，在结尾处，主角艾莉森想象自己拥抱了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里的父亲，就像斯蒂芬·代达罗斯拥抱了布鲁姆。
在充满隐喻的上下文里，《欢乐之家》反思了贝克德尔自己的生活记忆。贝克德尔出生于 1960 年，父母是高中英语老师，她和两个兄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长大，住在一栋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大房子里，不远处是家庭经营的殡仪馆，父亲在那里担任葬礼总策划。她先是在巴德学院接受教育，后在欧柏林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广泛阅读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女同性恋文学。1980 年，在毕业的前一年，她 44 岁的父亲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命——也可能是主动走到飞驰的卡车前自杀——几个月前，她刚作为女同性恋向父母出柜。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布鲁斯·贝克德尔一直过着深柜生活，然后说自己决定离婚，接着告知她布鲁斯死于车祸的时候，艾莉森只有 19 岁。
艾莉森需要 20 年的时间消化那场死亡带来的创伤——事故之突然和对父亲性取向的震惊。在这 20 年里，她尝试了各种工作来支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在看到漫画家霍华德·克鲁斯（Howard Cruse）编辑的《同志漫画1》后，她的画作开始发生转向。1983 年，贝克德尔的漫画《小心蕾丝边》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报纸《女人新闻》上。漫画一直连载到 2008 年，多次获得拉姆达文学奖。贝克德尔的卡通替身莫，戴着眼镜，颇有些男孩子气，与其亲密好友聚集在自家公寓或疯女人书店里，共同经历同性恋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行动主义、约会潜规则、情侣承诺仪式、出柜派对。
贝克德尔在《小心蕾丝边》的《漫画家自序》中解释道，她最初尝试过更为传统的写作，但阿德里安·里奇的一封拒信（日后将成为她“最宝贵的收藏”）说服她改用画笔去为女同性恋“作传”，去“描绘那些未被描绘的”。她的漫画是“一针解毒剂，批判了女同性恋在主流社会眼中的形象要么是扭曲、病态、毫无幽默感、毫无吸引力的”，要么是“超级模特——就像奥运会上的五项全能运动员，男性出于本能凝视的对象”。90 年代教会了她“女同性恋也可以是反动的挑衅者”（这句台词所在的那一格漫画里出现了卡米尔·帕格利亚的《性面具》），让她明白“很显然，没有人本质上是任何东西”（那一格漫画里出现了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贝克德尔又给阿德里安·里奇写了一封信，收到了里奇充满赞赏的回信，这也促使她不断继续前行。
若不是《欢乐之家》登上了《时代》杂志的畅销书榜单，贝克德尔本会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在本书的中间位置，两个没有页码的页面组成了“一张插页”：一幅写实风格的素描，画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短内裤的男孩舒服地躺着。这张画作揭示了贯穿艺术家贝克德尔多年创作的一个主题。照片上的罗伊是家里请的后院工人兼保姆，艾莉森 8 岁的时候，父亲在全家去度假时拍下了这张照片——艾莉森的母亲当时没在。这幅横跨两页的画佐证了贝克德尔对父亲的爱恨交织。一方面她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的过去充满了欺骗，最终导致她曝光了父亲布鲁斯出柜的秘密。另一方面，她发现这张照片很漂亮，可能因为“我太理解父亲的禁忌之叹”。
- 贝克德尔
《欢乐之家》的一个特色是循环时间线叙事，贝克德尔由此能用挽歌一般的文本抒发情感。一位批评家指出，“全文被一种灰绿色的墨水笼罩着，贝克德尔将其描述为‘某种悲痛的颜色’”。艾莉森在“欢乐之家”（Fun Home）——孩子们对殡仪馆（funeral home）的简称——与父亲在尸体间进行的互动，让死亡和悼念的主题多了图像的力量。《欢乐之家》是图片和文字的结合体，将年轻女艺术家的肖像和这首挽歌融合，将布鲁斯·贝克德尔与年轻男孩的幽会和艾莉森创作的出柜故事并置。他是（解放运动）之前的她，她是（解放运动）之后的他。
不过，《欢乐之家》也在抵抗这种过度简化（哪怕有可能利己）的进步叙事。尽管在故事开头，艾莉森为父亲不断进行室内装修，几乎把家族房子变成博物馆而深感愤怒，但后来贝克德尔不断地回到布鲁斯在场的场景，以夸张的方式展现了父亲的工匠活和女儿的艺术创造之间的联系。在贝克德尔追踪的酷儿谱系里，有两张年轻时候的照片（一张是他的，另一张是她的），让人猜测或许是他的男性爱人拍下了他，就像她的女性爱人拍下了她。这种相似性“几乎接近翻译所能达到的程度”。
在整部《欢乐之家》里，布鲁斯想用发夹、珍珠、裙子装饰她男孩子气的女儿，她却为自己发育的胸部而烦恼，研究男性的穿着，试穿父亲的西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蕾丝边”装扮时，她内心的“狂喜浪潮”一定迅速被浇灭，因为父亲期待她摒弃男性化的打扮。但在两代人的斗争中，他们面对的逆境也是双向的。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女孩；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把自己打扮成小男孩。她和他对男性的裸体有共同的仰慕；两人都是男性气质的行家。他对室内装修的痴迷呼应了她的强迫症，她曾用“我觉得”装点儿时日记里的每一个陈述句，后来又在每一个句子里加入校对用的补充符号，最后补充符号大到占满整张纸。在艾莉森向父母告知自己出柜后，母亲也说出了布鲁斯出柜的秘密。
尽管布鲁斯脾气暴躁，在关系疏离的家庭里鲜少用肢体动作展现爱意，但布鲁斯和艾莉森还是通过书籍建立起最亲密的连接，这一点更加能说明为什么贝克德尔拒绝与保守的过去一刀两断。对图书馆、阅读及教学场景、打印版手稿、书封和书店的描绘无处不在，强调了《欢乐之家》的文本间性。艾莉森将母亲想象成亨利·詹姆斯式的角色，将父亲想象成菲茨杰拉德式的角色，“爸爸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勾画得很模糊”。贝克德尔写道，但这句话也适用于女儿。
《欢乐之家》里关于出柜的好几篇漫画都描绘了艾莉森躺在床上，身边是爱人和书——阿德里安·里奇的《梦想中的共同语言》和诗人奥尔加·布鲁玛斯（Olga Broumas）的《从 O 开始》——“对我来说，是一本充满话语和行动的小说”。艾莉森大笑着，赤身裸体和爱人缠绕在一起，重新意识到《飞天巨桃历险记》的重要地位，因为“在女性主义黎明的刺眼光线下，所有事情看起来都不一样了”。（爱人的欢喜和女性主义需要“刺眼”的看法恰到好处地形成对比）。艾莉森被女同性恋史吸引，好奇自己是否有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女同性恋的勇气，以自己知道“女性着装三件守则”为傲。她对普鲁斯特使用的“倒置者”一词津津乐道，哪怕她清楚“这个词不准确、不充分地把同性恋定义为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斥的人”。“我们不只是倒置者，”她想到自己和父亲，“我们是彼此倒置后的样子。”
布鲁斯给了儿时的艾莉森一本日历，让她能记日记，也给了大学期间的艾莉森一本柯莱特的《人间天堂》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柯莱特讲述了女人如何在巴黎的蒙马特山共享“她们的喜好”，成为艾莉森如痴如醉地阅读的海量文本的有益补充，那些文本足以开设“从当代和历史的视角看同性恋”这样一门独立的阅读课程。艾莉森在报纸文章上引用柯莱特的一句话——“论这纯粹但无定型的激情”——“正式”出柜后，贝克德尔画出了艾莉森左手捧着柯莱特的书，右手自慰的画面：“她甚至很适合手淫。”此刻她同时经历了文学觉醒和性觉醒。
- 《欢乐之家》音乐剧版剧照
尽管《尤利西斯》的研讨会让艾莉森感到无聊，但贝克德尔在《欢乐之家》的整个尾声处花费了大篇幅来描述它。在父亲赠送的两件礼物——乔伊斯和柯莱特——的合力影响下，在《欢乐之家》的结尾处，贝克德尔附上了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和简·希皮（Jane Heap）的画像，两位在自己创办的杂志《小评论》上连载过《尤利西斯》。她还附上了西尔维娅·比奇（Sylvia Beach）的画像，比奇出版了一幅“没有人能碰的手稿”。贝克德尔不得不承认，可能“只是巧合，但这些女人——包括西尔维娅的爱人阿德里安·莫尼尔——都是女同性恋”。但在一幕艾莉森阅读柯莱特的场景里，贝克德尔写道：“我愿意相信她们会支持这本书，因为她们都是女同性恋，也因为她们对性欲的真谛略懂一二。”帮助救赎布鲁斯·贝克德尔的是他遗赠给女儿的文学谱系，一条跨越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之前和之后、石墙运动之前和之后的鸿沟的谱系。
《欢乐之家》用布鲁斯的死亡（在一辆呼啸而来的卡车前面）以及他又复活的双重形象结尾：布鲁斯站在一个游泳池里，抬起头，手臂展开，小艾莉森正准备从跳水板跳进他的怀里，跳进他所处的水里。她象征性地扎进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废墟，一如阿德里安·里奇富有创造性地记录了自己跳进婚姻的废墟。
你是我的母亲吗？
2013 年，《欢乐之家》的百老汇音乐剧版本首映，赢得了 5 项托尼奖。这时，贝克德尔已经和画家霍莉·雷·泰勒（Holly Rae Taylor）搬到了佛蒙特的乡间，发表了漫画《你是我的母亲吗？》。在这部续集里，《欢乐之家》中聪明但有距离感的母亲演变成中心角色。这部续集获得的奖项比前作要少，可能因为其在精神分析上，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家 D.W. 温尼科特（D.W.Winnicott）的理论上花了很多笔墨。但在这里，贝克德尔关注的点在于，一位在妇女运动前出生的母亲，会对在妇女运动后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带来什么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她描绘了很多女孩的心理，她们的母亲都默认她们和自己生来就该被定义为第二性。
《你是我的母亲吗？》用大量篇幅回忆了海伦·贝克德尔尝试用母乳喂养宝贝女儿，保护小艾莉森不受布鲁斯暴怒的伤害，后来还在经济上资助年轻的女儿。但在艾莉森和心理治疗师的面谈里，在艾莉森和海伦的电话聊天里，贝克德尔描绘了一个极度自我的母亲形象。用温尼科特的话说，海伦是一个好母亲吗？年迈的海伦接通艾莉森的电话后，在艾莉森不认识的人和事情上“讲个没完”。“她对我的生活不感兴趣。”艾莉森心想。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女同性恋的原因，就好像她害怕我一有机会说话，就会说出‘舔阴’这种词”。“就好像我才是母亲。”她总结道。
母亲贬低艾莉森自传作品的话让艾莉森痛苦不堪（“会不会范围太窄了？”），母亲觉得很尴尬（“你不打算用真名，对不对？”），她听上去和凯特·米利特的母亲一样恐同：“我想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书上，但不是女同性恋漫画书上。”当艾莉森透露她签下了一本女同性恋漫画的合约时，海伦说：“我对此不太舒服，你是知道的。”艾莉森挂断电话，俯身哭泣。
说这些伤人的话时，海伦经常是在读报纸。我们开始认定她是一个自恋的母亲，无法给予女儿所需的认可。但贝克德尔知道，从她所画的几千张关于自己的漫画来看，她只会比海伦更自恋。这些漫画还揭示了她的艺术才华，所以母亲的教育还是有正确之处的。
在心理治疗师说服艾莉森去问母亲“你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后，我们终于解开了“在妇女运动前出生意味着什么”这个谜题。海伦毫不犹豫地说“学到了男孩比女孩更重要”。海伦的母亲崇拜自己的儿子，正如海伦崇拜自己的儿子。这清楚地表明，在女性主义诞生前的年代，哪怕是爱意满满的母亲也会轻视自己的女儿。这场母女间的交谈最终变成了一连串有关阴茎嫉妒、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以及对伍尔夫残暴的父亲的看法的漫画独白，这或许是因为伍尔夫说出了女儿们对兄弟所享有的特权的愤怒，这些特权源自母亲接受了丈夫的价值观。
“（女性运动）之前”和“（女性运动）之后”是令伍尔夫困扰不已的词语，贝克德尔为《到灯塔去》勾勒的简图里也凸显了这一点。《到灯塔去》的第一章用传统女性讲述维多利亚时期残留的秩序，第二章设定在第一章所述时代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夜”；第三章讲述的是现代世界，在摧毁殆尽的废墟上，解放后的女性开始出现。像《到灯塔去》的主角莉莉·布里斯克一样，艾莉森也很难接受服务专制男人需求的传统的妻子和母亲角色。一如伍尔夫通过描写新女性的崛起来缓解对母亲的伤痛，贝克德尔也通过分析自己从传统女性身份中解放对母亲的养育意味着什么，来与母亲达成和解。
- 《你是我的母亲吗？》
在《你是我的母亲吗？》的结尾处，贝克德尔将海伦的保留态度更多归因于“审美距离”而不是情感上的抗拒。她有没有随着时间变化，开始接受女儿的才华？海伦接受了《欢乐之家》的出版，甚至开始捍卫女儿的努力，但这种描述是出于叙事需求，而不是出于家庭需求。海伦试读续集的节选后给出的大度评价——“是通顺的”“是一本元书”——被女儿欣然接受，并引发了一段关于“残疾孩子”游戏的重要记忆，贝克德尔将这段记忆和“母亲教我写作的时刻”联系起来。
学龄前的艾莉森假装自己是一个残疾孩子。在这场游戏中，她演绎出了海伦的“男孩比女孩重要”观点给她造成的缺失感：有这样一个母亲，出生的女儿生来便是残疾的，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生来就被阉割。但海伦愿意参与“残疾孩子”的扮演游戏，这让贝克德尔得以用自己继承的才华来抵消受到的伤害。有一件事海伦做对了：她激发了还在学步的女儿的想象力。在画面里，海伦为假扮“残疾”的幼儿提供虚拟的支架和虚拟的特制鞋。贝克德尔心想：“她看得见我隐形的伤口，因为那些也是她的伤口。”
在最后一页，小艾莉森决定，“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长大了”，然后贝克德尔对海伦做出总结：“她给了我一条出路。”就像伍尔夫笔下的莉莉·布里斯克抗拒母亲作为传统女性的教导，却将母亲视作灵感来源，贝克德尔受到母亲的伤害，却依然深爱母亲，将母亲视作灵感缪斯。解放后的女性在良好的养育下养成了大度精神，在打破传统女性的桎梏后向传统女性致敬。
在用两本自传逃离了复杂的家庭罗曼史后，不难理解为什么贝克德尔会想结束童年的话题。她的下一本书，《超人力量的秘密》很显然想关注身心健康和生命的有限，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拖慢了此书的创作进程。《小心蕾丝边》重出江湖，作为特朗普执政时期急需的“药方”。贝克德尔认为，在特朗普时期，对跨性别和黑人的攻击愈演愈烈，那些“爆发的暴力”更是让她觉得“非常无力，惊恐万分”。
伊芙·恩斯勒的反暴力日
在贝克德尔研究女性童年时期所受的心理伤害的同时，其他学者也在关注女性群体身体上受的伤害。表演艺术家伊芙·恩斯勒比贝克德尔大 7 岁，开始反抗那些威胁女性的“暴力”。1998 年的情人节当天，恩斯勒建立了一年一度的反暴力日（V-Days），呼吁停止针对有阴道的人的暴力。而当时，如恩斯勒所说，很多人甚至对“阴道”一词仍难以启齿。
在恩斯勒小时候，母亲常年不在身边，父亲则对她有身体上和性方面的虐待。从米德伯里学院毕业后，她就对酒精和毒品上瘾，被当时的丈夫送进过戒毒所。而当她结束了这段长达 10 年的婚姻后，她仍和收养的继子保持良好的关系。1996 年，旨在用戏剧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她召集了一批组织创造了自己著名的作品《阴道独白》，为反暴力行动主义者筹款。该剧取材于上百个真实采访，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忽视与羞耻，以及她们对月经、自慰、生育、家暴、强奸和割礼等话题的矛盾意见。《阴道独白》的首演由恩斯勒本人亲自出演，随后即由简·方达（Jane Fonda）、乌比·哥德堡（Whoopi Goldberg）和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等知名演员和无数大学戏剧社的学生接手。如今，《阴道独白》已被翻译成 48 种语言，在超过 140 个国家上演。
2009 年，恩斯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与战争及酷刑受害者合作，在此期间被诊断出子宫内膜癌。她即刻意识到，“子宫内膜癌的损害，与强奸对于成千上万刚果妇女受到的伤害极其相似”。她指出，“瘘”——阴道、膀胱和直肠之间因病变形成的洞——“可由强奸造成，特别是轮奸，以及用瓶子或棍子等异物强奸。在刚果东部，成千上万妇女因被强奸而受瘘折磨，数量之多，让这种伤害被视作需要被打击的犯罪行为”。她希望将自己的病痛和她在“世界的躯体”上所目睹的伤痛相联系，编写了同名的回忆录以及同名的女性独角戏。
在接下来的 2012 年，恩斯勒发起了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十亿人起义”。该活动脱胎于此前的“反暴力日”。2016 年的大选选举出一位“女性公敌”成为总统，更是坚定了她投入的决心。因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会遭遇性暴力，恩斯勒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让更多人意识到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战争对女性的威胁。此外，她还帮助建立了专门收留逃离割礼的女孩的安全屋。
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曾指出，“从 2001 年‘9·11’事件恐怖袭击到 2012 年‘反恐战争’结束，11766 人因家暴而自杀，比‘9·11’事件的受害者和所有在‘反恐战争’里牺牲的美国士兵加起来都多”。近年来，女性在网络上受到的骚扰（如“玩家门”事件的厌女电玩文化），以及在约会网站的境遇（比如，男性未经许可便向女性发送自己的生殖器照片），也证明了恩斯勒的活动与作品完美切中时弊。同样直击要害的还有帕特里夏·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她于 2013 年创作的诗歌《强奸笑话》，一经发表便风靡全国，赢得了美国文学出版界的手推车奖。艾玛·苏考维兹（Emma Sulkowicz）2014 年的《床垫表演》也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她扛着 50 磅的宿舍床垫出行，公开指控她遭到了同学的强奸。
- 《道歉》
2019 年，或许是受“我也是”运动的影响，恩斯勒推出了新作《道歉》（The Apology）。在书中，恩斯勒以自己去世父亲的口吻，写下了自己等待已久的来自父亲的道歉。这本书是写给“所有仍在等待道歉的女性”的。推出该书后，恩斯勒感觉自己终于摆脱了父亲的阴影，因此改名删去父亲的姓氏，给自己取了新名——单字 V。
恩斯勒的“反暴力日”和“10 亿人起义”是早期女性主义者尝试让全球女性联手的缩影。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数星期，凯特·米利特便来到当地，协助伊朗女性抗议强制要求佩戴头巾的政策。80 年代中期，罗宾·摩根建立了全球姐妹协会。在德国养病时，奥德蕾·洛德和非裔德国女性一起抗议她们遭受的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1993 年至 1996 年期间，年逾花甲的苏珊·桑塔格 11 次到访波黑首府萨拉热窝，以抗议波斯尼亚的种族大屠杀。在躲避炮火期间，她导演了《等待戈多》。
两位女性主义人文学者，理论家佳亚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也走向了世界。她们因在教育领域的国际贡献而被授予京都奖（日本的诺贝尔奖）。和斯皮瓦克一样，努斯鲍姆组织的社会运动旨在替边缘群体发声，她的努力是后殖民主义学者称为“无边界女性主义”或“跨国女性主义”的实践的一个缩影。斯皮瓦克把京都奖的奖金捐给了自己的祖籍地印度西孟加拉邦，用于该地区贫困学校的建设。努斯鲍姆则捐给了母校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和法律课程。如努斯鲍姆所说，两人都相信教育是“女性改善生活的关键”。努斯鲍姆指出，在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要比女性至少高出 15%。努斯鲍姆在日本接受京都奖时，特朗普前一天刚刚当选。她即刻开始撰写自己的新书《恐惧的专制：一位哲学家审视当今政治危机》。
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也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她将 2016 年总统选举带来的“震撼”转化成一个能在课堂上讨论的问题：为什么父权制仍然存在？她和学生内奥米·斯奈德（Naomi Snider）合作，后者曾参加过她 2014 年的法律研讨会“抵抗不公正”。两人“交换了意见”，仍对父权制结束和民主胜利抱有一线希望。民主“像爱一样，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人都能发声，说出自己的亲身经历”。
跨性别的可见性：从苏珊·斯特赖克到玛吉·尼尔森
恩斯勒一定最初就意识到，人们可能会因为《阴道独白》指控她为本质主义者，但她没想到自己会受到年轻女性主义者的另一种攻击。在 2004 年跨性别演员咨询她后，她就为跨性别演员新添了一段独白，几年后，她惊讶地发现一群大学组织给《阴道独白》贴上了恐跨的标签，并取消其演出计划。作为回应，她呼吁新形式的性别活动不该抹去或者辱损旧的活动。跨性别权益很重要，但也不该因此否认早前强调妇女权益的运动，尤其是在这个敌方不断回击的时代。“特朗普正在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国家是个多么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的国家。”恩斯勒说道。但这场争议显示，跨性别群体和跨性别研究已经开始在学术界扎根是不争的事实。在 21 世纪，许多作家参与到提高跨性别群体可见度的进程中来。
- 《绅士杰克 第一季》（2019）剧照
2008 年，苏珊·斯特赖克出版了《跨性别史》（Transgender History），但跨性别议题依然不太为人所知，一直到 2013 年，拉薇安·考克斯（本身为跨性别女人）在电视剧《女子监狱》中出演了一名跨性别女人。吉尔·索罗威的电视剧《透明家庭》于 2014 年首播。2015 年，运动员兼电视名人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作为跨性别女人出柜。2018 年，讲述艾滋病疫情时期跨性别舞厅文化的电视剧《姿态》首播。2019 年，改编自安妮·李斯特（Anne Lister）的加密日记的电视剧《绅士杰克》首播，李斯特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位情史丰富、女扮男装的女同性恋。正如斯特赖克解释的那样，随着“跨性别”（transgender）一词取代旧词“变性”（transsexual），无数术语开始出现。抗拒男性女性分类的群体开始扩大，这一点在很多州的立法讨论里都有所体现，这些州开始考虑通过法案，在驾照上除了选择代表女性的 F 和代表男性的 M，还可以选择代表非二元性别者的 X。
有一位年轻的作家称自己是“同性恋跨性别女孩”，为了捍卫自我身份认同，成了女性主义谱系上出乎意料的一员。大三的时候，安德里亚·隆·褚（Andrea Long Chu）阅读了瓦莱丽·索拉纳斯的《渣滓宣言》，了解到跨性别女性是“某种女性主义先锋队”。褚很欣赏索拉纳斯从美学方面否认男性。《渣滓宣言》里的一篇文章尤其让褚着迷：“如果男人够聪明，就会想办法变成女性，他们会做深入的生物学研究，让男人有办法做脑部和神经系统的手术，得以……从心理和生理上都变成女人。”褚相信索拉纳斯展现了一种可能性，即“男至女的性别转变不仅可以表达对男性身份的不认同，还能表达与男人的割席”。从这个角度看，“跨性别女性决定开始变性，不是为了‘顺从’内心的某种性别身份认同，而是因为做男人愚蠢又无聊”。
不用说，褚很清楚，索拉纳斯是因为强调要消除所有带 Y 染色体的宝宝而被贴上了本质主义者和恐跨人士的标签。褚也明白，通过挖掘《渣滓宣言》来为跨性别社群正名听上去有点奇怪，且跨性别社群和顺性别女性主义者之间将持续存在冲突，她对杰梅茵·格里尔的评论也说明了这点。2015 年，《魅力》杂志的编辑决定将“年度女性”奖颁给凯特琳·詹纳，杰梅茵·格里尔对此发表了被褚准确地称作“珍贵声明”的评论：“只是剪短阴茎和穿裙子，不会让你变成他妈的女人。”格里尔声称：“我让医生把我的耳朵拉长，让我的皮肤上长斑，我再穿上棕色大衣，但那不会让我变成一条他妈的可卡犬。”但无法改变的是，“女性主义史上超级讽刺的一点在于”，褚总结道，“没有哪个女人比我这种同性恋跨性别女孩更认同自己是女人”。而且因为跨性别女人的出现，“事实就是，这个星球上的男人更少了。至少瓦莱丽会为此骄傲的。‘阉割男性协会’很适合做一个跨性别读书俱乐部的名字”。
玛吉·尼尔森的《阿尔戈》（The Argonauts）赢得了 2015 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圈大奖。本书不同于格里尔或索拉纳斯的尖刻批评，却也将女性主义者和跨性别的对话进一步延伸。尼尔森将她诗歌中的抒情引入其有诗歌韵味的散文之中，讲述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教育经历。这本混合了多种体裁的回忆录的标题让人联想到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一篇文章，文章将反复宣誓的爱意与“阿尔戈英雄们在航海期间修补船只，但不给船只改名”的行为联系起来。尼尔森用她自称为“自理论”的写作形式——自传和理论探讨的结合——通过一连串引语让一群同游者集体现身，讲述了同游者如何修补船只，让她和爱人得以安全航行，一路上她和爱人因为性别自由流动的誓愿而深受鼓舞的故事。
尼尔森的阿尔戈英雄们是那些“矫情的老太婆”，她们组成了“我心中的多位性别教母”，即她的老师和智者。她们包括韦恩·克里斯鲍姆（Wayne Koestenbaum）、朱迪斯·巴特勒等酷儿理论家，尤其是伊芙·赛吉维克；艺术家格特德鲁·斯泰因、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艾莉森·贝克德尔、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凯瑟琳·欧佩（Catherine Opie）、安妮·斯普林克尔（Annie Sprinkle），尤其是艾琳·迈尔斯；女性主义思想家苏珊·福莱曼（Susan Fraiman）、丹妮丝·莱利（Denise Riley）、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苏珊·桑塔格和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尼尔森把这些“好女巫”聚集起来，为酷儿大家庭献上祝福。她在书中尝试团结酷儿大家庭，默默地质疑了 70 年代早期的多位激进女性主义者对于核心家庭的攻击。
《阿尔戈》是一系列非线性、碎片化片段的集合，一开始就语出惊人，“在你第一次操我屁股的语境下”说出“我爱你”，用肛交和含糊不清的“你”（出于善意使用的无性别人称代词）让读者震惊。两者都赞美了玛吉·尼尔森与非男非女的艺术家哈利·道奇（Harry Dodge）的非常规关系。很多时候，她们会被问候的路人当成女同性恋情侣、异性恋情侣或两位女性朋友。
《阿尔戈》继续讲述玛吉和哈利的爱情故事，然后讲述玛吉非常规的怀孕（精子来自捐赠）和哈利的变性过程（睾酮治疗和上半身手术），两者都是身体上巨大的转变。“表面上看，似乎是你的身体在变得越来越‘男性化’，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但内心感受并非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们是两个生物体，在彼此身边经历了转变，并且轻松地见证了对方的转变。换句话说，我们在一起变老。”
尼尔森不仅对有性别针对性的代词持怀疑态度，还对任何靠施加而非选择获得的身份认同表示怀疑。她不断地回顾传统的刻板印象如何将女性限制在禁锢其发展的盒子里。她带着怀孕的身体站上讲坛，引发了“一道狂野的矛盾奇观，一个怀孕的女人居然会思考，而这不过是更随处可见的矛盾奇观（一个女人居然会思考）的膨胀版”：“不过我可是女权主义者，绝不会自动接受那种认为身为女性或者怀孕就会丧失思考能力的想法。”
尼尔森对伴随养育孩子而来的多疑情绪做了探究。她描述了那种意识到孩子让我们成为命运的人质后我们感受到的恐慌。在《阿尔戈》靠近结尾处的一个感人的段落里，尼尔森将生育付出的体力劳动（宫颈一点点扩张）和死亡付出的体力劳动（哈利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相对比。她记得有传闻说丽塔·梅·布朗“曾劝女同性恋同胞们抛下孩子，以加入运动”，她观察到“总的来说，哪怕是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 / 或女同性恋分离派圈子，孩子也一直在身边（切丽·莫拉加、奥德蕾·洛德、阿德里安·里奇、凯伦·芬利、暴动小猫乐队……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受够了“那种无趣的二分法，将女性气质、繁衍、常态置于一边，将男性气质、性取向、酷儿抵抗置于另一边”。反之，她开始思考“同性恋常态化的崛起，以及它对酷儿气质的威胁”。
和艾莉森·贝克德尔一样，尼尔森用喜剧的方式写下了她的女性主义教育经历：尼尔森受到的是伊芙·科索夫斯基·赛吉维克的古怪教育，后者通过询问研究生院学生们的图腾动物来增进对他们的了解。“我一下子说了水獭。”尼尔森承认道。她觉得自己需要水獭的轻巧敏锐，更多的是想逃离或拒绝“选边站的可怕压力”。但她知道“习得的逃避态度有其局限”，于是她最终选择拥抱我们所说的终身学习：“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很快乐：一个人可能需要经历相同的顿悟时刻，在书页边写下同样的笔记，在作品中回归同样的主题，重新学习同样的情感真谛，一遍遍写下同样的书，这不是因为这个人愚蠢或迟钝或没有能力改变，而是因为这种回顾恰恰构成了人生。
题图为《阴道独白》剧照（La Crosse Community Theatre 版，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