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故事一级棒的维斯瓦娃·辛某”很少提及自己，自嘲是“像逗号般老派的写过几首诗的女作家”。她以牛蒡子与猫头鹰自喻，貌似南辕北辙的性格特征在她身上呈现出了奇妙的和谐：温文尔雅却爱说一针见血的辛辣讽刺，成熟稳重却又不失活泼狡黠。一位亲友曾评价道：“维斯卡，你是一人千面。”
辛波斯卡的世界是曲径幽深的秘密花园，每个凝结了成长与时代记忆的细部，均呈现出独特的脉络。格罗梅克-伊尔格通过书信的细节、对谈的记叙，从尘封已久的时光中，唤醒我们对她传奇人生的“诗心”独具的想象。这部传记是传述她丰富内心的切片：有父母的恩情、少女的心意、志趣相投却分道扬镳的爱人、炙热的友谊，也有文学创作、时代思潮流变、诺奖光环。辛波斯卡曾表示：“等我死了再说吧。”采访者们“听”而却步。这是她生前誓死捍卫的领地，也是我们勇闯禁地的理由——跨过私密这条界限，探寻她复杂且波澜壮阔的一生。
经译林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遗产》分享给读者。
由于辛波斯卡家离铁路很近，她们母女三人目睹了部分克拉科夫市民逃难撤离以及波德两方军队交手，这些都是令人悲伤难过的场面。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获得诺贝尔奖时所分享的关于战争的回忆并不多，但其中一次讲述如同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幅格罗特盖的画。“[……]十六岁的维斯瓦娃看到，街道上到处拥挤着农用手推车，上面躺着头破血流缠满绷带的士兵。辛波斯卡提到这幅景象时说，她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是已经讲过无数次这样场面的一个陌生人。”也许她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看到了如今在波兰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即把为祖国流血牺牲、忍受痛苦神圣化。“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说‘好，又来了’，辛波斯卡在面对拉尔斯·赫兰德时曾这样说道。”这一切一定对辛波斯卡的影响非常深，所以她至今都记得当时的感受。也许正因如此，她与过度渲染为祖国受苦受难的话题保持着距离。在她后期的作品中，战争题材十分罕见，但是总能引起非常强烈的共鸣。
克拉科夫的战争没有持续太久。1939 年 9 月 5 日之后，由于波兰军队向东撤退，以及为了避免城市遭到损毁，公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们打开了克拉科夫的城市大门并在远处也能明显看到的地方和包围在克拉科夫西部及南部的山丘上挂上了白旗。
9 月 6 日早上 6 点左右，第一批德国军队从城市南边经毕苏斯基大桥驶入了克拉科夫。[……]其他德军机构从卡尔迈利茨卡大街和舍夫斯卡大街进入市中心。德军绕着市中心广场走了好几圈。许多战地记者一直追随着他们，其中就有人拍摄下了德军给波兰小孩糖吃的画面。
一千九百六十一个波兰被入侵的日日夜夜中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千九百六十一个日夜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供给短缺、无法购买衣服和基本的电器、出行受限，总之原本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切都变得困难重重。德军的“行动”却成了日常：驱逐、围捕、强迫劳动、抓捕开展文化及教育活动的公民、侵占房屋乃至整个街区、在街上随意开枪……他们无处不在地播洒着恐慌与痛苦。
我对于在波兰被占领期间辛波斯卡的生活所知甚少。她的回忆非常零散，而且她也根本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在一连串被侵略的痛苦日子中，辛波斯卡清楚记得她最后一次去学校的事情。1939 年开学的日子推后到了 10 月 1 日，当时克拉科夫的战争行动已经渐渐安静下来。然而正常的日子却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从 11 月 11 日起所有的中学就都被关闭了，伊赫娜就读的乌尔苏拉修女会学校自然也停学了。修女们并没有放弃对女生们的教育，在几周之内她们就组织起了地下秘密教学。然而这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时甚至有点无聊枯燥、令人疲惫的学校，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伊赫娜参加在修女家中组织的秘密课程，这个学习小组的人数并不多。这是一个不错的传播知识的模式：老师与女学生们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女学生们也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更加奋发学习。若不是要冒着被逮捕和送去集中营的危险，这种学习模式应该是非常舒适的。然而，危险近在咫尺，占领克拉科夫的德军到处抓捕组织地下秘密教学的人，一次举报也许会令好几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因此这就要求秘密教学必须开展得非常谨慎，所以学习小组的女生们每隔一天只和一位老师见面。她们还要非常小心地让会面表面看起来只是女生间的相聚而已。为数不多的由修女教授的课程是在修道院中进行的。
维斯瓦娃很幸运，没有碰到任何突发状况，顺利地接受教育，一直到 1941 年她十八岁的时候参加高考。考试由波兰语笔试、数学、法语笔试、波兰语口试、法语口试、拉丁语口试及历史口试组成。当时维斯瓦娃所获得的纸质高考成绩证书也是在二战之后由克拉科夫教育局下属的国家认证委员会颁发的。委员会于 1945 年 8 月 8 日向维斯瓦娃颁发了高中毕业证书，她的宗教、波兰语、拉丁语、历史都是优秀，法语、当代社会生活、哲学原理都是良好，数学刚刚及格。证书上并没有包含那些乌尔苏拉修女们在家中所教授的课程，然而正是那些课程为维斯瓦娃提供了在大学文科专业学习的可能性。令人觉得好笑的是，在所有的学校证明上，无论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的，这位未来的诺奖得主的名字都被写错了。从小学起她的名字就被错写成了“玛丽亚·维耶斯瓦娃”，甚至 1942 年政府发放居民身份识别证时登记的都是正确的“维斯瓦娃”，可是在后来学校里登记的名字依然是错的。
- 伊赫娜身穿制服，头戴贝雷帽
在波兰被占领期间，娜沃亚嫁给了斯坦尼斯瓦夫·希曼斯基。婚礼上娜沃亚没能穿上婚纱，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典礼一切从简。那一年娜沃亚二十四岁。从保存下来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娘穿着一件浅色的羊毛西装，头上戴着一顶有羽毛装饰的礼帽，手里捧着一把小小的花束。她面带微笑，站在她身旁的丈夫脸上的表情有些不确定，手中拿着礼帽和手套。他穿着一件双排扣宽翻领大衣，可以看到里面穿着的白衬衫和系得有些歪的领带。斯坦尼斯瓦夫·希曼斯基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一副眼镜。这张照片应该是婚礼后或者马上就要开始典礼的时候拍的，上面写着送给“亲爱的奶奶”，日期是 1941 年 2 月 24 日。多年后，辛波斯卡在照片背面标明了照片上的人是谁。但是很显然，她不记得是谁陪她参加了这场婚礼，因为她没有标出照片上她身边的男人的姓名，而是打了个问号。她自己——当时还是个不到十八岁的少女——在照片上看起来十分严肃成熟。她身穿一件羊羔绒的外套，头戴一顶黑色皮质小礼帽，俏皮地向右歪着头，腋下夹着一个小手包，看起来似乎比娜沃亚还要成熟。新娘另一侧满面笑容的男士是维托尔德·罗维茨基，应该是这场婚礼的见证人。娜沃亚和他的妻子尤安娜·诺瓦克—罗维茨卡是多年好友。
- 娜沃亚和她的丈夫
塔德乌什·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相识多年，他告诉比康特和什琴斯娜，在波兰被德军占领期间，他在维托尔德·卡乌卡家遇见了辛波斯卡（卡乌卡是维托尔德·罗维茨基真姓）。音乐家介绍他们认识，并给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看了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所写的歌词。他在 1996 年写给比康特和什琴斯娜的信中说：“那些歌词写得轻巧幽默，又充满诗意的辛辣。至今我还记得那诗意的氛围，我非常喜欢。”如果当时罗维茨基能给这些歌词谱曲，那么当时就能够在某个地下剧院里或者某个票友喜剧表演中听到这些歌吧。对于两位年轻的作词作曲人来说，这是个赚点小钱的机会。对于伊赫娜来说，这是迈出了从给女同学写的幽默小诗到“真正”文学创作的一步，尽管她与诗歌距离尚远。就像辛波斯卡自己所说，她对散文非常感兴趣，也从图书馆借了很多现代小说，但是新诗却丝毫没有吸引她。但是她却对歌曲非常喜欢！
为了能够赚点生活费，伊赫娜在铁路办公室工作。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她免于被送到德国去进行强制劳动。铁路和铁路工作者在当时的辛波斯基家母女三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安娜女士其实可以说是来自一个“铁路世家”——毕竟她的爷爷、爸爸、叔叔和哥哥都曾在铁路上工作。她在战争爆发前将拉齐维沃夫斯卡大街公寓楼中的一间房子租给了国家铁路局。因为公寓离火车站很近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很多来自克拉科夫郊区的铁路工人可以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再继续起程。波兰被占领期间，所有铁路系统依然在运转着，这也就增加了铁路局需要租用的空间。德国政府把波兰人从宽敞明亮、地理位置优越的公寓里都赶了出去。若不是辛波斯卡母女三人家的一部分是租给铁路局的，她们也难逃颠沛流离的悲惨遭遇。尽管她们的居住空间越来越逼仄，但是幸好她们不用从自己的公寓楼中搬出去。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租住在她们的公寓楼中的铁路工人们帮她们获得了在火车站卖点心的许可。
辛波斯卡女士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主人，所以当家中预算紧张、难以糊口的时候，她就开始做饼干、蛋糕和牛轧糖。她是从哪获得面粉和糖及其他烘焙所需的原材料的呢？她应该是在黑市购买的。也有可能是博赫尼亚的嫂子一直在帮助她？她在战争爆发之前经常收到嫂子给她的制作牛轧糖需要的蜂蜜，所以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嫂子也一直在帮助她。母女三人把甜点卖给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们。
娜沃亚的丈夫也为这个家能够支撑下去提供了帮助。斯塔舍克·希曼斯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巧手维修工，安娜女士非常欣赏他。他们多年的邻居品德洛夫夫妇——后来也是他们一直照顾娜沃亚，在被问到娜沃亚的第一任丈夫斯塔舍克的时候说，娜沃亚自己告诉他们，只有安娜女士对这桩婚姻特别满意。这也难怪，管理还要打理一座公寓楼对于她们三个孤儿寡母来说简直太难了。家中有一个壮年男子，而且能干又精力充沛，他从岳母肩上接过了养家糊口这个重担，为她解决了不少困难。这让岳母非常满意，然而这对他的妻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几年，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就分开了。娜沃亚和丈夫一起做鞋，和母亲一起做牛轧糖，而维斯瓦娃的工作则会更少一些，因为她是家中年龄最小的，而且她还在办公室有一份工作。
她对散文非常感兴趣，也从图书馆借了很多现代小说，但是新诗却丝毫没有吸引她。
如果能够和丈夫住在一间独立的两居室中，娜沃亚的婚姻也许是另一种面貌，而她之后的命运也会截然不同。在二战期间，他们夫妇俩和妈妈安娜女士、妹妹伊赫娜，还有之前的保姆玛蕾霞住在一起。由于安娜女士的性格强势，再加之战争期间的问题层出不穷，家中的和谐共处也变得难上加难。维斯瓦娃自己在提到妈妈的时候从来不曾提起过那段岁月，多年后是品德洛娃太太跟我讲述的。
借着修补屋顶和烟囱的机会，他们在公寓楼的最顶层建起了一个隐蔽的小阁楼，犹太租户、裁缝伊姆贝尔曼先生和他太太藏于此处，躲过了二战浩劫。也许大家还记得，伊赫娜曾经用球砸坏了他们家的窗户。娜沃亚曾向品德洛娃太太讲述伊姆贝尔曼夫妇藏匿在“顶峰”的事情：裁缝的妻子在解放之后不久就死了，她因躲藏而“全身发黑”，没人知道伊姆贝尔曼太太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她的死亡。无论如何，伊姆贝尔曼夫妇都没有被抓到犹太人集中营或屠杀灭绝营。二战之后，一位从斯特雷亚被遣返的女士住进了原来伊姆贝尔曼夫妇所居住的房间。另一对居住在拉齐维沃夫斯卡大街公寓楼中的犹太夫妇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将自己的贵重财物托付给了安娜女士。维斯瓦娃还记得他们：虽然他们逃过了二战，但是丈夫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妻子后来还常常来参加当年同楼居住、如今已经是诗人的维斯瓦娃的诗歌之夜活动。
辛波斯卡母女三人差一点就被送进了犹太人隔离集中营。德国政府一开始对安娜女士听起来不太波兰的婚前姓氏很感兴趣。他们一开始以为罗特蒙德是一个德国姓，所以建议她把自己登记到德意志人名单中。安娜女士拒绝后，他们就开始调查她的姓是不是一个犹太姓。安娜女士被迫要求证明自己的姓氏也非犹太姓。光有克拉科夫教堂的受洗证明还不够，她还要提供教堂婚姻证明和自己父亲的教堂受洗证明。这两份 1942 年的证明复印件一直保存在家庭档案之中。当时纳粹德军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辛波斯卡母女三人不得不开始担心，因为如果有人想要侵占她们的财产，完全可以说她们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或许是有奇迹吧，她们的证明文件通过了审核，也幸好她们的公寓楼不那么显眼，她们也得以继续留在公寓楼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经历。
- 安娜女士和维斯瓦娃的居民身份识别证
当时，尽管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条件十分恶劣，但是人们还是有社交生活的。当然这里的社交生活肯定和其普通意义不能相提并论，但是那些年轻人——渴望友谊、欢乐和爱，渴望青春所有特质的年轻人，还是会相约见面，为的是哪怕能够抓住这痛苦生活中的一丝快乐也好。对于伊赫娜和娜沃亚来说，这段时间尽管家国蒙难，但是岁月中却时而也会有翩翩情愫、友人相聚及在周边的短途出游。姐妹俩有不少在那段时间所拍摄的照片都被保留了下来，起码照片上的她们看起来并没有笼罩在那段苦难岁月的阴霾之下。照片上的她们笑靥如花，友人相伴左右，有的是坐在草坪上，有的时候她们还做着鬼脸。与战争之前的照片相比，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姐妹俩都瘦了很多，但是也都长大了，此时的她们已经完全从懵懂少女蜕变成了魅力女性。毫无疑问，她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她们的朋友熟人都和艺术家们来往甚密，他们中有些人自己也成了艺术家。其中一位的名字在前文中已经出现了，他就是维托尔德·罗维茨基。罗维茨基在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指挥家，在战争爆发前他就已经在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完成了学业，成了小提琴专业的讲师。他也曾学习作曲、音乐理论及指挥。在二战期间，这位才华横溢的娜沃亚的同龄人已经是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首席、作曲家，并且已经首次以指挥的身份登台演出。尽管辛波斯卡姐妹俩更经常地和他的妻子见面，但肯定也经常接触到他的音乐作品。而且我们从前文塔德乌什·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的回忆中就已经得知，伊赫娜早就和罗维茨基有过“职业合作”了。
伊赫娜也和一些年轻的美术家有交往，我通过她和齐格蒙特·希姆恰克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书信往来确定了这一点。希姆恰克在当时和伊赫娜一样，也是个画画爱好者。他在战争结束后开始画画并完成了美术专业的大学学习。他因为兴趣使然，经常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朋友相聚，而伊赫娜也经常陪他一起参加这些聚会，看来，他们二人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伊赫娜和同班同学马乌高霞·斯坦尼斯瓦夫斯卡在毕业后一直保持着友谊，当然少了儿时那些疯狂，但也是这段友谊开启了辛波斯卡的首张画作。马乌高霞的父亲扬·斯坦尼斯瓦夫斯基教授是一位十分知名且受人敬仰的语言学教授，他也是很多英语学习教材和词典的作者及编纂者。他在“克拉科夫特别行动”中被捕，与雅盖隆大学的其他教授们一起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0 年被释放后，他回到了克拉科夫并为克拉科夫经济学院及雅盖隆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们开展地下教学工作。他当时所使用的课本是他所编写并在战前出版的教材，当时那本书因为经常使用而已经被翻得破烂了。他一直努力想要出版新的教材（尽管当时是不合法的），并请伊赫娜为他的课本画插图。战争结束后，这本由辛波斯卡画插图的课本合法地出版了。极具美术天赋的伊赫娜原本可以考虑去克拉科夫美术学院读大学，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仅有天赋似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明确的艺术使命感——而这可能正是伊赫娜所不具备的。
尽管家国蒙难，但是岁月中却时而也会有翩翩情愫、友人相聚及在周边的短途出游。
伊赫娜另一个在高考之后还保持联系的朋友就是莱尼亚·米恩塔—米克瓦耶维奇。莱尼亚的父亲曾是波托茨基贵族庄园在奥尔沙的管家，所以他们一家也住在庄园之中，大家都叫他们“薄荷酒一家”。位于奥尔沙的这个庄园当时还算在城市的郊外，四周环绕着的绿地与农田，一直延伸到拉科维茨卡大街。在某个初春之日，伊赫娜从莱尼亚家回来的路上一脚踩在覆盖着薄冰的水塘上，摔进了冰冷的泥水坑中。后面的 2.5 公里回家路她不得不穿着又湿又冷的衣服徒步走回去。也因为这件事，确切地说因为这次可怕的难忘经历，她写了这首《溺水者》，并念给了自己的女同学们听。莱尼亚把这篇佳作保存了下来。写着这首诗的纸上的日期是 1942 年 2 月 20 日，但是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歌是这个时候创作的还是这两个姑娘还在一起上学的时候创作的。这首“叙事长诗”由两部分诗组成，第一部分描述了惨剧的发生，第二部分是在春天冰雪消融时节受难者的葬礼。这首诗每段四行，每行十一个音节，在第五个音节后有停顿，很明显是一首以俏皮风趣的写作方法模仿浪漫主义时期诗歌作品的仿古诗，有点像密茨凯维奇所写的《格拉日娜》。显然，这位年轻的诗人觉得这种刻意悲怆、使用仿古词汇并使用倒装句式的写法非常有趣，所以在这首诗里肆意使用。
那里有条深深水沟在隐蔽，
汝若望渡之，水必没过背脊。
点点滴滴水，目睹了这悲剧，
年轻的灵魂与死亡奋勇搏击。
她不愿屈服，却已筋疲力尽
水涌进嘴里，撑破了她的心。
疯子伊赫娜！两条腿着了魔，
把你带进奥尔沙这泥潭漩涡。
你就不该去，或是脚步放缓！
我泪流满面，但也为时已晚。
纵有挽歌也唱不尽心中懊悔，
谁料突然失去是死神的准备？
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她加入了感叹句、祈使句和反问句。朗诵这首感叹句如此密集的诗，对于朗诵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首诗最终以一个讽刺的场景结尾：
水流声潺潺，漩涡波涛暗涌，
一口吞下她，任她叫破喉咙。
浪花在可怜的她头顶翻腾，
风不再咆哮，泥水没了动静。
几个小气泡伴着汩汩水声，
飘到空中破碎后再无响动。
有个东西像只鸭漂在那里，
是脏兮兮的贝雷帽没人理。
辛波斯卡在这里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幽默感证明了，幽默源于悲凉、夸张、自相矛盾和留有悬念。
叙事诗第二部分描述了这位“悲惨的溺水者”的葬礼，是一个使用娴熟的文学写作手法创作的充满诗意的笑话，逗大家一笑。这首《溺水者》的特点就是精巧地平衡了幽默与严肃，这个特点在后来辛波斯卡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
在二战期间，伊赫娜拿了一个厚厚的本子做“我问你答本”，这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游戏。从 1941 年起，维斯瓦娃就在这个厚厚的、黑色硬皮、纸边被染成红色的笔记本上收集朋友们对于问题的答案。在第一页她写下了“问卷调查”这个题目，有人在下面写道“也就是搞笑捉弄亲友的竞赛”。伊赫娜在下面加上了游戏规则：“作答时应保证字迹清楚并尽可能详尽地回答问题。另外请作答者留下姓名或约好的绰号。非常欢迎加入插图。请不要在吃东西的时候翻看阅读这个本子。”
对其他人而言回答本子主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方式。也正是因此，这种“我问你答本”上很多话题都是围绕男女情感的。伊赫娜在“我问你答本”上就提出了如下问题：“你心中想象的完美男人”“你心中想象的完美女人”“你认为什么是性吸引力？你在谁身上感受到了？”还有一些天真烂漫的问题，比如：“你喜欢夜晚还是白天，为什么？”“厄运是什么？它是怎样纠缠你的？”“你有什么治疗各种疾病的良方？”“你的亲友在哪些地方令你敬佩？”但是也有一些是具有暗示和挑衅意味的问题。还有专门的一类是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比如：“哪个恐怖小说让你夜里睡不着觉？”“如果去无人岛，你会带哪十二本书？”“现在，你像个作家一样，写点什么（诗歌、小说、回忆录、童话、艺术散文、哲学思考和其他类似的破玩意儿，只要是自己写的都欢迎）。”还有一些问题是对于人类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比如：“如果你可以成为其他人，你想成为谁？为什么？”“当你得知，你只有三天生命，你会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借酒消愁以及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如果你在街上捡到 100 万兹罗提，你会怎么办？”
幽默源于悲凉、夸张、自相矛盾和留有悬念。
这个厚厚黑色笔记本的主人自己也参与到了这个游戏之中。我们可以通过笔迹特征看出来，有些答案是她自己写的，最后的落款是“O.R.M.M. 主任”（也可能是 O.R.N.M. 主任）。如果想要从这些答案中总结出伊赫娜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太过当真吧，因为这里面丰富多彩的自我描述很多都是颠三倒四的。比如说：
写得糟糕的文学作品总是令她大为光火。“借此机会，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祈祷：‘万能的主啊，您的仁慈善良和无限耐心让您尚未对那些过分的文人举起惩罚之手。我们祈求您，保佑我们不幸的祖国在未来能免遭肮脏墨水洪流的侵袭！阿门。’（那些盼着波兰文学能好的人应该每日诵读）O.R.M.M. 主任。”
她不太愿意谈论自己。在回答“你的亲友在哪些地方令你敬佩？”这个问题时，她写道：“哎哟，只有，只有：当别人还没问你，你就开始谈论你自己了。见鬼，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很难说，是教育的原因，还是性格的原因，她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不愿意把自己推到台前谈论自己。尽管不轻易表露情感常常被当作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也给这个年轻姑娘的生活带来了些麻烦。比如在回答“如果你可以成为其他人，你想成为谁？”这个问题时，她写道：“除了我自己，我不了解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无法做出任何决定。O.R.M.M. 主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本子的主人非常重视自我反省，以及不同的个体之间差异性的难以定义。我希望，“主任”在这个本子上所做出的这些批示——这些她带到棺材中的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厌恶，都只是个玩笑……
伊赫娜，也就是 O.R.M.M. 主任，在“我问你答本”上写了一首关于完美男人的诗。诗作中的男主人公浑身上下都被她赋予了优点，有点像她在校刊里写的那篇《完美之人》：“他的头发总是分得恰到好处、一丝不乱，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指甲打磨得干干净净。[……]对于一天中的每分每秒你都会精准地做出计划，从来不会有任何情况让你措手不及，因为你就像最精确的时钟一样。”四年级 B 班的伊赫娜绝对不会“笔下留情”：“完美的人啊！愿地球对你来说也是轻如鸿毛。”她对于这个“完美”形象在“我问你答本”上的形象更是不吝揶揄：
领带打得漂亮，
皮鞋擦得闪光，
大衣一尘不染，
礼帽亮如太阳。
…………
克利蒙是个投机倒把者，
一切都以利益来衡量：
二战前他是波兰军团的，
二战后他还得仔细想想……
…………
他面前的路总是简单至极，
取之有道且小心翼翼，
他从来不触犯上帝，
他的准则就是：有度和同意。
我只认出了参与这个“我问你答本”游戏中的两个人：一个是署名为“扬·头发掉汤里斯基”的娜沃亚，还有一个是署名“齐格”的齐格蒙特·希姆恰克。还有一位虽然留了真名——神父泰奥菲尔·T.J.——但是却没有留下姓氏，他是一位耶稣会会士。伊赫娜大概邀请了这位学校的传教士来参与到游戏中，他的答案就夹杂在伊赫娜同龄人那些悸动风骚和颠三倒四的回答之中。除此之外，化名为小兔子、小皮特、猫咪、包子、维基、—我—、恶之子、SP（也可能是 SD）、WE 和“军中之友”的人也都加入到了这个游戏之中。
我对波兰被占领期间辛波斯卡的生活了解得实在是太单薄了，以至于无法重现她当时所处的环境特征。这些文字记录只能帮助想象当时的生活情况。她所使用的夸张和嘲讽给呈现出的这些画面增添了几分味道。她曾这样描述当时完美女性的形象：
- 应该是伊赫娜在“我问你答本”上的涂鸦
年轻人啊，你若现在想娶妻
你就问问她下面这些问题：
是否在乡下有叔叔，在坚果村还有个阿姨？
是否能够不用肥皂就干干净净地洗衣？
是否会用旧窗帘给自己改一件童话中的美丽衣衫，
还能把你破了洞的裤子拿出去换回一筐鸡蛋？
用冻坏了的土豆也能做出九道可口饭菜
用生锈的破铁锅也能煎出最好吃的牛排？
哪怕家里只剩下些没肉的骨头
也能满足来宾们的大胃口
可为无米之炊，哪怕用烂菜叶也能做出香甜蛋糕
苹果树的叶子里都能挤出玉液琼浆
苦涩的咖啡瞬间香甜无比只因为她微微一笑
哪怕犯罪也要为你觅得香烟
当炉中无碳
哪怕用自己的身体也要将你温暖
停电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是灯火
爱你爱得轰轰烈烈却不为延续香火
若你这些问题都回答的是肯定答案，
任凭是人还是神，也不能把你和幸福阻断。
在回答对于天堂和地狱的想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在答案“地狱——就像但丁，天堂——就像圣方济各”旁边有这样这样一行字：“天堂——小菜一碟，地狱——热汤一碗（1942 年，战争的第 4 年）。”伊赫娜写道：“地狱——当所有年轻男子都死光、只剩下老年男士的时候，天堂——年轻男子也没有，老年男子也没有。”她的这个回答引发了讨论，第一个人评论道：“到时候就是白鹳把孩子送到各家各户。”另一个人在底下写道：“咱们别再讨论这个生孩子的问题了！”
在回答去无人岛带的书目时，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我要带上 O.R.N.M. 主任所有已出版和未出版（最好再带上那些没写完）的书。”看来有些朋友在当时就知道可以在哪方面对伊赫娜充满期待……
在关于理想伴侣的回答中，有一个来自“军中之友”的突然告白，而且比其他答案都要严肃很多。他的理想伴侣是“维斯瓦娃，无论是今日的她还是他日成为妻子的她”。这条回答表明，当时有一个人在追求维斯瓦娃，也许就是辛波斯卡自己对比康特和什琴斯娜提到的那个人吧：“她曾经提到过一个心爱之人：他在 1943 年或者 1944 年被派往维尔纽斯去执行任务了，然后就音信全无。我试图去寻找他的消息，然而却没有找到一丝一毫，我甚至不知道，他葬在何处。”没办法，在那个年代这经常发生——失去心爱之人对于一个年轻少女来说一定很难接受。然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痛苦之处就在于，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就消失不见了，然后再也寻不到一丝一毫他的踪迹。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痛苦经历的影响下，辛波斯卡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小音乐家扬科》和《陌生军人的吻》等诗歌。关于思念一个去参战后再也没能回来的男孩或男人这一话题在辛波斯卡后来发表的诗集《黑色的歌》中也可以找到。如果我们认为，这本之前出版的诗集中的日期正确的话，那么前七首诗应该是创作于波兰被占领期间。这些在辛波斯卡生前并未发表的作品在她后期创作其他诗歌时成了她的灵感宝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48 年刊登在《文学日报》的诗歌《运送犹太人》，后来在其他诗集中再未发表。当诗人再次回归这一话题时，她写出了她的经典作品之一《再一次》（1957 年发表于诗集《呼唤雪人》），这首诗就借鉴了《运送犹太人》的内容，只是写作手法更成熟，也更正式。什琴斯娜在给《黑色的歌》作序时写道：
[……]从墓志铭式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小音乐家扬科》（1945）、《万灵节》（1946）及《回归悲伤》（1947）中诞生了 1962 年出版的诗集《盐》中那篇感人至深的《梦》——
我那在战争中牺牲的人儿，我那已化为灰烬、隐入尘烟的人儿
你变成了照片里的一个人像：
脸上映着树叶的阴影，手中拿着贝壳
走入我的梦中
辛波斯卡从不喜欢谈论自己，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关于二战那段过去，她的档案资料中缺少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文件（除了几个特例之外）。也许她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和自己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也曾在与朋友相聚时谈起战争，但是她不曾记录下任何与战争时期相关的回忆录。她也曾被问过，为何如此鲜见她追溯那段历史，辛波斯卡是这样告诉比康特和什琴斯娜的：“很难在诗歌中保持公平的分配。[……]那个时代我大多数诗歌的归宿都是垃圾桶：我从来没有将自己和鲁热维奇或是赫贝特相提并论，在他们的诗歌中对战争中牺牲者的思考是一个永恒话题。我在读他们的诗歌时理解了，他们是在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曾经的经历，而我却无法赋予这段经历任何东西。”
在战火纷飞中，伊赫娜从一个小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从一个小女生变成了一个独立谋生的人，从写几首小诗博亲朋一笑的作者踏上了作家之路。多年后，她自己提到，她最初一直在写小说。但是很不幸的是，没有一篇得以保存至今。也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学。虽然当时她的作品出版无门，但是她一直和好朋友们分享。当时的她尚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成为一名诗人、作家、艺术家。也许在国破家亡的战争期间她不得不停下来，站在这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静静等待，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做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