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关于本书
《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于 1951 年，再版于 1958 年并补充了材料和新的两章，1968 年的第三次修改版又删去了两章中的一章，增加了一个新的前言。这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它出版前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容易读懂。
阿伦特 1933 年到 1941 年在巴黎流亡，在那里，她的主要时间献给了救助犹太难民。她特别感兴趣的是“一战”后国际条约赋予犹太人的地位，同时也对法国反犹主义的特征以及它与德国反犹主义的不同之处感兴趣。1940 年的战争导致阿伦特被当作（法国的）外敌遭到拘留。维希政权期间，阿伦特流亡到了美国。1941 年，阿伦特到了纽约。1942 年后期出现的关于大屠杀的报道促使阿伦特决定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到 1946 年，阿伦特正式计划写一本关于纳粹主义起源的书，暂定名为《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她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以及关于德雷福斯事件、少数族裔、无国家状态、党派、运动与阶级的区别等主题的一些论文。这些文章发表在新创办的刊物如《评论》（Commentary）、《犹太人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巴黎评论》（Partisan Review）和《政治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s）上。《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繁复特点，部分地就是阿伦特努力想把这些论文整合在一起的结果。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在 1948 年，随着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加剧，开始披露出关于苏联劳动营的报道。这产生了三个结果：1948 年 6 月的一篇给《巴黎评论》写的关于集中营的文章，1948 年 12 月的一篇标题为《关于集中营的研究计划》的备忘录，以及 1951 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起源》仍然分为三个部分，但现在的三个部分分别为：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前两部分几乎完全是分析纳粹主义的根源的。
02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
《极权主义的起源》在方法论上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社会科学著作，阿伦特也不把它视作对于一个更大的集体研究规划的贡献。她不是从界定极权主义开始，然后再探究其原因。相反，她假设我们大致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知道关于极权主义政体的最邪恶行为的报道，它犯罪的规模，而且某些罪行在每个人的记忆中仍然是鲜活的。由于这些罪行，我们需要把极权主义拆散为各个“要素”。在 1954 年的一个演讲中，她写道：“如果我们不把要素理解为原因，那么，极权主义的要素就构成了它的起源。因果关系……在历史和政治科学中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和伪造的概念。要素本身可能永远不能导致任何事件的发生。只有在要素结晶为固定和明确的形式时，它们才能成为事件的起源。”（引自 Young-Bruehl 1982，203）尽管这是对阿伦特在书中所做研究的一个合理概述，但这很难算是一个方法论的界定；她事实上指出了集会和演讲、秘密警察、恐怖以及集中营、严刑拷打和大规模屠杀发生了，而且是以协调一致和系统的方式发生的。许多要素必须全部到位才能导致这些事情以这样的规模发生。它们如何积聚到一起——结晶化——实际上并不是历史学家需要解答的疑问，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史本身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做的是努力去辨别这些要素是什么，为了分析的目的把它们分离和独立出来。
我们都知道纳粹屠杀了 600 万犹太人，因此，我们需要问：一个人怎么就构想出了这样一个大屠杀的规划？这反过来要求对于欧洲社会的犹太人的角色变化，以及 19 世纪“犹太人问题”（一个相对小的问题）的历史研究。我们知道，没有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努力，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现代官僚制度。我们知道，几百万人支持希特勒，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使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种族归属或种族观念看得比他们的阶级成分更为重要。我们知道纳粹初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民族主义，而更像是整个欧洲的（现象）。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普遍诉求在俄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19 世纪晚期的“泛运动”，它们本身既不是普遍主义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我们知道极权统治都敌视作为组织政治事务的重要框架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框架中通过诉诸不同的忠诚资源——诸如“党派”“人民”——来激励自己的同胞，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使得国家不再能够调动这样的忠诚。我们知道纳粹入侵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并寻求统治欧洲，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扩张驱动”来自何处。我们知道人民被关入集中营，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种驱动的根源。我们知道人民没有做任何事情就被囚禁在集中营和劳动营，而且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使得政策的制定者能在法律之外安置所有这些人，并且全然不顾 18 世纪后期就已经确立的人权观念。
这些东西本身都还不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产生于这些东西的聚合。是什么把它们聚合在一起？一个有诱惑力的回答是：“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一种对万事万物都能够提供现成答案的世俗世界观。这种意识形态是如此集中关注一个终极目标，如此致力于这样的观念——终极目标必须达到，任何限制政治行动的东西都可以一脚踢开。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一版并没有“意识形态与恐怖”这章。无疑，在其他各章节有很多地方谈到了意识形态；但总体而言，阿伦特并不过高估计观念对于极权主义的结构和特征的影响。她对于伦纳德·夏皮罗（Leonard Shapiro）的这段话——“极权主义的概念在墨索里尼尝试和诱使我们使用它之前很久就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一项对于极权主义（作为在这个词发明之前很久就反映在政治思想史中的极权主义）概念的研究，是这个探索的必要部分”（Shapiro 1972； Shorten 2012）——是不会认同的。阿伦特写道：“所有结晶为极权主义的运动形式和政府形式的其他因素，都可以追溯到西方世界中暗藏的潮流，只有在欧洲传统的社会和政治框架瓦解的时候和地方，这样的暗流才会出现。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泛运动的部落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与西方伟大的政治和哲学传统没有联系。”（阿伦特语，引自 Young-Bruehl 1982，276）阿伦特不大愿意把使自己流离失所、使欧洲屈服的大灾难，看作欧洲观念的产物。但她对霍布斯的看法却不同：霍布斯显然是新兴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家（Arendt 1968b，139—147），也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哲学家（Arendt 1946a）。“他为所有的种族教条提供了政治思想的前提，这就是：排除那个建构了独一无二的、规范性的国际法观念的人性”（Arendt 1968b，157）。
- 《极权主义的起源》
即使欧洲的观念史并未受到重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一、第二部分也感觉像是好几部著作，而且作为历史，其大部分并无太多新意。例如，我们有更好的对于 19 世纪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公共行政的解释。然而，论述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命运的第九章，却具有持久价值，而论述极权主义——从其更加直接的社会结构条件，到其内在特征和致命后果——的大部分也同样如此。这部分（第三部分）历史性不足（显然是故意为之）而反思性更突出。它也比阿伦特可能会承认的更为社会学化。比如，它开始于以孟德斯鸠的风格解释极权主义统治特有的那种伤害结构，然后转向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的机构组织、极权主义对于宣传的运用（对外）和对于教化的运用（对内），极权主义一旦攫取国家机构后寻求权力的努力以及实施权力的方法。第一版的结尾解释的是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劳动营，以及极权主义的顶峰时期。在后来的版本中，“意识形态与恐怖”这章（十三章）反思的是使得极权主义政府变得“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有罪的东西。
03
无阶级性
第三部分的第一章标题为“一个无阶级社会”。关于 19 世纪，一个经常说的故事是现代社会、阶级冲突以及能够表达阶级利益的机构组织——比如工会、现代政党——的出现。19 世纪中期，马克思已经假设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使其自身分解为两个敌对阶级的冲突；韦伯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的任务将是通过更新了的议会政治去实现民主理想（这种理想从大约 18 世纪晚期就已经普遍流行了）， 并吸收原先被排除的工人阶级（在他们从前线回来的时候）。但是，1920 年代向民主的转型是动荡的而不是有条不紊；至少在德国，在争取议会代表席位的时候，纳粹照例把它粉碎于街头。导致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政治的方式，部分地产生于此，部分则产生于阿伦特认为的从阶级到大众的转化。
在那些群众出于某些原因获得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可能产生，群众并非由于共同利益的意识而聚合起来，他们缺乏一种通过明确、有限、实际的目标表达的阶级意识的清晰性。群众这个术语只适用于这样的人：他们要么因为纯粹的数量，要么由于冷漠，要么由于这两种原因的结合，而不能被整合到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机构，整合到政治党派或地方政府、职业组织或工会中去。从潜在的意义上说他们存在于任何国家，并形成了中性的、政治冷漠的人民——这个人民中的大多数从来不参加党派，也难得去投票。（Arendt 1968b，311）
那些仅仅关心其自身阶级利益与物质需要保障的群体，会发现很难产生能够关心整个国民或保障公共服务生计的领导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政治一直受到有资源者的统治，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为政治而活着”的人，他们就是欧洲贵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并进入政治的前台，工人阶级组织和党派的生长壮大，导致了新政治领导核心，但是他们常常缺乏政治的成熟性，或只有在自己能够得益的情况下才参与政治。尽管如此，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假设，只要社会结构保持清晰的阶级划分和等级制，那么，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内的党派和职业化政治家的非政治化特点，就是可以控制的——不是有益的或鼓舞人心的，而是可控制的阶级妥协形式。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粗略纲领，被阿伦特认为是纳粹背景的一部分（至少是在 1951 年）。
纳粹既不是直截了当的“大众暴动”，也不是被动大众被肆无忌惮的领袖操纵。相反，阿伦特不看重“卡里斯玛式”领袖（比如希特勒）或那些能够聚拢民族共同体的强人的作用。当然，如果我们严格地运用韦伯的卡里斯玛定义，那么我们就会说这对所有政治领袖而言都是正确的。卡里斯玛描述的是领袖和追随者的一种关系，而不是领袖本人的品质。但是如果说阿伦特从来没有特别认真地思考过希特勒的所谓“迷人”性格，这不是因为她想要恰当地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她确实认为希特勒代表了一种匪徒领袖（mobster leader）的类型。她最喜欢的区分之一是撒谎政治家（politicians who are liars）和伪君子政治家（politicians who are hypocrites）的区别（Arendt 1963h）。但是，阿伦特说，像希特勒这样的极权主义领袖既不是撒谎政治家也不是伪君子政治家，他们不仅不蒙上追随者的眼睛，而且公开炫耀自己以前的罪行。1920 年代，在魏玛德国，这种对道德标准的蔑视发展为上一代人的新近经验，在德国，它最强有力地体现在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的著述中（Arendt 1968b，328—330）。对于许多德国士兵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洗礼，通过这种洗礼，个体经历了超出道德之外的基本存在经验，传统的荣誉、勇气、刚毅等美德在面对战争技术的时候似乎不再有意义。他们还习得了新的、超越了阶级和民族的身份模式和同伴关系模式。在阶级分化为大众的过程中，前代人的经验是关键性的一步。他们感兴趣的是“纯粹行动的优先性和纯粹必然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宿命结构中的永恒活力的经验”（Arendt 1968b，331）。换言之，极权主义政治心理学的关键在于追随者的“无我”，而不是他们追随的那些人的说服力。这是阿伦特认为“专制”“独裁”等概念不能把握极权主义统治之新颖性的部分原因。同样地，极权主义也不是德国路德教或俄国沙皇的服从权威传统的继续。在 19 世纪晚期和 1920 年代之间，某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在 1920 年代自愿加入大众运动的人，在 1890 年代（以及在“一战”发生前）可能就是那些自我膨胀而又遭受挫折的同一类人。相反，不再对自我保护感兴趣的人，也已经不再认同他们的特殊阶级或者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以及权威的存在模式，感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感到自己不仅对被动地被统治“敞开大门”，也向新的归属模式和新的行动方式“敞开大门”。
阿伦特说，希特勒蛊惑人心的演讲，不是劝说行为或花言巧语，它们是组织化行为。的确，正是在这里，在组织化的领域——这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学概念，而不是在其教条的内容方面——这是政治哲学关心的一个传统主题，使阿伦特发现了极权统治的原创性和新颖性：“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劝说而是组织。……对这个目的而言，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原创性只能被视作不必要的障碍。”（361）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意味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反而阻碍了而不是滋养了人的献身组织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说，“依据意识形态对于生活的整个结构进行组织，只有在极权主义政体下才是充分可能的，宣传为苍白无力的争论增加了组织的力量”。注意，在这里，对于组织的这种强调与下面的命题无关，这个命题即，极权主义是“现代官僚制度”持续发展的终点。在极权主义形成的那些年头，其组织是为适应极权式集体的独特形式而建构的。这个极权式集体的形式就是运动。
极权主义政治心理学的关键在于追随者的“无我”，而不是他们追随的那些人的说服力。
运动是流动的、变化的，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说是极度政治化的，但不是政治党派意义上的政治。马克斯·韦伯和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把政治党派视为典型的现代集体政治的行动者，强调其官僚机构的或寡头政治的特点，将其领袖的特征概括为自我永动的王朝领袖或头目，而大众不过是选举炮灰；而纳粹的核心特征是：运动至少和党派一样重要，它动员其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不是来自一个核心选区），而不是定期地寻求投票者的支持，它还能够持续地激进化，而不能达到官僚制度的静止状态。
04
组织机构
极权主义组织的四样东西让阿伦特印象深刻（大多数让她产生印象的东西来自她对于纳粹的理解）。首先，在纳粹党拥有庞大成员的时候，它仍然充满猜疑地保持对于成员和同情者的区分，寻求保持正式成员的稳定性，同时增加同情者的数量。这样做不是因为非成员不能信任，而是相反，是为了成员可以到处发现潜在的支持者：“对于党的成员而言，好像任何没有被运动特别列为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的人，都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世界充满了秘密的联盟，只是这些联盟还不能聚集起必要的心理能量和人格力量从其自己的信念中获得合乎逻辑的结论。”（Arendt 1968b，366）对于狂热者而言，这比简单的敌友区分更具有生产性。阿伦特暗示，极权主义的狂热者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传教士，后者总是教导人们说他们是有罪的人。
但是其次，成员—非成员的区分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以便党派成员的大多数仍然可以拥有未受影响的职业关系和社会关系。事实上，存在一种“仔细划分的战斗性等级”，它使得坚硬的核心从来不会面对“常规的”外面的世界。总是有一个等级/层级是比你自己的等级更为常规的、实际的或非政治化的，而新的、更激进的层级总是能够被补充进来。这创造了阿伦特所说的“反常规的等级”（Arendt 1968b，384），这种对于常规的蔑视指向更容易轻信、更接近常规社会的那些成员。简言之，运动和掌权的党派的坚硬内核构成了坚守幻觉的一部分人，这个幻觉受到教化和组织化结构的保护。
再次，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的组织描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在这秘密社会里，每个人都寻求公开炫耀他们属于该秘密社会且不同于那些“外人”。但是与其他大多数秘密社会不同，极权主义组织的成员不为自己有异于大多数“大众”而感到自豪，而是为自己有异于少数人——犹太人或资产阶级——而感到自豪。它所强调的重点是证明自己不属于这个少数人：在纳粹德国，一个人通过追溯自己的血统而证明这点，而在早期苏联，则通过书写能够证明自己有无产阶级出身的自传来证明它。在这方面，极权主义代表了一种奇怪的扩展：把宗派原则扩展到社会大多数人。马克斯·韦伯依据其对成员的要求来界定教会和宗教教派的区别，认为教会要求得很少——定期参与遵守仪规等，但宗教教派成员则需要持久努力以便在他人面前证明自己（Turner 1999；Weber 1978a，1204）。在纳粹统治下，血统的证明可以是明确且确定的，发现犹太人血统的痕迹并不费劲。一旦德国人证明了自己，只要他追随纳粹下达的新仪式法规，他就可以继续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职业生涯。
最后，极权主义运动建立了自己反映或复制国家组织和市民社会的相似物或正面组织（front organizations），这个对于政府部门的复制在其掌权的时候还在继续。所以，尽管德意志帝国的行政结构和国家公职人员仍然在位或继续维持，纳粹却又增加了自己的机构和官员，后者才是真正掌权的。比如，在旧的“管辖区”之外，还有新的、和管辖区不完全一致的“省党部”（Gaue）；官方外交部与党的外事局相比，没有外交事务方面的实权。事实上，所有政府部门在失去实权之后都得到保留。极权主义国家的每个人都明白的规则是：“越是公开的政府部门越没有权力，一个机构越没人知道，最终证明越拥有实权。”（Arendt 1968b，403）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阿伦特下面这个短语（否则它就是神秘不可解的）——“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Arendt 1968b，392—419）：立法机构被悬置，或者其工作没有意义，法官总是退让，常规警察的作用退化到最小，为了内部的阴谋家小圈子而牺牲行政部门。最最重要的是，与自由民主国家相比，军队被更严格地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体系中，秘密警察的作用是什么？毕竟，在很多以前的政体中也有秘密警察。阿伦特指出，在早期阶段，秘密警察的作用与现代政体中的秘密警察差别不大：抓捕嫌疑犯以及政体的敌对分子。当政体的对立者已经被击毙，新的“客观敌人”被发现并遭到不间断追捕的时候，秘密警察就变得极权化了。但是这些客观敌人是依据领袖的意志界定的，就此而言，今天的客观敌人可以由明天任何新的客观敌人替代。因此，存在这样一个秘密警察的悖论：“就权力而言，他们堕落到了死刑执行者的地步。”（Arendt 1968b，426）
05
意识形态
我们读到的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包含了著名的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在这一章，意识形态的主题得到极大的扩展，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把它误解为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统治本质的总结性观点。这样的理解是草率的。而且阿伦特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这章说的内容与第十章、第十一章（都是强调组织的重要性与意识形态的空洞性）的张力。这样的空洞性不一定成为培育具有强烈坚定的极权主义组织成员的障碍，相反，“无论它们被怎样激进地表述，每个特定的、不仅仅是简单宣称要统治世界的政治目的，每个特定的、处理比‘意识形态化的百年大计’更为特殊的那些问题的政治规划，都是极权主义的障碍”（Arendt 1968b，324）。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这还是一种信念形式，这种信念形式因为缺少细节内容而更强有力。大蓝图越是粗略，就越是不必去问特定的政策是否与之吻合。任何东西都被搞得与之相一致。乔治·奥威尔在 1946 年写道：“极权主义的新东西是：它的教条不仅仅是不可挑战的而且是变化不定的。它们必须被接受，违者必遭惩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易于随时变化的。”（Orwell 2001，386）变化不定的还不仅是那些“客观的敌人”。
- 《巨兽》
在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具体内容的时候，阿伦特可能受到了弗朗兹·纽曼（Franz Neumann）的影响。纽曼在《巨兽》（Behemoth）中称呼纳粹意识形态为取自不同传统的一知半解的观念混杂物（Herf 1984；Neumann 1942）。然而，如果极权体制下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粗陋的观念或为可怜的实用理由而寻找到的观念，它是否能够“从内部”统治一个人并且“占有整个人”就是可疑的（Arendt 1968b，336）。因此，关于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使得这种“占有”成为可能？
意识形态不是幻觉，也不是认识弱点、与正确的或科学的关于现实的观点相比是有瑕疵的。它也不是对观念的研究或关于观念的科学。相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套观念而不是单一观念，这套观念作为“主义”宣称可以解释一切。它这样做不是通过痛苦的探索和对于假设的验证，而是通过一种相当于一个单一基本前提之展开的“逻辑”。它正好代表了人类好奇心的反面：“在种族主义那里，‘种族’一词并不指称任何真正的对于作为一个科学探索领域的人类种族的好奇，而是这样一种东西：历史的运动借助它可以解释为一个持续的过程。”（Arendt 1968b，469）在这里，历史是关键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存在的神秘性或永恒真理不感兴趣。但关键点是：它不把观念应用于历史，而是把历史视作观念的发展或展开。比如，一个人可以采用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仅仅从这一个角度研究历史，而仍然对于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但是如果当你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你不再把你用以理解历史的视角仅仅当作一个视角，而是进而把历史视作这个单一观念的展开，这个观念永远不能修正——因为你绝对不允许它受到其他视角或可能挑战它的证据的质疑，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意识形态。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意识形态也还不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可能只是一种私人的教条主义形式或者狭隘性形式。在 19 世纪就有数个这样的例子。当这些意识形态所依赖的经验成为政治的核心时，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是极权主义领袖手中的致命工具，而且是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它们提供了全盘解释，为它的追随者——以数百万计——提供了“第六感”，使他们能够忽视令人困扰的（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的）经验和现实。意识形态的最终结果是培育一种伪逻辑的冷酷无情，这个逻辑是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摧毁了原初观念或导致人们忘记了这个观念。意识形态陷于“逻辑”中不能自拔，这个“逻辑”的根本特点就是永不停息。这个逻辑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教条：党掌握了终极的历史知识，在这个或那个时期，特定的、必须加以惩罚的罪犯必然要产生，党将绝对准确地发现犯罪分子。而且，“极权主义统治者依赖于我们施加于自己的强制”（Arendt 1968b，473）。因此，如果你是一个被党判决为有罪的党员，“逻辑”就会要求你忏悔，因为如果你不忏悔，那你就会对抗那个赋予你的存在以意义的东西。换言之，大多数意识形态家在其生活中从不曾拥有一个“观念”。
阿伦特在这里提供的是关于一个现象的更加引人入胜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解释。这个现象在今天仍然像在 1930 年代底那样令人困惑。这个现象就是：人们乐意承认自己没犯过的罪。但是，它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她还说到了极权主义的短暂性，通过战后西德和东德的纳粹迅速从政治舞台消失，这种短暂性给人以深刻印象。首先，它看上去像一个难解之谜：如果人们在内心被教化改变，如果意识形态的确起作用，你就必须接受这样的观点：意识形态可以免于外在的政体变化；而另一方面，如果说没有什么内在的变化，并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战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能够使自己适应自由社会民主政体，则你又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必须在西德和东德进行费力的去纳粹化努力，而且这些努力毫无疑问取得了成功（不只是一代人）。阿伦特写道：“运动，也就是那个虚构的世界，一刹那烟消云散了，大众又回到了旧的分裂个体的状态，这些个体要么快乐地在一个变化的世界接受一个新的功能，要么回到他们原来的令人绝望的多余性。”（Arendt 1968b，363）他们“静静地把运动当作坏赌注放弃了”。当然，如同迈克尔·曼说的，来自社会诸多部分的对于当权之纳粹的支持，也可以通过阶级术语得到分析：专业人士——这部分的人数超出比例——并不是只能活在虚构的世界以便成为纳粹党员。的确是这样。但是阿伦特所暗示的是：即使对于真正的纳粹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意识形态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产生意识形态的那些观念，而是来自逻辑——分析到最后是政治的逻辑：带着这种逻辑，意识形态的力量被推进到遗忘观念的程度。因此，纳粹垮台后，有大量残余的纳粹成员，不管其信念多么强大，都被剥夺了纳粹“逻辑”得以展示的政治环境。
06
集中营
尽管阿伦特与自己有一场关于组织和意识形态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她对于集中营和劳动营的重要性则是坚信不疑的。这些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决定性的核心机构——或反机构（anti-institution）。在讨论它们的时候阿伦特将其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反思平台。当然，俄国已经有悠久的流放西伯利亚的刑事奴役历史，英国在波尔战争期间发明了“集中营”；但这些是沙俄统治和英帝国主义的偶然而非必然的特征，它们有明确的——当然可能是令人厌恶的——目的。对阿伦特而言，劳动营和集中营之所以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充足而关键的特征，恰恰是因为它们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这点充满了悖论。如果她不是那么与韦伯作对，她或许会说它们不是目的理性的，也就是说，不是导向一个目的的手段。自从韦伯的时代以来，各类批判性理论家已经把目的——或者工具理性——统治的世界视作异化的世界。他们常常把它和具有自我正当性的、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从事的乌托邦活动或怀旧活动相对。对阿伦特而言，集中营代表了一个被滥用的此类自为活动的镜像：它们恰恰在击倒政体的政治反对派时发挥了最大能量；犯人被迫累死累活地工作，但其劳动产出的实际产品却少得可怜。极权统治者都把“劳动”抬高为最高级的、最高贵的人类活动形式，把“工人”（或者用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纳粹党卫军超级种族的观点看，是工人—士兵。参见 Dwork and van Pelt 1996）标举为高贵人类的榜样。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把人类还原为某种对其对手而言无意义的东西。后来，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从中得出结论：劳动本身的特点就是根本不能做极权统治者认为它能做的事情。阿伦特描绘了成为人的方式的等级，在其中，劳动处于最底层，低于制作活动（把材料制作为产品），也低于人类相互之间通过言说在公共领域进行的互动。阿伦特认为，高级的人类活动是政治活动，真正的政治行为——也是真正人的行为——的含义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存在（Taminaux 2002），尽管是以尚未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的。
- 《人的境况》
对于在大量幸存者见证中长大的几代人而言，题为“全盘统治”的那部分可能显得单薄浅显。但它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把握住了集中营的核心含义。阿伦特认为集中营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身体上、法律上和道德上废黜人类的系统尝试。它们尝试把人还原为与动物反应没有明显差别的一系列反应。它们是根除自发性的实验，也是根除使得自发性变得可能的条件的实验。这些条件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就是政治条件。
今天我们可能会说，集中营是剥夺人权的最极端例子，但是早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在论述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难民和无国家之人的命运时，阿伦特就写道：人权只有在组织化的政治内才能够得到捍卫，才有力量。对她而言，这里的意思是：最坏的人权状况就是处于政治共同体之外，是被抛出下面的状况——只有在这种状况下“人权”才有起码的意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公正的宣言，但同时也是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标准的表述）。因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还没有在集中营——它们对于人的摧毁——和充分人化的政治行动的理想之间进行直接的对比，因此，她把集中营描述为现代欧洲传统瓦解的结果。在这个传统中，政治生活是通过民族—国家组织的，而在民族—国家中，国家是人权的保卫者，同样在民族国家中，当人们政治地行动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利益或阶级利益有相对稳定的理解。
在这样一个“正常的”政治世界，人们必须同时保持距离而又相互联系，我们可以在给成员提供的参与方式和独立方式的基础上对社会和政治系统做出区分。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把让人们相互独立的栅栏当作由成文法（positive laws）提供的，认为这些成文法是人类设计的产品，过去的许多政治共同体都了解这个成文法（它必然是不完美的）与某种被称为自然法或神圣法（natural or divine law）的更高理想之间的差异。在《意识形态与恐怖》这章，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统治在这方面是特别的。但这不是因为它是无法无天的专制。相反，它的独特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它通过把更低的法还原为更高的法而寻求消除更高和更低、成文法和自然法之间的差别。极权统治不承认成文法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此是一个可以修改的、偶然的东西，而是寻求把法律还原为更高目的，还原为“自然”法则或者历史法则。在大多数社会，人们可以把法律视作其日常行为的框架，某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必须遵循的东西，但是任何情况下都是外在于他们的。这样，他们可能不加思考地遵守法律。而依据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状况下，人们被要求成为“法则”的一个“体现”，是长在他们身上的东西。极权主义的法则不是在为人们提供一个共同的集体行为框架的同时，又隔开人们以给予他们呼吸的空间，而是既把人们相互分离（其程度远超民主国家的法律所为），又通过“铁一般的纽带”把他们所有人更紧地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整齐划一的共同体的成员。它不是把人划分为守法者和不守法者，而是划分为超级集体规划需要的人和多余的、不需要的人，后者完全处于任何法律框架之外。
这就是集中营所要做的事情，也是集中营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它们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改正机构，因为被置于这样的机构，一个人就必须被承认为一个法律主体，即一个通过他的行动能够违法的人。相反，在那些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的人之间存在根本区分，这个区分是与劳动英雄和被迫劳动者——对于他们，劳动是惩罚之外的额外贬低——之间的区别平衡的。的确，终极的贬低不在于集中营要求那些集中营内的人做什么，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对于他们的要求除了至死方休的劳动之外，别无其他。或者说，这个死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死——有一个埋葬的地方和与世界的最终告别仪式（Herling 1951）。法律上、道德上、身体上被剥夺的人或非人，是终结于“湮没无闻的无尽黑洞”。
本文摘自《阿伦特指南》
[加]彼得·贝尔 / [加]菲利普·沃尔什 编
陶东风 / 陈国战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