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因为露西已经有活儿干了：要脱下铰链，把门打开；伦珀尔梅厄公司要派人来了。况且，克拉丽莎·达洛卫思忖：多好的早晨啊——空气那么清新，仿佛为了让海滩上的孩子们享受似的。
多美好！多痛快！就像以前在布尔顿的时候，当她一下子推开落地窗，奔向户外，她总有这种感觉；此刻耳边依稀还能听到推窗时铰链发出轻微的吱吱声。那儿清晨的空气多新鲜，多宁静，当然比眼下的更为静谧：宛如波浪拍击，或如浪花轻拂；寒意袭人，而且（对她那样年方十八的姑娘来说）又显得气氛肃穆；当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口，仿佛预感到有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她观赏鲜花，眺望树木间雾霭缭绕，白嘴鸦飞上飞下；她伫立着，凝视着，直到彼得·沃尔什的声音传来：“在菜地里沉思吗？”——说的是这句话吗？——“我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还说了这句吗？有一天早晨吃早餐时，当她已走到外面平台上，他——彼得·沃尔什肯定说过这样的话。最近他就要从印度归来了，不是六月就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燥乏味，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坏脾气；千万桩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而——说来也怪！——类似关于大白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
再过一百年，提起《达洛卫夫人》，恐怕还是得从第一句——一个女人想买花说起。一九九八年，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用伍尔夫的方式，把伍尔夫本人写《达洛卫夫人》的过程，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时时刻刻》，替所有的当代作家完成了向伍尔夫致敬的仪式。在《时时刻刻》里，《达洛卫夫人》的女主角——伦敦的克拉丽莎被搬到了纽约，时代相距五六十年，但是克拉丽莎一出场，在那个六月的清晨，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还有花要买。
一个叫克拉丽莎的议员夫人要买花。这个行为之所以构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所以值得被写进文学史，是因为“买花”的目的被叙述不断插入、延宕。克拉丽莎打开门，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就把她的记忆带回了十八岁，初恋情人彼得不由分说地闯进了克拉丽莎的意识的洪流。有时候，当克拉丽莎与别的人物相遇，思绪聚焦到对方身上时，小说的视角又会随着这种意识的流动自然地、不露痕迹地转到这个人物身上，接下来的一大段叙述就是围绕着这个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展开，最后再悄悄转回到克拉丽莎这边。在传统小说中，这样的转化要清晰、笨重得多，作者会设置各种显要的标志来提示读者。到了伍尔夫笔下，标志被淡化甚至取消，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就被带到了另一个时空，跟着另一个人物的角度看问题，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回来，自然得就像我们每天思绪万千的状态一样。
意识在流动，行为也在继续。记忆如水奔流不息，而买花的路线与也需要被妥帖安排。重读《达洛卫夫人》，透过那些美丽得让人晕眩的句子，更让我惊叹的还是伍尔夫组织材料、营造结构的能力（尽管作者本人从十四岁开始就跟精神崩溃缠斗了一生）。克拉丽莎的一天，要走怎样的路线，作怎样的安排，才能把这个人物以及周边群体的面貌和心态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换成作者立场去想象小说的原料，才会知道这样写有多难。这一天之前的历史，这一天之后的未来，都被压扁成半透明的薄膜，一层层叠在这一天的截面上。行走在伦敦的并不仅仅是此刻的克拉丽莎，那些薄膜不时飞扬起来，我们随手就能抓住一星半点，窥见她的昨天与明天。伍尔夫的难度在于：表面上，意识的流动和思绪的飞扬必须呈现无序的状态，必须最大程度地呈现思维自由驰骋的“原生态”；但小说的结构不能是无序的，思维的落点必须经过精密的计算，读者随手捡起的，才可能是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把它们拼起来，才有可能贯彻伍尔夫的文本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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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沃尔什已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向着她，轻轻地挥动着一方印花大手帕。他看上去颇老练，而又乏味、寂寞；他那瘦削的肩胛把上衣微微掀起，他擤着鼻子，发出挺大的响声。把我带走吧，克拉丽莎一阵感情冲动，仿佛彼得即将开始伟大的航行；尔后，过了片刻，恰如异常激动人心、沁人肺腑的五幕剧已演完，她身历其境地度过了一生，曾经离家出走，与彼得一起生活，但此刻，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应该行动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彼得走去，就像一个女人把东西整理舒齐，收拾起斗篷、手套、看戏用的望远镜，起身离开剧院，走到街上。
真令人不可思议，他想，当她走近时，带着轻微的叮当声、瑟瑟声，当她穿过房间时，竟然仍有一股魅力，仿佛当年，在夏天晚上，她能使月亮在布尔顿平台上升起，尽管他厌恶月亮。
“告诉我，”他抓住她的肩膀，“你幸福吗，克拉丽莎？理查德——”
门打开了。
“这是我的伊丽莎白，”克拉丽莎激动地说，兴许有点故作姿态。
尽管小说的表层确实呈现出一种灵动的、自由的面貌，似乎想到哪里就可以写到哪里，但实际上所有的细节并不悬空，从这些看似散乱的思绪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分布和排列，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和设计的。比如，正当我们通过克拉丽莎的回忆，对于彼得的性格越来越了解时，彼得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幕发生在克拉丽莎家中。当时，克拉丽莎买完花回来，知道丈夫应邀与布鲁顿女士共进午餐，她自己却未被邀请，感觉到社交场上微妙关系，难免郁郁不乐。她一边缝制晚宴礼服一边胡思乱想。恰在此时，暌违多年的彼得突然来访。
两人的重逢暗流涌动，种种表面上的欲言又止与心里跑过的千军万马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彼得手中的折刀（这把小刀甚至在开头买花那一段就已经出现）成了反复被使用的道具，他古怪的动作都被克拉丽莎看在眼里。当年，克拉丽莎选择嫁给更为理性的理查德·达洛卫之后，彼得远走他乡，终究一无所成。言谈间，彼得的心理活动通过他自己的主观视角和克拉丽莎的眼睛交替展现。哪怕在同一个句子里，上半句是彼得的心声——“我当然想娶你，那件事几乎叫我心碎”，而下半句就转到克拉丽莎眼前的景象——“他（也就是彼得）沉湎在悲哀的情思里，那痛苦犹如从平台上望去的月亮，冉冉上升，沐浴在暮色中，显出一种苍白的美。”这一段的最后，在克拉丽莎眼里，眼前的彼得又逐渐融入了回忆里或者想象中的情境，时间与空间都发生了位移。于是，她觉得“她仿佛与他并肩坐在平台上。”
读者随手捡起的，才可能是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把它们拼起来，才有可能贯彻伍尔夫的文本意图。
为了显得自己并不那么失败，彼得强调他仍然没有放弃恋爱，但他现在爱上的一个印度女子是个有夫之妇，还有两个孩子，如今正在商量着办离婚手续。克拉丽莎以她一贯的理性认定这不过是彼得混乱生活的又一个新麻烦，但情感上仍然被微妙的嫉妒所淹没。在想象中，克拉丽莎甚至一度觉得灵魂从身躯中抽离，意识在片刻中完成了“离家出走、与彼得一起生活”的全过程。彼得感应着克拉丽莎的心理活动，走上前去抓住她的肩膀，“你幸福吗，克拉丽莎？”他问道。恰在此时，门突然打开，克拉丽莎的女儿伊丽莎白出现在两人面前。一场白日梦，一段“意识”的冒险里程，就此走到了终点。彼得告辞走到大街上，大本钟敲响，正好十一点半。在这里，时间的度量衡似乎都在伍尔夫的笔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一个人仿佛在片刻之间就能走完长长的一生。这是典型的意识流的魔术，遍布整部小说。用伍尔夫自己的话说，这魔术的精髓在于“故事可能会摇晃，情节可能会皱成一团，人物可能被摧毁无遗——总之，小说就有可能变成一件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