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曾不止一次拯救过我，陪伴我度过每一段艰难的时光。”
“除了我父母，大多数人总在告诫我哪些事我不能做。相反，书籍却驱使我向前。从不设限。”
“每本书都承载着一段记忆。把一本书捧在手中，你不仅能读到书中的文字，也能零星地瞥见从前读这本书的自己。展望未来——且让我从回忆中暂且抽身，把目光投向前方——我知道自己依然会不断地阅读，在书页间寻获巨大的慰藉与乐趣。”
自打能记事起，凯西·伦岑布林克便一次次在阅读中寻求慰藉与快乐。一路走来，她总有书本相伴，年幼时，她很自然而然爱上了读书；在迷茫的青春期，阅读陪她度过了很多煎熬的日子；大学毕业后，她走了不少弯路，最终还是开启了同书打交道的职业生涯，先是在书店里供职多年，后来又在《书商》杂志当编辑，再后来则加入了与书有关的公益组织，直到最后成为作家，写出这样一部动人的作品。阅读为她照亮了一条明路；无论未来如何，书本永远会给她带来帮助。
《亲爱的读者》是一本动人、有趣且悦人的作品，记录了书籍何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其中还穿插着一份份主题推荐书单，这些书单曾见证了一位资深书迷的喜怒哀乐，而这位资深书迷希望它们也能给你带来启迪与乐趣。
经“惊奇”授权，我们摘选了《爱读书的女孩》一章分享给读者。
哈罗德百货水石书店的经理打来电话时，我正跟索菲在伯爵宫路的黑鸟餐厅吃饭。经理说我被录用了，立刻就可以上班。
“你是我们雇的第一个圣诞节临时工。”他说。
“但愿我听上去还算热情，而不是不爽。”挂了电话，我对索菲说。我们已经几杯酒下肚了。
“他们付你多少薪水？”索菲问。
我说了个数。
“真不多。”她说。
“是啊，”我说，“不过够我付房租和吃饭的了。说真的，我唯一的额外开销就是买书，不过员工可以从店里借书，每次只借一本就行。”
在哈罗德百货的入职培训现场，我的心怦怦直跳。公司对着装和店内举止有着严格的规定，让我想到游泳池四周那些禁止奔跑、禁止跳水、禁止喧哗的警示牌。我们必须从与主楼相隔一条街的员工通道出入，还得把个人物品存入储物柜。我们只准把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带入通向店铺的走廊，所有东西都必须装在一只透明的塑料袋里。女性可以携带一只很小的化妆包，大概是为了让我们在经期避免尴尬吧。我们随时可能被搜身。
我们领到了工作证，装在一只小小的塑料封套里。工作证的颜色代表我们在哈罗德百货森严的等级序列中所处的位置；我的工作证是白色的，属于最低一等。我们还学习了康乃馨体系，而且公司鼓励我们每个人都去争取一朵康乃馨，别在自己的翻领上；红色的鲜花是最高的荣誉。戴康乃馨的人可以负责任何层级的工作，从处理退款到变更订单、关闭收银。
我在店里的第一天过得稀里糊涂。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博览群书，还差得很远，而且我对书店的规模毫无概念，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熟悉多少个不同的类目。我弄乱了英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还出了洋相，不知道马德拉旅行指南应该放在“葡萄牙”书架上。一位女顾客对我发火，因为我不知道架上那百余本烹饪指南中有哪一本介绍了橄榄玉米糊的做法。
而且我的脚真疼啊！那天晚上我在酒吧里抱怨这个，临桌有个女人说她能帮忙。她让我脱下鞋子，告诉我该怎么按摩我的脚——使劲揉捏脚趾球骨。这真像魔法一样。卖书的那些年，我总在休息时这么做，并且至今依然对那位好心的陌生人心存感激。
第二天我有了起色，到了第三天，我感觉自己已经上道了，觉得来对了地方。我在前台工作，这个岗位很适合我，因为我喜欢忙碌，也喜欢跟人攀谈。“那会是一场火的洗礼。”曾在前台工作多年的安吉拉告诉我，她跟另一位售货员理查德开始幽默劲儿十足地把他们的全部知识一股脑儿传授给我。
哈罗德百货有种狂欢节的氛围。它集旅游胜地与百货商场于一身，所以你可能上一秒还在告诉某人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怎么走，下一秒就在推荐新小说中最棒的一本了。我们似乎花费了大量时间跟顾客谈论洗手间。几个月后，哈罗德百货开始实行如厕收费一英镑的规定，结果引来许多负面报道。上面废除了这项规定，不过我们依然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洗手间怎么走？我真的得花一英镑才能上吗？”
- 目前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水石书店旗舰店。
我们店不远处就是宠物店，所以常常有顾客走进店里，指望能带回一只珍奇动物，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确不无可能。我们知道如今法律已经改变，但研究相关的法条并不是我们的职责，所以每当有人出现在前台，声称想买一头狮子，我总会打发他们去宠物店问问，而且很想听听他们接下来的对话。
书店另一侧是“圣诞天地”，一家常年营业的节日用品商店，因此，在旅行类书籍专区干活儿就意味着你得听一整天圣诞颂歌。人们会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从各地远道而来，从哈罗德百货买一份廉价的装饰品回家。一次，我听见那家店的一位女店员抱怨那个在圣诞老人屋扮精灵的员工比别人挣得多。
我有一整套书店术语要学。“校样”是指即将出版的小说的先行本，出版商会把它们提前寄给书商和记者，引起他们的兴趣。书籍会首先发行精装本。每本都有个护封，内侧的裱纸叫“环衬”。我一直很喜欢书脊里缝着缎带的书，现在我知道那叫“缎带书签”。平装本会在差不多一年后问世，尺寸更小，价格也相对实惠。“卸货”指从出版商收到成箱的书；“上架”或“推车作业”就是把书摆上书架展示。书得放入“A—Z 区”，也得堆放在桌上，这取决于我们订购的册数。一排排书架被分成一列列隔间，单独摆放的组件叫“促销箱”，名字很怪，也不大讨喜。我很快发现它们是同时展示相互关联的书籍的绝佳工具。
面对一本上架展示的书，你得写一张小小的推荐卡贴在它下面，劝顾客将它收入囊中。我的工作之一便是更新“店员推荐”图书区。有些同事不大配合，我就主动提出替他们写推荐卡，他们只要挑书就行。最开始，我会长时间地斟酌该如何下笔，但我很快就掌握了诀窍。内容不必太长，也不用特别精美。几句肺腑之言足矣。我很喜欢写推荐卡，每次见到顾客因为卡片推荐而决定买下某本书，我心里都美滋滋的。
一天早上，我在通勤路上读米涅特·沃尔特斯的新小说，我读得入了神，走在街上时还想继续读。我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却一心只想接着往下读。我把这个小故事写在一张卡片上，结果这本书卖出一本又一本。我会在休息时间阅读，每晚再带一本书回家，总能在睡前读完。要是那本书很薄——比如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我能趁午餐和午休时读完。我喜欢这样带着目的阅读。这为我的思考打开了新的维度：每当遇到喜欢的书，我总会琢磨我的哪些顾客也会喜欢它。
我常常因为某本书太过精彩而读到深夜。米歇尔·法柏的《绛红雪白的花瓣》、威廉·博伊德的《凡人之心》、萨拉·沃特斯的《指匠》都曾剥夺我的睡眠，卖起来也很有趣味。“听上去是很不错，”一位和蔼可亲的美国女士一边掂量着《绛红雪白的花瓣》，一边说，“不过放在行李箱里可太沉了。”
“那就扔掉几件衣服。”我说，于是她买下了它。
“我真觉得人们应该少买吃的多买书。”我这样告诉另一位顾客。不过我们一致同意，给孩子买吃的或许得另当别论。
这份工作也并非处处顺心。哈罗德百货的管理层最担心盗窃问题，他们会巡视店面，留意违规操作和不规范行为。员工入口最显眼的标志是一块“警示榜”，用来展示盗窃被抓的员工照片，并详细列明他们受到的处罚。这让每天的工作有了个阴郁的开端。一天，一则通知取代了它：“‘警示榜’已移至员工餐厅。”我觉得这也好不到哪里去。
别的圣诞节临时工入职时，我其实也只是一个刚来两周的新人。接到给他们做培训的任务，我心花怒放。“告诉他们你巴不得刚来时就知道的那些事。”经理叮嘱我。
莉齐来自赫布登布里奇，我俩一见如故。她特别想做员工推荐卡。她写了一张这样的卡片：“这本书我读得实在入迷，上班都迟到了。”但哈罗德的一位大人物让我们拿掉了这张卡片。
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跟陌生人谈论书籍。我很快就有了常客，他们会径直进店找我，询问最近有什么新书。一位气质优雅的老太太会把拐杖靠在前台问：“那个爱读书的女孩在哪儿？”我喜欢这句话，它呼应了哈利·波特的头衔——大难不死的男孩。有些书店店员不喜欢跟顾客交流，会借口要卸货或是邮购室里还有活儿要干，以此避开他们。我则恰恰相反，常跟刚认识的人聊得热火朝天。这让我回想起我的酒吧岁月，回想起那份不知谁会推门进来、带来什么故事的激动心情。我很容易跟顾客打成一片，也喜欢这种感觉。我会跟他们聊他们拿起的任何一本书，或是谈谈展示架上那本他们正在打量的书。有一天，我老板把我叫进办公室训话：“你不该总让朋友在上班时间来找你玩儿。”但我其实是在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交谈，只是我们显然有些忘乎所以了。
我在书店度过的第一个圣诞简直不堪回首。顾客会在我们身上发泄压力和不满，圣诞前夜那天我哭了三次。但这依然比酒吧工作轻松。“至少我们六点就能下班，”我对同事说，“我们的大多数顾客既没喝醉也不暴力。而且我也绝不会午夜时分站在大街上，发现自己的车没了挡风玻璃，身上还沾满别人的血。”
一月的促销动摇了我的乐观。节礼日那天，哈罗德百货人山人海，不顾一切的购物者为抢购一台限量的打折电视而挤破了头。我们不得不戴上艳俗的饰带和玫瑰花结，花结上用硕大的字号写着“大减价”字样，而且这天的顾客也主要是冲着便宜来的，不像平时的顾客那么斯文有礼，所以这几天特别难熬，吃力不讨好。一月八日，三十岁生日当天，我心情沮丧至极。我走在芬伯勒路上，望着被大家扔在门外、等待市政服务机构清运的旧圣诞树。有些树上依然挂着金箔。我脚上那双女店员穿的鞋子磨破了洞，雨水灌进鞋里，而我在二十号发工资之前都没钱买新鞋。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困在某部鸡仔小说的第一章，就是写女主角诸事不顺、处在最低谷的部分。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第二章，再缓缓迈向胜利的结局？
我只是圣诞节临时工而已，所以不知自己是否能留在店里，很担心我为自己找到的这份小小的工作可能会被人夺走。幸运的是我后来顺利转正；折扣季过去了，我为新书的到来而心潮澎湃。
我开始期待一迈入收货间就看见推车上有新书出现。一阵子之后，我每摸到一本好书，指尖都会传来一阵战栗。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在我摸到马克·哈登的《深夜小狗神秘事件》时。我之前从没听说过这本书，但我刚一拿起它——它有个牛皮纸式样的封套——一种明白无误的感觉就掠过我的指尖。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我摸到卓依·海勒的《丑闻笔记》和希莉·哈斯特维特的《我爱过的》时。我觉得这相当诡异，也不想告诉别人，不过后来还是跟理查德讲了，当时我们正趁暂时没有顾客在前台闲聊。在这些忙里偷闲的间隙，我们从不面对面交谈，而是并肩站着，扫视是否有人光顾，同时压低声音交换着秘密。“我的手指会发麻，”我对他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挺正常的，”他说，“我觉得你有点像个‘书语者’。”
我最喜欢的工作是负责整理“近日书评热点”。我得翻遍周末的报纸，看哪些书热度比较高，确保店里随时能买到它们。很少有顾客会走进店里准确地报出想找的书名和作者名。更多情况下，他们会说：“我想要那本关于少年和老虎的书。”或是：“你知道的，就是那本写老师跟学生恋爱的书。”我喜欢这些问题，因为这其实就像竞赛或知识问答，而我总能对答如流。不过某个星期一上午，有个女人却因为我没能立刻说出她问的是哪本书而拉下脸来。
“你居然没听说过它，真是难以置信，”她说，“它可上了今早的《一周之始》。”
“可我今早没听《一周之始》啊，”我说，“我在这儿上班呢。”
顾客的问题之一——当然这无可厚非——是他们总以为某本书只要上过报纸书评版或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四台，就一定能在市面上买到。他们会走进店里，带着自己用星号标出的报纸书评文章，不解地问其中一些书为什么还没上市。我解释了成千上万次，书评很多都是在作品出版前写的。
“这种做法还真蠢。”那些人会说。
“是啊，”我会露出微笑，想表明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要不您给《星期日泰晤士报》写封信？”
每个星期二早上，我们都会在书店开门前围坐在桌旁开员工会，我会把报纸最近评论过的书籍介绍一遍，给大家讲讲书评人对它们的评价。一天早上，我正在开会，广播系统突然噼里啪啦地响了，顷刻间，哈罗德百货老板穆罕默德·法耶兹本人的声音隆隆地响彻商场，因为他不满报纸对他的报道。我们不得不默默站在那儿听着，因为有传闻说商场里装了监控摄像头，确保员工会毕恭毕敬地聆听这类广播。我们好不容易才憋住笑。
有时，这份工作会意外地令人动容。有位顾客请我给一位正在做化疗的朋友推荐一本书——我推荐了有声版的 P.G.伍德豪斯作品——结果我俩一起哭了一会儿。那时还没有谷歌，所以那些想找一首诗在葬礼上朗诵的人会径直走进店里询问。他们往往会向我讲述逝者的生平事迹，而我则注意到刚刚痛失亲人的人是多么脆弱、多么苦恼，为自己能帮助他们而欣慰，哪怕这帮助微不足道。
常有人向我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永远忘不了有个女人讲的她1938年逃离柏林的故事，当时我正在帮她找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她是英国人，在柏林当家庭教师，后来结识了一个德国人并嫁给了他。逃回英格兰后，他们松了口气，但好景不长，男人很快就被捕了，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恩岛。
与顾客相处往往能令我振奋。我更喜欢在工作中扮演热情的书迷，而不是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努力做自己——无论这代表什么。休息日，我会躺在床上看书、抽烟。休假时，我会怀念被书本包围而感到慰藉的感觉。我潦倒又孤单，没休几天就不得不按捺内心的冲动，免得自己冲上前去跟地铁和公交车上的陌生人攀谈，问他们在读什么书。
而上班时，我会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对人不无帮助，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不再穿西装上衣，而是把它换成了一条绿色的哈罗德百货围裙，我会抱着存货四处走动、打扫卫生、时刻留意顾客是否需要帮助，享受那份充实。一次，有个女人对我说我重树了她对人类的信心。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为她做过什么了，但她温暖的话语支撑我熬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有时，一些富人会来店里为一整间图书室订购书籍，点名要我挑选书目。我会有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一般而言，他们想要的主要是摄影类书籍，不过我会温和地劝他们配上几书架小说，它们能为图书室增色，这样一来，我就能为一些自己最爱的书籍找到新家，指望将来会有某位客人喜欢它们。
当然了，也不是每位顾客都那么可爱。很多来哈罗德百货购物的人都富得令人咋舌，有些还巴不得你也知道。当酒吧女招待时，我从不喜欢那些用手指夹着二十英镑钞票晃荡的男人，他们大概以为你一看见钱就能早点把酒端上桌。对那些从钱包里掏出美国运通白金卡或黑卡、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吸引别人注意的人，我也有类似的观感。
一次，一个鼻毛浓密的男人因为我不肯退掉他那几本残破的杰弗里·阿切尔小说而大发雷霆，气得撕起书来，把碎片扬到我脸上。还有个女人因为我们没听说杰拉尔德·达雷尔的一本新书而气急败坏，说报上全是关于它的报道。她刚才已经推开了我的两位同事，高声骂他们傻子。结果，我们发现她说的其实是保罗·伯勒尔出的一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书。“对，就是这本，”我报上书名时，她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们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想到它。”
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一天，一个俄罗斯女人让我给她推荐最好的当代小说。她长得很美，有一头完美的金发。要非常现代的那种，她说。我建议她带走一本卓依·海勒的《丑闻笔记》。这部作品刚刚入围布克奖短名单，而且我相信它会折桂。叙述者芭芭拉讲述了她同事与一名男学生的情事，随着她的恶意愈发强烈，故事也逐渐转向阴暗，这种手法我深得我心。
第二天，这位完美的金发女郎怒气冲冲地回到店里，眼里还含着泪花。“你怎么能给我看这么可怕的书呢？”她说，“这太色情了。我还有个儿子呢。”当时店里还有别的顾客，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冲我叫嚷。我道了歉，提出另外给她推荐一本，但她只想退货。
事后，在休息时，依然在为被指责兜售色情读物而颤抖难过的我抽着烟，意识到我们对“现代”这个词有着不同的理解。这让我深有感触，原来别人嘴上说的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想要的。这个教训一再引起回响，无论在店内还是店外。
我并不总是那么明智。有一次，我跟一个男人待了好一阵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翻阅所有版本的《爱经》，对比插图。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满足顾客需求的热情投身这项任务，直到他问我最喜欢哪个，而我看到他涨红了脸，才意识到他并不是在问我更喜欢照片版还是插图版。
在应付难缠的顾客方面，哈罗德教会了我许多，我从理查德那儿学到如何保持淡定，无视粗鲁的顾客。有位同事一生气就会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儿，两眼放射凶光。我们管这叫“红雾”。他会不断地说“女士”，为这个字眼注入极度的轻蔑。
在某些日子里，我的情绪的确会受影响，这时我往往会流泪而不是爆发；那是委屈的热泪，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对别人不友善的对待忍气吞声。不过我的确发过一次脾气，因为有个男人怎么也不肯相信杰米·奥利弗的作品是按我说的顺序出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激怒我的偏偏是这个人，不过我严厉地呵斥了他，然后扬长而去。
我最不喜欢的顾客要数写作者们，这号人往往是自费出版，会询问店里有没有自己的著作，假装想买它们，然后，得知店里没有这本书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劝你订一本看看。在你礼貌地回绝后，他们会凶相毕露，提出要见经理，想把这次不请自来的推销变成顾客投诉。尤其要是他们身后还排着长长一队真正的顾客，这种行为就更惹人 恼火。
常常有作家来店里给库存书签名，这也成了我分内的职责。我得腾出一张小桌，集齐书本，把它们摊开，翻到扉页。随后，待作者签完所有的书，我就会在书上绑一道硬纸壳带子，名曰“腰带”，让读者知道他们买的是签名本。这项工作充满乐趣，却也不无压力，因为有时书会无法准时到店，要么就是不见踪影，而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告诉专程赶来的作者店里没有库存，这感觉真是糟透了。不过我很喜欢跟作家们聊天，也会去找每位来过店里的作家的书，尽量都读一读。
我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平凡无奇感到惊讶。小时候，我以为作家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但现在，我发现他们跟我遇到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这让我浮想联翩，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能跻身他们的行列。作家来访往往能让我心情大好。要是你终日在店里被人呼来喝去，那么但凡有人把你当人看待，你都会体会到难以言喻的温暖与幸福。我依然充满感激地记得阿黛尔·帕克斯、凯瑟琳·特萨罗、弗雷亚·诺思和夏洛特·门德尔松满怀赞许的友善。杰弗里·阿切尔来店里给他的狱中日记签名，他看上去很快活，即使听到有个与他擦身而过的女人大声对朋友说“看啊，那是杰弗里·阿切尔。我真受不了他”，也处之泰然。
我们有时会举办大型作者见面会，我的第一项见面会任务是照管一支长长的队伍，全是来见比利·怀曼的人。要是他们想请比利给他们买的书签名赠言，我就得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便利贴上，陪每个人等待。我喜欢问他们从哪赶来。队伍里大多是女性，她们总是咯咯地笑，都说比利·怀曼比想象中矮。
那年夏天，负责书店活动的经理离职了，我顶替了他的位置。在一切进展顺利时，我会感觉自己像个技术高超的顶盘子高手；而每当遇到不顺，我就会感觉仿佛所有人都在从四面八方扔石头砸我。而且潜在的问题实在太多！这项工作真是难以捉摸。如果来者寥寥，作者就会可怜巴巴地坐在那里，身边堆满没人买的书。如果来的人太多，我们就会迅速不堪重负，因为要是没人告知顾客该怎么排队、在哪里排队或是该做什么，人群就会开始躁动不安。
我在酒吧工作的经验很有价值。我知道必须做好预案应付短时间的人力紧张，为活动调集足够的人手，就像我们在酒吧准备迎接忙碌的夜晚那样。大多数顾客并不介意等待，只要他们确信一切都秩序井然。
我总做焦虑的梦，梦见自己没把海报校对好，或是没及时订货。约翰·辛普森来做活动的前一晚，我梦见自己走进卸货间，发现凯特·埃迪坐在一摞高高的纸箱上睥睨着我。“你他妈的订错书了。”她说。
-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我在哈罗德最喜欢的一项任务是监督《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送货。这批书有严格规定，不到指定时间不得曝光，所以在那两只盛满纸箱的木质托盘被运进某个后勤工作区后，我必须确保它们今天之内都不会被人拆开。奉命在一段时间内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感觉十分古怪。坐在那儿盯着那些纸箱时，我回顾着自己阅读哈利·波特的历程，从我二十七岁生日第二天头一回在宿醉时阅读，到在纽约排队买《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经过，再到守护着这两只木质托盘。即使顾客都已离店，我们也不能打开它们，只能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到店里。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那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时，我利用休息时间贪婪地阅读，晚上回家后也一直在读。星期天早上我读到最后一页，在伯爵宫路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垂泪，然后回到工作岗位，去告诉顾客们这本书多么精彩。“我不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对他们说，“但你只要看看我的眼睛就知道我哭得有多厉害了。”
这份工作有个福利，我们会被出版社请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这种活动一般都会大量供应免费的酒水，有时甚至还有小点心提供。由于薪水极低，我们很多人到了月底都已经口袋空空，所以一场及时的发布会绝对是天大的犒赏。我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因为在苦苦等着发薪水的日子里，我往往会优先购买香烟而不是食物。在店里被所有人呼来喝去一整天之后，奢侈地来上一口香烟会非常销魂。在坎迪斯·布什奈尔一本新书的发布会上，服务生四处分发装在小瓶子里的粉色香槟，得用吸管来喝。我必须羞愧地承认，我喝得远远超出应有的限度，最后竟醉倒在骑士桥那个高档场所的楼梯上。
出版社有时会邀请书商和媒体与作家共进晚餐。这时我就得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一天晚上，在夏洛特街那家埃琳娜星辰餐厅参加一场晚餐会时，正在狼吞虎咽的我突然意识到所有面前摆着食物的人都在等别人的食物上齐再开动。自那之后，无论多累多饿，我都会拼命按捺自己，仔细留意周遭。要是不知道该用哪只杯子、哪只小碟，我只需有样学样就好。
白天干着粗活，夜里却在高档场所跟作家们见面，这感觉实在奇怪。有位作家问我：“你在水石书店工作吗？”我回答说：“这个嘛，我在水石的一家分店工作。”
还有一位作家问我：“你是不是就是那种令人生畏的大人物，能决定要不要在我的书上贴‘买二赠一’标签？”
“不是，”我说，“我是那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专门负责贴这种标签，还得在书籍滞销、必须退货的时候把它们撕下来。”她看上去似乎受了冒犯。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不该暗示她的书可能滞销，这相当愚蠢，也很欠考虑。不过，哎呀，大多数书籍都卖得不好。书店后台的场面往往令人心碎，在一些书得到了大众的关注、被接二连三买走的同时，更多的书却只能卖出不到十本，它们会得到短暂的展示机会——被摆在“买二赠一”促销桌上那一小堆书籍当中——然后被收集起来，撕掉标签，原路退回。
跟作家相处多了，我发现他们往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并不会因为自己出过书就陶醉在幸福的泡沫中。不过也不尽然。一次，在一场大家都喝得烂醉的新书发布派对上，我勒令旁边那个男人不要总把手往我裙子里伸。“我可是个作家啊。”他说，好像这样他就能为所欲为似的。我忘记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当酒吧女招待时，多余的关注是一种职业风险，但我在读书人圈子里遇到这种情况的频率要比在酒吧低得多。在那个年代，我受到的教育是不去理会，把它当个笑话，除非男人做得实在过火。如今，想到自己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这种行为，甚至认为这是身为女性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我感觉匪夷所思。
我在哈罗德工作期间一直谈着糟糕的恋爱。有一阵子，我陷入了一段混乱的关系——我们好像从未同时对彼此有过同等的热情。有一天，我在詹姆斯·朗西那本《天堂的色彩》中读到书中人物互相询问想在临终前听到谁的声音。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想听的绝不是这个跟我一起蹉跎岁月的男人的声音。而且即使我想，他那时肯定也身在别处，不会守在我临终的病榻前抚慰我，因为当时他正忙着跟我的一位朋友眉来眼去。于是我结束了这段感情。
我很想说我们断得干净利落，很想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人，那个我在临终前会想听到他声音的人，可是，哎，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继续分分合合。几年后，我去看诺埃尔·科沃德的电影《私人生活》，剧中的艾略特和阿曼达既无法忍受对方又不能没有对方，这让我想到我们冲动的和解如何能在眨眼间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只要某句不经意的话让任何一方想起之前的芥蒂。
- 《亲密》
我喜欢读那些反映糟糕恋情的小说。哈尼夫·库雷西的《亲密》讲述了一段长久的关系，故事阴郁到让我对单身感到振奋。在《亲密》中，教外国人学英语成了“迷茫之人最后的避难所”。我认识的一些书店店员立志要考取英语教师资格证，一位意志比较坚定的同事还专门为此辞了职。在跟异常难缠的顾客争执一天之后，我也考虑过考这个证书，却因为对自己的语法没有信心而作罢。或许迷茫之人最后的避难所，其实是卖书。
我试着写一本小说，女主角在书店工作，与一位作家在给库存书签名时结识，从此陷入了一段灾难般的恋情——至于故事是否受真实事件启发，就留待我亲爱的读者自己判断吧——但卖书的工作太累了，我实在腾不出精力写作。当时我床下依然堆着一大摞笔记本，多年来我一直带着它们四处漂泊，有一天，在一阵自我厌恶的冲动中，我把它们一股脑儿全扔进了垃圾桶。别再想着搞什么写作了；我只要专心欣赏别人的书就好。每个星期五，我都眼巴巴盼着《书商》杂志到货，我会趁休息时间阅读，紧跟新书动态。可我的一位同事却抱怨杂志上总有烟味，因为我总在员工吸烟室读它，自那之后，就连这份乐趣都打了折扣，他们从此就不让我把它带出店外了。
我在哈罗德工作了近两年。其实如果我自己能做主，我怀疑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或许在某个平行宇宙，我至今还留在那里，在前台推荐最新小说，回答关于洗手间和戴安娜王妃的问题，告诉人们“圣诞天地”和宠物店该怎么走。我依然不太自信，一想到找工作得写简历，心中就充满了令人泄气的绝望，但有一天，我们的区域经理走进书店，欣赏着我的陈列，告诉我牛津街上要开一家规模庞大的水石书店旗舰店。你应该申请调到那儿去，他说。而我真的这么做了。
关于书店和店员的书
我早在去书店工作之前很久就喜欢读写书店的书，进入书店之后更是对这类作品青睐有加，尽管它们或许并不能如实反映书店工作的艰辛，而且与真正的店员相比，书中人物常常有太多时间四处闲逛，或是过着充满幻想的精神生活。
▏ 《书店》 The Bookshop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
丈夫去世后，弗洛伦斯·格林决定用她继承的遗产开一家书店。她在萨福克郡的一座海滨小镇买下一栋名叫“老屋”的宅子，镇上有一百年没开过书店了。弗洛伦斯满怀热情地开门迎客，却在不觉中得罪了一位当地的大人物，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菲茨杰拉德对人心的促狭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
▏ 《第十三个故事》 The Thirteenth Tale
戴安娜·赛特菲尔德著
“我不讨厌热爱真相的人，但我讨厌真相本身。和一个故事相比，真相里包含着多少援助和安慰作用？”玛格丽特·李是位传记作家，住在她父亲的古旧书店楼上。一天她回到家，发现隐居的著名作家维达·温特给自己寄来一封信，过去五十六年间，温特每年都创作一部小说，却一直拒绝别人给自己立传。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邀约时，玛格丽特开始好奇维达·温特为何终于决定将真相和盘托出，而且——更让玛格丽特好奇的是——她为什么会选择向玛格丽特讲述一切。
▏ 《照常营业》 Business as Usual
简·奥利弗、安·斯塔福德著
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 1933 年，讲述了希拉里·费恩设法在伦敦立足的故事，小说的叙述是通过一封封家书和希拉里进入百货公司后一条条涉及她的备忘录完成的。希拉里坚韧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包括未婚夫的挑剔、新同事的冷落和每周仅靠两英镑十便士过活的窘境。这本书十分迷人，介绍了不少关于购物和流动图书馆的有趣历史。
▏ 《风之影》 The Shadow of the Wind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著
达涅尔的父亲在巴塞罗那开设了一家书店。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他带着达涅尔来到一座叫“遗忘书之墓”的巨型图书馆，让他挑一本书，保证一生珍藏。达涅尔选了胡利安·卡拉斯的《风之影》，从此踏上一段冒险之旅，开始探索与这位神秘作者有关的一切。他是谁？为什么消失？为什么有另一个人想毁掉他的作品？
▏ 《生命之书》 My Penumbra's 24-Hour Bookstore
罗宾·斯隆著
当网页设计师克莱·杰侬在窘迫和机缘的共同作用下进入半影先生的二十四小时书店工作时，他很快意识到有怪事发生。他独自值守漫长的夜班，夜间顾客稀少，即使有也什么都不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调查过程中，他不得不直面关于人类认知的宏大问题。
▏ 《安眠书店》 You
卡罗琳·凯普尼斯著
时间是十点零六分。吉尼维尔·贝克在一个星期二上午走进东村的一家书店，径直走向 F—K 打头的小说。她长相可爱，买的书也无可挑剔，令书店店员乔怦然心动。就在乔通过社交媒体找到她，巧妙地进入她的生活时，我们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个甜美的爱情故事。我还从没在书中读到过这么招人喜欢的心理变态——也许我对书店店员就是讨厌不起来！
题图为电影《书店》（2017）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