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的双面人生最初不过源起于一个简单的谎言，尝到撒谎甜头的珍妮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一方面，她撒谎越来越驾轻就熟；另一方面，生活在谎言中时间越久，她就越不敢面对不堪的真相。珍妮弗只能暗自祈祷奇迹出现，让自己逃脱这一劫。
关于大学录取的谎言一开始只是个息事宁人的缓兵之计，只为避免父母遭人耻笑的窘境。珍妮弗不知道的是，祸根一旦种下，就会在暗中慢慢滋生，在未来某一天，不仅珍妮弗和家人会被它所害，连整个家族、朋友甚至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会被殃及，而自以为是的珍妮弗还认为一切皆在掌控。为了圆谎，珍妮弗绞尽脑汁地琢磨各个细节，防止穿帮露出马脚。有时候她整夜睡不着，只想着怎么能把故事编圆。
珍妮弗千算万算却从没算过真相败露后该如何脱身。她执着于自己最初的计划——混个大学文凭让父母满意，然后熬到结婚离家，从此获得自由——完全无视自己的学业现实。她沉溺于谎言带来的“美好人生”，不去考虑如何重新规划人生，结果一次又一次错过改邪归正的机会。事态像滚雪球般一发而不可收拾，纸到底包不住火，珍妮弗的谎言世界开始一点点坍塌，而珍妮弗的应对方法是继续扯谎，用新谎掩盖被戳穿的旧谎。珍妮弗一定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计划最终会以弑杀双亲收尾。可能是因为撒谎时珍妮弗的心智尚未成熟，也可能是因为点点滴滴的谎言逐渐累加时后果并不明显，总而言之连珍妮弗自己都承认，谎言为她堆砌起了一个“理想国”，而她本人从未想过这样的瞒天过海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也有知情人说，只要能和黄志光长相厮守，珍妮弗根本什么都不在乎。
如果说伪造成绩单尚且还有一丝希望——日后考出个好成绩把前面的谎言一笔勾销，那么扯了上大学的谎可就没有任何弥补的机会了，一旦败露必定会被惩罚，而珍妮弗千方百计逃避的就是惩罚。此时的珍妮弗只求谎言不破，能挨一时算一时，哪怕她得编造更多谎言来蒙混过关。她觉得只要父母还管着自己，谎言就停不下来。
过去几年来成功蒙住父母的“成绩”给珍妮弗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自信，在这种自信的蒙蔽下，珍妮弗心里滋生出孤芳自赏的自恋情结。随着自恋倾向不断发展，她的自私也愈加明显，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保护自己，连男友黄志光最后都沦为被欺骗和操控的对象。明眼人都能看出，珍妮弗如此不明事理最后必定以悲剧收场，而珍妮弗自己却从不承认错误，只沉溺于自怜自艾之中。
潘家凶杀案后，珍妮弗的人生故事家喻户晓。很多人也讲述了与珍妮弗类似的处境——严格的父母、扯谎的人生。大多类似故事的结局都是子女与父母正面冲突、摊牌，故事虽各异，但最终总有个了断。可珍妮弗从没鼓起勇气与父母实话实说，她将自己从小到大被老师和父母褒奖的意志力和专注力都投入了谎言的精心编织中。不敢直面真相、不敢承担后果的珍妮弗，最后不得不在法庭上面对谋杀双亲的指控，在法庭上珍妮弗依然百般抵赖。直到最终宣判，珍妮弗从未承认过自己的罪行。
有人问如果大学录取的事可以撒谎，那么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又该怎么继续蒙骗父母呢？珍妮弗承认自己从没想过那么远，自己的所谓“计划”不过是个理想的泡沫。“我觉得只要弄张毕业证，给爸妈一个交代，我就解脱了，就可以像个大人一样过自己的生活了。我会用行动证明给爸妈看，当个钢琴老师我也可以过得很好。”面对大家的质疑，珍妮弗承认道，“老实说，我没想过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新学年转眼就到了，珍妮弗的同学纷纷进了大学，表妹米歇尔被著名的滑铁卢大学会计专业录取，只有珍妮弗形单影只一个人待在家里。已无退路的她硬着头皮继续唱自己的独角戏，反正父母对她很信任，而且骗过父母似乎也不难。“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想不让父母知道，就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所以我决定家人、朋友、亲戚一个都不说，瞒个彻底。”珍妮弗说道。知道真相的只有黄志光一个人。
新学年开始之际，潘汉辉和梁碧霞对女儿的“成绩”满心骄傲，对于女儿的物质需求，夫妇俩毫不吝啬，有求必应，从学习用品、新衣服到价值 2700 加元的最新款笔记本电脑。为了让珍妮弗集中精力学习，不用操心钱的事，潘汉辉夫妇直接拿现金给珍妮弗去花。疼孩子的梁碧霞还帮珍妮弗开通了一张信用卡副卡，珍妮弗用这张卡透支了母亲多少爱心已无从考证。
开学第一天，珍妮弗起了个大早，她打扮得体体面面，背着书包，在父母殷切的目光中昂首走出家门。只不过她的目的地不是瑞尔森大学，而是社区图书馆。在那里，靠着网上看来的一鳞半爪的药学相关文章，珍妮弗拼凑起了自己的课堂笔记。做事一贯细心的她还用父母花钱给买的荧光笔在炮制的笔记上涂涂画画。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就算父母哪天要检查她的功课，她也不会措手不及。“第一年刚开始那段时间，日子还是很好过的。那时候爸妈对我很信任，觉得我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珍妮弗说道，“我在中学同学群里到处打听他们的大学生活。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迎新周’这回事，第一次知道大学生要自己花钱买教材。于是我见样学样也买了二手生物、物理、心理学课本，每天早出晚归去上学，跟真的一样。”
弟弟费利克斯对姐姐这段时间的表现记忆犹新：“她每天背着书包去学校，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教科书，什么都跟真的一样。”有时候珍妮弗搭公交车去学校，有时候母亲开车送她去学校。开始珍妮弗还乖乖待在图书馆里炮制笔记，很快，日子上了轨道后，她的胆子又大了起来。甩掉母亲之后，她会跑去约克大学找男友黄志光。珍妮弗后来说，在那些谎话连篇的日子里，只有跟黄志光在一起时她才会感到放松和安全。为了蒙骗过身边所有的人，珍妮弗开始对自己的谎言进一步雕琢，她会编一些趣闻逸事，绘声绘色地向父母描绘自己的“大学生活”。珍妮弗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编排这些细致入微的小谎和准备笔记上。“我编的那些小故事给人一种我真的在大学里学习的感觉。”珍妮弗说道，“真没想到这个上大学的谎会扯得这么大，为了把它讲圆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很多人认为，珍妮弗为了编造完美谎言所耗费的精力远远超出了改过自新所需的精力——她要做的无非就是重修微积分，重新申请大学。因此，有人推断，珍妮弗根本就是厌学，这个观点在后来发生的悲剧中得到了验证。珍妮弗买凶弑亲时，还有两个月她就要在父亲潘汉辉的强迫下入读百年理工学院实验室技术员专业了。
她将自己从小到大被老师和父母褒奖的意志力和专注力都投入了谎言的精心编织中。
且不论珍妮弗买凶弑亲背后的真正动机，单是珍妮弗这么多年来对所有人瞒天过海这一件事就已经足够离奇。试想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盘算如何继续编故事，继续愚弄身边至亲，每天都得编出今天跟谁在一起，课上干了点什么，今天这门课是哪位老师，下次测验是几号，作业什么时候交，期末大考是哪天，一个班多少个人，教授叫什么名字等细节。听上去可能不难，可要记住所有的细节就不容易了。要知道谎言一旦出口，以后再说的时候口径就要一致，否则前言不搭后语很容易穿帮。日久天长，珍妮弗在自己虚构的大学生活里慢慢沉醉，以至于自己都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生活，什么是虚幻的谎言。“时间久了我自己都觉得好像真被大学录取了，”珍妮弗说，“那些虚假的细节真的很有用，父母确信我上了大学，确信我中学毕业。我的毕业照起了大作用，我妈把它当宝贝似的放在钱包里好几年。爸妈一点也不怀疑我中学毕业后顺利进了瑞尔森大学读书。”
珍妮弗在法庭上承认，多年的谎言和欺骗侵蚀着自己的理智，自己慢慢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想象的区别。“我把自己完全融入那个虚幻世界了。”珍妮弗说道。彻底混淆了现实与虚幻界限的珍妮弗真把自己当成了瑞尔森大学的学生。数年如一日不间断的欺骗和自我欺骗让珍妮弗最终成了一个妄想狂。
黄志光的辩护律师劳伦斯·科恩和珍妮弗在法庭上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对话中，珍妮弗接受了这个界定，承认自己有“双重人格”并且在两者之间来回切换。
劳伦斯：对你刚才在法庭上所说的话，我的理解是，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臆想世界，在那里你可以远离家庭的压力，远离背弃你的人的冷眼，实际上你是创造了另一个自我。
珍妮弗：是的，我创造了一个臆想世界。
劳伦斯：这个臆想世界如此美好，以至于你让身边所有人都相信，你真的生活在里面。
珍妮弗：是的，我一直是这么希望的。
劳伦斯：你用虚幻的世界来保护你自己。你定时定点去图书馆，就跟去学校上课一样。一般人扯谎到不了你这个程度……你每天真的去大学校园转一圈，去图书馆自学，去文具店买学习用品，对吧？你的日常生活其实就和真的大学生一样。你臆想的这些细节都栩栩如生，你是不是真的就把自己当成大学生了？
珍妮弗：是的，是这样的。
律师问珍妮弗她的性格算不算复杂，珍妮弗完全同意，并且说双子座的她天生就该性格复杂。
珍妮弗的谎言之所以可以长久进行下去，除了精心编排外，也跟父亲潘汉辉从不过问家中财务有关。依照加拿大法律，个人收入需每年向税务局如实申报，任何弄虚作假都可能招来严厉惩罚。但凡潘汉辉看一眼珍妮弗的税单，就不难发现许多破绽，比如珍妮弗的收入里从来没有奖学金这项，而她的支出也从来不包括大学学费。潘家一直以来都由梁碧霞理财，一心信任女儿的梁碧霞让珍妮弗独立申报税务，这也算女儿替母亲分担了些家庭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越积越多，压力自然越来越大，珍妮弗开始觉得招架不住了。为了编圆谎话，她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杜撰课堂笔记，同时每天至少得花两个小时奔波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她说：“一个人坐在图书馆或者咖啡馆里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算个头？’我实在编得太累了。”
工作是珍妮弗缓解压力的手段，忙碌的状态反而让她感到超脱和放松，东区马里奥餐厅成了她的避难所。珍妮弗在这里终于尝到独立的滋味，在这里打工的同事大多与她年龄相仿，餐厅的工作环境和社交氛围让珍妮弗如鱼得水。餐厅服务员是个过渡性岗位，没人会特别用心去做，员工流动性也很大，经理们最大的苦恼就是找不到或者留不住高水准的服务员，像珍妮弗这样全心投入的员工对餐厅经理来说简直是至宝。珍妮弗是餐厅经理心目中完美员工的化身，她一人可以招呼七桌客人，举止专业得当，上菜及时，几乎从不犯错。而且珍妮弗勤劳肯干，愿意一周连上五个晚班。“她真的很能干，”珍妮弗的前同事评价道，“她管的桌子比谁都多，挣的小费也比别人高……后来她成了我们的领班和新员工培训师。”
不过也不是所有员工都认为珍妮弗完美无缺。有两位餐厅同事回忆说，珍妮弗在餐厅客人太多、工作压力超大的时候会有点气急败坏。有一位前同事还特别注意到珍妮弗对工作的热情超乎寻常，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她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上班的时候珍妮弗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但是客人太多的时候她就有点抓狂。她在餐厅里跑进跑出，每件事都想兼顾。”一位前同事如此回忆道。
总体来说，珍妮弗在同事眼中就是个可爱的邻家女孩，礼貌、文静，还有点害羞，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下了班珍妮弗会和同事坐在餐厅门口聊聊家常，或者去餐厅的吧台喝上两杯，有时候珍妮弗也会和同事去玩玩保龄球。在这些场合珍妮弗多少会喝点酒，但非常克制，只喝一两杯。通过餐厅前同事梅利莎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珍妮弗的谎言几乎波及她认识的每一个人。餐厅的同事与珍妮弗的父母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其时珍妮弗的弟弟费利克斯也开始在东区马里奥餐厅打工），即便这样珍妮弗对同事也照骗不误。“珍妮弗比我大一岁，我还记得我们俩坐在餐厅外憧憬毕业的情景。”梅利莎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会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珍妮弗跟大家一样拿出教材和笔记复习功课。她还跟我说过，要保住奖学金就得达到一定的学分绩才行，这让她非常苦恼。她说得就跟真的一样，我再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在骗人。在我看来她就是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亚裔孩子，练花样滑冰，练钢琴，人生轨迹就跟我那些士嘉堡区出来的朋友一样。这帮孩子都爱音乐，都很听父母的话。”
梅利莎还清晰地记得珍妮弗与母亲梁碧霞关系亲近，有一次她曾看见梁碧霞给珍妮弗买了条价格不菲的时尚品牌露露柠檬的瑜伽裤（极有可能就是案发当晚珍妮弗穿的那条）。珍妮弗的谎言让梅利莎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个跟我一起工作的女孩根本不存在，我认识的那个珍妮弗全都是假的。”说到这里，梅利莎的声音愤恨得变了音调。
备受谎言煎熬的珍妮弗渐渐显出不堪压力重负的情形，最了解女儿的母亲很快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一天早上，在驾车送女儿去瑞尔森大学的路上，梁碧霞问起珍妮弗最近的异常状态。珍妮弗不出意料地继续编造借口来搪塞母亲。她的解释是家住万锦市离学校太远，每天的通勤时间太长影响了学习效率，所以压力很大。作为解决方案，珍妮弗说想每周一到周三住在闺蜜托帕斯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小公寓里。梁碧霞不仅把珍妮弗的建议讲给潘汉辉听，并且帮女儿辩解说这么安排对孩子最好。一番苦口婆心之后梁碧霞成功说服了丈夫，这么一来珍妮弗终于不用每周七天都在父母面前假扮大学生了。满心希望投向爱人怀抱的珍妮弗当然不可能真的搬去托帕斯的公寓，她和托帕斯策划了一场高科技的“双簧”，两人约好如果潘家父母打电话来查岗，托帕斯就推说珍妮弗在洗手间，让家长别挂电话稍等片刻，然后立即致电珍妮弗的手机，启动三方通话功能让珍妮弗跟父母对上话，这样在珍妮弗的父母听来，女儿只是过了一小会儿从洗手间出来接听了电话。乖乖女托帕斯跟别人一样被蒙在鼓里，认定珍妮弗在瑞尔森大学上学。一开始她也百般不情愿，最终还是架不住珍妮弗的软磨硬泡违心同意了。珍妮弗没料到，这个安排为日后谎言的第一次穿帮埋下了隐患。
“那个跟我一起工作的女孩根本不存在，我认识的那个珍妮弗全都是假的。”
在珍妮弗的安排之下，多少年来她第一次有了跟黄志光长相厮守的自由。每周头三天，珍妮弗大大方方地直接住在黄志光位于阿贾克斯市的家里（黄家遭遇了一次入室盗窃之后，也搬离了士嘉堡区，搬到多伦多东郊的阿贾克斯市）。
“那段日子相当放松，”珍妮弗说，“只要我想他就能见到他，和他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更多了，当时我们俩的关系相当稳定。”黄志光的父母对珍妮弗赞赏有加，尤其是黄志光的母亲十分喜爱珍妮弗。一开始，黄志光的父母安排珍妮弗睡在客房里，珍妮弗也就乖乖待在自己住的客房，从没在半夜溜进黄志光的房间和他幽会过。时间长了，黄志光的父母认可珍妮弗的人品，也就允许珍妮弗留宿在黄志光的房间里。
潘家父母对黄志光百般不看好，觉得黄志光配不上珍妮弗。黄家父母对珍妮弗的态度与潘家父母对黄志光的态度正好相反。在他们眼里，充满正能量的珍妮弗是儿子最理想的伴侣——她帮助儿子重拾学业，鼓励儿子找到更体面的工作，远离他原来那帮狐朋狗友。黄家常常欢声笑语，这和潘家沉闷的气氛有着巨大的反差，珍妮弗不仅和黄志光的感情不断深化，更与黄家全家人都打成了一片，和黄家的交流对社交封闭的珍妮弗来说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珍妮弗每周在黄志光家住几天的日子持续了两年，这两年里她完全融入黄家人的生活中。黄志光的父母想当然地认为珍妮弗的家人一定也同意女儿留宿男友家，现在回头来看，黄志光的父母真是太小看了 21 岁的珍妮弗。黄志光的父母曾想邀请珍妮弗的父母共进早茶，但珍妮弗每次都一笑置之，说时机还不成熟。为了避免父母打电话到托帕斯那里查岗，珍妮弗采用主动出击的方法，每天早晚主动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早上的电话里珍妮弗会说说自己今天要上什么课，自己在班上有多优秀；晚上的电话里珍妮弗会说自己打算挑灯夜战做作业或者准备期中考试等。周四到周日珍妮弗雷打不动地乖乖待在家，生怕引起父母的猜疑。
蒙在鼓里的梁碧霞不断向珍妮弗的账户里打钱，帮女儿付着子虚乌有的“房租”，另外，为了避税，梁碧霞的工资也都直接汇到珍妮弗的账户里。有侦破人员认为，这些钱最后都进了黄志光的腰包，成了他大麻生意的毒资。梁碧霞对女儿的话深信不疑，可潘汉辉却从一些生活细节中觉察出珍妮弗的言行自相矛盾，经验告诉他女儿似乎有什么事在瞒着他，但究竟哪里不对他也说不上来。潘汉辉曾想盘问女儿，但被妻子多次劝阻。“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好多次我都想问问，”潘汉辉说道，“但是我老婆总说，女儿大了……让她自己去吧，管太紧对孩子没好处。”
珍妮弗的如意算盘是混个几年，用瑞尔森大学的毕业证书把父母对付过去，然后就能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可好景不长，她很快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两年“大学时光”刚过，潘汉辉就催问起珍妮弗在医学专业下一步的打算。再不给个说法，父亲很可能就会刨根问底把前面的谎言全盘挖出来。面对危机，珍妮弗又选择了最轻松的捷径来应对。“一开始我总想着，如果我今年就开始学函授……明年就能被大学录取。”珍妮弗说道，“说实在的，我其实真没想太远。”当年珍妮弗宁愿兢兢业业伪造四年八个学期的成绩单，也不愿努力把成绩提高上去，如今珍妮弗同样选择了绞尽脑汁地编造谎言，过着双面人生，而不愿花点时间重修微积分，重新申请大学，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珍妮弗告诉父母，她凭借“优异”的成绩从瑞尔森大学转学到多伦多大学药学专业。潘汉辉夫妇听到这消息欣喜若狂——这么多年含辛茹苦地培养女儿终于结出了胜利的果实。“我跟爸妈说我被多伦多大学录取的时候心里其实很紧张，”珍妮弗说，“我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我会想，干脆跟父母坦白算了，这么骗下去太累了，我自己都记不清‘大学生活’那些林林总总的细节我到底是怎么跟我爸妈说的，但有时候我也不断告诫自己坦白之后我会给全家带来怎样的耻辱。别人会怎么看我？怎么看我父母？爸妈肯定会在整个家族里抬不起头来。”
潘汉辉夫妇对珍妮弗成功升入多伦多大学药学专业深信不疑，毕竟，珍妮弗带回家的都是均分 90 以上的成绩单。珍妮弗给自己打分一点不含糊，在整个大学期间，她让自己 9 门课得了 A+（包括让一般学生望而生畏的统计学和化学这两门高难度课程），32 门课得了 A，学得最差的一门她也毫不客气地写了个 A-。可就算成绩这样“优秀”，麻烦还是找上身来。自从珍妮弗的表妹米歇尔进入滑铁卢大学会计专业学习，潘家的报税事宜自然全部交由米歇尔打理，可珍妮弗仍坚持要自己报税。梁碧霞原本就对珍妮弗自己报税觉得奇怪，在她看来，放着家里如此放心的专业资源不用而非要自己报税简直不可思议，更不要说珍妮弗一直不允许父母拿她的学费收据向税务局申报减税，这一怪异举动更加深了梁碧霞的猜疑。
父母的怀疑给珍妮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珍妮弗开始自残。她用带锯齿的餐刀在胳膊上平切了一个不太深的伤口，这样既可以产生足够的痛感减轻罪恶感和压力，又不会因为出血太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与她把私生活严格向家人保密的一贯做法不同，自残这件事她跟身边很多人说过，包括弟弟费利克斯。案发后警方曾经问过珍妮弗为什么要自残，珍妮弗的回答是这可以帮助她释放“内心的痛苦”。珍妮弗说：“我的生活已经完全失控，我唯一能控制的只剩下自己的感觉了。肉体上的痛苦让我能暂时忘记生活中其他的烦恼。”她说外人看到的只是她胳膊上的伤痕，没有人明白她极度憎恶自己的感受，大家都只愿意看到那个像天使一样完美的珍妮弗。
“自残是应对或释放巨大情绪压力的一种手段，”英国国立健康服务网上如此说道，“有自残行为的人往往会有自杀倾向。自杀身亡的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有过自残经历。不过自残更多还是为了达到自我惩罚的目的，借此缓解巨大的精神压力或发泄痛苦的情绪，或两者兼有。自残也可以看作是求助的信号。”
珍妮弗的情绪在谎言随时会被揭穿的压力之下不断恶化，她变得郁郁寡欢，连她一直引以为豪的钢琴演奏也不免受到影响。珍妮弗多年的乐理和音乐史老师费尔南多·巴尔达西尼也注意到这个优秀的学生身上正在发生转变。回忆起珍妮弗小时候的事，巴尔达西尼老师说道：
“珍妮弗是个难得的钢琴演奏者，她在我们音乐学校获得过很多奖学金。她的演奏可以说是完美，她也一直有雄心要得一个音乐方向的学位，在这个领域里一展身手。如果她能自由选择人生，她在音乐领域前途无量。”珍妮弗很小就被音乐学校选为裁判助理，在一年一度的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音乐大赛上辅助专业裁判做一些工作。“虽然助理工作就是给小选手点名签到，但是珍妮弗做起来依然一丝不苟。”巴尔达西尼老师说道，“我还记得珍妮弗大步流星给小选手领路的样子……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专业和专注的风度。”
没有人明白她极度憎恶自己的感受，大家都只愿意看到那个像天使一样完美的珍妮弗。
钢琴一直是珍妮弗的最爱，但随着年龄增长，珍妮弗对钢琴的热情慢慢在消退，这不仅表现在她弹钢琴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她演奏乐曲的风格上。巴尔达西尼老师注意到珍妮弗的演奏变得更加刻板，她对钢琴的热爱和激情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仍然熟练的演奏指法和技巧，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
“她的演奏没有了感情，”巴尔达西尼老师回忆道，“以前她弹钢琴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气势，后来这似乎慢慢发展成一种病态的执念，让她对自己越来越严苛。她不像以前那样直视我的双眼和我沟通，而是单纯地到点上课，到点下课。”
此时的珍妮弗正因为弟弟的原因，内心感受到了嫉妒和背叛。弟弟费利克斯说，姐弟俩自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深厚”，“非常非常亲”。他自认为不仅是姐姐最好的朋友，更是姐姐的保护者。姐弟俩无话不谈，分享他们最隐秘的内心情感。他们俩早就悄悄商议好了，如果父母真的离婚，两人都会选择跟母亲过。在珍妮弗和黄志光的恋情被父母彻底否定之后，费利克斯曾问过姐姐：“看来爸妈是永远不会接受黄志光了，你对这段感情是怎么打算的？是不是盼着爸妈早死，你好有机会和黄志光结婚？”费利克斯说，当时“姐姐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说自己爱黄志光……但又说爸妈拉扯我们长大也不容易。父母总会在子女之前离世，所以她还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和自己白头偕老的人……”
与弟弟的感觉一样，珍妮弗也认为她和费利克斯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不过她也会因为父母偏心而感到气愤。处在一个传统的亚裔家庭，珍妮弗觉得家里存在着明确且严格的性别角色设定。弟弟费利克斯在父母的双重标准之下总是能得到一些特殊优待：自己凡事都得遵从父亲的安排，而弟弟费利克斯则可以自由选择生活道路。弟弟有机会参加夏令营、踢足球、学珠算，而自己从来没参加过集体活动。弟弟上大学可以住校，可以玩到晚上 10 点才回家，而父母规定自己晚上 9 点之前必须回家。对于这些双重标准，费利克斯解释说，他之所以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待遇只是因为他开口向父母争取了，而珍妮弗则坚持认为父母就是重男轻女。
珍妮弗认为成人之后父母继续用不同的标准要求着姐弟俩。费利克斯不仅可以带女友回家，父母还允许他在大学里跟女友住在一起。家里一旦产生矛盾，费利克斯可以立刻走人，回学校和女友卿卿我我，而珍妮弗却要在家面对时刻都会爆发争吵的父母。
对姐姐的控诉，费利克斯只是部分同意。他说父亲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确实有双重标准。父亲基本不做饭，也不让费利克斯做饭，因为他对待家务分工的态度非常传统，他觉得有些家务活就该女人做。但是母亲不在家、没人做饭的时候，父亲也会下厨给孩子们做一桌饭菜。在这一点上，母亲梁碧霞跟父亲也是一样的态度，冬天下雪的时候，只要父亲在家母亲从来不会出门扫雪，但如果父亲不在家，母亲也会拿起铲子去铲雪。父亲教育费利克斯说，做饭、打扫屋子是女人家的事，刷墙这样的重活则绝对是男人的事。父亲之所以对一双儿女采用双重标准也是为孩子以后成家打下基础，希望他们都能在各自的家庭中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当被问到潘家是不是潘汉辉说了算时，费利克斯表示不同意。“我们家看上去是我爸说了算，其实真正拿主意的是我妈。我爸的角色就是出去工作，挣钱回家而已。”费利克斯说道。
潘汉辉对家务的态度让梁碧霞也颇有意见。珍妮弗说，自从费利克斯进了麦克马斯特大学开始住校后，就只剩下她一个人面对父母的纠纷：“我很想念费利克斯，我们俩感情很好……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父母关系很紧张。一个人面对他们的矛盾让我觉得心理负担很重，身边也没有能真正谈心的人，我又不想让正在读大学的弟弟也牵扯进来。”珍妮弗说，引发矛盾的往往都是家务琐事。父亲潘汉辉是个什么活儿都能上手的万事通，亲戚朋友谁家有事他都愿意去帮忙，偏偏自家的事却总是放着不管。“家里什么事情都是我妈妈一肩挑，”珍妮弗说，“各种缴费、打扫什么的，她受够了只有她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日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矛盾都源于家务纷争。珍妮弗说，自从自己的谎话穿帮之后，父母就常常因为她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家里剑拔弩张的……我觉得多少都有我的错，都是因为我的谎话……爸妈吵架经常都是因为我，该拿我怎么办，怎么让我重回正轨。”
随着珍妮弗在多伦多大学的“毕业”日期逐渐逼近，潘汉辉开始说起要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珍妮弗知道，要闯过这一关，非得扯个弥天大谎才行。显然她做到了。黄志光帮珍妮弗用 500 加元从网上买了一张伪造的多伦多大学的毕业证书，这算是成功了一半。“能不能蒙得过去
就看这个谎了。”珍妮弗说，“父母肯定都想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我爸妈问我毕业典礼的日期，什么时候拍毕业照，订照片要花多少钱。我就拼命琢磨怎么扯才能混过去。”最后，珍妮弗告诉父母说，因为毕业生人数太多，毕业生家属只能去一个人观礼：“我不想只让父母中一人来观礼，所以索性把自己的票送给了同学。”
“能不能就站在礼堂外面看呢？没有座位也不要紧的。”潘汉辉说。但是珍妮弗坚持自己的说法，最终居然说服了父母。珍妮弗说，多亏那张假毕业证书证明了她已经从多伦多大学毕业，所以骗父母相信这个毕业典礼的谎就没有太大难度了。珍妮弗参加完“毕业典礼”回到家，潘汉辉提出要看毕业典礼的照片。珍妮弗说照片都在朋友的相机里，那个朋友一参加完毕业典礼就坐飞机回香港地区了。潘汉辉毕生的梦想就是亲眼看着女儿走上大学的讲台，接过药学专业的毕业证书。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潘汉辉也只好认命，但他仍然想看到女儿事业有成。于是潘汉辉立刻着手教导女儿怎么为事业发展做准备，怎么写出令用人单位青睐的简历，怎么积累工作经验。珍妮弗顺着潘汉辉的心意，乖乖写好了简历，简历列出了她的技能，但是避而不谈瑞尔森大学的教育背景，当然也只字不提她中学未能毕业的事实。投出多份简历后，珍妮弗得到了一个沃尔玛药房的面试机会，但面试之后便杳无音信。
没有找到工作又不能让父亲失望，于是珍妮弗就为自己“造”了一份工作。珍妮弗告诉潘汉辉自己开始在加拿大最好的儿童医院——多伦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当志愿者，在血液化验室工作。为了方便和黄志光幽会，她声称工作时间是周五晚上和周末期间。她对父母说，她是在一面做善事，一面积累工作经验。珍妮弗说等到攒够志愿服务时间，多伦多大学就会安排她参加一个实际操作测试，通过了这个测试，日后找工作就方便了。事实证明，珍妮弗的这个谎扯得太离谱，让潘汉辉起了疑心——怎么没看见珍妮弗的医院工作服、实验室工作服和进出医院的门卡？潘汉辉嘴上没说什么，但是鉴于近来女儿经常有些让人不放心的怪异举止，他决定自己去探个究竟。
“一个人面对他们的矛盾让我觉得心理负担很重，身边也没有能真正谈心的人”
一天，珍妮弗正要去多伦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上班”，潘汉辉突然提出要开车送她进城，并且让梁碧霞也一起去。珍妮弗不让父亲送，但是潘汉辉很坚持。珍妮弗说：“我爸看出我不对劲。我平时不是这样失魂落魄、丢三落四的。我当时就想着没有员工门卡我怎么能进到儿童医院里面去，我脑子里乱成一团，一路上拼命淌汗。到了儿童医院我飞快地下了车，想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是爸爸让妈妈跟着我下了车。我从急诊室入口进了医院，我吓坏了，躲在急诊候诊室里好几个小时没敢出来。”当初珍妮弗轻松瞒过父母，捏造了在医院志愿服务的谎话，如今她终于跌回了现实。
第二天一大早，梁碧霞直接打电话给珍妮弗的闺蜜托帕斯，问她珍妮弗在哪里。托帕斯当时睡眼惺忪，忘了珍妮弗交代过她现在谎称周末都住在托帕斯这里。托帕斯直言珍妮弗不在。“事情就开始露馅了。”珍妮弗说道。梁碧霞转头立刻给 22 岁的珍妮弗打电话，命令她立刻回家。珍妮弗回到家，看得出潘汉辉怒火中烧。“我以为爸爸会跟我断绝父女关系。”珍妮弗回忆道。潘汉辉扬言要把珍妮弗赶出家门，但是被梁碧霞阻止了。潘汉辉当时放了很多狠话，其中一条就是断绝父女关系，证明珍妮弗之前猜得不错。潘汉辉还扬言要雇私家侦探跟踪珍妮弗，确保她不再和黄志光见面。潘汉辉怒不可遏，声泪俱下地咆哮怒骂。潘汉辉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气死了，我就说给你两条路选：要么你留在家里，继续去上学；要么你就跟着黄志光过，再也别回这个家。”接着他又加了一句现在看来极度不祥的话：“除非我死了，不然我绝对不会让你住在家里还跟他继续来往。”这算是潘汉辉给珍妮弗的最后通牒。事后潘汉辉为自己辩解说，这些都是在气头上说的话，都不当真的。“这些话都是我因为气不过才说的。这个人（指黄志光。）帮我女儿逃了四年的学，哪个父亲受得了？我说这话并不代表如果她真跟黄志光在一起，我就当真不再关心她了。哪个父母对孩子不是一片真心？她做了错事，我会发火，但是她到底还是我女儿，我不可能一直生她的气。”
珍妮弗说，看起来自己好像有两条路可选，事实上自己根本别无选择。“我不可能抛下父母，”珍妮弗说道，“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由不得我选择。”
谎言败露让珍妮弗惊慌失措，面对咆哮如雷的父母，珍妮弗迅速做出了判断：哪些可以承认，哪些绝对不能交代。惊恐之中的珍妮弗居然临时开发出了一种撒谎的新花样：半真半假。珍妮弗承认自己近来确实都住在黄志光家，在多伦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志愿工作也是胡编乱造的，但是她瞒住了中学肄业和伪造瑞尔森大学学历的事。至于多伦多大学的学习，珍妮弗对父母说自己上的是函授课程。这是珍妮弗第一次有机会和盘托出一切真相，但她放弃了这个可以让一切重回正轨的机会。
应该说珍妮弗半真半假的谎言奏效了，起码在当时奏效了。父母决定关她禁闭，但只是短短两周而已。作为惩罚，潘汉辉不允许珍妮弗晚上出门，还严格限制了珍妮弗白天出门的自由，这对珍妮弗的生活影响非常大。除了上班和上钢琴课这两件父母批准的事，珍妮弗每次外出都必须先征得父母同意。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这两样和外界沟通的工具也被父母没收了。迫于父母的压力，珍妮弗不得不辞掉了在东区马里奥餐厅和波士顿披萨餐厅的工作，原来在波士顿披萨餐厅她经常多干几个小时，增加和黄志光见面的机会。潘汉辉的理由是，深更半夜才下班的餐厅工作本来就不适合珍妮弗这样的年轻姑娘。当着父亲的面，珍妮弗同意了父亲的要求，不再想着离家独立，但那只是阳奉阴违而已。她贪恋着父母舒适温暖的家，却又不情愿遵守潘汉辉定下的家规。珍妮弗违抗父命的出发点是担心黄志光会因此离开自己，失去黄志光对珍妮弗来说才是最致命的打击，她把黄志光和自己想象成罗密欧与朱丽叶，觉得他们俩的爱情坚不可摧。只有黄志光能化解她内心深处的忧郁，只有和黄志光在一起，自己才能幸福。
“我觉得她和黄志光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那么恨自己了，”黄志光的一个朋友这样评论道，“黄志光无条件的爱让珍妮弗的内心获得了平静，所以珍妮弗时刻都想和黄志光黏在一起，有点离了他没法活的感觉，珍妮弗这人特别需要别人的肯定。”
庭审时，珍妮弗、费利克斯和潘汉辉都回忆说那次家里闹得很吓人：潘汉辉对珍妮弗连声怒吼，梁碧霞则一直哭哭啼啼。之后几天，家里气氛都很紧张。“爸妈很恼火，我爸吼了一天。不过后来，他也还是在努力往回找补以缓和气氛。”费利克斯说道。他说潘家的教子策略是先孤立孩子，然后再做工作，慢慢让孩子回心转意。潘汉辉和梁碧霞固守着传统亚裔家庭的教育理念，希望孩子听父母的话，不过他们也不希望就此失去女儿，所以还是给珍妮弗留了改过的机会。
关珍妮弗禁闭的结果是梁碧霞几乎成了女儿的全天保姆。母女二人总是一起待在家里，一起出门办事，或者一起去照顾生病的亲戚。父母还敦促珍妮弗重新捡起生疏了的钢琴演奏技巧，拿下皇家音乐学院的教师资格证。获得这个证书需要通过一项综合考评，应试者必须熟记多首乐曲的曲谱，并且通过音乐史和旋律对位法的考核。应试者的备考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我逼她上完乐理课，这样好得一个教钢琴的资格证。”潘汉辉在法庭上这样说道。
从被关禁闭的第一天开始，珍妮弗就故技重施，想方设法逃避惩罚。她借口说要用手机查看求职信有没有回音，面对女儿这样的要求，梁碧霞让步了，告诉珍妮弗手机被潘汉辉收在了哪里。珍妮弗就利用这些机会查看黄志光的来电，和他简短联系一下。“我确实趁机偷偷给黄志光打过几次电话。”珍妮弗说，“我妈给我一两分钟时间查手机短信……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查看一下来电记录。黄志光因为担心我，所以有时候会给我打电话，我看到有黄志光的未接来电就立刻删掉，这样不会被我爸看到。”当被问到在此期间有没有和黄志光见面时，珍妮弗坚称，两人完全没有来往。“我没法出门，妈妈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和我在一起。”珍妮弗说道，“黄志光很郁闷，他想来女友家的时候没法来。我告诉他我爸妈看不上他，觉得是他把我带坏了……我们彼此相爱，想长相厮守，但是条件不允许。我们的感情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慢慢地，父母的管束放松了一点，他们允许珍妮弗当着他们的面用电脑和手机，允许珍妮弗开着梁碧霞的车去上钢琴课。当然父母严格监督里程表，掌握珍妮弗的去向。再后来，珍妮弗终于能躲在房间里偷偷和黄志光通电话了。珍妮弗几乎立刻就开始挥霍这得来不易的自由。一天晚上，黄志光打电话给她，说没有珍妮弗在身边自己觉得空虚无比。恋人的话让珍妮弗很心痛，无论如何都很难做到袖手旁观。“我妥协了，”珍妮弗说道，“半夜我父母都睡着了之后，我让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黄志光家……我把被子堆成人形，装成我还睡在里面的样子。”珍妮弗觉得只有黄志光才能平复那无时无刻不在折磨自己的挫败感，唯一能帮她回归现实的就是和黄志光之间的感情。因为担心父母的阻挠会让她失去黄志光，那天晚上，珍妮弗和黄志光约定，如果两人最终无法修成正果，也还要做好朋友，黄志光也同意了。
这是珍妮弗第一次有机会和盘托出一切真相，但她放弃了这个可以让一切重回正轨的机会。
但是命运再一次捉弄了珍妮弗。因为珍妮弗前一天用了母亲的钱包没还，梁碧霞一大早就去珍妮弗的房间拿钱包，结果发现珍妮弗已不知踪影。梁碧霞立刻给珍妮弗打电话，命令她马上回家。早上 7 点，珍妮弗终于回到了家，梁碧霞自然气愤不已，而珍妮弗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了蒙混过关的谎话。她说自己只是一大早溜出门在附近的咖啡馆和黄志光见了一面。“我觉得我和黄志光见面没什么错，”珍妮弗后来说道，“但是爸妈偏要给我定这些规矩，让我心里充满了负罪感。我爸妈觉得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如果结婚前在男友家留宿会给家里带来很坏很坏的影响。”
自从珍妮弗偷会过黄志光之后，潘汉辉和梁碧霞开始琢磨用别的办法来让女儿重回正轨，他们甚至想过要送珍妮弗去新布伦瑞克省，让她住到当老师的叔叔家去，好彻底了断和黄志光的瓜葛。“我被逼无奈，只好和黄志光一刀两断，重新申请大学，开始新的生活。”珍妮弗说道，“我爸妈甚至想让我离开安大略省，到外地去上学。”
珍妮弗明白父母要拆散她和黄志光的决心有多大，然而，这反而让她更加坚决地要和父母对抗到底。偷会事件之后，弟弟费利克斯也站到父母一边，开始批评姐姐。费利克斯说：“我当时刚发现他们俩又开始来往，一开始是我爸妈先发现的，为了这件事他们一直吵架，让我觉得特别烦。我就质问姐姐，为什么明知道会惹爸妈生气还继续跟那个人来往。她怎么回答的我不记得了，我当时太生气了，也没仔细听她是怎么说的。”
关于费利克斯那天的情绪，珍妮弗说道：“他觉得我那么做就是在破坏这个家。我没法为了顾及家人的感受就不再爱一个人，这我做不到，我弟弟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徐华博士说，这种情况在找她做心理咨询的年轻人中很常见——原生家庭里糟糕的父女关系导致女儿长大后很难从一段感情中抽身。“和父亲感情亲近的女生，比较不容易有婚前性行为，也不太容易和渣男纠缠不清。”徐华博士说道，“相反，和父亲感情疏离的女生不容易懂得自我保护，在感情中往往表现得非常不明智，缺乏判断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的男人’的想法。”
被困在家里的珍妮弗越来越沮丧，于是她又用上了她唯一擅长的方法让自己重整旗鼓——重新编一套谎话。珍妮弗对父母撒谎说面试过她的那个沃尔玛药房要她去上班，尽管明知真相迟早要败露，但是只要当下能获取一些自由，珍妮弗不惜铤而走险。潘汉辉听到这消息很开心，立刻叫梁碧霞把汽车让给珍妮弗，让珍妮弗开去上班。
为了让谎言更可信，珍妮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边每一个人。“她说她需要攒够药房工作时间来完成药科学位，她经常跟我说这话。”弟弟费利克斯回忆道。对表妹米歇尔，珍妮弗谎称她的工作是在药房仓库打包、拆包、给药品贴标签。珍妮弗在东区马里奥餐厅的同事梅利莎也说，珍妮弗不再提在多伦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志愿服务后，就一直说她在药房工作，说了很久。
但是，潘汉辉头脑很清楚，他觉得这一切未免太完美了，而且他还是觉得奇怪：女儿既没有工作服也没有门卡，怎么能在药房工作？于是，在珍妮弗声称在沃尔玛药房工作两周后，潘汉辉向珍妮弗要她的工资单看。（加拿大的工资一般每两周结算一次。）珍妮弗眼睛都不眨，一口答应下来，但她骗父亲说自己把工资单落在了单位的储物柜里。第二天回家时，珍妮弗拿出了自己的工资单，当然这其实是她照着网上找来的沃尔玛员工工资单炮制出来的。第二天，潘汉辉执意要开车送珍妮弗上班，珍妮弗也没有抗拒，因为这次她事先已经去沃尔玛药房踩过点。他们到药房的时候，珍妮弗运气好，正赶上有人从员工入口出来，于是珍妮弗就势溜了进去，躲在药房里直到潘汉辉离开，然后就去了图书馆。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消除潘汉辉的猜疑。珍妮弗回家后，潘汉辉命令她坐到电脑前面，调出个人银行账户明细，让潘汉辉看到沃尔玛药房的工资进项。
谎言又一次被揭穿，即便这样，珍妮弗也没有就此收手，而是再次用上了她半真半假的蒙混新技能。珍妮弗承认在药房工作是骗人的，并且利用这次机会坦白说自己并没从多伦多大学毕业，澄清了这个谎言。不过她没有交代自己中学肄业以及伪造瑞尔森大学学历的事。这些真相都是潘汉辉在案发后才得知的。潘汉辉也趁此责问家里座机上显示有一通波士顿披萨餐厅的来电是怎么回事。“你撒谎！撒谎！撒谎！”潘汉辉对女儿咆哮着。已经有上次惩罚的先例，这一次该怎么应对？潘汉辉决定将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你给我听好了：不想上学，门都没有！”潘汉辉这么告诉珍妮弗。
珍妮弗明白，潘汉辉再也不会轻易相信自己说的任何话，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父亲的信任。“我觉得，不管我说什么，爸爸都不会再相信我了。”珍妮弗说道，“我觉得我不是他想要的女儿，不管今后我再做什么，再怎么努力，我和父亲的关系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信任一旦被破坏就再也回不来了。”
本文摘自《别人家的孩子》
[加拿大]杰里米·格里马尔迪
唐晓萌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 年 5 月
题图来自 Teena Lalawat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