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小时候，我的农民工父亲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一次。他很少带礼物，比如我们期待的零食、水果，或者是新衣服，但每次回来都会带一种塑料桶。
小的约高 50 公分，大的有 70 公分，三四个摞成一摞。
仔细看都是旧的，外壁上还粘有用手都扣不掉的污渍，如果换算成货币，大概不到 10 块钱。
从他打工的武汉到我们这里大概有 800 多里，他要先后坐公交、火车、大巴、客车，他竟然不厌其烦地将它们都带了回来。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工地上用来装建筑用胶的塑料桶。
但它们却成为我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当。
母亲将它们清洗干净，用来装水、装米，还有腌菜。直到现在，这些桶都还在发挥作用。而且村里其他出去的男人们都这么干，家家户户都有这些曾经在工地上装水泥胶，然后辗转几百里，来到这个地图上都搜不到的小村庄的塑料桶。
这就是农民工们除了可怜的薪水之外，带回家的唯一财产。
上大学之后，我第一次接触到“农民工”这个词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农民工”专指那些脱离土地，进入城市务工超过半年的农民群体，其中主要在工地打工。
如此看来，我父亲那一辈是第一批，也是最典型的农民工群体。
百度百科专门总结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优势：小心谨慎，相对便于管理。容易稳定，薪资要求简单，对生活要求不高。
翻译过来就是“老实听话，价格便宜”。
2012 年寒假，我第一次去工地，也是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的真实生活。
02
我们乘坐一辆吉普从村里出发，同行的除了我和父亲，还有另外三个同村的男人。
负责开车的是老板的司机。这倒不是说我们这几个工人如此重要以至于老板得亲自派车来接，而是因为老板也是同村的邻居。
我发现即使被裹入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父亲他们的工作依然保留着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上到老板、司机，下到工人，都是同村的熟人。
父亲在 90 年代初刚进城打工的时候就是跟着同村的男人一起，后来其中一个男人成为代班，也就是专门帮忙包工头管理工人的角色，开始管理父亲和同村其他男人。
经过几年奋斗，这个男人成为包工头，带着父亲等一批同村男人开始了独自承包工程，继而成为父亲他们的老板。
自此以后，父亲带着儿子，姐夫带着妹夫，凭借着血缘关系或者熟人身份的介绍，村子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加入这个团体。所以大家都相互认识，而且大多都沾亲带故。
这样大体有两个好处。
一是大家都刚开始丢下锄头，进入城市这个陌生的空间，面临陌生的当地人，还有同行的竞争和挤压，所以只能优先团结自己人，壮大力量，抱团对外。
就像两千多年以前，刘邦这个小亭长起义的时候，一开始带领的也只能是樊哙、萧何这些老兄弟，即使他们只是杀猪屠狗之辈。
二是因为大家都是熟人，算是知根知底，便于管理。
所以即使在二十多年后，当我第一次进入工地时，看到的都还是同村人的那些熟悉面孔。
这次负责开车的也是同村人，他是老板的专职司机。过完年后，老板提前返回武汉的工地，留下他在后面带着父亲等民工一起回去。
此行除了我们父子、司机以外，还有另外三个人：老王、老孙，以及老孙的儿子小孙。
老王是司机的姑父，所以他一开始就爬到第一排，抢占了副驾驶的位置。后面就只剩下一排椅子，而我们还剩下 4 个人。
老孙看了我们一眼，就说那我坐到后面吧。他指的是第二排椅子后面放杂物的位置，那里不过半米宽。
我有些犹豫，正准备提着自己的东西坐过去，父亲却拉了我一把，悄悄地摇了摇头。
小孙站在一旁，什么都没说。
司机不耐烦地催道：“快点吧，别磨蹭！”
老孙就弯腰挤了进去，并拢双腿坐着。然后我们父子，还有小孙就舒舒服服地坐了第二排椅子。
或许因为有点愧疚，我扭头看了一眼老孙。
他是那种最典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眼窝深陷，眼球突出，然后长了一嘴龅牙，整张脸看起来像是被无情地捶打过。
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带着讨好地笑，好像做了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但当你跟他对视的时候，他的眼神又左右闪躲。
走到半路的时候，老孙烟瘾发作，刚抽了几口，整个车厢里都是烟雾。司机不耐烦地打开窗户，左手不断闪动。然后故意很大声地咳嗽了一下，好像要把整个厌恶的情绪都喷射出来。
老王就扭过来笑道：“老孙你这个狗日的就不能多忍一会儿吗？”
后来我发现工地上大家都相互称“狗日的”，算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玩笑，但有时也会带着明显的恶意。
老孙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给老王赔了一个笑脸，然后连忙又狠狠地吸了一口，就起身准备扔掉烟头。
但他忘了自己困在车内，刚起身就“砰”地一下磕到了车顶，老王顿时大笑：“老孙，你个狗日的蠢得像头猪！”
老孙勉强笑了一下，用手抓着我们的靠背，企图爬起来扔掉烟头。
小孙看不过去，伸手接过他的烟头，扔出车外。老孙给儿子赔了一个笑脸，又乖乖坐下。
我们到达武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司机直接带着我们去老板家吃晚饭。
此时父亲他们和老板已经不再只是同村邻居那么简单，更偏向雇佣关系。但是老板每年这个时候还是会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这当然是一种管理策略，但也不失温情。
下车之后，司机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小区，左拐右拐地穿梭在一栋又一栋高档公寓间，他熟门熟路，走得极快，我们就在后面小步跑着。
来到老板门前，司机敲门。等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的脸露了出来。
她嗔笑道：“怎么这么晚才到？”
这是那个带领父亲他们走出去的那个男人的妻子。
几年前，那个男人在自己的事业即将进入巅峰期的时候突然死去，然后她接过丈夫手中的生意，成为父亲他们的老板。
她是个非常干练的女人，说话嗓门极大，有时候会跟手下的工人们大笑着开玩笑，有时候也会毫不留情地大声咒骂他们。
她看到了我，笑道：“没想到大学生也来给我打工了。”
我挤出一丝笑，然后小声叫了句“姐”。按照在村子里的辈分，我应该叫她“姐”。
我想或许是之前跟在司机后面小步跑的画面伤害了我那时候可怜的自尊心，所以没有像父亲他们那样叫她“老板”。
司机率先走进屋里，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自在。在这个由熟人组成的团体中，司机因为经常接触老板的缘故，自然拥有高出其他民工的地位。
我们其他几人堵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换鞋。
司机就捡起鞋柜上的蓝色鞋套扔了出来，我们这才套在鞋上，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吃过晚饭后，司机带着我们朝工地开去。
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陌生的武汉城在朦胧的灯光中若影若现，马路上的灯光一直向远处延伸开去，像是一条发光的河流。
我努力凑到车窗边朝外看。
父亲问看什么。
我说看能不能看到黄鹤楼。
老王突然就大笑起来。
我感觉这笑有些奇怪，就问难道这里看不到黄鹤楼？
父亲说这里偏僻，离黄鹤楼还很远。
我又问也看不到长江吗？
老王恶狠狠地说道：看得到个屁！
03
父亲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加固”，就是对老旧危楼进行修补翻新，具体包括拆掉旧墙，还有在承重墙中植入钢筋，又称“植筋”。
其中难度最大的自然是植筋。需要先用电钻在承重墙中钻一个直径 2 厘米、深约 15 厘米的水泥洞，然后再将钢筋植入进去。
我第一次去工地，也是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的真实生活。
父亲需要举起三十多斤重的电钻，然后在坚硬的水泥墙上打孔。钻机一响，整个人以及脚下的脚手架都开始剧烈晃动，好像随时都可能从半空中摔倒下来。
脚手架一层高约两米，两层四米，随着不断往上作业，脚手架也越来越高，摇晃得也更加厉害。
父亲的一个工友就曾从六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双腿粉碎性骨折。
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一旦出了事故，所能依靠的只有老板的良心。大多工地上的老板会最多会支付医疗费用，但没有误工赔偿。更恶劣一些的，连医疗费都不会支付，并且还会立马将民工赶出工地，并且拒绝支付工资。
但即使遭遇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民工还是不会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权，他们甚至连该去找谁打官司都不清楚。而且他们大多并不相信法律。
“你咋斗得过他们？他们有钱，会买通当官的。根本斗不过！”
鉴于这种情况，大多人都不愿意干“植筋”这个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因此吃早饭就变成了一场比赛，谁吃得快，谁就能抢到诸如砸墙、运输废料等安全、省力一点的工作。
老王就属于这样的机灵人，从来都是赢在起跑线上。
我们早上一般六点起床，然后洗漱、吃饭、上班。
老王会抢在所有人面前洗漱完毕，然后堵在厨房里。等厨师（工地上叫做“煮饭的”）煮的第一批面条刚刚熟，他就一筷子下去全部捞进自己的碗里。
其他人就不得不继续等下一批面条。
老王端着一碗面条得胜似地穿过人群，有人骂他“狗日的”，他就嬉皮笑脸地骂回去，说“谁让你们这些狗日的这么慢”，然后当着大家面呼哧呼哧地吸溜面条。
当其他人吃完面条来到工地上的时候，老王早已将大锤或者运输废料的斗车攥在自己手里。
但是他并不会提前工作，因为他们的工资是按天计算的，干多干少，一天就是 120。所以老王提前来到工地，将斗车抢到自己手里，然后就坐下来吸烟。
等所有人都到齐并开始工作了，他才会慢悠悠地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再对着烟屁股猛吸一口，然后才开始干活。
当我第一次在工地上见到老王这副样子的时候几乎惊呆了，因为在我固有的印象中，他还是一个十分有趣并且热心友好的人。
对付老王这种人，就需要“代班”这种角色。
04
代班算是工地上最底层的管理者。他们一般由老板亲自任命，或者跟老板沾亲带故，或者是老板信任的老员工。父亲经历的历任代班有老板的哥哥、小叔子，以及姐夫和妹夫。
父亲虽然在老板手下干了将近二十年，但从来没有当过代班，因为他是个只适合好好干活的老实人。
代班这个工作并不容易，要负责分配工作，并监督执行。他们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老王这种“老油条”，如果任凭老王偷奸耍滑，其他民工就会有样学样。
这就需要跟老板的关系够硬，手段够活，还有态度足够强势。
管理手段差一点的会选择跟老板打小报告，强势一点的则是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会有意让他干植筋、砸墙这样的重活。如果不服，明天就继续干，直到压服为止。
还有更阴险的手段，比如在“记工”的时候有意瞒报。
代班的有个厚厚的笔记本，记录每个民工每天上班与否。民工自己也会记录一笔账。年底时候以此为结账凭据。大多时候，双方账本完全一致。
但像老王这样的刺头，经常会在年底时候发现代班的账本比自己的少了好几个“工”。一个工就是一天的活，就是一百多块钱，这对老王这些挣血汗钱的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记账”这件事除了可以用来压服民工，还可以用来讨好老板。
父亲他们曾经遭遇过一个代班，每到年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自己的账本跟代班的对不上。老板可以因此少付很多钱。
父亲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老板和代班串通好的阴谋，而是代班单方面的投诚。
这个人我也认识，也是村里的人。个子极高，长着一张极阴沉的脸。父亲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叫作“黑狗子”的绰号。
黑狗子也是出身于民工，但大多时候跟民工并不亲近，反而积极靠近老板，据说有时候还会给老板送礼。
他的管理风格以严厉甚至刻薄著称，在他代班期间，父亲他们每天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定性定量，如果不能完成，甚至不能下班。
如果他对谁不满，也会有意给此人安排危险且繁重的工作。
他每天上班，就是在胳膊下夹着一卷报纸，在工地上踱着步子巡视，就像一位检视自己疆域的皇帝。看到谁偷懒，就抽出报纸，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怎么，今天的工不想要了？
父亲他们能看出来，黑狗子一直在努力摆脱民工的身份，渴望成为工地上的“领导阶层”。
这不仅能够满足他的骄傲或者说虚荣，也会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
比如工地上的厨师（其实就叫“煮饭的”）一般都是代班的老婆，这是一个油水丰厚的工作。父亲他们每天需要上缴 30 块钱的餐费（从工资中自动扣除），然后由煮饭的负责买菜做饭。
但是工地上的伙食其实极其糟糕，我去的那会，主要吃的是辣椒腌白菜，以及猪肉炖白菜。过节的时候会加餐，比如多一盘鸡爪。还有另一个情况也会加餐，就是老板亲自来工地视察的时候。
父亲他们干的都是体力活，极度依赖油荤，据说有一次他们在工地上实在忍受不了之后，打死了一条流浪狗，算加了一次餐。
因为伙食的糟糕，大多人都有低血糖、痔疮的毛病，而且大多人都是瘦骨嶙峋。晚上睡觉时候，当他们脱下衣服，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一根根暴突出来的肋骨，而且都没有啤酒肚这种总会在中年男人身上出现的发福迹象。
根据工地上的这种伙食情况，每个人平均最多消费 20 左右的餐费，做饭的，或者说代班，每天可以从每人身上挣到 10 块钱左右。
我们这种小工地，一般会有 10 人左右，那么一天就有 100 块的额外收入，一个月就是 3000，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民工一个月的平均工资。
这可是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额外收入。
因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积极主动地向老板靠近，希望得到代班这个职位。
因为这种种原因，民工和代班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紧张，但一般都不会过于明显地表现出来，毕竟大家都是熟人。
但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地上甚至会出现民工“起义”。
比如我就曾听说老王发起了一次小规模的抗议。
具体事件如下。
那是在加固一座大桥的工地上，核心工作是植筋，需要搭建一座高达 15 米的脚手架。
这个时候老王就提了一个“馊主意”：工价越高的人，爬越高的脚手架。
具体就是每天工钱 150 的，爬 15 米的脚手架；工钱 120 的，爬 10 米脚手架，工价最低 100 的，就爬 5 米脚手架。
这看起来是一个极其公平的建议，但是拿高工资的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工地上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在这种由农民组成的工地上，“惯例”往往比所谓的公平、正义更有说服力。这在农村一样。再仔细想想的话，好像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惯例，习惯等往往更有震慑力。
既然以前没有这样干过，那么不论老王说的是否有理，拿高工资的人就是不同意。
因为谈不拢，拿高工资的人就不愿意先干活。而那些拿低工资的自然也不会干活。
他们不会明确地站出来支持老王的提议，但都躲到一边抽烟、闲聊、吐痰，就是不开工。这是他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好像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惯例，习惯等往往更有震慑力。
当时代班的不是“黑狗子”，是一个性格相对温和的外村人，他说服不了任何人，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以致于快到中午了都还没开工。
代班无奈，最后只好给老板打电话。当远远看到老板的车出现在工地上的时候，所有的民工都爬上了脚手架，包括老王自己。
最后的结果是带头闹事的老王被罚款 200，其他人，不管是拿高低工资的，都罚款 100。
因为此事，那些之前躲在一边抽烟聊天拿低工资的人一直咒骂老王，说“都是这狗日的害了我们”。
05
经历了一天的辛苦、危险，以及与代班的斗智斗勇之后，晚上是父亲他们难得的放松时光。
因为能喝酒。
在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行李中，除了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壶烧酒，大约二三十斤左右。
每个人都带，喝的时候也是自己喝自己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不适应，因为在农村习惯了大家有酒一起喝，但在工地上，虽然都围在一张桌子上吃菜，但酒却是各喝各的。
很少有人愿意跟其他人分享，因为一旦喝完了，他们就得花钱买瓶装酒喝。
但这很不划算，自己带来的家酿酒成本最多一两块一斤，但瓶装酒最少也得十三四块。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酒看得很紧，每次喝完之后都仔仔细细地记住酒壶的深浅，而且还有意让别人看到。相当于当众宣告“我知道自己的酒还有多少，你们可别想着偷喝”。然后再弯着腰把酒壶藏到床板底下。
老王干得最过分，每次都是倾尽全力地把酒壶往最里面推，以至于整个人几乎都是趴在地上。第二天往外拽酒壶的时候，自然又要趴在潮湿的地上，但他乐此不疲。
虽然如此，但老王往往又是那个最快把酒喝完的人，这个时候就开始打其他人的主意，比如老实的老孙。
“哎呦，老孙你狗日的带的酒不错啊，老子尝尝看。”
他一边说一边就去拿老孙的酒壶。
老孙拿起一只胳膊挡着，嗫嚅着说：“不好，不好。”
但老王也不管，几乎是把酒壶抢了过来，说：“好不好，老子尝了才知道。”
老孙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倒一杯。
老王喝完之后，咂咂嘴，装作沉思地摇摇头，又把脸转向父亲，说：“果工，老子看看你的酒跟老孙的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