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轰炸机随时会来。每一个皎洁的月夜，伦敦人都祈祷自己能活下来。
1940 年，英国前途未卜，丘吉尔在至暗时刻开启了他的首相生涯。尽管纳粹步步紧逼，民众依然捍卫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为武器与丘吉尔内阁并肩作战。他们在灯火管制的夜晚谈情说爱，戴着防毒面具去听音乐会，在一片废墟的校园里完成学位授予仪式，在敌机呼啸中享受一杯杯热茶。
丘吉尔一家也不例外。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们也在为儿子破裂的婚姻头疼，为懵懵懂懂便答应了别人求婚的女儿担忧，也为在家庭裂痕中降生的小孙子送上祝福。
生活从未停下，人们在守望与坚持中等来了出人意料的转机。
在《至此一年》中，埃里克·拉森，以小说家的笔触刻画了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甚至不同阵营的群像。结合大量书面材料，还原伦敦大轰炸的前因后果，每段对话、每个表情都有据可循。以下经新经典·有象工作室授权，节选自本书。
柏林
在八月二十日星期二的柏林，德国空军还没有实现赫尔曼·戈林承诺的压倒英国的空中优势，希特勒对此表示失望。他告诉总部工作人员：“按照当前的局势，已经无法指望英国在一九四〇年陷落了。”但海狮行动并未取消，对英格兰的入侵现在定在九月十五日。
戈林仍相信，仅凭他的空军就足以令英国屈膝，并指责各战斗机中队缺乏保护轰炸机部队的勇气和技术。星期二，他命令军官们以“永不止歇的攻击”，一举歼灭皇家空军。根据希特勒的明确指令，伦敦本身仍是禁区。
接下来的几夜，戈林向英国出动了几千架次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么多飞机从四面八方飞向英国，英格兰海岸雷达网和皇家空军追踪员准确派遣战斗机中队迎击敌军的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随后，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夜里，一起注定会改变整个战争性质的导航错误发生了。根据英国顶尖战争历史学家巴兹尔·科利尔的界定，“这一马虎大意”的时刻，不可逆转地让世界大步走向了广岛。
喝茶时间
但首先是茶，教授的注意力现在转向了茶。
他的敌人把他说成了一个统计恶魔，过着一种没有一丝温暖与同情的生活。事实上，他经常对雇员和陌生人做些充满善意的事情，而且不愿意让人们知道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一次，他为实验室的青年女雇员支付了医药费，她在灯火管制期间骑自行车上班，不慎掉进了洞里，结果颅骨骨折。当听说一位年迈的前护士“遭遇不幸”（某慈善组织的说法），他为她设立了一项退休金。他对贴身仆人哈维尤其慷慨。林德曼有次送了哈维一辆摩托车，但后来因为担心哈维出事故受伤，又换成了一辆汽车。
他还表达了对很多事务的关心。尽管性情冷淡，偏爱美好的事物（比如他的大型私家车、巧克力和默顿大衣），但教授经常表现出对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经历的关心。比如那年夏天，他就曾写信给丘吉尔，反对食品部有关将茶叶配给量减少到每周只有两盎司的提议。
茶是应对战争创伤的万能镇痛剂。它是帮助人们撑下去的那样东西。人们在空袭期间和空袭过后泡茶，在从破碎的建筑物里收敛尸体的空隙时间里泡茶。茶支撑着由三万名观察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在一千个备满茶和水壶的观察站里监视着英国上空的德国飞机。流动餐厅也从龙头里一加仑一加仑地向人们提供热气腾腾的茶。在宣传片中，泡茶成了“坚持”的视觉隐喻。“茶在伦敦生活中有着堪称神奇的重要性，”一份有关战时伦敦的研究报告宣称，“一杯令人宽慰的茶似乎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在危机中提振精神。”茶像河流一样在大众观察组织的日记作者中流淌。“空袭造成的一个麻烦是，”一位女性在日记中抱怨道，“人们干不了别的，只能泡茶，并期待你会喝掉它。”喝茶是每天的固定事项，但丘吉尔本人并非如此，他更爱喝威士忌和水，尽管如此，据说他曾说过，茶比弹药更重要。茶令人舒适，积淀着历史，最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英国，只要有茶在，英国就在。但现在，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严格的食物配给，甚至威胁着要动摇这一最为平凡的支柱。
教授看到了危险。“每周两盎司的茶叶配给量很难说是明智之举，”林德曼在给丘吉尔的备忘录中写道，“英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做家务的工人阶级妇女和清洁女工，她们完全依赖茶来提振精神。说茶是她们的主要奢侈品实在是轻描淡写；茶是她们唯一的奢侈品。”
林德曼写道，这些人习惯于随时在手边放一个茶壶，每隔几小时就来上一杯，且“频繁的防空警报很可能会强化这种爱好”。限制这种享乐可能产生深远的后果，他警告说：“正是她们在战争中承受着最严重的伤害。她们面对着高物价和物资匮乏带来的直接冲击，灯火管制和在某些情况下的紧急疏散，更让她们的生活难上加难。她们没法找到新的爱好和探险作为补偿。”
这些饮茶者同时也是“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低、责任最轻的人”，林德曼写道：“她们并不会因为自由民主社会的不复存在而失去多少东西。她们大可以真实地说，也确实经常说，哪怕希特勒统治这个国家，对她们而言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茶支撑着士气。“如果她们彻底失去了信心，男同胞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士气低落，尤其是眼下，猛烈的空袭本来就给他们带去了更多的麻烦。”
尽管林德曼能直接与丘吉尔取得联系，他的这次求情却并未成功。茶叶配给量最终限制在每周三盎司，一直持续至一九五二年。
在此期间，人们将喝过的茶叶晾干，拿它继续泡茶。
迷路的轰炸机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一组德国轰炸机编队迷路了。他们预定的目标是伦敦东面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和一座石油仓库，机组人员相信他们正在目标上空飞行，事实上却来到了伦敦上空。
皇家空军从飞机离开法国的那一刻起便发现了它们的踪迹，但没有办法阻挡它们。目前为止，英国方面没有任何有效手段在天黑以后拦截敌机。尽管地面雷达可以将战斗机引导至敌机的大致位置，却无法准确提供所处高度等相关细节，也无从判断对方是只有一架，还是来自一组二十架编队。从探测到一架飞机，到战斗机司令部控制员画出它的坐标，大约需要四分钟，在此期间，敌机应该已经顺利飞过海峡，高度也发生了变化。要想发起攻击，飞行员需要看到目标。皇家空军正在竭尽全力为了夜间作战而改装飞机，并配备试验性的空对空雷达；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努力被证明收效甚微。
研究人员也正在争分夺秒地寻找干扰德国导航波束和令其转向的方法。他们研制出的第一代干扰器是对用于透热疗法的医疗仪器的粗糙改装，原装置本来期望利用电磁治疗多种疾病。到了八月，这些干扰器大多已经被更有效的干扰器和一种遮盖德国信标的系统取代，这种“信标干扰”系统能重新发送相关波束，迷惑或误导追随波束的德国轰炸机。但这些措施才刚刚出现成功的迹象。此外，皇家空军依赖的还有阻塞气球和探照灯指引的高射炮。但这时的高射炮不准确得几乎可笑。空军部的一项研究很快就将发现，约发射六千枚炮弹才能击落一架敌机。
当轰炸机靠近时，伦敦上下都会拉响防空警报。在圣马丁教堂的台阶上，CBS 的电台记者爱德华·R.默罗开始了实况播报。他用深沉而平静的语调说：“这里，是特拉法尔加广场。”默罗告诉听众，从他站立的地方能看到纳尔逊纪念柱和纪念柱顶端的海军将领雕像。“现在你听到的噪音是防空警报。”他说。远处的一盏探照灯亮了起来，然后是近处的一盏，就在纳尔逊的雕像后面。默罗停顿了一下，让听众聆听夜空中弥漫的令人胆战的哀鸣，那是数道防空警报交叠而成的声音。“一辆红色大巴士从角落里开了过来，”他说，“是双层大巴。只在上层有几点灯光。在一片黑暗中，它看上去就像一条正在穿过夜色的船，你只看得见它的舷窗。”
另一辆大巴经过。更多的探照灯出现。“你能看到它们笔直地射向天空，偶尔照见一朵云彩，似乎受到云层底部的散射。”交通信号灯变红了，灯光是从灯泡上灯火管制牌的十字孔里透出来的，暗得几乎不可见。不可思议的是，车辆在这种情况下顺从地停下了。“我将沿着台阶在黑暗里悄悄地走几步，看你能不能听到人们行走时的脚步声，”默罗说，“这些天以来，或者不如说这些夜以来，人们在伦敦能够听到的最奇怪的声音之一，便是行走在街道上发出的脚步声，仿佛鬼魂正穿着钢鞋走过。”
背景中，防空警报时高时低地持续在夜空中呜咽，最后终于停下来，将伦敦置于等待警报解除的紧张状态。在广播过程中，默罗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爆炸，但就在他站立之处的东面，炸弹开始落到伦敦市中心附近。其中一枚对克利伯门的圣吉尔斯教堂造成破坏，其他的落在斯特普尼、芬斯伯里、托特纳姆、贝思纳尔格林和邻近地区。
炸弹造成的损坏非常轻微，受伤者很少，但这次空袭在整座城市中引起了颤抖和恐惧。没有英国人知道，这些炸弹违反了希特勒的明确指令，是因为找错了目标而被误投到这里的。也没有人知道，星期日上午一大早，戈林便大发雷霆，向牵涉此事的轰炸机空军联队发消息：“立刻报告是哪些人员在伦敦禁区投下了炸弹。最高统帅”——指戈林——“保留对有关指挥人员实施惩罚的权利，即让他们去步兵部队服役。”
对伦敦人来说，这次空袭似乎是战争新阶段的先导。大众观察组织的日记作者奥利维娅·科克特认为，它让人想到了未来新的恐怖状况。“我在字里行间压制着对可能发生可怕之事的幻想——下水道和水管都没有了；煤气没有了；不敢喝水（害怕伤寒）；然后是巡航飞机排出的毒气；哪里也不能去。数不清的恐怖的可能性，很难在这些夜晚的聆听时刻排解。”
她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焦虑。“每当汽车加速换挡，或者有人跑过，或者走得非常快，或者突然站着不动，或者把头偏向一边，或者死盯着天空，或者说‘嘘！’，或者吹口哨，或者门在风中发出‘砰’的一声，或者蚊子在房间里嗡嗡叫，我的心脏都会漏跳一拍。如此这般，总的来说，我的心脏漏跳的次数似乎比它跳动的次数还多！”
人们在伦敦能够听到的最奇怪的声音之一，便是行走在街道上发出的脚步声，仿佛鬼魂正穿着钢鞋走过
星期六夜里对伦敦的空袭让丘吉尔极为愤怒，但这也减轻了他因无法发动反攻和无法将战火烧到德国本土而日渐增长的沮丧。皇家空军已经轰炸了鲁尔河沿岸和其他地区的工业与军事目标，但造成的损失和心理影响都极为有限。伦敦遭受轰炸给了他等待已久的借口：轰炸柏林在道义上的正当性。
柏林
第二天夜晚，午夜零点二十分，柏林人大为震惊地听到了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英国轰炸机在他们头顶嗡嗡地响着，而这是领袖们言之凿凿绝对不会发生的情况。高射炮撕裂了夜空。“柏林人惊呆了，”通讯记者夏伊勒第二天写道，“他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战争开始时，戈林向他们保证不会有这种事。他夸口敌机永远不可能突破首都高射炮防御系统的外圈与内圈。天真质朴的柏林人。他们相信了他。”
这次空袭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没有人丧生，但这给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最无稽的谣言”已经开始传播，他向参加晨会的人强调。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称，英国轰炸机上有一层可以让它们在探照灯下隐形的涂层，若非如此，它们怎么能来到柏林而不被击落？
戈培尔指示说，必须用“一份准确的声明”反击这些谣言，详细说明损失是多么小。
他支持采用更有力的行动：“应采取非正式措施确保在正派民众圈子里散布谣言的人会遭到严厉处置，必要时可粗暴对付。”
啊，青春！
希特勒将会报复，这一点似乎是必然的，考虑到德国对大规模空袭的嗜好，那很可能会是场大型袭击。于是，在随之而来的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当防空警报在伦敦响起时，丘吉尔命令约翰·科尔维尔和唐宁街十号的所有人进到这座建筑物的防空掩体。
结果这是一次假警报。
丘吉尔知道，皇家空军计划当晚空袭莱比锡，但他觉得莱比锡这个目标分量不够。他致电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沃尔爵士以表达不满。“既然他们开始骚扰首都了，”丘吉尔对他说，“我想让你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柏林刚好适合。”
那天夜里，伦敦再次响起了防空警报，当时科尔维尔正和朋友在圣詹姆斯宫的卫队餐厅里吃完晚餐，对方是国王卫队的成员。两人饭后抽起了雪茄，一位风笛手在餐桌之间走动，吹奏着《邦尼快船歌》。听到警报响起，二人冷静地掐灭了雪茄，移步到宫殿里的防空洞，他们在那里脱下正式的晚餐蓝礼服，穿戴上了战斗服装和头盔。
没有炸弹落下来，但警报仍然在响。科尔维尔最后离开了，一直走回唐宁街十号。到午夜零点三十分，解除防空警报的声音依然没有响起。科尔维尔不时听到飞机引擎和高射炮的尖锐炮声。丘吉尔还没睡，而且很活跃，他再次命令工作人员躲进防空洞里，但自己还在继续工作，和他一起的还有科尔维尔、教授和几名官员。
某个时刻，科尔维尔发现自己罕见地无事可做，于是走进房子后面围墙围起来的花园。这是个平静的夜晚，温暖城区升腾起的薄雾弥漫在他周围。探照灯射出的苍白光柱直抵遥远的夜空。只来了几架飞机，还没有炸弹落下来，但仅仅是这些飞机已然使这座城市停摆。这制造了一种十分古怪的静谧时刻。“我站在花园里，听着大本钟的午夜鸣响，看着探照灯射出的光柱，惊叹着伦敦这种不寻常的安静。没有一点声音，空气也几乎没有流动。然后，突然间，发动机的噪音响了，远处的高射炮闪烁了起来。”
丘吉尔换上睡衣，拿着一顶钢盔下楼，这身衣服被科尔维尔描述为一件“特别华丽的金龙晨衣”。他也进了花园，这个闪着金色火焰的圆滚滚的矮胖形象在那里来回踱步了一阵，最后去到下面的防空洞里过夜。
丘吉尔睡得很好，甚至凌晨三点四十五分解除警报声响起时都没醒。他总是睡得很好。他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睡着，这是他的特殊天赋。哈巴狗伊斯梅写道：“他可以脑袋一碰上枕头就进到深度睡眠的状态，这能耐若非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科尔维尔就不行。他像许多伦敦人一样，在警报响起很久之后才能睡着，然后又会被解除警报的那声持续的单音符的哀号惊醒。科尔维尔写道，这“是夜间空袭带来的双重痛苦”。
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公众的士气仍然相当高，至少，邮电审查局在阅读并研究该局所截获的那些发往美国和爱尔兰的邮件后如是判定。这一报告于八月三十日星期五发表，其中引用了一位北文布利通信者的话：“即使给我一大笔财富，我也会选择留在这里，而不会去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审查员声称发现了一个矛盾之处，即“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地方士气最高”。然而，在指出这一点时，审查员的报告用了一种很明显的苛刻口吻：“人们普遍抱怨睡眠不足，然而那些提及神经崩溃的写信者，通常似乎本就不怎么勇敢。至于所述的孩子们的恐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来自母亲。”
尽管如此，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平民区迄今基本未受影响。
这天夜里，皇家空军发动了针对柏林的第二次空袭，这次行动炸死的第一批柏林居民共有十人，另导致二十一人受伤。
没有一点声音，空气也几乎没有流动。然后，突然间，发动机的噪音响了，远处的高射炮闪烁了起来。
当伦敦准备迎接希特勒的报复时，玛丽·丘吉尔和母亲正在朋友朱迪·蒙塔古的乡间宅院布雷克尔斯庄园，尽情享受一个温暖夏夜的平静。玛丽估计还要在那里度过几个星期。克莱芒蒂娜打算尽快返回伦敦。
正如玛丽在日记中记录的，在诺福克的塞特福德森林边缘的这些农田上，在这一百零二英亩的牧场、沼泽和松树林地里，炸弹和空战看起来格外遥远。宅院本身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叶，据说不时有一个美丽的鬼魂乘坐四匹马驾驶的马车到访，谁若敢与它对视便会立即丧命。两个女孩骑自行车、骑马、打网球、游泳、去电影院，与附近皇家空军基地的飞行员跳舞，有时还带他们回来，到干草棚里进行大家已很熟悉的“爱抚式”会面，所有这些，让玛丽某天在日记里发出了“啊，‘la jeunesse—la jeunesse’”的感叹。
朱迪的母亲维尼夏将抵消这些夏日的惰怠作为自己的使命，让这两个女孩参与各种各样的智识追求。她为她们读简·奥斯汀的著作，并把玛丽和朱迪比作《傲慢与偏见》中的“轻浮女孩”姫蒂·本内特和莉迪娅·本内特，玛丽后来写道，她们“总是跑到麦里屯去看当地出现了哪些军团！”
这两个女孩还决定学习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每天背一首——她们没能全部完成这个任务，不过玛丽多年后仍能背诵几首。
战争的消息还是不时侵扰她，比如，父亲在一次电话中带来了消息：德国人对多佛尔海峡上的拉姆斯盖特进行了大规模空袭，摧毁了七百所房屋。这次空袭极其猛烈，仅仅五分钟内，德军便投下了五百枚高爆弹。这个消息让玛丽觉得格外刺耳，她写道：“尽管这里也有飞机在天上飞，但在如此可爱的日子里，你几乎忘记了战争。”
这个消息强化了玛丽在布雷克尔斯庄园的生活与战争这一更大的现实之间感受到的不一致，促使她在九月二日星期一提笔给母亲写信，恳求克莱芒蒂娜允许自己返回伦敦。“我在这里沉迷于逃避现实，”她写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忘记了战争。即使是我们和飞行员们在一起时也会忘记，因为他们如此快活。”想到整个欧洲现在有千百万人“正在挨饿、丧失亲人、生活凄惨”，她感觉“不知怎的，一切都不对劲了”。“能不能让我尽快回到你和爸爸身边？我真的不会因空袭受到惊吓——我非常关心这场战争和这一切，我非常想感觉到我正在承担某些风险。”
她父母那截然不同的观点显然来自家长的身份。“你能够在乡村有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这让我很开心，”克莱芒蒂娜在回信中写道，“你绝不该为此感到内疚。感到悲伤和消沉不会帮到任何人。”
她对玛丽讲述了星期六之夜那次空袭以来在唐宁街十号的生活。“我们已经对防空警报麻木了，等你回来，你会在掩体里找到一个相当舒服的小铺位。这里总共有四个这样的铺位，爸爸、我、你和帕梅拉，一人一个。”——这里提一下帕梅拉·丘吉尔，她此时已有八个月的身孕——“上铺不太好爬上去。我们有两次整夜都睡在那里，因为‘解除警报’的信号响起时我们都睡着了。在这下面你什么也听不见。”
克莱芒蒂娜在信中称玛丽为“我亲爱的乡村小老鼠”，但这无疑无助于缓解玛丽的负罪感。
一次前往邻近皇家空军基地的访问加剧了玛丽心中的刺痛。那里有通常的轻松乐事——午饭、网球、茶——但接着是“整个下午的高光时刻”，参观一架布伦海姆轰炸机。
她写道：“这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不过接着又补充道：“但也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我对英格兰的热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衡量——因为我是女人；我强烈地感到自己有多想驾驶一架飞机——或为那些我全身心信奉并最深切热爱的事业奉献所有。”
然而，她写道：“我只能舔舔信封，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过舒适的幸福生活。”
面对伦敦即将遭到空袭的前景，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仓皇而逃。让许多伦敦人士蔑视的是，他开始在英国的家里处理外交事务。外交部里开始流传一则笑话：“遇到乔·肯尼迪前，我一直以为我的水仙花是黄色的。”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觉得这则笑话“很残酷，但恰如其分”。德国的空袭有次险些摧毁了肯尼迪的乡间宅院，哈利法克斯对此甚为满意。他在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日记里称其为“对乔的审判”。
比弗布鲁克勋爵很累。哮喘纠缠着他，平日里的烦心事也丝毫没有减少——他烦恼的是防空警报让工厂的无数工时成为泡影，德国轰炸机似乎可以来去自由，只要一颗炸弹就可以让好几天的生产泡汤。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尽管工厂每晚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他的制造与回收王国仍然在八月份生产了四百七十六架战斗机，比参谋长们此前预计的总数多出近两百架。
比弗布鲁克唯恐丘吉尔会因为某种原因忽略了这一功绩，于是在九月二日星期四写信，提醒首相自己的成功。他还借机对达成这一功绩所付出的努力表达了一番自我怜悯，并用美国民间灵歌的一句歌词作为结尾：“无人能懂我遭遇的烦恼。”
丘吉尔第二天批复了比弗布鲁克的备忘录，在底部写下了极为简短的回答：
“我懂。”
- 1941 年，丘吉尔与比弗布鲁克勋爵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
柏林与华盛顿
对柏林的袭击确实激怒了希特勒。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他抛开此前的犹豫，命令空军总司令戈林准备对伦敦发动空袭。希特勒指示，须以此打击敌军士气，但与此同时，行动仍应聚焦于有战略价值的目标。他目前仍不打算造成“大规模恐慌”。但他跟任何人一样清楚，考虑到轰炸固有的不准确性，袭击伦敦市内的战略目标与将平民区作为打击目标相差无几。
两天后，戈林对德国空军发出了空袭指令。他再次畅想这次灾难性的空袭会有多么宏伟的效果，以致迫使丘吉尔举起白旗或遭到罢免。戈林渴求向羞辱他的空军的英国复仇，而且很高兴看到全员出动“无敌舰队”轰炸英国首都的景象。这次，他将令大不列颠就范。
正当戈林对空袭跃跃欲试，继续为入侵英国备战时，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越来越担心日益加剧的冲突。迄今，他在实现希特勒让丘吉尔政府垮台的愿望方面毫无进展。他觉得这两大帝国即将发生的全面碰撞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八月三十一日，赫斯会见了朋友兼导师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这位顶尖的政治学家的理论启发了希特勒的世界观，但其个人生活却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他妻子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为了保护豪斯霍费尔的两个儿子，赫斯曾不顾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宣布他俩都是“名誉雅利安人”。
赫斯和豪斯霍费尔谈了九个小时，其间赫斯提醒朋友注意，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二人讨论了一个想法，即通过一个英国中间人，一个与丘吉尔政府中具有绥靖主义思想的成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向伦敦发出和平提议，激起议会对首相的反叛。
会面后的第三天，豪斯霍费尔教授给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写了一封措辞严谨的信，后者是希特勒和赫斯的重要顾问，一个能说一口纯正英语的亲英派。老豪斯霍费尔表达了对即将发生的入侵的担心，并问儿子，是否有可能在中立地点安排一次与某位有影响力的中间人会见，讨论如何避免进一步与英国发生冲突。他知道，儿子与一位重要的苏格兰人汉密尔顿公爵交好，他建议儿子去找这位公爵。
重要的是要快速采取行动。“如你所知，”豪斯霍费尔教授写道，“向岛屿发起一次非常猛烈且严峻的进攻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只待最高领导人按下按钮。”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律师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可以让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以各自认为最受本国人民欢迎的方式对协议做出描述，为这场以驱逐舰换取基地的交易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纽芬兰和百慕大岛上的基地将被当成一份赠礼，以显示英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友好且惺惺相惜的关注”。剩余基地的租借将作为支付驱逐舰的费用，但双方不会为任何特定资产指定现金价值，因此限制了任何一方对相对价值的估算。很明显，美国在交易中获益更多，但并没有给批评者提供轻而易举地用确切数字证明不对等的机会。而且，美国报章实际上欢呼这是总统的一步好棋，这种艰难的交易让美国人对自己具有良好的商业素养深感满足。正如美国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所说：“这是自印第安人为了二十四美元的金币和一坛子烈酒卖掉了曼哈顿岛以来，我们所做的最划算的交易。”
九月二日星期一，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协议上签字。两天后，首批八艘驱逐舰泊至哈利法克斯港，英国新乘员这时开始意识到，光是让这些舰船能够在海上航行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更别提作战了。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所说，它们的船体厚度勉强可以“阻挡海水和小鱼”。
不过，对丘吉尔来说，驱逐舰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要点。海军出身的他自然知道这些舰艇实在太老，不会派上多大用场。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他成功得到了罗斯福的关注，或许还推动罗斯福向全面参与战争走近了一步。只是，罗斯福到底还能当多长时间总统尚不可知。两个月后的十一月五日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日，丘吉尔热切地希望罗斯福获胜，但这一结果完全无法确定。九月三日发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国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支持罗斯福，百分之四十九更愿意温德尔·威尔基当选。考虑到民调的误差幅度，两位候选人可谓不分伯仲。
但在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日趋增长。九月四日，一群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创建了美国第一委员会，反对参与战争。该组织迅速壮大，得到了查尔斯·林德伯格的极力支持，他自一九二七年飞越大西洋以来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而在共和党领导人的劝说下，威尔基为倾其所能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优势，也将改变战略，把战争和恐惧作为竞选的中心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