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露西·巴顿，从一无所有中来的露西·巴顿，母亲口中狼心狗肺的露西·巴顿，摇身一变成了畅销书作家的露西·巴顿。
久违的，母亲出现在我的病房，久违的，我感到了一丝温暖。我们聊起了那些我早没有交集的人和本不愿回想的过往，或许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那些贫穷的日子也变得可堪追忆，只是，我想确认一件事，我是被爱着的吗？为什么妈妈不肯说爱我？
以下经“春潮Nov+”授权，节选自“露西·巴顿四部曲”第一本。
“妈咪。”在母亲到的第二天晚上我轻声说。
“嗯？”
“你为什么来这儿？”
出现一阵沉默，她在椅子上挪动，而我则把头转向窗户。
“是你丈夫打电话叫我来的。他希望有人照看你，我相信。”
很长一段时间，病房里寂静无声，也许是十分钟，也许将近一个小时，我实在不知，但最后我说：“好吧，总之，谢谢你。”她没有应声。
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我不记得梦见了什么。她的声音悄悄传来：“小露露，睡吧。若睡不着，那就闭目养神。要注意休息，宝贝。”
“你都不睡觉，”我说着，试图坐起身，“你每晚都不合眼，怎么撑得下去呢？妈，已经两宿了！”
“别为我担心。”她说。她补充道：“我喜欢你的主治医生。他时刻留意你的情况。住院医师什么也不懂，他们怎么会懂呢？但这位不错，他保证会让你好起来的。”
“我也喜欢他，”我说，“我爱他。”
过了几分钟，她说：“很抱歉，你们从小到大，家里真是太穷了。我知道那叫人抬不起头。”
黑暗中，我感觉自己的脸变得滚烫。
“我认为那无关紧要。”我说。
“那当然要紧。”
“但现在我们都过得挺好。”
“我可不敢这么肯定。”她沉吟着说出这话，“你哥哥人到中年，却和猪睡在一起，看的是儿童书。还有薇姬。上学时，同学取笑你们——她对此耿耿于怀。你的父亲和我不晓得有那回事，现在想来，我们应该知晓才是。薇姬仍满腹怨恨。”
“怨恨你吗？”
“嗯，我想是的。”
“那没道理。”我说。
“不。母亲理应保护她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我说：“妈，这个世上有些孩子，被母亲卖了，换取毒品；有些孩子，他们的母亲离家出走数日，就那样丢下他们不管；有些——”我打住了。我厌烦了这些听上去不实的话。
她说：“孩子，你的个性和薇姬不同。和你哥哥也不同。你没有那么注重别人的想法。”
“你怎么说起这个话题来？”我问。
“喔，瞧你眼下的生活。你义无反顾地前行，并……成功了。”
“我明白。”我不明白，其实。我们到底要怎么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小时候我去上学时，”我仰面平躺在病床上，高楼大厦的灯火照进窗户，“我会整天想念你。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时，我说不出话，因为我的嗓子里堵了一块东西。我不知道那持续了多久，但我真是太想念你了，有时我会跑进厕所去哭。”
“你的哥哥会呕吐。”
我等了片晌。半晌过去。
最后她说：“上五年级以前，每天早晨，你的哥哥都会吐。我始终没找出原因。
“妈，”我说，“他看的是什么儿童书？”
“讲大草原上的一个小女孩，有一整套。他喜爱那套书。他不是智力低下，你知道的。”
我把视线转向窗户。发光的克莱斯勒大厦，犹如灯塔，象征着人类最宏大、最美好的希望，以及人类对美的向往和渴望。那是我想讲给母亲听的，有关我们看见的这座大楼。
我说：“有时我会想起那辆卡车。”
“卡车？”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吃惊，“我对卡车一无所知，”她说，“你指什么卡车，是你父亲的雪佛兰老卡车吗？”
我想说——哦，天杀的，我想说——难道不是有一次，一条真的长极了的棕蛇，和我一起被关在车里吗？我想问她这件事，但我开不了口，我说不出那个词，即使现在我仍没有勇气说出那个词，告诉任何人，当时我多么害怕——当我发现自己被锁在车里时，旁边有这样一条长长的、褐色的——它动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快。
*
我上六年级时，来了一位东部的老师。他叫黑利先生，他年纪很轻；他教我们公民课。他有两件事让我念念不忘。第一件是，有一天，我憋得厉害，但不愿去厕所，因为那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给了我通行牌，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我返回教室，走到他近旁归还通行牌——那是一个大木块，我们必须手持那块木头去走廊，以证明我们获准可以出教室——当我把通行牌递还给他时，我看见卡萝尔·达尔，一个人缘很广的女生，做了个动作——一种手势或什么，凭我的经验，我知道她是在取笑我，她在朝她的朋友做那个动作，让他们也可以取笑我。我记得黑利先生脸一黑，他说：千万别以为自己比别人强，我不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在我的教室里，在这里没有谁比谁强，刚才，我看见你们有些人脸上的表情显示你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我不容许这样的事出现在我的教室里，决不。
我瞥了卡萝尔·达尔一眼。在我的记忆中，她收敛起来，她感到羞愧。
我默默地、毫无保留地、立刻爱上了这个男人。我不知道如今他人在何处、他是否依然在世，但我仍爱着这个男人。
关于黑利先生的另一件事是他向我们讲授印第安人的历史。在那以前，我不知道我们骗取了他们的土地，导致黑鹰酋长起兵反抗。我不知道白人给他们喝威士忌，不知道白人在属于印第安人的玉米地里杀害了印第安部族的女人。我觉得我像爱黑利先生一样爱黑鹰酋长，我觉得这些印第安人勇敢、了不起，我不敢相信黑鹰酋长被俘后，被带到各个城市示众。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读了他的自传。我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白人的语言谅必圆滑极了，他们能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我亦担心，他的自传，在经过译者的转述后会不准确，所以我好奇，黑鹰酋长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留给我的印象刚强而惶惑不解，当他谈起“我们的伟大领袖，总统大人”时，他措辞文雅，那令我感到悲哀。
我想说，这一切，我们强行施加给这些人的凌辱，对我影响巨大。有一天，我们学到印第安妇女种了一片玉米地，白人前来，捣毁了田地，放学回家时，母亲正在我们住过的车库前面——我们刚搬出来不久，她大概是在试图修理某样东西，我记不得了，可她就蹲在前门旁，我对她说：“妈咪，你知不知道我们对印第安人干了什么？”我怀着畏怯，慢慢讲出这句话。
母亲用手背抹了一下头发。“我才不管我们对印第安人做了什么呢。”她说。
那个学期末，黑利先生走了。在我的记忆里，他去服兵役了，参加的只可能是越战，因为越战正好发生在那段时间内。自此，我总在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上查找他的名字，但上面没有。我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但在我的记忆中，自那起事件后，卡萝尔·达尔——在他的课上——不刁难我了。我们全都喜欢他，我想说。我们全都尊敬他。一个男人，教一班十二岁的学生，取得这样的成就非同小可，但他做到了。
*
多年来，我一直想着母亲提到的哥哥在读的书。我也读过那些书，它们带给我的触动不太深。诚如我所言，我心属黑鹰酋长，排斥这些生活在大草原上的白人。于是我总想着这些书：哥哥喜欢的是书里的什么内容？这套书中所写的那户人家很善良。他们横穿大草原，有时身涉险境，但那位母亲总是和蔼可亲，那位父亲对他们关爱备至。
后来，我的女儿克丽茜也喜爱这套书。
克丽茜八岁生日时，我给她买了那本写蒂莉的、曾对我意义重大的书。克丽茜爱好阅读，我欣喜地叫她拆开这本书的包装。她在我为她举办的生日会上把书拆开，她的一个父亲是音乐家的朋友也在场。生日会结束后，这位父亲来接他女儿时，逗留寒暄了几句，他提到我上大学时认识的那位艺术家。在我搬来这里后不久，那位艺术家也搬到了纽约。我说我认识他。那位音乐家说，你比他太太漂亮。没有，在我询问时他说，那位艺术家没有小孩。
几天后，克丽茜和我说起那本里面有蒂莉的书。
“妈，这本书有点傻。”
但我哥哥喜爱的写大草原上那个女孩的书，克丽茜现在仍然喜欢。
*
第三天，母亲坐在我的床尾，我能看出她脸上的疲惫。我不希望她走，可她似乎没办法接受护士提出搬来一张折叠床的建议，我预感她马上要走了。我像以往常有的那样，开始提前忧惧这一刻的来临。我记得我第一次为将要发生的事提心吊胆，是和小时候看牙医有关。由于我们年少时不怎么护理牙齿，同时从遗传角度来看，我们被认为长了“软质牙”，所以每次去看牙医，自然都会满心忧惧。那位牙医提供免费的牙齿保健，但方式吝啬，无论是在时间还是态度上。他仿佛看不惯我们的样子，我一听说要去见他，就开始担忧，直到看完牙为止。我见他的次数不多，但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吃两遍苦是浪费时间。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有多少事是头脑无法驱使自身做到的，即便想做也做不到。
第二天半夜，“严肃的小孩”前来找我，她说化验室送回了验血结果，我需要立刻做一个 CT 扫描检查。“可现在是半夜啊。”母亲说。“严肃的小孩”说我非去不可。于是我说：“那就去吧。”不一会儿，几个护理员现身，把我放到轮床上，我朝母亲挥挥手，他们把我推进一个接一个宽敞的电梯。走廊里黑黝黝的，电梯里也是；一切似乎暗淡无光。此前我没有在夜晚离开过病房，我不曾察觉，就连在医院，夜晚和白天也是有区别的。在经过很长的路、转了许多个弯后，我被推进一间房里，有人把一根小管子塞到我的腋下，另一根小管子插入我的咽喉。“别动。”他们说。我连点头也不行。
过了很长时间——到底多长，我不知道实际的时间或该如何表达——我被推入环形的 CT 扫描装置中，传出几下咔嗒声，然后那东西不动了。“该死。”我身后的一个声音说。我在那儿又躺了很长时间。“机器坏了，”那个声音说，“但我们必须完成这个检查，不然医生会宰了我们。”我在那儿躺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冷极了。原来医院里常常很冷。我在哆嗦，但没有人注意到；我确信他们本该拿一条毯子给我的，可他们只想着让仪器运转起来，我理解那份心情。最后，我终于做完了检查，仪器发出听上去正常的咔嗒声，微小的红灯闪着，而后，他们拔去我喉咙里的管子，把我推到外面的走廊里。我想，这将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母亲正坐在黑黝黝的等候区，那里位于医院地下室的尽头，她的肩膀因疲惫而微微下垂，但她的坐姿，透出绝无仅有的耐心。
“妈咪，”我轻声说，她朝我挥挥手，“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
“不容易，”她说，“但我长了嘴巴，我可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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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牙疼”亲自来通知，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虽然之前验血报告显示有异样，但经 CT 扫描检查，并无问题，稍后医生会详细说明。“牙疼”还随身带来一本八卦杂志，她问我母亲想不想看。母亲忙不迭地摇头，仿佛有人叫她触摸人体的私密处似的。“我想看。”我一边对“牙疼”说，一边伸出手。她把杂志递给我，我向她道了谢。那天上午，那本杂志就放在我的床上。后来，我把它收到摆了电话机的桌子的抽屉里，我那样做——藏起杂志——是怕万一那位医生会进来。所以我和母亲一样，不希望别人通过我们阅读的书刊来评断我们，那种东西，她连读也不愿读，而我只是不希望被别人看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仍让我觉得是咄咄怪事。当时我在住院，她基本上也算是；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时光，能用来读些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呢？我的病床旁放着几本从家里带来的书，但母亲在的时候，我没有读那些书，她也没有瞧那些书一眼。至于那本杂志，我确信那应该不会在医生的心目中留下不佳印象。可偏偏我们俩，母亲和我，都如此敏感。在这个世上，时时有着他人的目光：我们要如何确保自己不觉得低人一等呢？
题图为舞台剧版《我叫露西·巴顿》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