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神话中，神明哈尔波克拉特斯将一根手指置于唇上。通过这一手势，他要求沉默。在历史上，关于沉默的指令多样而又普遍。这要求一定的习得，因为沉默不是与生俱来的。梅特林克写道，一些人“没有沉默，并将身边的沉默抹杀；而他们是唯一真正不被关注的存在”，因为“我们无法准确定义那永不闭口之人。他的灵魂似乎没有面容”。重要的事物往往都在沉默中成形，沉默的习得因而变得尤为重要。为了它们能最终浮现，学会沉默是必要的。“尝试在一天的时间内管住你的嘴；第二天，你的计划与职责都会更加明晰！”相反，话语往往是阻塞和终止思考的艺术；思考只于沉默中进行。出于种种原因，我们畏惧沉默，梅特林克反复表示，我们将生命中一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寻找沉默缺失的场所。
沉默的习得及其实现方式被记录在字典中，并得到详述。《19 世纪拉鲁斯通用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列举并注释了相关纪律以及对这些纪律的违反：“保持沉默”“命令沉默”“要求沉默”“强加沉默”“监督沉默”，以及相反的，“打破沉默”。有专栏作者指出，在拜占庭宫廷内，沉默督查官的任务便是对沉默的监视。
当然，保持沉默的指令关涉一些特定的场所：教堂，小学、初中和高中，军队……以及某些与谦恭、礼仪和服从有关的情景。直至今日，沉默不仅占据了教堂、庙宇、清真寺的内部，还通常存在于这些建筑的周围。在教堂里，沉默象征着敬畏、自制和控制冲动的能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使人避免分心和精神涣散。宗教仪式本身也是关于沉默和规避一切躁动的操练。在教堂内部及其附近，小孩应避免讲话，尤其是大声喊叫；特别是侍童，他们已习惯于宗教仪式场面所要求的自制。
一种特别的身体文化强化了对沉默的需求。崇拜的姿势表明了这一点，正如朝向圣餐台的行进。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无休止的崇拜仪式要求对沉默的严格操习。信徒，通常是青少年乃至孩童，教会中学的学生，必须独自在教堂或建筑的礼拜堂里沉默地进行崇拜，圣体则安置在圣体光内。该练习结合了沉默的掌控与姿态的习得，可以持续一个小时。
在弥撒、晚祷、静夜颂和圣体降福过程中，指示仪式时刻的信号包含了集体指令，规定了极为深沉的静默时刻，而这同时也是有关姿势的指令。在教堂之外，同样的纪律也适用于仪式队伍的行进。因此，夏多布里昂在《基督教真谛》中写道，在基督圣体圣血节，沉默——因其为数众多——将信徒占据。这沉默不同于“高举圣体的虔敬沉默”。“时而，人声与鼓乐渐歇，那沉默如寂静白日里的大海般庄严，涌动于这聚集的人群中。只能听得他们在充满回响的路面上的整齐脚步声。”
天主教的崇拜活动中还存有另一种强烈的沉默：圣周五与复活节主日钟声之间的沉默。大量证据都证明了其引发的情感，正如宣告耶稣复活的声音所催生的情感一样。在拉特拉普，为使操练有节律，钟声的沉默要求棘轮的使用，后者更不引人注目。
自进入现代社会后，教学、宗教以及后来的世俗机构中便有了对沉默的要求。沉默被认为是对教师的尊重，是避免涣散的自制体现，同时也是专注的条件。事实上，闭口不言使人能更好地倾听。此外，阿兰表示在 1927 年，沉默与笑声一样，具有感染力。因此，需要竭力使沉默战胜其敌手。让-诺埃尔·吕克指出，在 19 世纪，对沉默的习得从幼儿园便开始实行。
拿破仑时期中学里的钟声、铃声或鼓声划分出了沉默与自由言谈的时段。自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关于沉默的指令已不仅限于准确意义上的课堂，还包括食堂里的就餐时间，以及宿舍内的休息时间。在宗教性场所，上课、进食与睡眠前的集体祷告也于沉默中进行。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此类纪律，以及会受到严酷惩罚的违抗，都被包含在于这些场所实行的“严酷技艺”中。
军队中亦是如此，时至今日，“行伍的沉默”依旧是一种惯习。在该领域，学会于沉默中忍耐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身处那公认的“伟大的沉默”中的一种必要。
在这各类机构中，不合纪律的话语和喧哗，与所有对沉默指令的违反一样，都被视作秩序失常的重要征兆。此外，在任何领域，都有一系列指令对可能说出的内容做出限制，并规定不可说出的内容。在要求沉默的仪式中，“沉默一分钟”很有必要，在我看来，其历史尚待研究。该研究是将宗教行为转移至宗教场域之外。在这对沉默去神圣化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同时寻得相同的指令与相同的违抗。
- 奥迪隆·雷东《闭合的眼》，1890 除了画家想要表达的女人的“忧虑的梦”，这幅画作也描绘了通过闭上双眼对内心语言的聆听。
字典的作者们列举出几个世纪内其他的一些沉默义务，但他们所谓的“沉默的法则”通常指代对秘密的守护。在他们看来，这一行为存在于通过誓言来规定沉默的隐秘社会中，在共济会的学徒中，在作恶者之中。这一类指令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
与此不同的是礼貌准则，或普遍意义上的礼仪所规定的沉默纪律。19 世纪的“礼仪指南”对礼仪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在法国最为通用的是斯塔芙女爵的版本。她表示，小孩应在大人面前保持沉默，尤其是当大人说话的时候。在几个世纪中，仆人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都应避免讲话。在乡下，雇佣农民与其雇主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对这些准则的任何违抗都制造出一种或具有喜剧性的错乱，正如莫里哀多部喜剧所表现的一样。
在这些日常沉默的规定之外，风俗文明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便开始兴盛，诺博特·伊里亚思对此进行了强调，这一文明表现为层出不穷的沉默指令，并伴随着规范的内在化。提埃里·加斯尼耶在其杰出的论文《器官的沉默》（Le silence des organes）中表示，关于打嗝、放屁以及所有使器官运动被感知的行为（还包括性快感）的禁忌逐渐传播开来，以至于在 19 世纪，人们将女人因忌讳在公共场所放屁而造成的紊乱称作“绿色病”。因此，肉体的语言从此关涉行为与言词的沉默；自那时起，关于体内气味的谈论被视作对礼仪的妨害。玛丽露丝·杰拉尔写道：“关于气味的身体语言趋向一种准则，它有关沉默与尝味行为的消失。”这类纪律还可延伸至对一系列行为以及对物品触碰的禁止。在格奥尔格·齐美尔看来，自 19 世纪起，在公共场所大声打招呼被认为是一种侵犯。
19 世纪初，面对人群偏好的喧嚷，能够闭口不言、保持沉默是体现个体差异的过程，正如练习“半声”一样。闭口不言同样也表明我们乐意倾听；在这个充满私密与亲和力的世纪，懂得倾听之人的沉默显得尤为珍贵。自 17 世纪中期以来，保持沉默成了使巴黎有别于外省的礼节。
19 世纪中期，关于监狱理论有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被称为“宾夕法尼亚派”的牢房制度的支持者们看来，隔离关押必然规定了持久的沉默，而奥本制度的支持者则要求犯人在群体中生活和工作，但必须在集体场合保持沉默。人们认为沉默自身包含着回归自我的希望，这是罪人改过自新的条件。因此，沉默既是惩罚，对话语自由的剥夺，也是在未来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
自 18 世纪末起，懂得闭口不言、保持审慎成了不断扩张的私人领域的基础。这一领域基于秘密，或至少基于对秘密流传的严格限制。沉默场域的形态即群体形态的写照。
在许多群体内部，沉默是权力的工具。“拒绝听到和看见他人，阻止其留下踪迹，即将其判处一种虚无的形式。”这在圣西门所描绘的宫廷社会中有鲜明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应思考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及其扼要的表述。这有时是源于史料的匮乏，有时则是对记录历史的拒绝。无论如何，他们都应通过掌握的资料思考这缄默的意义。
尽管时间难以断定，关于沉默的指令与纪律在当代已有所变迁和陷落。同样，还有沉默意欲的变形，可享受沉默的地点的改变。许多直至那时尚归于沉默的益处都被抹除，逐渐地，感知沉默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
19 世纪初以来，与这些变化一同出现的是西方世界对声音和喧哗的忍受门槛的降低。基于此，关于沉默律令的历史变得极端复杂。19 世纪的前几十年，在西方大城市，尤其是在巴黎，声音的景象——与乡村景象相反——由无休止的喧哗构成，人们对声音的容忍度极高。进入现代社会，手工业或商业的贩卖声制造出持久的喧嚷，来自艺人或手摇风琴演奏者的街头音乐尚未得到管控，发出噪音的机器被安置在各处，在车间里，在棚铺中。雅克·莱昂纳尔对这一声音世界进行了研究，揭露出存在于巴黎房屋楼层间的锻打行当。教区教堂、修道院、教学机构的钟响也参与到这喧哗之中。街道上的运输货车震耳欲聋。
然而，从 19 世纪中叶起，对声音的忍受门槛降低了。对沉默新的诉求逐渐体现在新近制定的规则中。慢慢地，职业的贩卖声弱化了，但在 20 世纪中期前尚未完全消失。19 世纪 90 年代寄送的明信片仅承载着对“古老职业”的怀旧，而这些职业在不久之前还占据着有声空间。街头音乐，正如奥利维耶·巴拉伊提到的里昂的情况一样，得到了越加严格的监管，房屋内部的喧闹活动亦是如此。在社会精英中间，喧哗与普通民众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粗俗的，因而变得越加难以容忍。
舆论呼唤着沉默。新的规章被制定，新的纪律被提出。在演出厅内，尤其是音乐厅中，人们开始要求沉默，但这一进展是缓慢的。1883 年，摄影家纳达尔发起了对钟声的抗议，尤其是针对清早的钟声。他将其喧哗定义为一场名副其实的“锅炉厂暴动”。在瑞士，人们被动员起来反对犬吠声。在各处，时至今日，人们都抱怨打破晨间沉默的鸡鸣。
对司法记录的分析印证了感官的转变，以下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七月王朝时期，一些蒙托邦的面包商习惯在深夜高歌，激励自己工作，这引发了邻人的不满；后者的意见被驳回，因为对这些劳动者生产活动的良好运作而言，歌唱显得很有必要。相反，有一名马车夫，在夜间穿过城市时吹响了号角，因而受到惩罚：就其职务而言，他的做法似乎不是必需的。
自 19 世纪末起，轮胎平滑的声音逐渐取代了马车和马蹄声。然而，新的声音信号，工厂的汽笛声，汽车的喇叭声，都制造出直至那时还尚未被人知晓的喧嚣。这类声音有其捍卫者。20 世纪初，路易吉·鲁索洛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夸耀机器和汽车的声音，还包括战争武器的轰隆声。前者认为高速汽车或弹丸的声音胜过《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相反，我们却看到这些新的声音图景迫使一些敏感的散步者去到教堂的沉默中躲藏。
总的来说，声音图景的深刻变化支配着沉默的历史，并引发了对沉默的追求。自 20 世纪初起，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在火车和电车上，旅行者们通常都保持着沉默的对视，这与此前有所不同。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闲逛者和许多忙碌的行人都不再喜欢被叫唤，大型世界博览会的众多参观者也都遵守秩序，这已不同于往昔喧闹的场景。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巴黎，大幅的布告占据了墙面，报亭和三明治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有这一切将街道变成了阅读的空间，使先前以昭示存在为目的贩卖声变得徒劳无功。或许仅剩下了卖报人的叫嚷与小贩的吹嘘。
- 勒内·马格里特《光之帝国》，1954 所有这一切都彰显着沉默的存在。马格里特用超现实主义的笔法绘出了光的法则，增添了感官的反差。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沉默的意义、范围和结构。工业化战争是声音的地狱，是巨大的喧嚣，纠缠不休且从未间断：武器和军号声、愤怒与痛苦的呼号、垂死者的喘息，这些声音相互交织，直至 1918 年 11 月 11 日那盛大、绝对的沉默，这也有力地证明世界已进入战后时期。
从前，任何沉默都是慰藉，甚至愉悦，是“开启一种难以实现的休憩的密匙”。在战壕中，声音醒来，沉默睡去。时而会有一种“沉默矛盾的烦扰”，因为沉默是一种反常。这是马尔科·德·加斯丁在《法国兵的焦虑》（L’Angoisse du Poilu）中所提及的。对于努力求生之人，“学习破译声音与沉默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亨利·巴比塞在《战火》（Le Feu）中写道，在袭击中，“在巨大的炮声里”，我们能极好地分辨“我们周围的子弹这不寻常的沉默”。在战场上，声音的回响是独特而奇异的。在这战争的时代，沉默与死亡的现实以及哀悼的经历密切相关，例如那伴随着丧钟的漫长沉默。在几十年间，沉默都是 11 月 11 日纪念仪式的节奏。
城市中的标语牌也从那时起表达出对沉默的诉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标注着“医院：肃静”的标牌。既然我们已提到这一机构，就应回顾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那场革命。直至那时，叫喊声在医院中仍被广泛容忍，在基督教关于赎救之痛的价值观被不言明地接受的范围内。然而，在当代的医院，痛苦的叫喊属于丑闻，并同时反映出医生的失败和病人自制力的匮乏。
相反的是，在 19 世纪仍显得难以忍受的性高潮声在今日已成为众多电影和电视表演的桥段。19 世纪的警察记录下了人们对此的抱怨，尤其是当叫声由妓女发出时，而这也证实了变化所在。
让我们重点考察当前的时代。在火车内高声说话被认为是一种妨害，因为旅客们渴望沉默。直至 20 世纪中期前，情况还并非如此，在车厢内的交谈是正常的，甚至是礼貌的表现。同样，飞机旅途中的沉默也受到赏识；打断沉默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举动。电影院里亦是如此。
这些对沉默的诉求是否意味着对声音容忍门槛的降低？远非如此。那些白天在交通路途中要求并享受沉默的人，有时正是前天夜里在夜总会或音乐剧院中忍受强烈声响的人，这些声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一阶段尚是新奇之物。一切都似乎表明，沉默及其带来的裨益只是一种间歇性的需求，取决于时间和地点。
本文摘自《沉默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注释从略
[法]阿兰·科尔班
胡陈尧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5 月
题图为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云海上的旅行者》，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