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名黑市商人的自白
01
短缺的年代是我最美好的年代。我很早就认识到了，短缺，样样缺乏，蕴藏着怎样的良机；还在上学时我就熟悉有与没有之间的区别了，不仅如此，我还善于辨识特殊的短缺，一旦哪里存在令人难熬的需求，我就感觉到某种创造性的兴奋；简而言之，急需是我的最大的运气。对我启发最深的是别人的缺乏，在帮助他人排困解忧时我的幻想最可靠——少年时我就发觉了。比如，当我妹妹吃完了她的太妃糖向我借时，我就发觉了：我主动帮助她摆脱困境，但她必须为此额外付费，还给我双倍的太妃糖。当我父亲月尾向我借我剩余的零花钱时，先是犹犹豫豫，后来定期地带给我利润，我意外发现了短缺的这一创造性机会：我能帮助他就帮助他，因为他准时支付我 50% 的利息，而且很保险。
这样，我小小年纪就已经认识到了，短缺有许多好处，它不仅供养信赖它的那个人，还提高他的才能。因为要发现短缺带来的所有机会，得有天赋才成。
在过剩的年代，幻想就会死去，没有什么要求我们思考、冒险、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谁缺了什么，只要去按响最近的那家店的门铃，需求就会得到满足。这个年代不是我的年代。我们的市场表现得多么没有创意、多么退化、多么缺少艺术细胞啊：商品供应充斥市场，受到价格管理机构的监督，来的客人随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一马克能买多少东西。到处都确知价值和等价物，不存在没有把握，不会先迟疑不决然后飞快抓住，我在过剩的白市上看到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郁闷、同样的懒洋洋的自信和同样的厌烦。感官再也得不到锻炼，敏锐的、掠夺似的意识不再瞄准猎物；伟大的年代过去了，美好的短缺的年代。
我的年代也就随之结束了：过剩让我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富裕让我的本领白白荒废，留给我的只有回忆和思念。是的，凉爽的夜晚，我经常思念短缺的年代，回忆我的市场——黑市的冒险，想起我当年赢得的荣誉我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黑市曾经是我的职业。我适合黑市工作，就像丘吉尔适合做一名首相兼国防大臣一样。我的能力日臻完善，我越来越接近尽善尽美。在汉堡的几个圈子里人们已经在开始为我斟酌荣誉称号，就在那时，让我的整个肌肉系统麻痹的那一天到来了：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那个卑鄙的货币改革的礼拜天。
从此我就在等待并希望我的伟大年代重新返回，但它至今都没有返回。我只能靠回忆来安慰自己。回忆是唯一让我保持清醒和诚实的东西，但是，由于它——我感觉——也像旧照片一样越来越模糊，我想记录下一切，以便造福于志同道合者，而对于我本人这是正当防卫。假如我是一名惠特曼那样的诗人，我会讲：“我歌唱黑市。”可我只是一名利用短缺的行家，我只想记录下曾经的一切是怎么回事：我的市场，我的荣誉，我的毁灭。由于我相信我拥有讲述者的必要的忧伤，我想从头开始，一直写到一切暂时结束的地方。
先是小轿车夜以继日地载着高级军官驶过，然后是大巴载着级别不是很高的军官，然后是马车，最后是没有武器、灰尘仆仆的士兵们，他们夜以继日地列队经过我们的海军参谋部当时所在的农庄。小轿车和大巴里的军官们垂头丧气、心情痛苦地缩在皮座椅上，默默无语；而士兵们冲着我们挥手，又笑又叫的，告诉我们整个胡闹结束了。所有经过的人都一脸疲惫，却都笑着冲我们喊叫，夜以继日地，最后我们的海军上将一定也听到了，因为他钻进他的轿车，失望地开走了。在他离开之后，那些没有武器的士兵也没有停止喊“整个胡闹结束了”，于是我们的海军少校带着少尉们也坐进大巴，同样失望地离开了。海军二级中士没有马车可坐，因此他让我们步行。外面还有士兵在经过，最后一名二等兵水手长召集起所有的文书和勤务兵，向我们解释，一切都结束了。他将我们领进储藏室，要求我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之后他要炸掉剩下的一切。我们匆匆忙忙地寻找含脂牛奶，寻找酒、香烟和罐装巧克力，奇怪的是我们只找到了罐装泡菜、豌豆，还有很多肥猪肉。更好的东西显然被及时用完了。当我带着我的水手包来到时，连肥猪肉都没了，我绝望地乱翻一气，最后发现一只大硬纸盒，我前面的人显然也发现它了，但由于里面没啥东西，他们拿脚将它踢到了一个角落里，因为盒子上有条横向的靴底擦痕——宛如失望的烙印。我不耐烦地打开盒子，看到里面装满了奶油勺，数百把奶油勺，拿粉红色的薄纸包裹着，我正想给它最后一脚，就听到二等兵水手长在下面叫喊，准备爆炸了。我失望地转头四顾，附近除了泡菜和一大堆看一眼就已经让人毛骨悚然的灰色里夫牌肥皂，什么也没有。于是，面临要么两手空空、要么带着奶油勺这笔荒唐的财富回到安全地带（因为我总得带点东西呀）的选择，我将装有数百只奶油勺的纸盒硬塞进了我的水手包里，背起包，几乎被那重量压垮，但荷尔德林在类似情形下就已经提到过的危险带给了我救命的力量：我让水手包从楼梯滚下去，自己跟在后面冲下去，刚好及时。后来，爆炸之后，我数了数勺子，共有两百四十把，或二十打，我背着它们走在那些欢笑的士兵们也走过的道路上，他们曾经不停地向我们喊，整个胡闹结束了。
这些士兵也都从战争中带了些东西回家：罐头、轴承、烧酒、工具或香烟；一个来自北角的人向我透露，他在一家裁缝仓库被炸毁之前，从里面背出了一万根织补针。总之，每个人都背着些东西回家，有些战利品离奇之至，但没有谁有奶油勺，奶油勺只有我有，而我之所以有这笔惊人的财产，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军参谋部在丹麦驻扎了两年。这样，当和平降临时，我就成了二百四十把奶油勺的所有者，这笔财产开始时一直让我恼火，因为一方面我痛恨奶油，另一方面我相信，必要时我也能战胜自我，用普通的勺儿吃掼奶油。这一开始让我如此恼火，虽然平时不经常发生，但有时候，在炙热的中午，我会诅咒我的财产。然而，我下不了狠心与它分手，特别是因为我渐渐将这些奶油勺看作一种被取消的报酬，是用来偿付我陷在其中的这整个胡闹的。于是我随身携带着它们，一路南下，在刚刚降临的和平中抵达了自由汉萨同盟城市汉堡。
由于无法决定我是否喜欢这座城市，我径直走向火车站，走进候车厅，将水手包推到桌下，一只脚搁到包上，因为我看到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都将一只脚搁在他们的皮箱、纸盒或包包上。我点了一份热乎乎的芜青甘蓝汤，又来了一份芜青甘蓝色拉。在我吃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来到我的桌旁，满脸鼻涕和欢乐；他透过一只淡绿色玻璃瓶观察我，对我做鬼脸，然后钻到桌子下面，摆弄我的水手包，我还没来得及赶他走，他已经手里拿着三把奶油勺，向他的母亲跑去。他母亲从他手里夺下勺子，连声道歉，将勺子还给了我。
当我招手叫来愠怒的侍者、准备付钱时，他的目光立即落在了奶油勺上。他突然向我弯下腰来，低声道：“多少钱？”我低声反问：“什么多少钱？”他将一盒英国烟放到桌面上，再添上五十马克，拿起勺儿，问：“同意吗？”他没料到我那么快就明白了，虽然我不得不尽力掩饰我的震惊。我摆出一脸犹豫、拿不定主意的表情，他见后再添上二十马克，离开了。我本能地拿起我的水手包，将它夹紧在两膝之间——仿佛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随身带着多大一笔财富。
我的惊异持续了很久：我这是掉进了一个怎样的年代啊？你只要将奶油勺放在桌上，就有人主动出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新货币吗？最近人们的工资袋里不会是放着奶油勺吧？我研究菜单，以为奶油供应过剩，人们需要使用相应的勺儿吃它们，可菜单上只提到了热饮、熏鱼糊和二十四种结实滚圆的芜青甘蓝。我告诉自己，有可能，我不在的时候，尼采的一个打算得到了实现：重新评价所有价值。重新评价时勺儿获得了新的兑换价。好奇，而且是创造性的好奇，在我心里苏醒了，我开始喜欢上自由汉萨城市汉堡，我肩背两百三十七把锃亮的小东西，决定找个房间住下。
过剩让我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富裕让我的本领白白荒废
房管局由于人满为患关闭了，但我可以等，我在红色砖墙旁躺下来，拿我的水手包当枕头。我没有睡着觉，因为不停地有人从旁边经过，怒气冲冲、骂骂咧咧、火冒三丈的同年代人，他们的交涉无果而终，骂出了最有意思的话语。为防万一，我记住一些骂人话。然后又一批人被放进，极其缓慢地穿过走廊往前挪动，被分配到门上贴有写着起首字母的硬纸牌的房间门外，最后我站在了一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面对一张怀有敌意的、皱巴巴的脸，由于说了许多“不”字，那张脸可以说是嘴唇都没了。怀疑的等待；我彬彬有礼地问候一声，“嗵”地放下我的水手包，解开绳子——一声不吭，不慌不忙——从粉红色包装纸里取出几把奶油勺。我十分自然地将那亮闪闪的东西放到办公桌上，桌子后面，无法够到的，是那张怀有敌意的脸。我用我独有的忧伤的大眼睛看着他，低声说道：“我终于回来了。途中我冒昧地想到了您。这只是来自前线的一个小小问候。”说完我垂下目光，看到两只略呈黄色的、瘦削的手出现在桌上，猛地抓向奶油勺，一共七把，像一条鱼张嘴咬昆虫似的，又看着我的勺子被放进神秘抽屉的幽暗里。当我重新抬起头来时，我看到我面对的是一张若有所思的脸。
“我只有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
“可以的。”我说道，脑子里想着还塞在水手包里的两百三十把奶油勺。
然后我收下我的安排证明，热情地握手告别，愉快地吹着口哨前往我的新家，那些还在等待的人一个个不相信地盯着我。
我的房东是个忧郁、强壮的女人，她穿着罩裙迎接我，匆匆扫了一眼安排证明，将我的房间指给我。她曾经做过警察，曾经是北德的柔道冠军，但因为种种原因提前退出了。她煮了咖啡欢迎我。我送她一把奶油勺，她打量它很久，然后想还给我，因为她相信它太贵重了。在我向她透露了我有多少把之后，她离开片刻，又拿着一只还有三分之一白酒的瓶子回来了。我们喝起来，之后我在粗糙的丝绒沙发上躺下，一直躺了八天。我的女房东照顾我。她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送来茶水、奶酪面包，有时也送来肉和蜂蜜；她温柔地给我端上，又温柔地撤走。八天后我睡够了，战胜了酒精的作用。当我愉快地弯身于洗脸盆上方刮胡子时，她送来了早饭，用这顿早饭时，可以说，一个年轻人从短缺的精神里复活了。
她——我的女房东——向我承认，在我累倒的八天里，她换掉了好几把奶油勺，她说是在黑市上交换的，她让我回想她换来的奶酪、肉和蜂蜜。我从她那里头一回听到“黑市”这个词；我必须承认，有一刹那我想到了蜂窝煤，但只是一闪念，因为我立即对这个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莫名其妙地被它吸引了——就像法国诗人兰波被非法的军火生意吸引了一样。
我轻声重复这个词，它似乎在指示着秘密和利益。用过早餐后，为防万一，我作了更详细的了解，然后往口袋里装了几把奶油勺，出发去亲身体验黑市。我的女房东向我介绍了我的市场所在的街道，一条宁静的废墟街，曾经是别墅区。我坐车过去，既快乐又迷惘。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第一次的相遇，我所经历的奇特意外！我没有任何打算。我只想看看而已，我所见到的超出了我的期望。
艳阳高照。宁静的街道，没有车辆。到处都不见摊位，不见集市货摊；只有男男女女，他们——先是捉摸不定地打量一个陌生人——来回溜达，外表镇定，尽管他们的脸上也藏有警惕。他们走过去，彼此互不对视，装出冷漠的样子。似乎谁都没有急事。我也顺着这条安静的街道往下走，像其他人一样闲逛。这就是我梦想的市场吗？秘密在哪里？利益在哪里？生意如何进行？我关注地继续走，后来，是的，后来我发觉了：我听到走过的那些人在低声讲话，听上去像自言自语，让我忍不住想到那些孩子，当你打发他们去买东西时，他们不停地重复要他们买的东西；一升牛奶，一升牛奶……
这里的这些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的人，也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好像他们担心忘记自己的词条似的。我仔细听，听他们经过时不抱希望地耳语的声音：“面包票”或“线”，听一个女人低垂着目光只说一个词：“腌鱼，腌鱼”，一个老头嘟囔着“床上用品，床上用品”，一个红脸姑娘说“美国佬”。每个声音都心平气和地推荐着什么：鞋、鱼肉香肠、织补针——也许是北角的织补针——手表、火腿、咖啡和蛋粉。谁也没有纠缠不休、小贩似的喊叫——我的市场的谨慎多么舒适啊。当我开始低声说“奶油勺，奶油勺”时，我感觉到了这件事的更深层的意义：需求远远超过供应，短缺战胜了、主宰着兑换价，我的同年代的人证明了他们能够应付短缺。修正老价值，短缺确定价格。你购买你实际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以为需要的东西——不再是。直接需求优先。当前的、而非未来的要求决定支付，特别成功的是最早市场的古老实践——交换。这是我自己发现的，因为在我低声说了几回“奶油勺，奶油勺”之后，一个瘦子跟上我，催我来到一堵被炸塌的墙后，在那里，我——只是出于好玩和好奇——换回了一只安哥拉兔。不过我没有将兔子带回家，而是转身又用它换来了棉布床单，又用棉布床单换来英国香烟，用英国香烟支付了三瓶熬好的脂油，后来，回到家里，我发现那是鱼雷油。不过，虽然炸土豆让我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场海战的画面，我对我一开始了解到的一切表示满意。我尝到甜头了。初次接触就刺激了我。一个目标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我深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没费力就找到一个职业，可以开始冒险了。
02
名声这东西就像资本一样：第一笔存款挣起来很费劲，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你就啥都不必做了；那时名声和资本就会自然增长，带来令人信服的成果。我的开始也很艰难。我虽然还拥有两百把奶油勺，是我从海军指挥部仓库里拿的，但我不能说，它们足够帮助我在黑市上扬名立万。我偶尔用它们来进行从属生意——比如，换进一张床垫、一幅画（荒原风景）和一箱子植物黄油——但我暂时尚未获得引人注目的名声，也就是我的饰有纹章的黑色盾牌的标志。这是后来才做到的，而且是因为一次庆祝活动，盟军里我们的朋友想在他们的凯旋堂举行庆典。这次活动帮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威望，我可以毫不虚荣地说，整整一营曾在北非有过出色表现的著名的“沙漠鼠”，都将我当作短缺的大师而为我欢呼——这事自然无法隐瞒，传到了我的市场上。
盟军里我们的朋友决定举办的那次庆典，令人吃惊地缺少一样东西：一定量的烧酒，没有它——这谁都知道——一场辉煌的胜利也能成为一桩多愁善感的事情，更何况参与庆祝的人是“沙漠鼠”，听到这个名称你就会想到慢性的口渴。这都是阿伦告诉我的，阿伦是个和蔼可亲的军士，我的忧郁、强壮的女房东，有一天将他带回了住处。阿伦是食堂军士，这也说明了我的女房东有怎样的直觉，尽管我认为她的直觉不是很高，毕竟她从前干过女警。阿伦每次来拜访我们，都令人满意地带着巧克力、罐头食品和罐装咖啡，我们的游戏热情洋溢，一开始我们一厘米一厘米地搜他的身，后来我们只是看着他简练地掀起战地上衣，让他带来的东西“扑通”掉在地面——像一只无精打采的魔号[1]。
那天晚上他特别无精打采，他向我们透露，虽然庆典日期已经确定，但眼见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他的所有战友都不开心，因为预计每个人只有三分之一瓶威士忌。我和我的女房东，我们友好地表示遗憾，因为事关不存在的酒，我们甚至深表同情，毕竟懂点喝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宣告过：男人，男人，没有同情可不行。
如果大名鼎鼎的“沙漠鼠”的庆祝活动一定程度上必须靠海市蜃楼来凑合，那会让我真正感到遗憾的，于是我积极寻找办法，好将全营——形象地说——带去一座蓄水池。
当我开始低声说“奶油勺，奶油勺”时，我感觉到了这件事的更深层的意义
我找不到办法。但是，轻率冒失的我突然跳起来——就像发现者意外地发现一个细菌时可能会跳起来那样——对阿伦说：“真遗憾，阿伦，要是你们欢庆时没有酒，真的很遗憾。不过你们别担心，我会搞到的，而且是为大家，为整个营。”阿伦顿时向我伸出手来，而我的女房东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我承认，此刻她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黑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意外，是巧合；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买下的并不是你很想要的东西，而是刚好有的或价格优惠的东西。最漂亮的市场总是在你能够看准时机的地方。我干吗要轻率地承诺呢？我的市场会有这种货吗？阿伦离去后，我的女房东果然责备起我来，一个劲地数落我。我只感觉这是个机会，我抓住了它。
第二天上午我去到黑市所在的废墟街——悄悄地、怀疑地、隐蔽地。一张张警惕的脸打我身旁经过，我听到单调的低语的供应：“腌鱼，腌鱼。”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冬天穿的袜子。”都是我不要的货。
我开始不安起来，这不安是有理由的：我想到了日期已经确定的庆祝活动，想到了一营干渴的“沙漠鼠”，他们高兴地期待着庆典的到来，因为他们信赖我的承诺。我有四天的时间。我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倾听那些声音，核算价格和赢利：“沙漠鼠”们想用四盒烟换一瓶酒；一盒烟一百二十马克，一瓶酒两百四十马克；我迅速核算，得出结论，如果五百瓶左右的酒能满足“沙漠鼠”的急需，我的创造才能将挣得大约一千盒烟。这是机会的胜利！我像艺术家那样敏感地寻找。前景不妙。虽然我——除了午间短短休息了一下——整天都在工作，可只有两次听到一个声音呢喃着“酒”：有一回是一瓶无利可图的拿破仑年代的加冕典礼用白兰地，是一位有教养的老太太提供的；第二回是一箱酒精——供货的是个男人，他长得像个饥饿的吞火者，想脱手他的应急口粮。简单证实了一下之后我放弃了两者。
傍晚，就在我快要离开黑市的时候，运气还是姗姗而来了。这运气——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它不纯粹是运气——以一位健壮、坚定的女人的形象出现，她像一艘驱逐舰一样风风火火地走在废墟街上，自信地回头张望，都没用手掩住嘴，说着“白干”、“优质白干”。她说的不是白兰地、白酒或酒，而是“优质白干”，听起来像是诚实的轻描淡写，我觉得，它后面隐藏的是一种所谓美酒。当她对我说时，我抬起头，点一点，通过点头让她明白我有兴趣。她顿时不再言语，让我有机会跟着她，领我走进一家酒馆。我们在一张拐角的桌子旁坐下，像老熟人或合作伙伴一样握握手——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我以后还会经常这么做。黑市以一种非常特殊的亲近方式将志同道合者联系在一起，它真的唤醒了一种类似黑社会家族仪式的东西，大家不需要复杂的事先沟通就走到一起。另外它也以某种方式影响到语言，有着令人吃惊的词汇，比如，当我们在拐角的桌子旁坐下后，那艘驱逐舰说道：“安妮塔不让人失望。你想要多少瓶？”我犹豫不决，心想她最多能给我十瓶，但为了说明我的需求，我精神恍惚地说道：“五百。”
她愣都没愣一下，反而毫不惊讶地说：“五百瓶，什么时候要？”
“明天。”我说。
“加班的话没问题。”她说道。
“五百瓶？”我怀疑地问。
“一瓶两百五。”她说。
“两百。”我还价说。
“两百四。”她说。
“成交。”我说，因为这样我们就达到了我核算的价格标准。在我们继续谈论细节之前，安妮塔又另外给了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建议。她说：“我有一批衬裙，一起买下的话每瓶便宜四十。这种质量的，”她轻轻地指指她的套裙，套裙下面穿着半打质量无可指摘的衬裙，但我下不了决心做这笔连带生意。如果我的委托方是苏格兰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决定的，但“沙漠鼠”们穿的是裤子，因此我可以认为，这东西不存在真正的短缺。为了表示我放弃，我拉下她的套裙盖住衬裙，商定好我们已经拍板的交易的条件。安妮塔给了我一个地址，说了个时间，要我带着吉普车等在那儿——交货时付款，然后我们一起喝了一杯格罗格酒，聊了聊政治，约好那个关键的晚上再见。
阿伦很准时。他是坐着食堂吉普车来的，吉普车上堆着香烟，我们又幸福又激动，驱车出发，寻找约定的地址。我们开着车来来回回，都没有找到安妮塔所说的门牌号码。这一带几乎没有房屋，28—30 号——虽然我们一开始不肯相信——属于生物学博物馆，它默默地坐落在我们面前，黑魆魆地没有动静。
最后我们失望地停下车来等，约定了一个期限。蓦然，我永远不会忘记，安妮塔系着白围裙从柱式通道里风风火火地走过来，像“飞行的荷兰人”一样悄然无声。她走下几步台阶，期待地张望着；然后她向我招手，我走上去。她无语地抓住我的手，领我穿过黑洞洞的走廊，走廊里散发着霉味，我们走下一道石头楼梯，直到周围变得冷飕飕的，我才发觉我们来到了地下室里。她小心翼翼地推开一道门。房间里亮着灯，我见到的情形让我一时目瞪口呆。
两个男人，一个很年轻另一个年纪很大，都穿着白罩衫，正忙着打开一排排没有尽头的圆形、厚壁的玻璃容器，像是学校里进行直观教学使用的容器。唯一的一只灯泡亮着，没有灯罩，我在灯光下发现许多容器里都装有东西：青蛙浮游在里面，从蝌蚪直到产卵的大雌蛙；看上去像节肢动物的动物，鱼，黑色蝰蛇，片状的动物尸体。两人匆匆忙忙地将玻璃容器里的内容倒进一只巨大的筛子没有了生命的滑腻动物堆在筛子上，慢慢往下滴水。我看到玻璃容器上写有工工整整的字，容器散发出雾蒙蒙的酒精味。
安妮塔骄傲地观察着我，指指一个角落，那里摆着一大批已经装灌好的瓶子，她说道：“四百五十瓶已经好了，小伙子。保证是优质白干。剩下的我们还得灌。”我十分惊惶地看着这糟糕的一幕，想着那一营“沙漠鼠”，想着他们已经在高兴地期待的庆祝活动。我的痛苦的幻想带给我这样的画面：一只“沙漠鼠”突然发现了瓶子里的蝌蚪，一条珍稀鱼的片状的、粉红的肉；我不寒而栗地转过身。
“怎么了？”安妮塔问道，“这货没问题。它肯定能撂倒你的整个营。”
“这些动物……”我说道。
“动物不要紧。”安妮塔说，“它们死了。”
“可那味道，”我说，“酒里全是环节动物和雨蛙的味道啊。”
“一点闻不到。”安妮塔说，“这是泡酒，高度的，只是有点褐色，不过不要紧，现在它看上去就像一种年代久的、存放过的烧酒，你尝尝。”她拿一只杯子等在淋漓得很厉害的筛子下面，等满半杯，递给我。我摆手拒绝，她举起杯子，一口喝光了，享受地呻吟一声，擦干净嘴巴。
“这酒是供庆祝活动用的。”我说。
“很好。”安妮塔说，“我们可以叫它胜利酒。谁喝了它，就再也不会忘记它。”说完她将我推到一边，拿起木桶上的筛子，将动物们扔进一只金属桶里，开始往空瓶子里灌酒，一边跟在她的两个伙伴后面低声哼起来。
当他们在灌最后几瓶时，我回去找到等在外面的阿伦，他一见我，就满怀幸福的期望问我：“统统没问题，是吗？庆祝活动不必取消吧？”我被他问得吓了一跳。我先凝视他很久才回答。不，我下不了狠心削弱他期待庆典的快乐。我点头证明说：“统统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可以装货了。”见到安妮塔自己都喝，我的心情就轻松多了——我觉得这足够了，更何况我不认为“沙漠鼠”们会比安妮塔更敏感。
我们又等了一阵，然后我俩下到地下室，摸索着往前，直到找到安妮塔。阿伦品酒。他望着十瓶一排地排在角落里的瓶子，弯下身去，请安妮塔随便打开一瓶。她热情地照做了。我转过身，屏住呼吸。当听到瓶子的咕嘟声时，我不由自主地让到一旁，好像随时都会发生爆炸似的，但令我惊奇的是我听到阿伦像安妮塔那样呻吟了一声，他捅捅我的腰，说：“统统没问题，统统没问题。”
随后我们就将吉普车开进院子里，开近地下室的一扇窗户。当阿伦和两个伙伴装酒时，我与安妮塔处理生意部分；也就是说，我扣下一千盒香烟做我的报酬。我明白，加上奶油勺，我现在已经拥有一笔令人满意的起步资本了。摆在今天，这会是一笔很寻常的财产，但在我的年代，在黑市的年代，拥有香烟和奶油勺就等于你可以放心地面对未来的冒险了。
它真的唤醒了一种类似黑社会家族仪式的东西，大家不需要复杂的事先沟通就走到一起。
不管怎样，由于那座市场是个黑市，在那里干的每个人都存在一些风险，因为安全保障——今天它夺去了生活的所有紧张——理所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从出售到客户不容改变地走出视线的那一刻，我本人称这之间的时间是自由射击区的痛苦。你会理解为什么的：因为当你——哪怕只是短时间——从视线中消失之后，你就安全了，任何退换都不可能了。什么生意都不可以退货。就像所说的，你只要离开自由射击区就行。
说到“沙漠鼠”们的庆祝活动，射击区——借用它的转义——结束于所有喝过安妮塔的“优质白干”的人都会醒来的那一天。于是我忐忑、紧张地躺在我的房间里，睡眠是想都不用想的。我的思绪一再回到凯旋堂。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呢？庆祝活动会造成什么意外呢？我在我的床上心神不宁地辗转反侧，当一辆吉普车停在街头、大声呼叫我的名字时，我立马跳起，麻利地穿上衣服。我决定去接受灾难。两名我不认识的“沙漠鼠”满嘴安妮塔的白干的味道，比我想象的要友好地要求我跟他们走。我跟着他们，在吉普车里坐在他们中间。我的幻想又给我送来折磨人的画面：一些士兵痛得满地打滚，另一些被白干搞疯了，还有一些被夺走了所有本性的顾忌，折磨起他们的军官来；毕竟谁也无法预见里面泡了数年青蛙、蝰蛇和节肢动物的酒会有什么效果。士兵们在凯旋堂前口齿不清地将我拉出吉普车，带我爬上一道楼梯，来到一间大厅里。就在我走进大厅的那一刻，阿伦跳上一张桌子，指着我，叫着什么，我激动之中没能听懂。反正顿时响起震耳欲聋的噪声，有尖锐刺耳的欢呼和赞赏的口哨声；帽子满天空飞，至少二百名“沙漠鼠”挤上前来，跟我握手甚至拥抱我。两人甚至将他们以正当方式赢得的勋章别在我的夹克上。最后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军官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挥挥手，一名服务员端着两只杯子和一瓶安妮塔的酒走过来，在军官的示意下斟酒。“现在，”军官宣布，“我要为这位魔法师干杯，我们这次庆典的气氛要归功于他，归功于给我们弄来这么优秀的白酒的人。啊！”
我不寒而栗地望着我的杯子，里面有种褐色的、片状的液体在轻轻晃荡。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我喝，闭着眼睛喝。那酒……确实很好喝。
03
学徒时期经常很辛酸——对一个黑市商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也经历过开始时的困难，不得不忍受、尝试、承认错误，错误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我一开始也必须感激地接受巧合带给我的东西，也就是必须类似于见机行事。没错，我已经拥有一笔还算可以的本金，近两百把奶油勺和一千盒香烟，我在“沙漠鼠”们的庆祝活动时为他们搞到的五百瓶泡酒奠定了我作为黑市魔法师的名声；但我暂时只算是一个人才。
我还必须接触我弄到的货物。我必须亲自料理每一笔生意。我还不能选择。每个不能自由选择他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的人都会赞同我的看法：这是一种令人憔悴的状态。但是，正如上文所说，黑市商人也免不了学徒时期的艰难，我不得不屈从，经常充分利用某个可怜的机会。
有一回，我独自坐在码头的一根系缆柱上，在弱弱的阳光下，望着油腻灰暗的水面，这时这么一个机会就找上我来了。我想着我与我的忧郁、强壮的女房东的一场争执，一次几乎无声的争论，它发生在当月的一号：她不想收我的房租，而我坚持付给她钱。她说：“想到你我是怎么一起生活的，你想付房租就是一种侮辱。”我不停地回答：“什么共同生活都不完全排除合适的做法。”她每次听后都是苦笑，责备地沉默四十八小时。
于是，为了逃避这一沉默，我乘车来到码头，在一根铁的系缆柱上坐下来，眺望着海水。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我脱掉了夹克衫，挽起了衣袖，心情与那位诗人一模一样，他曾经说过：“……啥也不寻找，便是我的意义。”可就算你不寻找，也绝不能保证别人不来找你。我突然看到面前有个敦实的人影，我没来得及转身，就感觉到了粗糙的指甲盖，轻轻地、特别欣赏地摸着我的二头肌，然后有一只手谨慎地拍拍我的肩，一个令人不无好感的声音说道：“你全部的力量都在被荒废掉，是不是？”
我转过身去，看到一个瘦削、狞笑的伙伴，他剃着短发，满脸紫斑，身穿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脖子上系着根有脏斑的领带，领带上别了颗珍珠，这么大颗的珍珠我还从未见过。他脸上有种愉快的精明表情。我毫无抵抗力，立即感觉奇怪地被他吸引住了。
“你要是想的话，”我说道，“我将系缆柱让给你一半。坐这儿很舒服。”
“不是很想，”他说道，“但你可以将别的东西让给我：你的一半二头肌，那我就足够了。假如你还不是州政府委员，那你应该去做，值得去做。”
我更仔细地打量那伙伴，他也爽直坦诚地端详我，严厉地探询、盯视。最后他问：“怎么样？”“我从不反对值得做的事情。”我回答说。他点点头。他微笑，点头，表示满意。当时普遍存在的短缺导致人们能够一拍即合；大家都调在同样的波段上，长时间审查、试探、盘问——没有这个必要。黑市，我心爱的市场，让相互间的路途最短。
我的伙伴递给我半支烟，我帮他点上火，然后我们慢慢地边逛边聊——我们聊拼刺刀的特点——逛向一座阴森森的、五层楼的出租房，疯狂的炸弹没有伤害到它，我的同行就住在里面。他住在五楼。他妻子——我估计那是他妻子——打开门，一个胖胖的金发姑娘，头发油腻腻的，每次见到她，都有一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孩子骑坐在她的大腿上。
我们先是走进客厅，看了会儿楼下的废墟草地，然后他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的伙伴身穿制服，脖子上挂着一枚所谓的骑士十字勋章。“这根铁皮领带，”他说，“值得了：吸了整整一个月，六百支烟。”说完他将我推进厨房里。
在厨房里我发现、我必然会发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棺材。那不是一具新棺材，但保存完好，镶有黄色铜条。棺材摆在桌子下面，有半张桌子那么高，我看到厨房里的蒸汽损害了它的光泽。我惊骇地、真正是不知所措地停下脚步，而他的妻子——或我以为是他妻子的那姑娘——正在镇静地搅拌一碗麦糁粥，是给骑坐在她大腿上的宝宝拌的。我盯着棺材，说：“我表示诚挚的哀悼。你们家谁去世了啊？”他十分忧伤地笑笑，“我们的祖母，”他说道，“她每礼拜去世一回，每个礼拜二。”“棺材里有尸体吗？”我问道。“今天不是礼拜二。”他说。
喂完宝宝、宝宝在漂亮的大腿上睡着之后，我们喝咖啡，喝咖啡时我的伙伴向我解释，我为什么应该将我的二头肌让给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这样讲的：“你知道，小伙子，如今要弄到一块好的烤猪肉有多难啊。有时候看上去就像没有猪了似的——至少它们像所有好东西一样具有罕见的价值。不管怎样，总算还有一些，我让人们记得烤猪肉吃起来有多香。我们有我们的固定客户。”
“你们在这厨房里屠宰？”我问。
“你猜，”他说，“我有个伙伴，他是荷尔斯泰因州的乡下理发师，他礼拜一晚上将东西送来这儿。必须在一夜之间全部搞完，因为礼拜二我们的顾客已经在等着了。一磅收入六十到八十马克。”
“你们怎么将东西运走呢？”我问。
他若有所思地轻抚棺材：“我们让祖母死去。”
“好主意。”我说，“只是，祖母死得相当频繁，不是吗？”
“楼里的人习惯了我们家经常死人；全都是顾客。不，这方面我们没有烦恼。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差不多像你这样结实的伙伴。”
“我为你们干。”我说。
就这样我被雇用了，找到一个获得很有意思的新认识的机会：除了黑市生意的经验又增加了地下屠宰的亲身体验。我的忧郁、强壮的女房东很快就忘记了她的恼怒，主动提出帮助联系新顾客，并在她曾经的柔道合伙人和警察女友中找到几位。我从事这份工作，得到部分猪肉作为实物津贴，这在各方面都合适。我将猪肉装在一只背包里背回家，为小心起见，猪肉用油纸包着；我的女房东收下肉，将好的部分拿来炖、煮，不太好的分给联系到的顾客，每磅六十到八十马克。
黑市，我心爱的市场，让相互间的路途最短。
每个礼拜一晚上我们都很不耐烦地等候乡村理发师，他将半打仔猪装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运进来，我们将仔猪搬进我的伙伴的厨房里。我的瘦削的伙伴负责屠宰。我在那个面色丰满红润的男孩刚在里面洗过澡的澡盆里刮掉这些小动物身上的毛。刮完毛之后就是将肉切开：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冲鼻的气味，窗户上蒙着一层雾气，在我割、锯、砍的时候，蒸汽包围着我们。头发油腻的金发姑娘帮我们煮咖啡，卷烟，将烟插到我们嘴里，监视街道，站在通向楼梯间的门旁倾听，一旦有一头粉红色的仔猪被肢解开了，我就吹口哨，她听后就走回我们这里，一份份地放进棺材。有时候，深更半夜，我们正在手忙脚乱地干着，那个健壮的宝宝突然嚎起来，那么尖厉，那么刺耳，我担心全城都会被他吵醒；于是姑娘将嚎哭的宝宝抱进来，直到拿给他一根猪尾巴或一只猪耳朵玩时，那个脸颊丰满红润的小家伙才安静下来。是的，我今天还看到他骑坐在他母亲的漂亮大腿上，弯曲、短粗的手指里拿着一只猪耳朵，他将它当彩纸一样抻拉，试图透过它看我们，嘤嘤地发出兴奋的狂叫。宝宝对我的干扰要大于想到被发现的后果，每次，当我清晨离开这房子，在最早的工人情绪很好地去上他们的早班的时辰，出现的轻松感都让我很享受。我陶醉于其中，都感觉不到里面堆放着我的实物津贴的背包的重量。我的女房东，这段时间里她已经为我们煮了五十多回的肉，一定误以为我每次都是从愉快的屠宰节回家的，屠宰节上什么都有，就是不会有那极大的恐惧。
像平时一样，我在这珍贵的地下活动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巩固了我作为可靠的猪肉供应商的名声，同时又顺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地下工匠，在普遍短缺的时候迅速获得了大师的荣誉。我肯定，只有黑市才能让这种被埋没的才华得以展现——这种情况估计经常在小说里得到证实。哎呀，幸福的短缺年代将多少天才挖掘了出来啊：法学家证明了自己是内行的烟草种植者；一名户籍管理人员成了营养学家，他发现可以用咖啡渣煎土豆；一位水手成了东方地毯行家，只因为他可以做经纪人；每个家庭主妇都成了厨房女神，她骗过味觉，将裹上面粉油炸的芹菜片当作牛肉端上桌。短缺唤醒我们的幻想，让我们发现我们从不相信自己会拥有的惊人能力。只有有本事的人能够经受考验，事实证明，任何时候有本事的人都不及黑市年代多。零星的创造发明从没有那时那么多过；一个平时很冷漠的人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筹措大师，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这真的只有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解释了，是他发现：“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人类。”
有时我心里也变得可怕起来，这几乎不值一提。我经常让自己有理由对我完成的事情感到吃惊，但有一回——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让自己有理由敬佩自己了：那就是我们被迫结束地下屠宰的那个早晨。
我一清二楚地记得，还看到我们站在那里，被蒸汽包裹着，系着血淋淋的围裙，又锯又砍，呛人的内脏味和甜丝丝的血腥味不停地飘过厨房，不可阻挡地飘进楼梯间。那天早晨我们已经处理完了六头最可爱的仔猪，将肉放进了棺材里，但还有两只漂在洗澡盆的热水里。我正在使劲刮它们背上的金黄色硬毛，一个女人，也就是那个我以为是我伙伴的老婆的姑娘，突然走进厨房，吓呆了似的解释说：“他们来了。”她好像已经吓得无法再多说什么，只用手指着可以眺望废墟草地的窗户。我的伙伴马上明白了她的示意，跳到窗前，擦亮一角，几乎无声地说道：“没错，他们真来了。”这下我也关心起来，我没有停下锋利的刮刀，问：“到底是谁来了呀？”“你自己过来看，”我的伙伴说，“看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我走近窗户，发现楼下废墟地带的街头停着一辆巨大的家具搬运车，两名瘦警察守护在车辆两旁。“他们是来取肉的吗？”我问，“这么一辆家具搬运车倒真是一个很好的分肉点。”
“你看到的，”我的伙伴说，“是强制安排：我们的新租户。我们抗拒了很久，显然没有成功。他们要占用我们的客厅，偏偏是今天。”
“他们都不尊重祖母的葬礼。”我说。
“你看看，”我的伙伴说，“他们真的来了。”然后，又激动又不安地说：“快收起肉，将所有东西藏好。”他抢过盆里一头刮好的可爱仔猪，无计可施地扫了厨房几眼之后，将它藏在了一张绿得刺眼的旧沙发下面。他抢走我手里的第二头仔猪，冲上走廊，一筹莫展地返回来，又再次冲出去，我发现他用脚钩来一辆用油布遮盖着的旧童车，将仔猪扔进车里，拿枕头盖在上面。然后他又挥舞着胳膊走回来，指指棺材，我们盖好棺盖，抬起来，将这座猪肉仓库抬进卫生间，竖在那里。
“还有什么东西吗？”他问。
“我的那份肉。”我说。
他将我拉进厨房，那个平静的金发姑娘正在那里擦地砖上的血，他将满满一大碗肉倒进我的背包，匆匆扎紧包口，拎起来，将我推向门口。“快走吧，老伙计，”他说，“我们现在用不上你。快带着你的肉走吧。你要想办法逃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他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站在室外的楼道里。我无法回去，因此我必须做恺撒大帝在类似形势下做过的事情：断然作出决定。
我慢悠悠地点燃一支烟，然后吹起一支熟悉的晨曲，走下楼梯。如果我知道我的背包破了，血在我的背上均匀地往下滴，我可能就不会吹口哨了。但是，正如已讲过的那样，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我装成一个快乐的习惯早起的人的样子，对这样的人来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就这样来到门口，正想溜出去，一名瘦警察就在我眼前钻了出来。我冲他笑笑，挤挤眼睛，简单地说：“早上好，警察局长先生。”他听后笑笑，放我走了。但我才走了两步，他就叫我回头，当他看到血正在均匀地从我的背包里往下滴落时，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枪套。“您包里是谁？”他问道。
我的伙伴听后肯定会回答“我们的祖母”，但我认为这样的答案一点不聪明，于是我没有这么说，而是回答了那句著名诗句：“霍恩斯陶芬家的人，从来不走运。”答完我放下背包。“打开。”警察命令道，我已经在解了。我慢吞吞地解开背包，伸手进去，掏出一个仔猪的头，令人十分惊奇的是，那猪头上带有深不可测、心满意足的微笑。微启的猪嘴巴周围确实有一丝微笑，让我一时陷入了沉思。但我马上回到了现实当中，走向警察，将猪头塞进大惊失色的他的手里。“拿着，”我低声说，“您妻子会用丁香煨它的，最好再加一枚月桂叶子。”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我拿起我的背包时，他一言不发；当我离开时，他没有叫我回头。他震惊地思索着，盯着那个猪头，猪头确实在微笑。我当然知道，我必须感激这微笑。
本文摘自《灯塔船》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赵燮生 / 朱刘华 译
九久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年 4 月
[1]原文为 wunderhorn，又译为魔角，是孩子们吹着玩的玩具。
题图来自 Jelle van Leest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