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北京第一次申请举办夏季奥运会，失败。那时，徐国琦在哈佛大学念书，在历史系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他和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就北京申办失败的意义和影响展开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埋下了他未来研究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种子。
8 年后，北京再次申请举办夏季奥运会，成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来说，2001 年成为历史转折点。而对于徐国琦来说，他这一年刚刚完成《中国与大战》，想到 2001 年的中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尽管在许多方面不一样，但有一点相同，都在寻求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
于是，他开始全面思考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体育角度研究中国的国际化历程，并回答他称为“天问”的两个大问题——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到了 2008 年春天，这本叫 Olympic Dreams :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的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国际主流媒体关注，当年还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学会年度最佳著作。
“这是第一本全面解读中国和奥运的书，况且我并不是就体育谈体育，而是谈体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非常宏大的叙事。”徐国琦说。
Olympic Dreams 着眼于研究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命运、重塑国家认同、促成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及提高其在国际地位的艰辛历程。徐国琦认为，中国人从 1895 年一开始对国际体育感兴趣，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但它的路径和背景是国际主义。
利用中国、美国、瑞士等地的档案，徐国琦复原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比如说基督教青年如何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引到中国？1932 年，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单刀赴会”，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着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和历史意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中，海峡两岸如何争取各自的国际合法地位？谁能代表中国？1971 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如何让“小球转动大球”？1979 年之后，追逐奥运金牌数量成为中国人的热望，但它有什么问题吗？
“中国对于奥林匹克金牌的追求，契合了它通往国际化并且在世界上塑造一个新形象所走的路，国家利益驱动下的锦标主义还是反映出了中国对于自身能力的自信以及其近代以来特殊心理的奇特混合。一个自信的国家无需迷恋金牌，也无需对获取金牌寄予过多的特殊情愫。并且，一群不能够洒脱地接受赛场失利的观众，不是一群冷静和自信的观众。一个充满活力和强大的国家，同时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灵。”他在书中写道。
虽然 2008 年人民出版社就购买了版权并找人翻译完成，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 2019 年，这本书才有了简体中文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出版机构也换成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 7 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出了繁体中文版，增补续章“体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2008-2050”。
时隔 13 年，《奥林匹克之梦》在今天的环境下丝毫不过时，反而焕发新的意义。它所讨论的主题——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复杂关系，成为当下极为重要的话题。
时间拉长更易冷观历史。往大了说，无论是 2008 年还是今天，对于中国都是节点。徐国琦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和中国人？仍然没有清晰答案。往小了说，从今年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运动员王璐瑶之类的事件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一名运动员没法赢得奖牌，中国公众有时会群起而攻之。例如广受欢迎的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失利时，他在上海的住宅玻璃窗被人打碎，家人受到辱骂。1994 年，退出了中国国家队并嫁给日本人的前中国乒乓球选手何智丽代表日本队出赛，还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打败了前队友赢得金牌，许多中国人因此称她为卖国贼。同样，当中国女排在 1988 年奥运会输球时，她们受到极其冷酷的责备，以致其中一位明星球员杨锡兰感到完全心碎。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运动员受到了冷嘲热讽。”徐国琦写道。
2021 年 7 月，我视频访谈了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徐国琦。现年 59 岁的他，出版过 5 本英文专著，全被翻译成中文，包括《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一战》《中国人与美国人》《奥林匹克之梦》。目前，他已完成第 6 本英文专著 The Idea of China？ 的书稿。他称，前 5 本书是从不同角度回答 “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比如体育、一战华工、中美关系，这本新书则是综合性地探讨这两个大问题，万变不离其宗。
“为什么我在书名打个问号，这取决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还有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集体思考的产物。我们要群策群力，从不同角度思考。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要有进步、发展，一定要有讨论，一定要有学者问大问题，比如我们要建立的中国是文明中国、文化中国，还是政治中国？”徐国琦说。
01
百年来中国人通过体育寻求何谓中国
小鸟文学：从时间看，中国一百多年追寻奥林匹克之梦的过程似乎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 1895 年开始的尚武精神强国，用体育实现国民军事化；二是毛泽东时代，体育服务于政治和外交，“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三是后毛泽东时代，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胜出成为中国人的热望，觉得能提升民族自豪感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你觉得这个概括有什么问题吗？
徐国琦：这个概括从短时段看是对的，但从长时段看有一条线在，历史没有断裂。因为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用的“体育”大概是 1897 年左右从日本进口。那时，我们从日本进口好多汉字，比如宪法、社会，体育也是这样。这不是我的发明，台湾体育史专家许义雄考证出来的，我觉得有道理。体育对中国人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外来的，跟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体育在西方大多属于个人行为、非政府行为，中国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跟我那两个大问题一脉相承。从 1895 年清朝，到 1930 年代的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体育这个问题上，万变不离其宗，都在回答中国和中国人是什么。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复杂关系，成为当下极为重要的话题。
中国人对国际体育的兴趣主要是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不是弱国，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到毛泽东时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通过体育作为外交手段定义中国；到 2008 年，官方语言叫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还在回答这个问题。
小鸟文学：从主题看，中国一百多年追寻奥林匹克之梦的历史也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互交织的变化过程。虽然书里具体写了很多，但能不能总结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徐国琦：刚才说从 1895 年到今天，我们有一条主线，中国人通过国际体育寻求何谓中国和中国人的答案。奥林匹克运动发起年是 1894 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 1896 年，在 1894~1896 年期间，为什么 1895 年对中国人重要？
第一个巧合，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很少怀疑自己的文明。尽管 1840 年代后中国被英国打败，后来被俄国、法国一系列西方国家打败，但它觉得自身的文明没问题。张之洞不就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但到 1895 年，一个中国人过去瞧不起的民族，日本，不到 30 年，脱亚入欧，明治维新，打败中国。中国人从 1895 年开始，无论保守还是进步，都意识到这个国家出了问题。严复在 1895 年 3 月写了一篇文章，公开称中国是“病夫”，后来这一称谓变成“东亚病夫”。
第二个巧合，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分会在中国建立。基督教青年会是 19 世纪中叶在英国发起的国际 NGO，并在美国、英国社会提倡体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到 19 世纪末，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是什么的时候，基督教青年会在 1895 年于天津设立第一个中国分部，并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引到中国。1908 年，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分会提出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人何时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何时拿到奥运金牌？中国人何时举办奥运会？
中国的体育走向世界跟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有关系。中国的全国运动会是 1910 年，主要是基督教青年会领导的；1922 年，第一个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当委员的中国人叫王正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张伯苓后来做南开大学校长，他也是基督教会青年会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