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 12 月 5 日上午 8 点 30 分。
环境厅长官北川石松乘坐的日本航空 393 航班从羽田机场起飞，前往鹿儿岛机场。北川等环境厅有关人员此行的目的地是熊本县水俣市。北川作为第五位对水俣病灾区进行实地视察的环境厅长官，与上一次长官视察已时隔 11 年。
是年 9 月 28 日，在针对水俣病事件追究政府和企业责任的诉讼案中，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庭外和解劝告，被告人熊本县政府以及涉案企业窒素公司，表明了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态度，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却顽固地表示拒绝接受。而患者以及媒体的指责主要集中在该诉讼案中代表日本政府的环境厅身上。北川对水俣的视察是匆忙中做出的决定，它反映了诉讼案的经过和社会舆论。
以北川为首的 19 人的视察团，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鹿儿岛县知事、熊本县环境公害部长等人在机场迎接，随即驱车赶往熊本县；中午 12 点，参观水俣湾填海地区；下午 1 点 35 分，访问水俣病患者生活的明水园；下午 3 点，北川亲自接受患者代表提交的申诉状，之后举行记者见面会；下午 7 点，与细川护熙知事恳谈。
12 月 5 日上午 10 点。
正当视察团搭乘的飞机快要降落在鹿儿岛机场时，一名环境厅官员在东京都町田市药师台自杀了。山内丰德，53 岁，企划调整局长。他作为水俣病诉讼案中的官方负责人，一直在为拒绝和解一事辩白。
山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将一根电线绕过房梁，上吊自尽。
就在前一天，山内还计划随同长官视察水俣，12 月 4 日刚过正午，他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我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事务次官安原正和官房长森仁美商量后决定，取消了山内的随行工作，让他在家中休养。
第一个发现山内的是知子夫人，48 岁。发现时间为下午 2 点，距死亡推定时间已经过去 4 个小时。
接到局长自杀消息的北川，在熊本县的记者见面会上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祈祷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包括水俣病在内的一连串的环境问题，让我内心十分沉痛。”
在环境厅紧急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事务次官安原说：
“我知道他很累。他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但是，（对于自杀动机）我没有任何头绪。”
企划调整局长是环境厅中仅次于事务次官的厅内二把手。自 1990 年 7 月 10 日山内就任这一职位以来，为了解决如长良川河口堰、石垣岛新机场建设等环境厅负责的诸多问题，他在各省厅间进行协调、斡旋，与政治家及大臣交涉，代表环境厅与媒体打交道。
9 月 28 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就水俣病诉讼案提出庭外和解劝告以后，山内作为为拒绝和解立场辩护的国家方面的负责人，受到了患者和媒体的批评，成为众矢之的。进入 10 月，因忙于应对来自熊本、福冈等地法院接二连三的庭外和解劝告以及突然决定的北川长官视察水俣的准备工作，他顾不上回家，不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商务酒店，就是在局长室的沙发上假寐，这样的状态每天都在持续。
12 月 6 日，报纸的社会版面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被视为下任事务次官候选人的精英官僚自杀身亡事件，对于自杀原因，报纸是这么提及的：
受 “水俣行政”的夹板气
为救助政策操心过度
来自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巨大压力
——《朝日新闻》
厅内协调左右为难？
——《读卖新闻》
穷于应对和解劝告？
始终处于批判的风口浪尖
——《日本经济新闻》
成为舆论孤独的靶心
因拒绝和解遭遇批判的火力
身心俱疲选择“死亡”
——《产经新闻》
相关人士认为可能因工作过度疲劳而冲动性自杀
——《每日新闻》
环境厅方面相关人员以及媒体的看法，大多为山内由于长期以来身心疲惫而产生自杀冲动。
他是否留下遗书？
《每日新闻》报道：“名片背面有一行潦草的小字‘感谢家人’。”对于遗书的报道，其他报纸的内容也几乎相同。
放在写字台上的名片背面写着“谢谢你们”
——《朝日新闻》
名片背面有写给家人的一行草字“谢谢你们”
——《日本经济新闻》
12 月 8 日。
在中野区的宝仙寺举行了告别仪式， 1200 名相关人士参加了该仪式。
告别仪式上，山内的高中同学致悼词，悼词中引用了山内写的一首诗。
遥远的窗户
我心中拥有的遥远窗户
总有一天
我想从这扇窗户
向外眺望
总有一天
虽然这个词听来有些凄凉
啊啊 遥远的窗户
山内君，你喜欢高中时代所写的这首诗，你不也说过念给知子听？遥远的窗户，是年轻时候的你内心所拥有的憧憬吧。在你走向死亡之前，你走近那扇遥远的窗户了吗？你从那扇窗户向外眺望了吗？我想你一定没有。窗外的那份宁静、信赖，我感觉在你发现它们之前，你已经远去了。山内君，作为高官，你走的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飞黄腾达之路。但是，你在身为官僚的同时，依然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我想，这让你的人生危机四伏。
事实上，环境厅隐瞒了一件事，即山内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之外，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书，这在事件发生后完全没有披露出来。
安原次官 我无法表达我的万分歉意
森官房长 给各位添麻烦了
在海外出差用的名片背面，他用黑圆珠笔写下遗言，和留给家人的遗书一起并排放在二楼自己房间的写字台上。
山内自 1959 年进入厚生省以来，始终奔波在福祉工作的第一线。1966 年，他所属的厚生省公害科为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竭尽了全力。该基本法堪称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害行政的“圣经”。之后，他被派往埼玉县担任福祉科长，后再次调回厚生省，历任残疾人福祉科长、社会局生活保护科长等职。厚生省时代，他还将自己对福祉工作所做的考察写成了著作出版，作为福祉行政的专家为人所知。1986 年，他被调往环境厅后，致力于解决诸如冲绳县石垣岛白保的新机场建设、长良川河口堰建设、全球变暖等与地区开发及地区居民生活相关的难题。
福祉、环境行政常常受到来自为企业和经济界代言的通产省等机关的巨大压力，这被公认为无法摆脱的宿命。就如本次为了水俣病诉讼案，他忙于和其他省厅交涉，连续多日工作到深夜只能住进商务酒店，这对于山内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他是 30 多年来一直担任困难角色的专家型官僚。
山内的死不是冲动型自杀。
另一份遗书上写的“歉意”和“添麻烦”意味着什么？
山内为什么非要在 53 年人生的最后一刻写下向上司道歉的词句？
在他依然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时，将他的人生变得危机四伏的“官僚”究竟是怎样的职业？
对于这些疑问的回答，隐藏在无法用“官僚”二字盖棺论定的山内丰德这一人物 53 年的生涯中。进而，寻找这一答案，本质上是和发出当下时代是否存在福祉的疑问联系在一起的。
- 1986 年 4 月，熊本县水俣市，禁止捕鱼的告示。图片来自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山内丰德和妻子知子于 1968 年结婚，有两个女儿。长女知香子短期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工作了，次女美香子上高三，准备参加第二年的大学升学考试。
山内一家居住在东京都町田市多摩丘陵的新兴住宅区药师台。从小田急线町田站乘十五分钟大巴，在药师池公交站下车后再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他家的住宅是独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
三年前即 1987 年 3 月，一家四口从位于世田谷的公务员住宅搬来町田。新居距离环境厅所在的霞关，电车往返需三个多小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山内，之所以最终选择全家在通勤如此不便的地方落脚，似乎有他自己的理由。
1989 年 6 月 12 日，当时就任环境厅自然保护局长不久的山内，在名为《化学》的行业报上发表了一篇随笔，标题为“亲近被遗忘的土地”。他在文中谈到了位于町田的家。
自从开始在东京生活，“土地”以及作物的世界就急速远离我的生活。不用说学生时代，甚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完全没有关注过土地，在居住条件上，从未追求拥有和土地亲近的农田或花园的环境，就这样一直过了下来。
都市生活三十余年未接触“土地”所留下的空白，实际上因为拥有了现在的住宅而得到了些许填补。
在町田居住已经第三个年头了，虽然对每天清晨出门和下班回家各接近两个小时的通勤拥挤状况不能说完全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公交站前等车回家的疲惫感，也在住宅附近下车后所走的几分钟的夜路上逐渐消退，体内仿佛注入了营养剂。
夜路上，不同季节的花草和土地散发着香味。我感觉那是很久以前祖父的呼吸，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温馨记忆，这让下班回家的身心得到了治愈。
然而，山内自己写下的“温馨记忆”中的少年时代，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温馨。山内丰德于 1937 年 1 月 9 日出生于福冈县福冈市野间，父亲名为丰麿，母亲叫寿子，他是家中的长子。山内家是佐贺的武士家族，历代都在所生男孩的名字中起一个“丰”字。父亲是职业军人。丰德出生的当年 11 月，就和母亲一起搬至父亲的驻地东京都中野区仲町，在那里度过了婴幼儿时期。之后，举家回到福冈，1943 年 4 月，丰德进入市内的高宫小学。
丰德高中阶段的成绩出类拔萃。上高三时，除了体育，在 5 等级评分制中，24 门课程中有 22 门课程获得了 5 分。三年间他留下了几乎所有课程 5 分的成绩，荣获颁发给优秀学生的修猷馆奖。
1955 年，山内高中毕业，是年春天进入了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科 I 类。他本人好像希望升入九州大学医学部，将来成为医生。但是，在修猷馆这类学校中，几乎所有尖子生都报考东京大学，因此，山内也在周围人的期待和那种氛围下做出了选择。然而，最该为丰德的升学感到喜悦的祖父丰太，却没有看到孙子的入学通知书，于这一年的 2 月 24 日去世了。这意味着丰德将在种种意义上离开祖父的老家，离开福冈这片土地。
丰德住进了位于世田谷区代田的出租屋，开始了东京的新生活。初来乍到的 18 岁年轻人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样的东京？丰德在稿纸上以“写给 K 君的信”为题写下了当时的心情。在这篇文章中，他假借写信激励比自己晚一年考入东京大学、一个月后便感到幻灭的 K 君，吐露了自己来到东京，对大学的不安、期待以及沮丧的心情。
K 君，你今年春天幸运地考上大学，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当我听你说“对大学生活感到幻灭”时，我不禁想起了自己这一年的大学生活。
我为了应试第一次来到东京时，站在品川车站的站台上眺望，我看到了黄昏中遥远的榉树丛，对那一刻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至今还能在心里描绘。榉树的树梢，看上去好似灰色的刺绣。
考试最后一天下雪了。那天的大雪让我有些恐惧。命运有时对你微笑，有时也对你冷酷无情。一旦心生恐惧，我便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致接受 T 同学一起去银座逛街的邀请了。T 同学对我嗤之以鼻，当天我坐上夜行大巴回家了。
事实上，我害怕东京，害怕同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我在电车里，在柏油马路上，在校园的草地上，用力摆足了架势。我不能被人压垮，不能被人嗤笑，更不能输给别人。这样的意识，一定会藏在戴着学生帽和一毕业就考上大学的人的意识深处，这经常让我感到困扰。
东京是多么空虚的城市啊，同学们是多么怠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也意识到，走在家乡的大街上，头上戴着学生帽的自己是多么空虚，作为在校生的自己有多么怠惰。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是这种怠惰和空虚。
入学当初在教室里争抢座位，不久便再也不见踪影的学生大有人在。
有的人因为兼职打工，有人认为使用话筒授课的方式乏味，还有人对三年来一直在读同一本讲义的教授产生了反感。尽管我没有逃离教室，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真的做对了吗？
三年中从未变过的教案，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陈述出哪怕其中的一行内容？懒惰的不是在讲台上不停地讲一堂课的教授本人，而是考试前排队购买课堂笔记复印件的我们自己。
K 君（我想你可能和我差不多吧）考上大学时的喜悦，究竟是什么样的喜悦？是否可以说，对未知世界的憧憬和热情，才是那种喜悦的真实含义？那种憧憬，由于对大学生活感到乏味而凋零；那份热情，由于对课堂的幻灭而消失，果真那么不堪一击吗？
山内将自己所说的这一热情逐渐倾注于创作。东大时期的友人记得，山内在出租屋里有一个装橘子的纸箱，他就伏在纸箱前写作。
山内入学后的第二年，即 1956 年，《东京大学新闻》在报纸上发出通知，为了纪念当年的“五月祭”，公开征集小说、评论等稿件，小说门类的获奖者将获得一万日元奖金。这是第一届“五月祭”。
至 5 月 5 日截止日，收到小说类投稿共 25 篇。投稿者有后来成为电气通信大学教授的西尾干二、筑波大学教授的副田义也、导演久世光彦等人。投稿者中也有山内的名字，他的作品标题为《十年》。
结果，当年无人获奖。
第二年，三年级的山内升入法学部。在第二届“五月祭”，山内投了三篇稿件，小说门类的《习作》、文艺评论门类的《艺术与法》、政治评论门类的《关于代议士》也全部落选。
本届小说门类的获奖者，是当时文学部的学生大江健三郎，作品是《奇妙的工作》。大江以此为契机初登文坛，开始走上小说家的道路。也许对于从小到大成绩始终优异的山内来说，作品相继落选是他初次遭遇的挫折。虽然后一年的“五月祭”山内继续投稿，但直到毕业一次奖都未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是这种怠惰和空虚。
1959 年 3 月 28 日。
山内从东京大学法学部（第二类公法课程）毕业，进入厚生省。
高级公务员考试的合格通知书上所写的名次是 99 人中的第二名。他在法学部的学习成绩，取得 14 个“优秀”。
对于立志成为官僚的东大法学部出身的精英们，即被称为“高级公务员群体”的人来说，在法学部取得“优秀”成绩的数量和高级公务员考试的名次，将在今后的官僚生涯中追随其一生，意义重大。
当时，倘若“优秀”成绩在两位数，且高级公务员考试名列前茅，据说，即便进入官僚优秀人才集中的大藏省，将来坐上科长的位子也是有保证的。
山内获得了第二名，大藏、外务、通产等大省当然会直接向他抛出橄榄枝，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官僚们都十分憧憬的这三个大省。
然而，山内却主动选择了厚生省。
为什么？
对于山内进入厚生省的经过，存在几种版本的说法。1986 年 1 月 9 日，当时担任厚生省审议官的山内，参加了修猷馆高中毕业生团体“二木会”的活动（每月第二周的周四举行），并以“厚生行政的林林总总”为题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在回顾自己进入厚生省的经历时这样谈道：
去年 9 月前后，我收到来自某大学社会学课程的问卷调查，内容是：“本研究室正在开展官僚成为政府官员的理由这一社会学调查。山内先生您为什么选择厚生省，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
总共有七个选项，实际上哪一项都不适合我，这让我有些头疼。有哪些选项呢？比如，成为政府官员可参与国家大事；政府官员生活安定，老年生活有保障；还有对该工作本身有兴趣等。哪个选项都不符合我的情况……实际上，我上大学的时候，法语班里有个我暗恋的女生，经过调查，据说她要进厚生省工作。我想如果能和她一起工作该有多幸福啊，所以进了厚生省。她被厚生省录取了，我也被厚生省录取了，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发展的余地，因为第五年她就辞职了，好像早已有了未婚夫，我被彻底甩了。
那以后，我决定收心，把失恋的痛苦化作对厚生行政事业的热情，一直干到今天。（后略）
在会场上时不时发出的会心笑声中，山内就这样回顾了进入厚生省的经过。不清楚这个女生是不是他字写得很乱的日记中提到的女生，不过，后来他也不经意地对知子提起过有一个进入厚生省工作的女生这件事。
此外，还有一些能想到的理由。据说山内上初中期间患了骨髓炎，高中时代也一直拖着腿走路。尽管他身高 168 厘米，体重 60 千克，属于胖瘦适度型身材，但学生时代的山内不擅长体育运动，身体也不是很结实。
山内在经济上确实很富裕，成绩也出类拔萃，堪称优等生中的优等生。然而，包括童年经历在内，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家庭温暖的山内，选择以救助社会弱者为目的的厚生省也是十分自然的。
据说在刚进入厚生省时，遇到高中时代的友人伊藤正孝，山内十分高兴地说：
“我找到了天职。”
1959 年 4 月 1 日，从厚生省医务局次官手里接过任命书的山内等新职员，参加了 4 月 15 日为期两周的研修。参加研修期间，山内在笔记上这样写道：
4 月 1 日 田边事务次官午餐会
次官
确立自觉意识面对不断扩大的厚生行政
午后
栗山科长 感叹缺乏人文关怀的厚生官吏的存在
熊崎人事科长训话
不拘泥于形式，以备受期待的干部预备生身份受到关注
努力不辜负期待
以拓宽厚生行政幅度为目的的外派工作
人事科长熊崎关于“干部预备生”的这一说法，被认为是专门针对山内的。
4 月 1 日，对于这些新人来说，这一天是走上厚生官僚道路的起点，同时也是厚生省内部的仕途竞争，即竞争事务次官这一独一无二职位的开始。
山内入职的 1959 年，厚生省正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水俣病。
是年 11 月 2 日，熊本县水俣村的渔民们闯入新日本窒素肥料公司的水俣工厂，造成多人受伤。该事件在全国报纸上披露后，水俣病的存在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1959 年这一年，也成了水俣病 30 余年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年份。
日本窒素肥料公司（1950 年名为“新日本窒素肥料”，现名为“チッソ”），是明治末年由熊本县水俣村为取代衰退的农业和制盐业而引进的电气化学工厂。窒素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引进氯的合成技术，初次在日本生产合成肥料大获成功，从而作为日本代表性的化学企业之一得以成长。该企业的原动力是水俣工厂。之后，水俣市作为窒素公司的企业重镇发展起来，这也是调查水俣病致病原因之所以会被耽误的原因之一，只能说这是一个巨大讽刺。
该水俣工厂同时也开展技术研究和开发，1932 年用乙炔合成乙醛，1941 年同样用乙炔合成氯乙烯，均获成功。在这一合成过程中，用作催化剂的是水银。
与日本“发展”的步调一致，从战后复兴走向高速成长，窒素公司作为企业也取得了发展。这一发展的代价，便是催生了水俣病。用作催化剂的水银在毫无处理的情况下排入海水中，积蓄在鳞介类生物体内，侵蚀食用鳞介类生物的渔民身体。
制造乙醛过程中出现的水银，自战前就开始持续地污染不知火海，渔民和工厂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最初起因于鱼产量减少，窒素公司只是支付给渔民少量的补偿金作为代价。1956 年，大量渔民开始出现手脚麻痹的“怪病”，问题变得日渐严峻。
是年 5 月 16 日，熊本《日日新闻》报道了水俣湾的怪病，标题是：
“水俣儿童得怪病——出于相同原因吗？猫也幸免于难”
这被认为是第一篇对水俣病的实质性报道。关于之后报刊报道的经过，《公害的政治学 追踪水俣病》（宇井纯著，三省堂新书）中有详细叙述。
很多人开始行动起来寻找怪病的致病原因。1956 年 5 月 28 日，以水俣市的保健所以及卫生科、窒素公司附属医院为核心，设立了“水俣怪病对策委员会”。委员会于 8 月 14 日委托熊本大学医学部查找和研究怪病的致病原因，开始正式展开调查研究。
熊本大学医学部水俣研究小组在研究起步的三个月后，于 11 月 3 日举行了第一次研究报告会。席间报告称，水俣怪病不是传染病，并已发现致病原因为“某种重金属通过鳞介类生物侵入人体而引发中毒”。
然而，研究从这里开始变得举步维艰。可以想到的有毒重金属就有锰、铅、锌、铜、砷、硒等多种，要找到特定的致病物质尚需很长时间。进而，推进研究的最大障碍来自通产省。
研究小组提出需要对窒素公司工厂的废水取样，厂方则以企业机密为借口断然拒绝，要求研究小组获得通产省批准。在废水样本无法顺利取得的状况下，熊本大学不得不花费近三年的时间继续展开研究。
厚生省组建了厚生科学研究小组，从 1956 年开始致力于怪病的病因调查，1958 年 7 月 9 日，研究小组公布了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这一调查结果推定，怪病致病源来自日本窒素公司的废弃物。
1959 年 7 月，坚持开展研究的熊本大学研究小组，参考了为水俣病患者提供治疗的英国神经科医生马克阿尔帕因的论文后，终于将目标锁定在有机水银身上。
- 1959 年 11 月 2 日，警察带走闯入窒素水俣工厂的一位渔民。图片来自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7 月 14 日，“熊大研究小组确认 水俣病致病源为有机水银”，这一标题出现在《朝日新闻》的特讯上。
（熊本大学医学部）教授武内等人从流行病学角度发现，有机水银中毒和水俣病临床症状非常相似，于是通过猫体实验，对其与有机水银中毒症的关系展开了长达一年时间的研究。结果证明，致病物质为水银化合物。运用科学分析、临床实验和病理学观察三方面手段，得出了相同结论，结论几乎确凿无疑。三位教授将利用今年暑期展开实地调查，对鳞介类、海底泥土进行验证，以期获得更深入的依据。（后略）
关于致病源，该报道进而提到了“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这个名字，推定该工厂废水中的化学物质中含有水银。
窒素公司方面则开始动用御用学者，对“有机水银论”展开绝地反击。
首先登场的是“炸药论”。这是日本化工工业协会理事大岛竹治提出的观点，即战争结束时旧日军往海里丢弃的航空炸弹弹体腐烂，从中分解出苦味酸以及四乙基铅。根据窒素公司的请求，厚生省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表明上述观点没有事实根据。不知道大岛竹治是以什么为依据发表上述观点的，但它充分发挥了阻止有机水银论受舆论关注的作用。
1959 年 11 月 2 日，山内进入厚生省的当年秋天，作为对水俣渔民诉求的回应，众议院 26 人视察团造访了水俣。这是首次对当地的视察。当天中午，抵达水俣市的视察团一行，分别乘坐八辆大客车前往水俣市立医院慰问患者。在这里，迎接视察团的是以渔民为主的大约 4000 人的抗议游行队伍，视察团直接收下了渔民的申诉状。
前面提到的闯入工厂事件即发生在之后的下午 1 点 50 分。参加不知火海区渔民誓师大会的渔民们，在递交申诉状后蜂拥至工厂。由于前日窒素公司相关人员告发 8 名渔民撒野，加上厂方拒绝谈判的要求，渔民们怒气爆发，近 1000 人闯入工厂。渔民们带着榔头，见物就砸，办公室、配电室、警备室里的电子计算机和打字机均遭到损坏，并与 250 人的警察队伍发生了冲突。
下午 2 点，警方出动了 100 人的待命机动队，事态终于得到平息，双方共有超过 100 人受伤。
目睹渔民激动情绪的视察团，对县当局、县议会、窒素公司的消极态度进行了训斥，并强调今后各省厅应停止地盘争夺、团结合作、努力查明水俣病病因，之后便返回了东京。
然而，从结果上来看，对水俣病的病因调查和对患者的救助，在留下批评言论后返回东京的国家当局与企业、学者的“通力合作”下，再次被拖回到不知火海的海底。11 月 11 日，以权威著称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清浦雷作，在肥料工业会上发言，提出了“非有机水银论”之一的“有毒氨论”。该报告当天经通产省之手，以“关于水俣湾内外水质污染的研究”为题对外公布。第二天，即 11 月 12 日的《朝日新闻》以“清浦教授的报告：‘不可能是工厂废水’的水俣病”为标题，刊登了以下报道。
食用熊本县水俣湾鱼类引发的怪病——“水俣病”，其致病源被认为是由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排放的废水中的水银。但是，今年夏天对当地展开实地调查的东京工业大学清浦雷作教授提出了“病因不可能是工厂废水”的结论，他于 11 日向通产省提交了该研究报告。
本次清浦教授的结论是：“水俣湾的水质经与其他海湾对比，并未受到特别污染，海水中的水银浓度也不高。并且，水俣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存在体内含有大量水银的鱼类，食用这些鱼类并不会引发怪病。因此，得出水俣病是由含有水银的废水引起的结论过于草率。（后略）”
清浦于当年 8 月底前往水俣展开水质调查。他用为期不到三个月的调查，否定了熊本大学历经三年才最终得出的结论。
通产省支持清浦的观点，在“水俣病相关各省联络会议”上，通产省代表发言称，“不能断定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的废水是致病源”。
事实上，当年 11 月 12 日是厚生省食品卫生调查会向厚生大臣报告水俣病病因调查结果的日子。该报告中，对致病物质进行了如下表述。
水俣病是因大量食用生息于水俣湾及周边的鳞介类所致，为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中毒性疾病，其主要致病源为某种有机水银化合物。
这一报告本可看作政府方面对水俣病问题的首次见解，然而，由于通产省的成功计策，给人留下了“病因尚未确定”的强烈印象。就这样，通产省与厚生省的对决，以通产省的胜利告终。
第二天，即 11 月 13 日的内阁会议上，通产大臣池田勇人犹如乘胜追击般地发言称，“有机水银是由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外流的结论过于草率”，他对厚生省的行动发出警告。
“水俣食物中毒部会”在厚生省食品卫生调查会提交报告的当天接到解散命令，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年 2 月 26 日成立的“水俣病综合调查研究联络协议会”。主导权从站在患者立场上的厚生省转移到了为企业辩护的经济企划厅手中，因此，对水俣病病因的调查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了一大步。证据就是，尽管通产、经企、厚生、农林等各省厅彼此承诺今后齐心协力查明病因，然而该协议会在未提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于第二年 3 月自动解散了。
等政府再次确定其见解是在 1968 年，也就是 9 年后的事情了。围绕水俣病的病因调查，政府内部，尤其是通产省与厚生省对主导权的争夺到了极度混乱的地步。最终的结果是，站在企业立场上的通产省，不遗余力地亲手摘除了早期解决这一公害病的萌芽。
通产省在企业和御用学者的配合下，抹杀有机水银论的罪责无疑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因省厅间的利益和力量角逐，自身的调查结论遭到不合理否定却无力反驳的厚生省的罪过同样重大。对水俣地区的首次视察未有成果，被逼上绝路的渔民因暴动而受到窒素公司的控告，以救助弱者为目的而设立的厚生省，就这样向后倒退了一大步。就在印刻上这一历史的 1959 年，22 岁的山内丰德进入厚生省工作。
本文摘自《云没有回答》
[日]是枝裕和
赵仲明 译
磨铁图书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 年 6 月
题图为 1959 年 11 月 2 日，在新日本窒素水俣工厂门口抗议的渔民。图片来自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