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德河的这一边》是德国天才女作家尤迪特·海尔曼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原名《夏屋，以后》，一九九八年甫一出版即引发文坛轰动；三年后，海尔曼凭本书斩获德语文学重要奖项克莱斯特奖，由此成为史上首位以第一部作品获得该奖的作家。全书共收录短篇集同名作《在奥德河的这一边》等九个故事，以现代都市生活的单调性为出发点，为整整一代青年男女的生活样貌画像。海尔曼以无比简洁、冷漠、精确的语言，勾勒出一个由偶然事件和偶然关系组成的世界——在那里，幸福被作为记忆或愿望体验着，但从未成为当前的现实。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的第一个故事分享给读者。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那只红珊瑚手镯出自俄国，确切地说，出自彼得堡，已经上百年了。我曾祖母把它戴在左手腕上，它要了我曾祖父的命，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没把握。没十分把握。
我曾祖母很漂亮，她随曾祖父去了俄国，因为曾祖父在那里给俄国人建炼钢炉。曾祖父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给我曾祖母买了栋大宅子，瓦西里岛由大小涅瓦河冲刷而成，要是曾祖母在马利广场上的宅子里踮起脚往窗外眺望的话，大概会看见那条河，还有宽阔的喀琅施塔得湾。然而我曾祖母不愿看到那条河和喀琅施塔得湾，不愿看到马利广场上高大漂亮的房子。我的曾祖母不愿往窗外眺望一个陌生的国度，她拉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关上所有房门，地毯吞噬了一切声响。曾祖母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椅和有天盖的卧榻上来回晃着，思念着德国。马利广场上大宅里的光线昏暗朦胧，仿佛一种海底的光线，曾祖母或许想到过这异国他乡、彼得堡城，整个俄国不过是一个深沉的、朦胧的梦，她不久便会从中苏醒。
我曾祖父却跑遍全国给俄国人建炼钢炉，他建起立式焙烧炉、煅烧炉、火焰炉、反射炉还有利弗莫尔炉。他长期滞留在外，给我曾祖母写信，每当这些书信寄到时，曾祖母就把窗户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稍稍朝边上拉拉，在一道狭窄的日光缝隙中读起信来：我要给你讲讲，我们在这儿正在建造的哈森克勒费尔炉是由几个马弗炉组成的，这几个马弗炉由垂直管道连接起来并通过炉箅火焰增温——你回想一下我在荷尔斯泰因的布洛梅荒野建造的那座坩埚炉，就是你当时特别喜欢的那座——这么一来哈森克勒费尔炉上的矿石启动后就装进最上面一个马弗炉，还有……读这些来信把我曾祖母搞得筋疲力尽，她已经回忆不起布洛梅荒野上的那座坩埚炉，但是能回忆起布洛梅荒野来，回忆起那里的牧场和平川，回忆起田野上的草垛子，还有夏日苹果酒那甜甜的、淡淡的口感。她再度使房间沉陷进朦胧的光线中，疲惫地躺在一张沙发上喃喃自语：“布洛梅荒野，布洛梅荒野。”这听上去像是一首童谣，像是一支催眠曲，听上去美妙动人。
这几年除了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外，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还居住着许多俄国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人少不了对那个德国女人、那个美人、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冰清玉洁样儿的人有所耳闻，说是她就住在马利广场的顶端，几乎总是形单影只地待在屋里，就跟大海一般神秘、柔媚和沉静。艺术家和学者前来登门拜访，曾祖母用纤细无力的手指示意他们进来，她寡言少语，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在忧郁的眼睑下慵懒地、像是在梦中一般地观望着。艺术家和学者在厚软的沙发和沙发椅上落座，深深陷进深色厚实的靠背、坐垫织物当中，女仆端上肉桂红茶、越橘果子酱和黑梅果子酱，曾祖母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疲倦得都无力打发走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就这么待着，注视着我曾祖母，曾祖母连同朦胧的光线熔化成了某种忧伤的、美丽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而正因为忧伤、美丽和异乎寻常是俄罗斯魂灵的精髓，艺术家和学者迷恋上了我曾祖母，我曾祖母则由着他们去倾慕她。
我曾祖父长期在外，所以我曾祖母长期由着人去爱她。这事她做得小心翼翼、细心周密，几乎没出过差错。她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在她一个个倾慕者炽热的心头焐着她那冰冷发抖的灵魂，她学会了从那种陌生温柔的语言中听出这样的话来：“你这所有桦树中最娇嫩的一株。”她在一线狭窄的日光缝隙中阅读那些有关熔炼炉、德维尔德维尔式炉、烘焙炉的来信并在壁炉里把它们统统烧掉。她任由别人去倾慕她，夜来入睡前独自哼唱着布洛梅荒野的歌曲，要是她那些倾慕者探询地注视着她，她就含笑不语。
曾祖父答应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和她返回德国，然而他没来。
第一、第二、第三个彼得堡的冬天过去，曾祖父还总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忙着建炼钢炉，而我曾祖母还总在等待着她能回到故乡、回到德国。她给他往泰加写信，他回信说很快就到，只须再走一趟，就最后一趟——然后就，然后就，他答应他们就启程。
他回来的晚上，曾祖母坐在她卧室镜子前梳理她淡黄色的头发，镜子前一个小盒里放着她的倾慕者送的礼物。有格里高利送的胸针；尼基塔送的戒指；阿列克塞的珍珠和丝绒带；耶梅利安的鬈发；米夏尔和伊佳的一些挂在项链上的小饰盒、护身符和银头饰。小盒里还有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的那只红珊瑚手镯，手镯上六百七十五颗小珊瑚串在一条丝线上，咄咄逼人地闪耀着红光。曾祖母把梳子搁在怀里，极为舒缓地合上眼。她重新睁开眼睛，从小盒里取出红珊瑚手镯系在左手腕上，她的肌肤白皙。
她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在她一个个倾慕者炽热的心头焐着她那冰冷发抖的灵魂
这天晚上，她三年来第一次和我曾祖父就餐。曾祖父用俄语侃侃而谈，含笑端详着曾祖母，曾祖母双手合十放在膝间微笑相迎。曾祖父谈论着草原，谈论着荒野，谈论着俄罗斯的白夜，他大谈炼钢炉，还叫出它们的德文名称，后来我曾祖母点了点头，似乎全明白了。曾祖父用俄语说他还得再去一趟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边说边用手抓着吃派美尼，拿手揩去嘴上的油，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最后一站，然后就是打道回府的时候了，回德国，或者她还要在这儿待下去？
曾祖母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她听懂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词，于是她把双手放在桌上，那只珊瑚手镯在白皙的左手腕上咄咄逼人地闪耀着红光。
曾祖父盯着那只珊瑚手镯，把剩下的派美尼放回盘中，在亚麻布餐巾上擦干净手，示意女仆出去。他用德语说：“这是什么？”
曾祖母说：“手镯。”
曾祖父说：“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如果允许我问的话？”
曾祖母非常轻柔地说：“求之不得，你早就该问了。这是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的礼物。”
曾祖父又把女仆叫进来，派她到他朋友伊萨克·巴鲁夫那儿去。伊萨克·巴鲁夫来了，他躬腰驼背，一副萎靡不振、糊里糊涂的样子。都大半夜了，他还一个劲儿地抹着自己尚未梳理的头发，我曾祖父与伊萨克·巴鲁夫商量着，激动地在屋里到处乱窜，伊萨克·巴鲁夫徒劳地说着些宽慰人的话，一些令我曾祖母想起她那些倾慕者的话。曾祖母疲惫不堪地躺倒在那些柔软的沙发椅中的一把上面，把冰凉的双手放在俄式铜暖壶上。曾祖父和伊萨克·巴鲁夫说着俄语，曾祖母除了证人和彼得洛夫斯基公园外没再听懂些什么，女仆拿着一封信被支遣出去，钻进夜幕之中。天蒙蒙亮时，曾祖父和伊萨克·巴鲁夫就离开了宅子，曾祖母在柔软的沙发上睡着了，腕上戴着红珊瑚手镯的纤纤细手黯然无光地从扶手上垂坠下来，房间昏暗寂静得就像海底。
将近中午，伊萨克·巴鲁夫回来了，在行以繁多的屈膝礼和致哀之余告诉曾祖母，曾祖父在早上八点钟已经去世，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在彼得洛夫斯基公园的小丘上一枪打在他心脏正中。
曾祖母等了七个月，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在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天，生下了我祖母并收拾起她的箱子返回德国。据说她到柏林那趟列车是离开彼得堡的最后一趟，赶在了铁路工人罢工以及俄国与国外交通中断之前。当所有的车门关闭、火车头将滚滚白烟吐进冬日的天空时，在远远的站台尽头出现了伊萨克·巴鲁夫躬腰驼背的身影，我曾祖母看见他过来，命令列车员等着，就这样，伊萨克·巴鲁夫在最后一秒钟爬上了德国列车。在前往柏林的漫长旅途中，他陪伴着曾祖母，拎着她的箱子、帽盒还有手提包，不失时机地一而再、再而三向她保证他终生的感激之情。我曾祖母宽解地含笑注视着他，并不发话，她左手腕上戴着那只红珊瑚手镯，柳条筐中我那小不点儿祖母比之于我曾祖父来，在那时候就已经长得更像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长我十岁，长得像条鱼。他长着鱼肚白的眼睛、鱼肚白的皮肤，像条死鱼。他整天就躺在床上，冷漠加沉默，感觉糟透了。他懒散地躺在床上，真要是发出声来，就这么一句：“我对自己没兴趣。”这就是我想要讲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确实是不知道。
我的恋人是伊萨克·巴鲁夫的曾孙，在他细细的血管里流淌着俄罗斯德意志的血液。伊萨克·巴鲁夫终生对我曾祖母忠心耿耿，可就是娶走了她的波莫瑞籍女仆，他和她生了七个孩子，这七个孩子又回馈给他七个孙子，这七个孙子中的一个给他送上了他唯一的曾孙——我的恋人。在一次夏日风暴中，我恋人的父母淹死在湖里，曾祖母嘱咐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说是彼得堡经历的最后见证人埋在了勃兰登堡那边的泥土里，连同他们一起还有她本人不愿多讲的故事。所以我参加了伊萨克·巴鲁夫的孙子和他妻子的葬礼，我的恋人站在他们的墓穴旁滴了三滴空虚的眼泪，我把他冰凉的手握在手中，他回家时，我与他同行，我估摸着或许能拿那些彼得堡的故事来安慰他，我估摸着或许他会把那些故事讲给我听，再重新讲上一次。
然而我的恋人就是一声不吭，而且什么都不想听。他压根儿就对一九〇五年那个冬日早晨一无所知，而就在那个早晨我曾祖母拦住了火车，好让他曾祖父得以逃脱，还是在最后的刹那间。我的恋人就这么懒散地躺在床上，真要是开口，就这么一句：“我对自己没兴趣。”他的房间里冷冰冰的，并且满是灰尘，正对着公墓，墓园不断地敲着丧钟，每次我踮起脚从窗户望去，就能看见新挖的墓穴、一束束丁香和一群群吊唁的人。我常常坐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抱着膝盖轻轻地把结成了絮状的灰尘吹得满屋都是；对自己本人没兴趣，这真叫我吃惊，而我只对自己感兴趣。我观察着我的恋人，我的恋人在打量着他的身体，就好像他已经死去。有时候我们怀着敌意做爱，我咬他发咸味的嘴唇，我有种我挺瘦小的感觉，尽管我并非如此，我能够像是我已不再是我自己那样行事。光线透过窗前的树木照进来都是绿莹莹的，那是一种明亮如水的光线，一种像是湖边上的光线，尘絮就像海藻和海草一样满屋子飘荡。
我观察着我的恋人，我的恋人在打量着他的身体，就好像他已经死去。
我的恋人神情凄迷，我十分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我不该去讲什么俄罗斯的小故事，我的恋人令人困惑不解地回答说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不想再听了，尤其是我不该拿自己的事与别的故事混为一谈。我问：“那你是有自个儿的故事了？”我的恋人说没，他没有，然而他一周去医生那里两次，他看的是治疗医师，他不准我陪他，拒绝给我讲涉及治疗医师的什么话，他说：“我说说我自己，就这些。”当我问他是否谈到他对自己没兴趣时，他充满轻蔑地盯着我一声不吭。所以我的恋人沉默不语，要么就来上那么一句，我也沉默不语，开始考虑起这位治疗医师来。我的思维能力向来跟我的光脚板一样满是尘土，我想象起坐在治疗医师的诊疗室里谈论着自己，我没有我都应该说些什么的概念，从我跟我的恋人在一起以来，我确实有好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几乎不跟他说话，他差不多从不和我交谈，他总是就说这么一句，有那么些瞬间，我都以为语言唯独是由这七个字构成的：“我对自己没兴趣。”
我开始满脑子想着那位治疗医师。光是一想到在他陌生的诊疗室里的那种交谈，我就挺高兴的。我年方二十，无所事事，左手腕上戴着一只红珊瑚手镯，对我曾祖母的故事烂熟于心，我都能在想象中走遍马利广场上那栋昏暗、朦胧的住宅。我从祖母的眼睛里看见了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如烟的往事如此紧密地与我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是我自己的生平一样。我曾祖母的往事就是我的往事，可没有了曾祖母我自己的往事又在哪儿呢？这我不知道。
日子停止不动，就像在水底下一样。我坐在恋人的房间，脚脖子上满是灰尘，我抱膝而坐，把头搭在膝盖上，用食指把一些符号画在灰溜溜的地板上，神思恍惚地陷入到我也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之中。看来岁月就这么流逝着，我就这么延续着，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偶尔我曾祖母过来用瘦骨嶙峋的手敲门，喊着，我得出来跟她回家，她的声音像是从远方穿过包裹着房门的灰尘透进来，我一动不动，也不去回答她。我的恋人躺在床上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死盯着天花板，纹丝不动。曾祖母呼叫着并且拿我儿时的小名来诱惑我——小心肝、小胡桃树、宝贝小眼睛，她用瘦骨嶙峋的手坚韧不拔地敲打着门，直到我得意扬扬地喊了句“是你把我支到他这儿，你现在得等出个结果来”她才走开。
我听着她在楼梯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小，门上由于她敲打而扬起来的尘絮沉落下来叠成厚厚的绒毛，我凝视着我的恋人说：“你真的就不想听红珊瑚手镯的故事？”
我的恋人躺在床上一脸煎熬地转向我，伸开鱼肚白色的双手，慢慢叉开手指，他那鱼肚白色的眼球从眼窝中稍稍凸出，房间的寂静就像湖面上有人扔进了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我给恋人看我的胳膊和手腕上的红珊瑚手镯，恋人说：“这种属角质珊瑚目，长有一米高的幼茎，还有钙质红色骨骼，钙。”
我的恋人说话咬舌头，说话慢慢吞吞而且口齿不清，像是喝醉了酒，他说：“它们生长在萨丁岛和西西里岛沿岸海域，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都有，那儿的海水蓝得就像绿松石，很深，可以游泳和潜水，水温高……”他又从我面前转过身，深深叹了口气，双脚踢了两下墙，然后静静地躺着。
我说：“听着！我想讲讲故事，讲那些彼得堡的故事，有年头的故事，我要讲，好解脱出来，也好接着往前走。”
我的恋人说：“我不想听这些。”
我说：“那我就讲给你的治疗医师听。”恋人马上坐起身，急促地喘气，以至于几缕尘絮气流般地在他急忙张大的嘴里消失了，他说：“你跟我的治疗医师大概根本就没什么可讲的，想去谁那儿去谁那儿，就是不能去我治疗师那儿。”他咳嗽起来都波及到了光溜溜的灰白色胸脯，我禁不住笑了，因为我的恋人还从来没有一连说过这么多话，他说：“你大概不会和一个连我都不和他谈论我的人去谈论我，这不可能。”我说：“我不想谈论你，我就想讲这个故事，而我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是的，我们相互动起手来，我的恋人威胁要甩了我，他抓着我不放手，揪我的头发，咬我的手还又抓又挠。一股风穿堂而过，所有窗户突然大敞，墓园上的丧钟大作，尘絮像肥皂泡一样飘了出去。我推开我的恋人，狠狠拉开房门，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穷极无聊，当我走时，都能听见尘絮的轻柔落地声，我的恋人一声不吭地站在床边，还是那鱼肚白色的眼睛和鱼肚白色的皮肤。治疗医师——就为了他我才失去了那副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坐在一间大屋子里的写字台后面，这间屋子真够大的，一直到这张写字台，到那后面的治疗医师和这前面的矮椅子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地板铺着柔软的海蓝色、深蓝色地毯。在我走进他的房间时，治疗医师庄重、坦率地注视着我，我朝他走去，有一种直到最终伸手触摸到他写字台前那把椅子时，我还得朝着他走上好久好久的感觉。我想到往常都是我的恋人坐在这把椅子上，并且围绕着他自己——围绕着什么呢？——述说着，我觉得有点儿沮丧。我坐了下来，治疗医师向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等着开始，等着开始交谈，等着他的第一个问题。治疗医师也凝视着我，直到我垂下目光为止，但他什么也没说，沉默不语，他的沉默叫我想到了什么。异乎寻常的寂静，某处我看不见的钟表在滴答作响，风在高大的房屋周围穿梭回旋，我看着我两脚中间海蓝色、深蓝色的地毯，烦躁不安地揪着红珊瑚手镯的丝线。治疗医师叹口气，我抬起头，他用那支针尖一般细的铅笔笔芯轻轻敲击着光洁明亮的写字台桌面，我尴尬地笑了笑，他说：“您有什么事儿？”
讲那些彼得堡的故事，有年头的故事，我要讲，好解脱出来，也好接着往前走。
我吸口气，抬起双手又放下，想说我对自己没兴趣来着，我在想，这是撒谎，我只对自己感兴趣。就这个？也就是说根本就没啥？只是疲乏无力，还有空虚无聊、平静无奇的日子，一种像是鱼在水中的生活和没头没脑地失笑？我是想说我身上有太多给我的生活带来苦恼的故事，我在想，我要是跟我的恋人在一块儿就好了，我吸口气，治疗医师马上张开嘴睁大眼，我在扯着红珊瑚手镯上的丝线，线断了，六百七十五颗红得咄咄逼人的小珊瑚流光溢彩地在我干瘦的手腕上绽开。
我死盯着我的手腕，傻了，手腕白晃晃的，光着；我死盯着治疗医师，治疗医师往后靠着坐在椅子上。铅笔这时平行搁在他面前的写字台边上，他双手合拢放在膝间。我用手蒙住脸，从椅子上滑落在海蓝色、深蓝色的地毯上。六百七十五颗珊瑚四散撒满了整个屋子，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地闪着红光。我在地上到处乱爬，把它们一粒一粒捡起，珊瑚珠在写字台下，在治疗医师脚下，在我碰着它时，他稍稍往回缩了缩，写字台下光线昏暗，然而红珊瑚却是光彩熠熠。
我想到了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我在想，要是他没送给我曾祖母这些红珊瑚就好了，要是他没射中我曾祖父的心口就好了；我想到了躬腰驼背的伊萨克·巴鲁夫，我在想，要是他没离开俄国就好了，要是曾祖母没有为了他而把火车拦下来就好了；我想到了我的恋人，那条鱼，我在想，要是他不再老是不吭声就好了，那我现在就不会非得在治疗医师的写字台下面来回乱爬了。我看见治疗医师的裤腿、合拢的双手，都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我一头撞在了写字台桌面上。我在写字台下面搜集着红珊瑚，又爬到亮处，接着满屋爬，右手捡起珊瑚搁在左手里，我哭了起来。跪在柔软的海蓝色、深蓝色的地毯上，我看着治疗医师，治疗医师看着我，是从他坐着的椅子上看，还合拢着双手。我左手满把都是珊瑚珠，可是四周还是在发光闪烁，我在想，我怕是得花一生的时间才能捡起所有这些珊瑚；我在想，恐怕我永远都捡不完，这辈子都不行。我站起来，治疗医师俯身向前倾，拿起桌上的铅笔说：“今天治疗就到这儿。”
我把红珊瑚从左手倒腾到右手，珊瑚发出一种悦耳柔和的响声，像是发出一阵浅笑，我举起右手猛地把红珊瑚甩向治疗医师，治疗医师缩成一团，红珊瑚噼里啪啦地打在他的写字台上，连同这些珊瑚珠一起，整个彼得堡、大小涅瓦河、曾祖母、伊萨克·巴鲁夫和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柳条筐里的祖母、恋人、那条鱼、伏尔加河、卢加河、纳罗瓦河、黑海、里海，还有爱琴海、波斯湾、大西洋都在噼啪作响。
世上的海水涌到治疗医师的写字台上，形成巨大的绿色波涛，把他从椅子上卷走，水势猛涨，高高托起那张桌子，翻滚的浪尖上又露出过一回治疗医师那张脸，然后就不见了，海水翻滚着、冲击着、轰鸣着、上涨着，一股脑冲走了那些故事、那片死寂和那些珊瑚，把它们冲回海藻林中，冲回贝壳礁上，冲回到海底深处。我透了口气。
我又去看望过一次我的恋人。我知道，他挺着毫无血色的肚皮黏在湿漉漉的床上。光线昏暗得跟在湖底一样，他头发上缠满了尘絮，还在微微颤动。我说：“你清楚珊瑚在海底时间太长了会变黑的。”我又说：“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然而我的恋人再不会听我的话了。
题图来自 Pawel Czerwinski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