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的时候，当我低头看着纽约州立博物馆库房地板上那些收集来的资料时，许多阿蒂卡前囚犯和前人质，以及阿蒂卡观察员、律师和州政府官员均已过世。前阿蒂卡囚犯“黑大个”弗兰克·史密斯 2004 年查出身患癌症，在斗争多时后也撒手人寰。阿蒂卡调查组前负责人罗伯特·费舍法官 2005 年去世。2009 年，约翰·埃尔夫文法官去世，到 2012 年，阿蒂卡观察员汤姆·威克、阿蒂卡前典狱长文森特·曼库斯以及阿蒂卡前人质盖瑞·沃克都已离开人世。2016 年，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前阿蒂卡囚犯理查德·X.克拉克和律师伊丽莎白·芬克也告别人世。
但是，即便这么多的阿蒂卡当事人和目击者已经不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也并未渐渐消失在茫茫人海。在书页之间，他们的故事长存于此。正是他们使阿蒂卡变得重要。
不过，阿蒂卡的遗产，即这个时刻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仍旧存在很大争议。
鉴于洛克菲勒政府以残忍的方式结束了阿蒂卡叛乱，考虑到他们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读者可能会惊讶，阿蒂卡的直接影响竟是引发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改革。夺狱行动后不到一个星期，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包括纽约市长约翰·林赛等党内高层在内的 340 名成员，就于 1971 年 9 月 19 日在锡拉库斯酒店举行会议，呼吁立刻实施阿蒂卡起义期间提出的那些核心要求，包括给予更多的宗教与政治自由，禁止邮件和报纸审查，并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和额外的康复服务。
甚至在琼斯委员会（阿蒂卡事件之后即刻成立的旨在研究监狱制度的州特别小组）公布其 1973 年 1 月的那份关于如何改善监狱状况的报告之前，纽约州议会大厅里就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1972 年立法会议期间，洛克菲勒政府在两党议员的支持下，切实提出了各种监狱改革方案，包括允许囚犯离狱一周接受教育或职业培训；允许他们在家中有丧事时暂时离开监狱；如果他们所需的治疗在他们服刑的监狱里无法得到，应允许他们为自己寻求治疗方案。那一年，似乎所有人都同意那些因“相似罪行”入狱的囚犯均应有资格“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获得假释。
这些各式提案和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州各地的社区团体向他们所在地的立法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其结局是“在 1972 年立法会议期间，超过 150 项监狱改革法案提交到立法机构，通过了 8 项。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州长的 1200 万元的一揽子新基金”。不仅监狱改革在纽约州议会 1972 年的会议上获得了切实的支持，而且当洛克菲勒州长提出 1973 年的预算时，他“免除了惩教署作为州立机构在支出上受到的限制”，以便为监狱改革提供资金。
阿蒂卡的讨论甚至在联邦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国会，民主党人克劳德·佩珀领导的佩珀委员会指出，在阿蒂卡事件暴露了美国刑罚机构的现状后，需要对严肃的监狱改革提案予以考虑了；雅各布·贾维茨等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也迫于压力，要求该州的监狱管理方式进行真正的变革。一位选民给贾维茨的得力助手写信说：“积极的一步是将执法协助管理局（LEAA）未来的所有拨款与州及地方当局接受并实施’阿蒂卡 28 项要求’中包含的改革挂起钩来。”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认为 1960 年代是囚犯权利的黄金时期，1970 年代则是彻底反弹的十年，但阿蒂卡叛乱之后的十年里，全国各地，特别是阿蒂卡的囚犯都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胜利。起义之后的那几年，阿蒂卡兄弟争取来的大多数切实可行的建议实际上都在全州得到了落实。就在叛乱之后没多久，惩教署便要求提供近 270 万元用于“在全署范围内启动狱友的饮食服务和衣物计划”，这使得“惩教署第一次向所有囚禁在其监狱内的罪犯提供了营养饮食”。惩教署还“申请了近 40 万元用于招募和协助少数群体候选人加入惩教署”，并获得了一笔拨款，“用于在纽约选定的监狱内拓展日校和夜校的教育/职业培训”。这些申请很重要，是阿蒂卡囚犯自己不断向其管理者施压，要求他们兑现所作的各种承诺的结果。起义不到一年，《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衣物、饮食、探访权、邮件检查及允许洗浴的次数”方面都已经实施了改革。
除了为囚犯最终“获得更好的食物及医疗服务”铺平道路外，阿蒂卡起义还使得他们的探视时间及其他权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与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也在扩大。叛乱之后成立了多个狱友联络委员会，它们由囚犯投票选出的人组成，旨在帮助“将狱友群体的不满传达给狱方，与之沟通，提出建议”。纽约州似乎也更重视狱警的培训。比如，惩教署决定于 1971 年 12 月 6 日至 23 日在奥尔巴尼的纽约州警察学院举办一次全方位的“狱警入职培训”，内容包括“狱友类型”“监管时的态度”“人际动力学”“偏见”“少数族裔文化”。多亏了阿蒂卡叛乱，许多现有的推动监狱改革的草根组织在纽约再度活跃起来。1971 年 11 月，宾厄姆顿举行了一个大型会议，名为“阿蒂卡之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是，成立了全新的囚犯权利组织，如“囚犯法律服务处”。其他许多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纽约监狱人性化改革的老组织，如“奥斯本协会”和“财富社会”，也因阿蒂卡事件而焕发出活力。幸而有他们的努力，纽约州的刑事司法体系在起义之后变得不那么具有压制性了。
尽管阿蒂卡事件反映了囚犯权利行动的非凡力量和可能性，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把双刃剑，它招致并助长了对美国监狱条件进行人性化改革的一切努力的史无前例的反弹。
鉴于州政府官员于攻入阿蒂卡之后，立即站在监狱外宣讲囚犯如何野蛮的骇人故事，人们也不应高估阿蒂卡事件有多重要，不仅不要高估纽约人对民权和囚犯权利活动的看法，也不应高估其他无数美国人的看法。这场叛乱在报纸头版和电视新闻上待了整整一周，当州政府官员告诉全国人民，那些声称只是要得到更好待遇的囚犯屠杀了无辜的人质，许多人自然感到恐惧和厌恶。许多人得出结论，社会活动人士和抗议者实在太过分了。确实，特别是对无数的美国白人来说，阿蒂卡事件表明，现在是时候收拾“那些”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家伙了，他们一直在大声挑战权威，过分要求权利。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什么守法的自由斗士，而是危险的暴徒。《时代》杂志的一位读者在 1971 年 10 月写信给编辑称：“洛克菲勒州长做得很对。现在可千万不能让法庭对这些杀人犯慈悲为怀了。”
不仅不要高估纽约人对民权和囚犯权利活动的看法，也不应高估其他无数美国人的看法。
重要的是，从 1971 年的事件中得到这个信息的不仅仅是对此不抱幻想的公民。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阿蒂卡起义促使美国惩教协会对监狱进行了一项大范围的研究，其结论之一是 1971 年的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囚犯”。据美国惩教协会的报告称，这种新型囚犯不仅要为阿蒂卡的恶性事件负责，而且他们还是“全国大多数监狱和看守所”的常客和主要威胁。为了防止对这个国家为什么现在面临这种好斗的罪犯的威胁这一点产生怀疑，它声称，是因为这些人在 1960 年代获得了“有关历史、种族问题、街头斗争的肤浅知识或其他知识以及激进主义语汇”，现在坚信自己是“种族主义社会的受害者”。更惊人的是，据美国惩教协会所说，这种“新型的政治上激进的年轻囚犯”相信他们“正在对种族主义压迫者进行一场‘圣战’”，该协会强调，这对本国奉公守法的公民来说绝非好事。
对阿蒂卡的这种不寻常的理解以及它有关囚犯的建议，不啻为在告知全国官员从那一年起该如何对待囚犯。尽管在此次起义之后一些监狱立即颁布了改革方案，但加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典狱长和惩教署专员都大声反对再次与囚犯谈判。他们坚称，武力如今已是必需的。事实上，一些人透露，在对付这种新一代好斗的黑人囚犯时，仅仅彰显自己的权威可能已经不够了。或许，现在需要为这些人建一个全新的监狱了。
阿蒂卡上空的硝烟刚刚散去，纽约惩教署专员拉塞尔·奥斯瓦尔德就向纳尔逊·洛克菲勒推销了这个观点。据媒体报道，奥斯瓦尔德建议将“该州 1.6 万名狱友中高达 500 人隔离到所谓‘超警戒级别的’监狱中以阻止叛乱”。他认为，“某些个体”不得在“开放的机构”里走动，他们需要“隔离与加护”。《纽约时报》的弗雷德·费雷蒂是这么总结的：“‘越是好斗的、有攻击性的人’……将被集中起来，‘这样他们就不能毒害其他狱友了’。”全国的其他惩教署也同意奥斯瓦尔德的评估，即由于黑人激进分子在监狱里大肆活动，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至少有一名监狱管理者颇有信心地认为“在阿蒂卡事件之后所处的氛围中……‘我们一定能做到’”。
尽管是无意的，但阿蒂卡事件确实直接助长了美国的反民权、反改造的风气，全国各地关注选举政治的人很快就明了了这一点。任何想为其选区筹款的政客都知道，拿到钱的办法是扩大当地的刑法司法机构，并使之更有打击力度。一个选区在法律和秩序上越强硬，得到的钱就越多。共和党州参议员约翰·邓恩说得很直白：“阿蒂卡事件的结果就是，公众认为我们必须变得更强硬。那意味着我们得把更多的人关进监狱。我们还没有到应该把许多人关进监狱的那个地步。”
邓恩并不知道他对公众的期望看得有多准。尽管洛克菲勒政府在 1972 年对监狱改革基金表示赞同，但次年，洛克菲勒州长又通过了一系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厉的毒品法，为他自己赢得了打击犯罪绝不手软的名声。比如，颁布的法律规定“持有 4 盎司麻醉品的最低刑期为 15 年至无期徒刑，与二级谋杀罪的刑期相当”。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1973 年的毒品法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制，并且变得越来越严厉。譬如，到 1978 年，密歇根州已经通过了一项所谓的“650 无期徒刑”法，它将自动判处任何携带 650 克可卡因的人无期徒刑。似乎一夜之间，任何罪行，不仅仅是毒品罪，都可能会给人带来特别的惩罚。
确实，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政治家们在州和联邦两级通过了几十项法律，将之前合法的行为都成为犯罪，还通过了无数的强制性最低刑期标准和所谓“判决就是真理”的法律，确保现在或一直被视为非法的任何行为都被延长刑期。而到了 1990 年，共和党人试图通过一项严打犯罪行为的联邦法案，其内容之一是“减少法庭判处死刑所需的‘恶劣因素’的数量”。很明显，当一项不甚严厉的法案被提出时，全国地区检察官协会的会长就会说该法案“看起来像是莱文沃斯或阿蒂卡的‘死囚区政治行动委员会’起草的”，试图以此减少对它的支持。
这位地区检察官不必担心任何不那么严厉的法案会通过。那一年，不仅共和党人获胜，而且许多民主党人也想对犯罪行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1994 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再次联手通过了一项更具毁灭性的惩罚性法案，即《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为全面的“严惩犯罪行为”的法案。其中，专门拨款 97 亿元用于建造更多的监狱设施。到 1995 年，美国的监狱人数已过百万，而且仍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如今坐牢的人很多是因为吸毒、精神病、贫穷或种族原因被逮捕的，这一事实无论是在某个州议会还是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政客的注意。后来，为了确保这个如今已然庞大的被监禁群体不能通过国家法律体系抗议其所处环境的日益恶化，就像他们在阿蒂卡起义前后所采取的有效反抗，1996 年，立法者们通过了《监狱诉讼改革法》（PLRA）。
《监狱诉讼改革法》对美国的囚犯可谓致命一击。20 世纪囚犯之所以能在人权领域获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被监禁者能够诉诸联邦法院，以捍卫第八修正案赋予他的不受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的权利。这项新法律使囚犯更难合法地保护自己。比如，它要求在颁布任何法令或禁令前提供实质性的侵权行为的证据，并且严重限制了联邦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使之无法做出对整个系统有影响的裁决，甚而要求联邦法院在作出任何决定时以公共安全为重。此外，它还规定了律师费的上限，且要求在任何囚犯因诉讼而获释前需经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一致同意。
到 21 世纪初始时，美国的打击犯罪和打击毒品的行动已然将全国最贫穷的街区，即已然最边缘化的黑人和棕色人种街区，定为罪犯聚居地，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国际上前所未有的被称为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的危机中。虽然在阿蒂卡所说的谎言——它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并没有以某种线性的方式导致集体监禁，但确实助长了这种情况。重要的是，尽管打击犯罪的战争早在阿蒂卡事件 6 年前就开始了，但美国监禁人数的急遽上升是在叛乱被镇压后直接出现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监禁的时代，“阿蒂卡”一词在大众的想象力中已不再意味着斗争和反抗，与多年前约翰·列侬《阿蒂卡州》（Attica State）的歌词或西德尼·卢美特的大片《炎热的下午》（Dog Day Afternoon）也不可同日而语。反倒是到了 1990 年代，“阿蒂卡”一词出现在像 KRS One 和扎克·德·拉·罗查（Zack De La Rocha）等说唱歌手的歌词中，出现在电视剧《黑道家族》（Sopranos）的某集，甚至儿童卡通剧《海绵宝宝》之中，它指的是“坏得不能再坏的罪犯”。
公众认为我们必须变得更强硬。那意味着我们得把更多的人关进监狱。
到了 21 世纪初，美国已经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变得像 19 世纪末的美国。在 1800 年，“五分之三妥协”的条款赋予白人选民来自黑人的政治权力，而黑人本身被禁止投票，2000 年后，全国许多州借监狱来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做的其实是同样的事。1865 年美国内战以后，南方的非裔美国人渴望平等和民权，导致白人采取新的方式将非裔美国人社区的人当作罪犯对待，然后将大量黑人送进该地区的监狱。同样，民权运动之后，黑人监禁率急剧上升，而民权运动成了阿蒂卡的缩影。从 1965 年起，越来越多的黑人社区遭到犯罪指控，到 2005 年，美国监狱中 40% 是非裔美国人，但黑人占全国总人口仍不足 13%。正如 1870 年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关进监狱，企业从中获利一样，1970 年后，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将监狱人口当劳力来用。在这两个世纪里，美国白人都通过加强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作为对黑人要求自由的回应。结果，在这两个世纪里，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将被监禁、被剥夺权利的非裔美国人当作罪犯，对其进行管制并强迫劳动，种种所为对美国刑事机构内外均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阿蒂卡的囚犯们对这段漫长的历史了然于心。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所以他们才会拒绝放弃，不完成真正有意义的监狱改革决不罢休。当这些囚犯接管阿蒂卡监狱时，他们觉得很多东西岌岌可危，州政府也这么觉得。如果他们不发声，不要求得到人的待遇，如果允许能够操纵全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州权力是绝对的，那美国的刑罚体系最终就变得过于严苛，太没人性，令人无法承受。
他们是对的。仔细看看阿蒂卡的囚犯被迫噤声后的 30 年里纽约州的情况，就能明显发现事情最终变得有多糟糕。1971 年，该州监狱中关押着 12500 名囚犯，由于“量刑政策和假释率的变化”，太多像阿蒂卡这样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到 1982 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到1990年代末，纽约州的监狱里已经塞了 72638 名囚犯，仅在 1998 年至 1999 年期间，就为州监狱产业的 Corcraft 公司创造出了 7000 万元的收入。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纽约州的监狱中里还关押了近 74000 名男男女女，其中绝大多数是该州的黑人和棕色人，所有人仍然可能被强迫劳动，没人可以通过投票来改变这套系统。
到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很明显，在囚犯采取行动——因而对监狱系统造成压力——被镇压的那一刻，后叛乱时代的许多要求纽约州监狱系统进行改革的呼声就被击退了。
阿蒂卡起义后十年多一点，监狱再次陷入严重危机。到 1982 年，阿蒂卡监狱人满为患，任何仍然存在的囚犯项目都远远无法满足囚犯的需求。监狱里再次出现了有太多囚犯需要医疗服务的情况，可是这一次医疗服务质量仍然“很糟”。事实上，阿蒂卡在“医疗、饮食、休闲、探视以及获得上庭和法律材料”等方面再次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许多人担心可能会再次爆发叛乱。尽管这里有一个狱友联络委员会可以向管理当局表达他们的担忧之情，但到了 1980 年代，囚犯们也清楚该组织并无实权，所以他们拒绝维持这样的假象。那一年，典狱长在报告中说，“因为几乎没有囚犯愿意竞选狱友联络委员会的职位，所以他取消了最近的一次选举，谁毛遂自荐就是谁的”。
1980 年代的阿蒂卡和以前一样，那些投诉无门的囚犯最终爆发了。不过，这次的回应是将他们隔离开，惩罚措施也比往常任何时候更严厉。根据纽约惩教协会的数据，到 1982 年，“该区域的实际面积在过去一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如今关押着约 80 名犯人”。更糟的是，狱方建造了 20 个全新的隔离间，“完全用树脂玻璃包裹起来”，只有几个小孔供通风之用，一到炎炎夏日，关在里面的人就得大口呼吸，汗流浃背。更有甚者，狱方以及新一届狱警工会、NYSCOPBA 已经开始再次呼吁“在阿蒂卡建一个所谓的超警戒单元或单独的超警戒监狱”。他们的榜样大草地监狱已经建成了其中一种，即为“好惹是生非的”囚犯建的非自愿保护单元（IPU）。
被关入“特殊安置单元”（就是以前被称为“盒子”的 Z 楼）的囚犯生不如死，以至于 1985 年 6 月 3 日一名被关在那里的患有精神病的犯人自杀身亡。有人代表这个单元的囚犯们对狱警提起了诉讼，诉讼称，狱警一再骚扰辱骂此人，直至其不堪受辱走上自杀之途。这份诉状由迈克尔·泰莱斯卡法官受理，囚犯在诉状中说“特殊安置单元的狱警经常使用武力，利用裸身牢房［在这样的牢房内，囚犯没有衣服或被褥］来实施惩罚，没有充足的医疗设施，没有充足的锻炼设施，生活环境不卫生，饮食不充足且很不卫生，在许多特殊安置单元的牢房前不当地使用树脂玻璃作为隔断，无法进入法律图书馆，无法使用法律研究资料，被剥夺了自由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
1971 年起义 40 年后，阿蒂卡的情况比之前更糟。据纽约惩教协会称，到 2001 年，“惩教署已经削减了 1200 个向狱友提供服务的项目，这些项目 1991 年就设立了”。到 2011 年 4 月 12 日，这座监狱关押了 2152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那一年有超过 21% 的阿蒂卡囚犯被“诊断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纽约惩教协会调查了阿蒂卡的囚犯，称其发现“整座监狱仍然存在严重的恐吓和恐惧……［而且］我们收到了许多信件，其中描述了参与惩教协会的调查所受到的威胁和报复”。更有甚者，该协会还指出，“在其走访的监狱中，阿蒂卡狱友投诉受到经常性人身攻击、口头骚扰、威胁和恐吓、强制搜身、停电停水、报复的比例最高，狱友说，报复的方法就是不让狱友离开牢房去吃饭”。
至少到目前为止，对美国囚犯的残酷程度更上一层楼是 1971 年阿蒂卡起义最明显、最持久的遗产，这真是既可悲，又极为讽刺。尽管 1971 年发生的极端暴力事件绝大多数是执法人员而非囚犯所为，但美国选民最终没有通过要求各州约束警察的权力来对这次监狱起义进行响应。相反，他们要求给警方更多的支持，实施更具惩罚性的法律。
确实，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政治都充满讽刺意味。在 1968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中，在 1970 年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在 1973 年翁德迪尼镇事件中，不受约束的警察权力每次都使抗议活动变得血腥暴力，然而，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全国都会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危险的是人民而非警察。不知何故，选民也开始相信为了“秩序”、为了维持现状，值得削减民主，暂时不谈民权和自由。
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之后，全国都会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危险的是人民而非警察。
但是，尽管选民对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暴力事件所作的回应很讽刺，他们的反应却绝不是不可避免的。那段时期的反抗事件的含义和实际发生的事，正是被这些抗议活动所针对的政客和州政府官员严重歪曲的。正如在俄亥俄州肯特市，市长勒罗伊·萨特罗姆对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事极尽歪曲，导致了那里 1970 年的流血事件一样；正如南达科他州州长理查德·克内普歪曲了 1973 年触发翁德迪尼镇暴力事件的原因一样，许多州政府官员和政客也对阿蒂卡起义结束后随即发生的事百般扭曲，然后又试图堵住想要说出真相之口。
然而，真相是无法掩盖的，也无法无限期地隐藏下去。阿蒂卡夺狱行动中幸存下来的囚犯和人质不仅从未放弃斗争，誓要追究纽约州政府对 1971 年 9 月所犯下的暴行的责任，而且从未停止讲述整个故事，努力确保阿蒂卡事件没有徒劳。不管 1971 年监狱起义后这个国家如何压制，那些被囚禁在阿蒂卡以及全国其他类似监狱里的囚犯从未停止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战。
十年之后，阿蒂卡囚犯出于和 1971 年同样的理由再次奋起反抗。1984 年 7 月 21 日，当一名囚犯被塔楼上的警卫开枪打死时，近 200 人砸碎窗户，发出愤怒的尖叫。
更近，他们又团结一心，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要求被作为人对待。2011 年 8 月 9 日，29 岁的囚犯乔治·威廉姆斯在 C 楼遭到阿蒂卡的一名警佐和三名狱警的攻击。威廉姆斯受了重伤，“锁骨骨折，双腿骨折，身上多处受伤”，并被送往华沙的怀俄明县社区医院救治。但这次，阿蒂卡的囚犯没有在监狱里发动骚乱或叛乱，而是公开要求怀俄明县地方检察官调查他们的诉求。毫无疑问，历史告诉这位地方检察官，阿蒂卡的囚犯是不会让这起虐待事件被忽略的。他不仅调查了威廉姆斯身上发生的事，而且随后起诉了 4 名狱警，最终控告他们“一级伙同攻击罪、四级共谋罪、篡改物证罪、渎职罪”。地方检察官说，这些人“串通一气，袭击 C 楼的一名狱友，暴力攻击后，4 名监狱工作人员还准备了虚假的物证”。
地方检察官起诉这些人的第一次尝试被驳回，理由是“控方在审理此案的大陪审团面前引入了不当证据”。检察官再次提出新的起诉，控告 3 名狱警：马修·拉德马赫、凯斯·斯瓦克、肖恩·沃纳；第四名狱警因被传唤至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而得到了豁免权。那 3 名狱警面临“一级伙同袭击罪，B 级暴力重罪；篡改物证罪，E 级重罪；渎职罪，A 级轻罪”的指控。起诉狱警拉德马赫、斯瓦克与瓦尔纳的结果要到 2015 年 3 月才能确定。该案最终的处置颇能说明阿蒂卡的遗产有多复杂。
当阿蒂卡的 3 名狱警最终于 2015 年受审时，他们并不缺支持者。几乎从停职的那一刻起，全国各地的警卫工会就为他们动员起来，大量的资金涌进来帮助他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正如 NYSCOBPA 解释的那样，阿蒂卡监狱和其他监狱的狱警设立了一个“法律辩护新基金”，其目的是“在现在和未来与这样的指控做斗争”。它会“通过开罐头器、T 恤、腕带、救济金和捐款”，为被起诉的狱警提供其所需的资金，以聘请高级律师，并让公众站在他们一边。值得注意的是，FVOA 也送去了支持。被起诉的狱警肖恩·瓦尔纳在一封写给 FVOA 的信中说，“FVOA 从一开始就捐款给我，安慰我，给我打电话、写信，提供了许多支持。这些人在过去 40 年里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无论情况如何，仍然站在现在的监狱员工这一边。能有这样的人跟我站在一起，是我的荣幸”。
这些人得到这么多的公众支持，这一事实当然对他们在纽约司法体系中会怎样至关重要。庭审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开始，最后以一份很轻的认罪协议突然结束。法官允许每位狱警承认一项轻罪和不当行为的指控，谁都不必在监狱服刑。乔治·威廉姆斯哭了。不管他如何努力地争取正义，那些无情殴打他的人只受到一点申斥，这让他大吃一惊。
然而，这些人最终在法庭上被指控犯罪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这是“纽约州历史上第一次有警卫因对监狱中的人施暴而被起诉”，纽约惩教协会在认罪协议出来后作出了如此评价。事实上，这些人被起诉也反映了阿蒂卡最强大的遗产——囚犯是多么坚决地反抗压迫。
1971 年的阿蒂卡起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普通人、穷人、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有色人种对所受的非人待遇已忍无可忍。他们的渴望，他们的抗争，是迄今为止阿蒂卡最为重要的遗产。正是这样的遗产导致乔治·威廉姆斯拒绝沉默，即便他知道自己大声说出来必定会遭到报复，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一名当地法官试图驳回对殴打他的人提起的刑事指控时，他也绝不放弃。这就是为什么当殴打他的人只在州法院受到训斥时，他决心向联邦法院寻求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司法部 2015 年 3 月开始正式调查阿蒂卡监狱对囚犯的暴行。阿蒂卡的囚犯拒绝保持沉默。
那些在阿蒂卡遭受折磨的人一直坚持说出心声，这点极为重要。本书即将付印之际，纽约州档案馆的重要的阿蒂卡材料仍旧不对公众开放。州政府官员仍在不理会依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的申请，虽然他们这么做毫无法律依据。就连 2006 年伊利县法院架上满满当当的阿蒂卡资料也消失不见了。但是，尽管州政府官员继续费尽心机地对记者、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人设置重重障碍，但他们无法阻止阿蒂卡的历史被付诸文字，也无法阻止阿蒂卡的幸存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 1971 年纽约近 1300 名囚犯奋起反抗过度拥挤的监狱现状以及已经成为政策的其他无数不公正现象，到 2013 年加州 30000 名囚犯发起绝食抗议，反抗监狱系统对他们的压迫，再到 2015 年得克萨斯州，囚犯由于遭到严重的虐待而使一座大型监狱几近瘫痪，美国的被监禁者从未停止过与这个国家最恶劣、刑罚最严酷的政策做斗争。1971 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向这个国家表明，即便是最边缘化的公民，只要不被当人对待，就永远不会停止抗争。它证明了对正义的渴求是无法抑制的。而这就是阿蒂卡的遗产。
本文摘自《水中血：1971 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及其遗产》，注释从略
[美]海瑟·安·汤普森
张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年 7 月
题图为电影《阿提卡的暴乱》（1980）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