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5 年秋，辞去上一份教职后，我决定纵容自己去圆一个梦。我挑了七位最优秀最用功的学生，邀请她们每星期四早晨到我家来讨论文学。她们清一色是女性——在我私人的住所开男女合班的课风险太大，即使讨论的不过是小说。我们的课堂虽是男性止步，但仍有一名男学生锲而不舍，坚持伸张他的权利。于是他，也就是尼玛，私下照样阅读指定的作品，并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到我家来讨论我们正在看的书。
我时常玩笑似的以斯帕克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提醒学生，并问：“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因为我生性悲观，相信到头来总会有人背叛我。娜丝琳曾调皮地回答：“你自己说过，到头来我们都会背叛自己，成为出卖自己基督的犹大。”玛纳则强调我并非布罗迪小姐，而她们不过就是她们自己罢了。她让我想起我常挂在嘴边的叮咛：无论是什么情况，千万别把小说当成现实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而是真相的顿悟。不过假如要违背自己的告诫，选一部最能反映我们在伊朗生活的小说，那绝非《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或《一九八四》，而是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或更贴切的《洛丽塔》（Lolita）。
我们的周四晨间研讨会进行了两年，我在德黑兰的最后一夜，有几个朋友和学生前来道别，顺便帮我打包。当我们将屋里所有的东西打包，当所有物品和色彩褪成八只灰皮箱，像精灵幻化成烟、缩进瓶中后，我和学生们衬着餐厅光秃秃的白墙，合拍了两张照片。
那两张相片此刻就在我眼前。头一张有七个女人，她们倚墙而立，按当地法律规定，穿戴黑袍黑头巾，全身包得密不透风，只露出脸蛋和双手。第二张照片还是同一批人，同样的姿势，倚着同样的墙壁，唯一不同的是，她们除去了外层的包覆。她们因缤纷的色彩而有所区分，因衣服和头发的颜色、式样与长度而独特，就连那两个仍戴着头巾的女孩看起来也不太一样了。
……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论晴雨，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来我的住处，当我目睹她们卸除非穿戴不可的面纱长袍、绽露琳琅满目的色彩时，每每不能自已。学生们走进房间之际，卸除的不只是头巾和袍子。每个人的轮廓和形状逐渐浮现，起居室的窗户框有我深爱的艾布士山脉。起居室里的天地成了我们的避风港、我们自给自足的小宇宙，嘲笑着眼下现实世界的城市里一张张被黑头巾裹住的怯懦面孔。
这课程的主题是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阅读波斯的古典文学，如《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创作女王山鲁佐德（Scheherazade）的故事以及西方的经典之作——《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黛西·米勒》（Daisy Miller）、《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当然还有《洛丽塔》。我边写书名，回忆边随风席卷而来，惊扰了这他乡异地秋日的宁谧。
此时此地，在这频频出现于我们课堂讨论的另一个世界，我坐着重温和学生（后来我都称她们为“我的丫头”）在德黑兰一个看似阳光灿烂的房间读着《洛丽塔》的情景。但若要一窥《洛丽塔》中诗人罪犯亨伯特的内心奥秘，我需要诸位读者在脑中想象我们的存在，否则我们便不是真的存在。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 想象我们在最隐私的秘密时刻，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间，聆听音乐、坠入情网、漫步街道，或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然后，再想象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赶入地下，见不得光。
今天我之所以会写纳博科夫，是为了庆祝我们即使在德黑兰的逆境中依然读了纳博科夫。我选择他小说中我最后教授、也藏有许多回忆的一部。我想写的是《洛丽塔》，但此时我必须重提德黑兰的往事，才能写出有关这小说的一切。这是德黑兰的《洛丽塔》，不仅《洛丽塔》给德黑兰换上一种不同的色调，德黑兰也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的小说，将它转化为“我们的《洛丽塔》”。
02
于是 9 月初的某个星期四，我们初次在我的起居室聚会。她们来了，我先听到门铃，一阵停顿后，传来街边大门关上的声音。接着我听见脚步声，先爬上迂回的楼梯，再经过我住所门口。我朝前门走去，眼尾余光扫到旁边的窗子透出一片天。每个女孩一到门口就脱去长袍和头巾，有时会左右甩甩头，顿一顿，才走进起居室。……
03
上课第一天的清晨六点，我已经起床，兴奋得吃不下早餐，只随便喝点儿咖啡，然后慢条斯理冲了个舒服的澡。水顺着我的颈子、背部、双腿而下，我站在那儿仿佛生了根，又好似轻飘飘。多年来，我头一次感到期待却没压力，不需要像白天在大学教书时一样忍受那些磨人的仪式，被迫穿规定的服装，表现出应有的行为和克制的举止。因为这堂课我所要作的准备是截然不同的。
伊朗的生活如四月天，阴晴不定，反复无常。政府当局一会儿怀柔，一会儿高压，让人无从捉摸。当时在经过一段相当平静和所谓自由的时期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严苛的政治氛围。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这些人制定更严格的法令，当时大学里已规定必须男女分班，还惩处了不听话的教授。
从 1987 年起，我就在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任教。该大学被点名为全伊朗自由色彩最浓厚的学院，据说教育当局有某位官员故作夸张，问阿拉梅大学的教授是否以为自己住在瑞士？“瑞士”已成为西方堕落腐败的代名词，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程或活动，都会以“伊朗并非瑞士”来奚落一番。
压力最大的是学生，我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诉苦，却爱莫能助。女学生因为上课迟到跑步上楼、在走廊上嬉笑、和异性交谈而动辄得咎。有一天莎娜姿在我们讨论快结束时，哭着冲进课堂。在啜泣间，她向我们解释迟到是因为门口的女警卫从她包包里搜出腮红，痛斥了她一顿，打算赶她回家。
我为何突然放弃教学生涯？我问过自己无数次。是那所大学的水准每况愈下？别的教授和学生态度日渐冷漠？还是每天都必须和反复专横的规章法令搏斗？
我用丝瓜络擦过皮肤，忆起大学当局接到我辞呈时的反应，不禁一笑。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骚扰我、限制我，监视我的访客，控制我的行动，不核准我早已合格的终身教职，可是等我递出辞呈，他们却又忽然可怜起我来，不让我辞职，令我大为光火。学生扬言要罢课，让我稍感快慰的是，我后来发现，尽管校方威胁要秋后算账，学生们仍以行动抵制了顶替我的教授。每个人都认为我会屈服，最后回心转意。
又过了两年，他们终于接受我的辞呈。记得有个朋友告诉我：“你实在不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不让你辞职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没资格主动求去，他们才有权决定你的去留。”这样的专制蛮横令我忍无可忍。
朋友曾问：“以后你要做什么呢？”枯坐家里吗？我总告诉他们，我可以再写一本书。但其实我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我刚出版了一本有关纳博科夫的著作，其对我生活的影响仍余波荡漾，至于下一本书的轮廓，我脑海中只有若干模糊的概念。最起码我可以暂时继续从事我所喜爱的波斯古典文学研究，不过有一个已在我心中酝酿多时的计划，才是我的优先考量。多年来，我一直很想成立一个特殊的班，一个能让我自由发挥的课堂，而不必像在共和国政权下教书那么缚手缚脚。我想精挑细选几个全心投入文学研究的学生来参加，那些由政府钦点，或纯粹因为被其他科系拒于门外才选择英语文学，或认为拿到英文学位对未来生涯有助益的学生，不是我要的。
德黑兰也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的小说，将它转化为“我们的《洛丽塔》”
在伊朗教书，一如其他行业，必须在政治的现实和法令的专制下低头。当政者强迫我们关切的细枝末节，往往严重破坏了教书的乐趣，假使大学官僚最重视的，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发丝是否整齐，试问老师如何能好好教书？当教职员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葡萄酒”一词尽数删除，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有位画家朋友点醒了我。她初以写生为主，题材多半是废弃的房间、荒芜的屋舍和被丢弃的妇女照片。后来她的作品转趋抽象，在最近一次个展中，她的画面上只剩大片的叛逆色彩，例如我起居室的那两幅，只见幽黯的色块上缀着小小的蓝点。我问她怎会从现代写实主义转为抽象主义，她说现实已变得黯淡荒凉，令人无法忍受，如今我只能画出梦想中的色彩。
梦想中的色彩。我自言自语从淋浴间跨出，踏上冰凉的地砖。我喜欢。多少人能有机会画出梦想中的色彩？我套上宽大的浴袍，从水温暖的怀抱进入浴袍贴身的保护，感觉很舒服。我赤着脚走进厨房，在我最喜欢的红莓图案马克杯里倒了些咖啡，然后忘情坐进走廊上的躺椅。
这堂课就是我梦想中的色彩，开这堂课需要主动脱离已转为横暴的现实。我极度渴望抓住自己少有的乐观心情，因为在心底深处，我并不知道这计划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有个朋友说：“你知道自己愈来愈封闭，如今又和大学断了关系，你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将只局限在一个房间内。你在这儿会有什么发展呢？”我踱进卧室更衣，心想躲进自己的梦里可能是危险的，从纳博科夫作品中的疯狂梦想家金伯特（金伯特[Kinbote]，小说《微暗的火》中的叙述者。——编者注）和亨伯特身上，我早已了解这点。
我挑选学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背景并未列入我的考量。这样一个在个人、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混合团体，居然能对共同的目标与理想始终如一，使我日后将其视为这堂课的一大成就。
我特意挑选这几位女生有个原因，她们身上都带着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她们是一般人所谓的独行侠，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别。我之所以欣赏她们，不仅因为她们的求生能力，也因为她们踽踽独行的人生。玛纳曾建议，何不称呼这课堂为“自己的空间”，呼应伍尔夫“自己的房间”。
那第一个早晨，我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挑选衣服，试过各式各样的衣服后，终于选定红色条纹衬衫和黑色灯芯绒牛仔裤。我仔细化妆，涂上鲜红色唇膏。正在戴小小的金耳环时，我突然慌了起来。万一不成功呢？万一她们不来呢？
千万别这样！我央求自己，拜托拜托，至少把所有的疑惧往后挪五六个小时。我穿上鞋，走进厨房。
04
门铃响起时，我正在泡茶，由于想事情想得出神，起初并没听见。我打开门，门外是玛荷希。“我以为你不在家。”她说着，把一束黄白色的水仙递给我。她脱下黑袍时，我告诉她屋里没男人，那个也可以脱掉。她犹豫了一下，才把长长的黑头巾解开。玛荷希与雅西仍戴着面纱，不过后来雅西包头巾的方式愈来愈随意，只在喉下松松打个结，中分得不甚整齐的深棕色头发从头巾底下露出来。不过玛荷希头巾底下的发丝可就卷得服服帖帖、一丝不苟了，额前的短刘海令她略显古板，看起来不太像伊朗人，倒像欧洲人。她穿白衬衫搭配深蓝外套，衬衫右边绣有一只大黄蝴蝶。我指着那只蝴蝶说：“你这是为了纪念纳博科夫吗？”（纳博科夫，作家，《洛丽塔》的作者，也是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将许多业余时间都花在蝴蝶上。——编者注）我已记不清玛荷希在大学里从何时开始修我的课，感觉上她似乎一直都在班上。她父亲是虔诚的穆斯林，热烈支持革命（指 1978—1979 年的革命，伊朗国王被迫出国逃亡，流亡在外的霍梅尼被迎回德黑兰成立新政府）。早在革命前，她就戴头巾了，她在课堂上的日记写道，她就读一所时髦的女子学院时，每天早晨都感到孤寂。讽刺的是，她觉得受冷落正是因为当时那种引人侧目的打扮。革命之后，她因所从事的政治活动而被关了五年，出狱后当局又罚她两年不准继续升学。
我想象她在革命前的情景，想象她在无数个晴朗的早晨，沿着上坡的街道走向女子学院的身影。我看见她低着头踽踽独行，当时的她和现在一样，不喜欢白日的灿烂。我说“当时的她和现在一样”，是因为即使革命后其他人因强制规定也得戴头巾，玛荷希并未脱离孤寂。革命以前，她多少还能以自己的孤立自豪。那时她戴头巾以明心志，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发性的。等到革命强迫其他人戴头巾，此举就变得毫无意义。
优雅尊贵正是玛荷希的真实写照。她肤如月光，有一双杏眼，发色乌黑，穿粉色系的衣服，轻声细语。虔诚的宗教背景应是她的最佳庇护，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因为加入异议宗教组织，坐了五年的牢，大学教育因而中断。我无法想象她在狱中的情形。
认识玛荷希这么多年，很少听她提及狱中的经历，只知坐牢造成她一只肾脏永久损坏。有一天在课堂上，大家正讨论各自的日常恐惧与梦魇时，她提起狱中的回忆偶尔来袭，但她还是无法启口说出这段往事。她又补了一句：“不过日常生活中恐怖的事不见得比监牢里来得少。”
我问玛荷希喝不喝茶，她和往常一样体贴，说想等其他人来了再说，并为自己的早到致歉。“需要帮忙吗？”她问。“其实没什么要帮忙的，别拘束。”我边说着，边拿花走进厨房找花瓶。门铃又响了。“我去开。”玛荷希从起居室叫道。我听见笑声，玛纳和雅西来了。
玛纳拿着一小把玫瑰走进厨房。“这是尼玛送的，”她说，“他要你后悔没让他参加这班，他说要在上课期间，捧着一束玫瑰在你家前面踏步，以示抗议。”她满脸笑意，眼睛亮了几下，但随即暗下来。
我一面将糕饼摆在一个大盘子上，一面问玛纳是否假想她诗中的文字有色彩。我向她解释，纳博科夫在自传中提到，他和母亲都认为字母都有色彩，他说自己是画家般的作家。
“共和国政权使我对色彩的品位变得粗俗。”玛纳说着并摘掉玫瑰多余的叶子，“我很想穿刺眼的颜色，比如醒目的桃红或西红柿红，我对色彩饥渴的程度，已经到了想在诗中刻意铺陈的文字里看到它们的地步。”玛纳是那种能忘我但无法快乐的人。“过来，给你看样东西。”我说着，带她走进我们的卧室。很小的时候，爸爸说的床边故事里那些地方风土的色彩让我十分着迷，我很想知道山鲁佐德的衣服、床单是什么颜色，灯怪和神灯又是什么颜色，有一次我还问他天堂是什么颜色。他说我希望天堂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我对这答案不满意。后来有一天家里请客，我坐在餐厅里喝汤，眼睛瞄到打从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挂在墙上的一幅画，我顿时知道天堂是什么颜色了。我说就是这个，得意地指向一小幅镶着陈旧木框的油画。那是一片翠绿的风景，皮革般的叶子间停驻着两只鸟、两个暗红的苹果、一只金黄的梨子，画面略带蓝色调。
“我的天堂是泳池蓝！”玛纳突然说，眼睛仍盯着那幅画。“我们住在祖父母的一座大花园里，”她说着转向我，“你知道就是那种旧式的波斯花园，有桃树、苹果树、樱桃树、柿子树等果树，还穿插一两棵柳树。在我们那不规则状的泳池里游泳，留给了我最珍贵的回忆。我是学校的游泳冠军，这点让我父亲觉得很有面子。大约革命一年后，我父亲死于心脏病，接着政府把我们的房子和花园充公了，我们搬到公寓住，从此我没再游过泳。我的梦想就在那座泳池的底部。我反复做同一个梦，梦中我潜到池底，想要抓回对父亲和童年的记忆。”她边说边和我走向起居室，因为门铃又响了。
我对色彩饥渴的程度，已经到了想在诗中刻意铺陈的文字里看到它们的地步。
阿金与蜜德拉同时抵达。阿金正在脱她身上那件和服式黑袍（当时极流行日式袍子），露出乡下人常穿的那种领口宽松的白上衣、金色大耳环和粉红色的唇膏。她带来一枝黄色的小兰花：“是蜜德拉和我送的。”她说话时那种属于她个人特有的语气，只能让我以轻浮形容之。
接着抵达的是娜丝琳，她带了两盒牛轧糖来，说是伊斯法罕的土产。她身上是平常穿的制服——深蓝色袍子和头巾，黑色平底鞋。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上课时，她穿着一件黑色大罩袍，只露出瓜子脸和骚动不安的双手。那双手即使没在写字或涂鸦，也是动个不停，仿佛企图挣脱厚重黑布加诸的束缚。到了上课后期，她把罩袍换成深蓝、深棕或黑色的不规则形长袍，搭配同色的厚重头巾，藏起她的头发，框住她的脸。她有一张小而苍白的脸，肌肤透明得几乎可以数出有几条血管，浓眉、长睫、灵活的棕色眼睛、挺直的小鼻子、愤愤不平的嘴：活像某艺术大师画到一半突然有事离开留下的未竟之作，一张仔细勾勒的脸因而被困在随意挥洒的暗色调中。
我们听见轮胎擦地和紧急刹车的吱嘎声。我朝窗外张望，一辆乳白色的旧型雷诺小车停到了路边。驾驶座上有个戴时髦太阳眼镜、侧面看来桀骜不驯的年轻男子，把一条胳臂搭在敞开的车窗口，仿佛他开的是保时捷。他和旁边的女人说话时，笔直注视着正前方，从头到尾只向右边转了一次头，而且我猜他脸上必定是不悦的表情。就在那时，邻座的女人下了车，他便生气地甩上车门。当她走向我家前门时，他从车中探出头来吼了几句，可是她并未回头搭理他。那辆旧雷诺是莎娜姿用工作的积蓄买下来的。
我转向屋里，为莎娜姿涨红了脸，心想这必定是她那可恶的弟弟。不一会儿门铃响了，我听见莎娜姿急促的脚步声，便替她开门。她显得心有余悸，好像刚脱离跟踪者或盗贼的魔掌。一见到我，她就把脸色一变，堆上笑容，气喘吁吁地说：“我没迟到太久吧？”
当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男人掌控着莎娜姿的人生。第一个是她弟弟，才十九岁，高中还没毕业，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后（其中一个三岁就夭折了），好不容易才盼到儿子。他被宠坏了，老缠着莎娜姿不放，想借由刺探她、偷听她的电话、开她的车四处逛、监控她的行动，来展现他的男子气概。父母恳求莎娜姿，请她这个做姐姐的要耐心体谅，拿出母性的本能帮助他度过这段难熬的时期。
另一个是她从十一岁就认识的青梅竹马男友。双方父母是至交，两家不论平时或度假几乎都腻在一起。莎娜姿与阿里似乎相爱了一辈子，双方的家长也乐见其成，说这是天作之合。六年前阿里去英国时，他母亲已经称莎娜姿为阿里的新娘。他们通信，寄照片，最近由于莎纳姿的追求者增加，他们还提起订婚的事，并相约在伊朗人不需申请签证的土耳其见面。如今这件事随时可能成真，莎娜姿却既期待又害怕。
我没见过莎娜姿不穿制服，于是几近发呆地站在那儿看她脱掉长袍和头巾。她穿橘色 T 恤，下摆塞进紧身牛仔裤，脚穿棕色的马靴，然而最大的转变是那头闪闪发亮的深棕色秀发，此刻紧贴着她脸庞，直泻而下。她左右甩甩美丽的头发，后来我注意到这是她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抬起头，用手指梳梳发丝，仿佛要检查她最珍贵的宝物是否安在。此时她的五官看来柔和了些，也比较有光彩——她在公共场合所戴的黑头巾，使她娇小的脸显得憔悴，近乎严峻。
“对不起，迟了一点儿，”她喘着气说，用手指顺顺头发，“我弟弟非载我来不可，又不肯准时起床。没过十点他不会起床，可是他一定要知道我去哪儿，怕我偷偷去跟人幽会或什么的。”
“我一直担心你们会因为来上这堂课而有麻烦。”我说着请她们全体到起居室围桌而坐，“但愿你们的父母和另一半能接受我们这样的安排。”
娜丝琳正在起居室里晃来晃去，仿佛初次见到般仔细观察那些画，她突然停下脚步冲口而出说：“我轻描淡写，跟我父亲提了一下，想看看他做何反应，结果他极力反对。”
“你怎么说服他让你来？”我问。“我骗他。”她说。“你骗他？”“不然还能怎么办？面对一个专制的父亲，连已成年的女儿上一堂纯女性的文学课都不许，还能有什么办法？何况我们不也用相同的方法应付执政当局吗？我们能告诉革命警卫实情吗？我们欺瞒他们，藏起卫星天线，说我们家里没有禁书和酒。面对家人安全堪虑的情况，即使我那软弱的父亲也向他们撒了谎。”娜丝琳补了一句。
“万一他打电话来查你的行踪呢？”我半开玩笑地说。“他不会，我编了一个很高明的理由，我说我和玛荷希志愿帮忙将伊斯兰的经典译成英文。”“他相信了？”“呃，他没理由不信，以前我从没骗过他，至少没真的骗过他，他也宁愿相信如此。而对于玛荷希，他是百分之百信任。”
“那么万一他打来，我该骗他喽？”我追问不舍。“由你决定。”娜丝琳思索了一会儿才说，低头望着扭绞在一起的双手。“你认为你应该告诉他吗？”此时我已听出她的语气略带窘迫，“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娜丝琳向来表现得自信满满，令我有时会忘了在那坚强的外表下，她其实有多脆弱。“当然，我会尊重你的骗局，”我缓下口气说，“就像你说的，你是大人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面对镜子的老位子坐下，艾布士山的反影始终停驻于镜中。望着镜子，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遥远的景致，感觉有点奇怪。玛荷希迟疑了一会儿后，选择我右手边的椅子坐下。玛纳坐在长沙发的最右边，阿金坐最左边，出自本能，保持距离。莎娜姿和蜜德拉选鸳鸯椅坐下，两个人交头接耳，传出阵阵窃笑。
这时候雅西与娜丝琳走进来，环顾四周找位子。阿金拍拍长沙发的空位，邀雅西过来坐。雅西犹豫一下，然后坐进阿金与玛纳中间。她倏地坐下，没留下什么空隙给两位同伴，两位同伴坐在各自的角落，显得直挺而有些僵硬。雅西卸下了长袍，看起来略胖，仿佛尚未脱离童稚的圆润。娜丝琳已经去餐厅找椅子了。“你可以过来跟我们挤一挤。”玛纳说。“不用了，谢谢你，我比较喜欢坐直背的椅子。”她回来时，把椅子摆在长沙发和玛荷希之间。
她们十分忠实于这样的位置排列，直到最后。这代表了她们的感情边界和个人关系。我们的第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
05
“乌普西仑巴！”（原文为 upsilamba，详义见下文。——编者注）我用托盘把茶端进餐厅时，听见雅西惊呼。雅西喜欢玩弄文字，她曾告诉我她对文字的着迷已到了病态的地步。她说：“一发现新字新词我就得马上用，就像有人买了晚礼服，迫不及待想穿，连看电影、吃午餐也穿着去。”
容我暂停、倒带，重回导致雅西惊呼的事件场景。这是我们第一次上课，大家都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我们一向习惯在教室和演讲厅等公开场合碰面，虽然这些女生私下都和我有交情，但除了娜丝琳与玛荷希是莫逆，蜜德拉与莎娜姿称得上是朋友之外，其他人彼此并不熟，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可能成为朋友。这样私下聚会的亲昵氛围，令她们颇不自在。
我向她们解释过这堂课的目的：阅读、讨论和发表对小说作品的感想。每个人都会有一本私人的日记，日记中应记录个人对小说的感想，以及这些作品和课堂讨论在哪些方面与她们个人和社会的经历相关。我说明了我之所以选她们来上这堂课，是因为她们似乎十分投入文学研究。我提到选这些书的要件之一是，它们的作者都相信文学能发挥关键甚至神奇的力量，并提醒她们，十九岁的纳博科夫在俄国大革命期间，不准自己因子弹呼啸声而分神；尽管炮声不绝于耳，窗外净是血腥厮杀，他仍继续孤独，写自己的诗。我说：“且看七十年后，我们对文学公正持平的信念，能否让我们超脱这另一场革命所造成的暗淡现状。”
“何况我们不也用相同的方法应付执政当局吗？我们能告诉革命警卫实情吗？”
我们讨论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千零一夜》，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叙述戴绿帽的国王为了报复王后的不贞，连续杀害新娶进门的处女，后来碰上说故事高手山鲁佐德，才停下杀手。我拟了一些问题让她们思考，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不朽的想象之作，如何对今日我们身为女性的困境有所助益。我们并非寻求蓝图或简单的答案，而是希望能在小说提供的开阔空间和我们身处的局促世界之间，发现些许关联。我记得自己将纳博科夫的一句宣言念给我的丫头们听：“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
《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镶嵌着故事的结构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它所描述的三类女性，全都成为国王暴虐统治下的受害者。山鲁佐德出现之前，故事中的女性分为两类：一是先不贞后丧命（王后），一是尚未有机会红杏出墙便惨遭毒手（处女新娘）。那些处女和山鲁佐德不同，她们在故事里没有声音，因此几乎完全被批评家忽略。然而她们的沉默却是有意义的，她们毫不抵抗反驳便献出童贞和生命。她们几乎不存在，因为她们无声无息死去，未留下任何痕迹。王后通奸并未夺走国王的绝对权威，只令他失去了理智。这两类女性（王后与处女）的行为受国王的限制，又接受王法的专横，等于默认国王公开的威权。
山鲁佐德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破除了暴力的循环。她不像国王以物质力量塑造世界，她的宇宙是用想象和思考创造出来。这给了她敢冒生命危险的勇气，也使她有别于故事中其他角色。
我们读的《一千零一夜》版本分为六册，已被查禁，如今只以天价流通于黑市，幸好我在之前已买下一套。我把六册分给她们，请她们根据故事中扮演要角的女性典型替故事分类，以便下次上课讨论。
指定好作业后，我请她们一个个告诉大家，为何愿意把每星期四早晨的时间耗在这里，讨论纳博科夫和简·奥斯汀。她们的回答简短而勉强，为了打破僵局，我提议先以奶油泡芙和茶轻松一下。
这就带我们来到我用陈旧浑浊的银托盘、端着八杯茶进入餐厅的那一刻。在伊朗，泡茶奉茶是一门艺术，一天要上演数次。我们用的茶杯是透明的玻璃杯，小巧有型，最流行的是一种名叫纤腰的杯子，顶端浑圆，中间细窄，底部也是浑圆的。从茶色与其细致的香味就可看出泡茶技巧的优劣。
我端着八只纤腰玻璃杯步入餐厅，杯中蜜色的液体颤抖着。就在此时，我听见雅西得意地高呼：“乌普西仑巴！”她的叫声像冷不防扔向我的球，令我差点儿要跳起来接住。
乌普西仑巴！——这个词带我重返 1994 年春天，当时我的四个丫头和尼玛正在旁听我开的一门 20 世纪小说课。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是这堂课最受喜爱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孤独、爱幻想的男主角辛辛那图独具创见的个性，使他显得与周遭所有人截然不同，因为在小说的社会中，整齐划一不仅是常态，也是法则。纳博科夫告诉我们，辛辛那图在童年时就能欣赏语言的清新与美感，不像其他小孩“才说出第一个字就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了，因为他们的话没有对方不知道的结尾。例如某个像飞鸟或弹弓般会制造惊人效果的古代字母或乌普西仑巴。”
班上没有人提出这个词来发问，这表示没有人在认真听课，因为我以前的学生有许多在毕业很久以后，仍继续回来听我的课。他们往往比那些为了学分上课的正式学生还专心用功。因此另找一天到我办公室和我碰面，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就是这批旁听生，包括娜丝琳、玛纳、尼玛、玛荷希及雅西。
我决定和全班玩点儿游戏，测试他们的好奇心。期中考有个题目是：“请解释‘乌普西仑巴’这个词在《斩首之邀》文中的重要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与小说的主题有何关联？”除了四五个学生之外，没人搞懂我的提问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点，我在剩下的学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忘提醒他们一次。
其实“乌普西仑巴”是纳博科夫自创的文字之一，从希腊文的第二十个字母“乌普西龙”（ν，英文注音为 upsilon）以及第十一个字母“兰达”（λ，英文注音为 lambda）衍生而来。于是在那第一天私人的课堂上，我们又玩起脑力激荡的游戏，发明我们对这个词的新解释。
我说“乌普西仑巴”使我联想到暂缓跳跃时无法形容的快感。雅西似乎没来由地兴奋大叫说她一直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舞的名称——例如：“来吧，亲爱的，跟我跳支乌普西仑巴。”我提议每人写一两个句子解释这个词对她们的含义，下次讨论。
玛纳说“乌普西仑巴”让她脑海浮现小银鱼在月光婆娑的湖面飞跃的影像。尼玛插话：“虽然你不准我来上课，也不会忘了我的存在：祝你也乌普西仑巴！”对阿金而言，它是一种声音、一种旋律。玛荷希描述的意象是三个女孩跳绳，每跳一下就高叫：“乌普西仑巴！”对于莎娜姿，这个字是一个非洲小男孩的秘密法名。不知何故，这个词令蜜德拉回忆起喜极而叹的吊诡。而在娜丝琳心目中，它是开启宝藏秘穴之门的密码。
“乌普西仑巴”成为我们日渐丰富的暗语词汇宝库的一部分，这宝库随时间而增长，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秘密语言。这个词成为一个象征，象征那隐约的喜悦，象征纳博科夫希望他的读者在阅读小说之际能感受到贯穿脊椎的震颤；那感觉是他所谓的好读者和普通读者的分野。它也成为开启记忆秘穴的密码。
06
在《斩首之邀》1957 年的英文版序中，纳博科夫提醒读者，他的小说不试图“取悦所有的读者”，“而是虚无中的小提琴”，不过“我知道……有一些读者会起来跳脚，猛抓头发”。的确如此。原版于 1935 年以连载的方式面世。将近六十年之后，在一个纳博科夫浑然不知、应该也无从知悉的世界，在一个窗外有雪顶远山的孤寂起居室里，我将一再见证最意想不到的一群读者，猛抓头发，疯狂想破头的场面。
《斩首之邀》一开头就说，故事中脆弱的男主角辛辛那图因“灵知上的堕落”被判处死刑：在一个所有公民的行为举止必须透明化的地方，他是晦暗不明的。这世界最大的特征是反复专横，死刑犯辛辛那图唯一的特权是得知他的死期，但行刑者连这一点也对他隐瞒，而让他把每天都当成了死期。随着故事发展，读者逐渐不安地发现，这个古怪的地方造作虚假的本质。窗外的月亮是假的，连传统上必成为囚犯忠实伙伴的角落蜘蛛也是假的。典狱长、狱卒和辩护律师是同一人，只是不断变换角色。最重要的人物——刽子手，先以另一个名字和身份与犯人结识：同监狱的犯人皮耶先生。刽子手和死刑犯必须学习去爱对方，并在行刑时互助合作，以一场俗丽的庆功宴收场。在这舞台般的世界，写作是辛辛那图通向另一个宇宙的唯一窗口。
这部小说的世界由空洞的表面仪式构成，一切举动皆毫无内在意义可言，即使死亡也成为供善良百姓购票观赏的表演。唯有透过这些空洞的仪式，才可能发生如此残忍的行为。在纳博科夫的另一部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塞巴斯蒂安的弟弟在已故兄长的藏书室，发现了两张看起来极不协调的照片：一张是和狗嬉戏的漂亮卷发小孩，另一张是即将被斩首的中国人。这两张照片提醒了我们迂腐和残酷之间的密切关系，纳博科夫对此提出一个特殊的俄文词汇“poshlust”，即媚俗艺术。
那感觉是他所谓的好读者和普通读者的分野。它也成为开启记忆秘穴的密码。
纳博科夫解释，“poshlust 不仅是显而易见的无价值，也是假重要、假美丽、假聪明、假迷人”。的确，我们从日常生活发现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政客的口蜜腹剑到某些作家的信誓旦旦，俯拾可得，甚至鸡也不例外。鸡？就是街头摊贩卖的那些，只要住在德黑兰的人便不可能没见过。摊贩将它们染成桃红、鲜红或宝蓝，好让它们更吸引人。或是塑料花，那些桃红和艳蓝的人造剑兰一车车运来大学，不论丧葬或喜庆一律派上用场。
纳博科夫于《斩首之邀》为我们营造的并非肉体的痛苦与极权的折磨，而是活在永恒的恐惧气氛中一场场无止境的梦魇。辛辛那图脆弱、被动，是个浑然不知自己是英雄的英雄：他反抗自己的本能，写作则是他逃避现实的途径。他因为不肯和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而成为英雄。
和其他反乌托邦小说不同的是，邪恶势力在此并非全能；纳博科夫也让我们看出他们的弱点。他们荒谬，也并非打不倒，但这并未减弱虚耗所造成的悲剧。《斩首之邀》以受害者的观点出发，他最终看透了迫害者的荒谬虚伪，但为了求生存却不得不退回自我的世界。
我们这些生活在伊朗的人，亲身体验了加诸我们身上的残酷所造成的悲剧与荒谬。为了求生存，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悲惨境遇自我解嘲。我们也直觉认出别人身上甚至自己身上的 “poshlust”。这正是艺术与文学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原因：艺术文学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纳博科夫所描写的，是极权社会下的生命本质；在一个充斥着空洞诺言的虚幻世界里，人是彻底孤独的，令人再也分不清谁是救星，谁是刽子手。
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抱持一份特殊的感情，这不单是因为我们与他的主题产生了共鸣。他的小说围绕着陷阱发展，这些陷阱经常冷不防抽走读者脚下的地毯。小说中充满了对所谓日常现实的怀疑，让人时刻感受到日常现实的反复无常与脆弱渺茫。
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与人生。其中透露出，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时，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也许这就是驱策我成立这一班的背后动力。我与外界主要的接触来自大学，如今我既已断绝那条联系，在濒临虚无的边际，若非创造出“小提琴”，便是遭虚无吞噬。
07
那两张照片应该并排陈列，套一句纳博科夫对自己流亡生涯的评语，两张照片皆体现了我们存活于伊朗“脆弱的非现实”。两者相互抵触，然而，少了一张，另一张也就不完整。在第一张照片里，我们穿戴着黑袍黑头巾，我们的身份是按别人的梦塑造出来的；在第二张，我们呈现出自己想象中的模样。两张都不是真实的自我。
第二张照片属于起居室里的世界。可是外头，在令人误以为只有远山和屋外大树的窗景底下，便是另一个世界，邪恶的巫婆和怨灵正虎视眈眈，伺机将我们变成第一张照片里罩头盖脸的弱女子。
我反复思量，有一则秘闻轶事，应该最能诠释这种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的炼狱，这则秘闻和类似的轶事一样，用虚构的情节成为它自己的暗喻。
到 1994 年为止，伊朗的电影审查官是个瞎子，或说几乎是瞎子。担任电影审查官之前，他是戏剧审查官。有位编剧朋友曾描述给我听，说他坐在剧场里，脸上戴的厚镜片似乎挡住的东西比显现的还多。坐一旁的助理将舞台上的演出解说给他听，他则口述哪几段需要砍掉。
1994 年以后，这位审查官成为新电视台的主管，他在电视台的做法更上一层楼，要求编剧将剧本制作成录音带给他，编剧们不得以任何方式美化或夸大其剧本，他再根据录音带评判脚本。但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接替他的人并没有瞎，至少生理上没有，却依然承袭他的做法。
盲目的审查官透过无色彩的镜片，塑造出我们在神学士统治下的世界。蒙上这层古怪色彩的不只是我们的现实，还包括我们的想象，这世界的电影审查官重新排列组合现实的功力，足堪与骚人墨客匹敌，因此我们既是想象中的自己，也是别人编造的假象。
我们所处的文化否认文学作品的价值，认为文学作品唯有能为另一种看似更急迫的议题（也就是意识形态）服务时，才算重要。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都泛政治化。我头巾或父亲领带的颜色，是西方腐败与帝国主义思想的象征。不蓄胡须、与异性握手、在公众集会中拍手或吹口哨，同样被视为西化的作风，因此也是堕落的，是帝国主义者企图颠覆本土文化的阴谋之一。
前几年有些伊朗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国家电视台的播出内容。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繁冗的报告，谴责《比利·巴德》（Billy Budd）的播出，据委员会的说辞，是因为该故事倡导男同性恋。讽刺的是，伊朗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选这部片子的主要原因是剧中没有女性角色。卡通版的《八十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也遭谴责，因为剧中的要角狮子来自英国，而且影片结束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伦敦。
我们这一班就在如此环境下形成，企图每周偷几小时避开盲眼审查官的监视。在那间起居室里，我们重新发现我们仍活着，是活生生的人；不论局势多么恶劣，不论我们遭到多大的胁迫与惊吓，我们和洛丽塔一样，仍设法逃脱，以争取属于自己的有限自由空间。和洛丽塔一样，我们把握每个机会去夸耀自己的不服从，例如从头巾底下露出些许发丝，投机取巧，在我们单调划一的打扮中掺入少许色彩，留长指甲，谈恋爱，听禁歌。
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这两个世界何者较真实，我们又究竟属于何者？我们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许要找出真相，只有努力发挥想象力，清晰道出这两个世界的模样，并在这过程中，赋予我们的梦想和身份一个具体的形式。
本文摘自《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有删改，注释从略
[美]阿扎尔·纳菲西
朱孟勋 译
三辉图书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题图来自 Soroush Karimi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