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描述中，温斯顿·丘吉尔生命中经典的（同时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发生在不列颠空战已打响的 1940 年夏秋之际，彼时德国空军未能夺取英伦三岛的制空权，原本入侵英国的计划也随之落空。但丘吉尔发现，几个月后自己面临的是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局面。“回顾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没有任何时期像 1941 年上半年那样让我和同僚承受了如此巨大的压力，并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临了如此之多的难题。”英国首相如此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列颠之战变成了猛烈的空袭，德军的空袭以民用设施为主要目标，导致了 4.3 万人死亡。1941 年 5 月后，空袭逐步常态化。英国不得不在海上与德国的 U 型潜艇作战，战火还波及了北非，同时，巴尔干国家也面临着日益迫近的德国威胁。“我们在 1941 年面临的问题，必须要依靠其他所有人的帮助才能化解。”丘吉尔补充道。他强调了英国军事和经济资源的窘迫，表示：“我们不得不长期孤军奋战下去。”之后，他用形象的语言回顾了过去一年，总结道：“孤注一掷后，我们现在必须要激流勇进。”
与之相比，希特勒对外界仍展现出一副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模样。“元首并不担心战争的未来前景。”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长兼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伯爵在 1941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中指出。与每日在伦敦报道这座城市如何与毁灭和物品短缺做斗争的美国同行不同，接替威廉·夏伊勒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柏林记者的亨利·弗兰纳里（Henry Flannery）记录了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置身于冲突之外的超脱感。“1941 年年初，我们在柏林几乎不知道战争还在继续，”他回忆道，“没有空袭打扰我们的休息，战争似乎还很遥远。”
但在伦敦，情况并非如此。彼时在信息部工作的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办公室窗户，被一枚德军丢下的炸弹震碎；尼科尔森当时不在伦敦，从而幸免于难。此类侥幸脱险似乎只会坚定英国人的抵抗决心。“毫无疑问，我们越发感到，德国人唯一能理解的东西就是以牙还牙，”尼科尔森在 1 月 2 日写道，“我们在和魔鬼作战，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用魔鬼的方式，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
英国此时还无法实现这种愿望。美国仍置身事外，苏联仍遵守着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英国还没找到能够全力投入战争的强大盟友。但英国仍在英勇抵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从 1940 年 5 月出任首相的那一刻起，丘吉尔就在告诉英国人“我们正在孤军奋战”，将他们描绘成英勇抵抗者，不屈服于纳粹横扫欧洲的狂潮。除了英国首相，其他英国高层官员也强调了这一理念。“就我个人而言，没有需要讨好和纵容的盟友反而让我感到更高兴。”国王乔治六世表示。
丘吉尔的战时首席军事顾问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指出：“我们在孤军奋战。因此，我们不仅不感到恐慌，反而还觉得很踏实，并且感到很高兴。今后的一切都将变得很简单。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和丘吉尔一样，很早并多次就希特勒的野心发出警告的保守党议员维克多·卡扎勒特（Victor Cazalet）阴郁地指出：“法国人战败了，退出了战争，法国弥漫着失败主义和反英情绪。”但他也认为“有些人甚至获得了信心，觉得孤军奋战更好”。
可事实上，英国并非完全孤立无援，甚至在艰险的战争初期也并非如此。英国、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从敦刻尔克和其他法国港口大规模撤离，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联盟的核心已经形成。对所有想要继续斗争的人来说，英国成了他们的作战基地。
撤退者中就有我的祖父兹格蒙特·纳戈尔斯基（Zygmunt Nagorski），他作为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一员，从此前的流亡政府所在地法国昂热（Angers）撤到了英国。“对我们来说，这座海岛成了唯一能容许我们继续战斗的地方。”他回忆道。他的波兰流亡同胞将他们的临时安身之地称作“最后的希望之岛”。比利时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是比利时国内少数决定逃到伦敦的政府官员之一，他的大多数同胞不得不屈从于德国的统治。“英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斯帕克回忆道，“我们意识到只能寄希望于英国了。”
当法国一战时的著名军事统帅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向希特勒投降时，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选择流亡英国。抵达伦敦后，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宣告“法国的抵抗火焰不会熄灭”。理论上，戴高乐确实有资格带领同胞进行斗争。在他 1934 年所写的《未来的军队》（The Army of the Future）一书中，他早就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一个从我们的错觉、我们经历的灾难，以及我们限制上次大战胜利成果的急切行动中渔利的统一的德国，将有能力对西方猝然发起致命一击。”
为了避免一语成谶，戴高乐认为法国需要对陆军进行现代化改造，让坦克和步兵协同作战，打造一支能与空军密切配合、具备快速打击能力的高度机动化部队，而非依赖于战壕防御体系和传统的步兵队形。戴高乐的书在法国仅仅卖了 750 本，贝当元帅和多数高级将领不屑于承认这种军事理论，他们坚称马其诺防线和步兵部队足以保护法国。
由于没有赢得广泛的支持，戴高乐到达伦敦后领导抵抗运动的努力并未取得理想效果。“我当时是从零开始，”他后来承认道，“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或一个组织站在我这边。在法国，我没有追随者，也没有名望。在国外，我同样没有声望和地位。”但丘吉尔不这样认为，他立即让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向其同胞发声，将戴高乐打造成“自由法国”（Free French）的代言人。
在英国已待了六周的美国作家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对大量拥入的外国人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观察。“伦敦不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他写道，“而是六个或八个国家的首都。”他指的是所有流亡政府及那些从被占国土逃到伦敦的人所设立的办事处。“波兰士兵守卫着英国海岸，”冈瑟指出，“波兰、捷克和其他外国飞行员与英国皇家空军并肩作战。”
丘吉尔知道，这意味着英国人并非完全在孤军奋战；但他也清楚，想要取得战争胜利，仅靠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流亡者远远不够。他把首要目标定为大西洋对岸的强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从而为英国赢得更多支持，丘吉尔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来自华盛顿的信号尽管令人鼓舞，但远谈不上让人充满信心。
“我们意识到只能寄希望于英国了。”
1940 年新年前夜，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请记住，总统先生，我们不知道你的想法，也不知道美国打算采取何种行动，我们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丘吉尔最后“在已到来的疾风骤雨般的新年中”，送上了他的祝福。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在那个新年之夜的著名广播节目《这里是伦敦》（“This is London”）中，对战争进行了冷静的评估：“英国受到了重创——还将屡受打击——但她不会投降。”随后，他有意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同胞释放了信息：“你们现在不必付出血汗与泪水，但这里几乎所有有见识的观察家都认为，在伦敦一个小时前迎来的新年中，你们的决定是无比重要的。”
* * *
除了发挥了战斗口号的作用外，丘吉尔“我们在孤军奋战”的表达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说出它的政治家曾经历的极大政治孤立。正如美国外交家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所说，今天我们不太会想起在战争前夕，丘吉尔是如何被贬损为“英国和欧洲公认的过气之人”的。
丘吉尔一战时曾出任海军大臣，但加里波利之战（Gallipoli campaign）的失败让他深受打击，该战役意在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同时打通通往英国当时的盟友俄国的海路。事与愿违的是，交战双方都损失惨重，最后协约国被迫撤军。尽管失败不应归咎于一个人，但丘吉尔承担了责任，从内阁辞职，前往西线服役。
战争结束后，他重返政坛，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多数时间里显得“碌碌无为”。作为议会中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他没有担任官职。他与很多同僚都合不来，因为他强烈反对对“圣雄”甘地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做出任何妥协，并在爱德华八世退位危机的初期选择站在国王的一边。尽管他很早并经常就绥靖政策的危害提出的警告，且这对他后来赢得权力斗争十分重要，但他仍被视作一个言行鲁莽的孤僻之人。
即便德国入侵波兰证明丘吉尔准确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但他的政治前景仍不明朗。战争爆发时被安排到唐宁街 10 号工作的 24 岁外交部员工、人称“乔克”的约翰·科尔维尔在日记里写道，内维尔·张伯伦失败的绥靖政策已经完全声名狼藉。“但真的没有人能取代他，”科尔维尔在 1939 年 11 月 8 日写道，“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子爵不够坚强有力，温斯顿又太反复无常。”
不过，张伯伦在战争初期让丘吉尔重操旧业，出任海军大臣，对他关于德国威胁的先见之明表示了认可。任职期间，丘吉尔于 1940 年年初在中立的挪威采取攻势，切断了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并在挪威水域布设水雷。但仓促的布雷行动刚刚开始，希特勒就派遣军舰和士兵占领了挪威。尽管英国、法国和波兰军队在保护纳尔维克（Narvik）和其他挪威战略目标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盟军还是很快被迫撤离。
挪威战役的混乱与失败本应对丘吉尔的声望和艰难的政治生涯，带来致命的最终一击。正如丘吉尔所承认的，考虑到他在策划与落实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能维持自身的公众信誉与议会对我的信任，真是一个奇迹”。
然而，丘吉尔不仅未被追责，反而成为首相。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议会同僚认为，张伯伦不再是一个能够领导战时国家的可信之人，而丘吉尔是唯一可靠的人选。尽管他过去犯过错，也有过误判，但他有关希特勒的警告及需要为重大军事斗争做好准备的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最终，我们选择了丘吉尔。”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后来成为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欣慰地写道。
丘吉尔立即动员同胞，开始为与美国结成全面的同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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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入侵波兰后，罗斯福主动向丘吉尔伸出橄榄枝，在 1939 年 9 月 11 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对方说，两人在上次战争中担任了“类似的职务”，都负责各自国家的海军工作。“你能重返海军部工作，让我非常高兴。”罗斯福写道。他希望丘吉尔“保持与我的个人联系，告诉我你想让我知道的任何事”。毫无疑问，这是一条直接的沟通渠道。罗斯福还说：“你随时可以通过你的（或我的）外交邮袋寄送密封信函。”换句话说，所有的来往信件都将通过外交邮袋传递，然而一些外交官——尤其是宣扬失败主义论调的肯尼迪大使——不会参与其中。
丘吉尔积极响应了罗斯福的提议，在信中他的署名是“海军人员”（Naval Person）。肯尼迪大使手下的美国武官雷蒙德·E.李将军极不赞同肯尼迪对英国的悲观看法，在后一个月的日记中指出：“他（肯尼迪）对战争的很多看法都是错误的，我不认为丘吉尔有多喜欢他，愿意通过他和罗斯福直接打交道。”
肯尼迪一点也不高兴。1939 年年底去白宫述职时，他问罗斯福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高层的私人通信。令他惊讶的是，总统在答复他时回忆起了与丘吉尔的初次会面。“自从我在 1918 年去了英国之后，就一直不喜欢丘吉尔。”他告诉肯尼迪。罗斯福当时作为海军部副部长对伦敦进行了官方访问，参加了英国内阁举办的一场晚宴，丘吉尔也出席了。“他在我参加的晚宴上令人生厌，对我们颐指气使。”罗斯福回忆道。
罗斯福知道肯尼迪厌恶丘吉尔，发现他对自己与丘吉尔的私人通信的不满后，可能故意表现得言辞尖锐了些。但他并没有为在与丘吉尔打交道时绕过肯尼迪而道歉。“我现在关注他是因为他很有可能成为英国首相，我希望现在就能熟悉情况。”罗斯福表示。
尽管丘吉尔甚至想不起来罗斯福在 1918 年出席了晚宴，但两人都很谨慎。对美国人来说，丘吉尔对大英帝国的坚定捍卫——尤其是反对甘地的印度独立运动——标志着他是老派的帝国主义者。而罗斯福在美国是否会直接涉入一场新的全球性冲突这一重大问题上含糊其词，这一直让丘吉尔恼怒不已。丘吉尔抱怨说，美国习惯于“顺从民意而非塑造和引导舆论”。
这确实是事实。罗斯福的好友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时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后来成为司法部部长，并于 1941 年 7 月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恰如其分地总结了罗斯福所面临的“特殊困难”。杰克逊写道，从战争开始到 1940 年连任总统，再到珍珠港事件，“如果他做出任何看起来会让美国做好战争准备的举动，那他就会被指责为一个战争贩子，但他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以免到时会措手不及。他采取了一种一边维持和平，一边做好战争准备的双轨政策。他采取的任何有利于‘参战’或‘和平’政策的举动，都会被反对者视作不作为或不真诚。因此他真的很难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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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一场战争留下的惨痛回忆，多数美国人对让“我们的男孩”再次奔赴战场的主张，表示强烈反对。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是孤立主义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访问德国，对德国不断增强的空军力量进行过报道。他于 1940 年 9 月创立了“美国优先”委员会。正如他之前指出的那样，林德伯格认为美国应该远离由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的欧洲大陆上发生的冲突——不管怎样，苏联都对欧洲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如果战争演变成苏联与德国之间的一场斗争，林德伯格写道，“那么让纯正欧洲血统的德国人取胜，要好过让拥有一半亚洲血统的俄罗斯人获胜”。希特勒终将死去，他接着说，“德国人最终将会修正纳粹政权的过分之处”。别的先不说，他的这一论据根本站不住脚，希特勒比斯大林年轻十岁，理论上前者应该比后者活得更久。
在丘吉尔任期中的头几个月里，他还必须同“英国正在打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这类观点做斗争。“英国的民主完蛋了。”5 月 20 日法国即将崩溃时，肯尼迪在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指出。大西洋对岸的很多官员也持同样的观点。“1940 年 7 月，华盛顿的大多数人认为，即便有温斯顿·丘吉尔的坚强领导，英国也无法长期抵抗纳粹德国的进攻。”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回忆道。孤立主义者指出，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美国寻求改变战争结局的任何努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徒劳的。
在出任首相三天前的 5 月 7 日，丘吉尔对美国的态度进行了更乐观（但仍显谨慎）的评估。“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将与我们结盟，或站在我们的一边。无论如何，它都将支持我们。”他告诉下议院。
刚搬到唐宁街 10 号时，丘吉尔就竭力推动罗斯福更公开地进行战备工作。丘吉尔正在军训的儿子伦道夫（Randolph）后来回忆起 5 月 18 日自己请假回到伦敦后遇到父亲的场景。他发现父亲正在镜前刮胡子，只穿了一件丝绸内衣。丘吉尔让儿子坐下，说“我觉得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肯定是在说他可以带领英国走向胜利。伦道夫回应说自己不明白“你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丘吉尔转过身来，郑重宣布：“我会把美国拖进来。”
* * *
丘吉尔无法立即让罗斯福加入战争，但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权力说服对方。5 月 15 日，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发送了就任首相以来的第一封信——战争期间他一共发出了 950 封信，收到了大约 800 封回信。信函被投送至美国驻伦敦使馆，使馆将它们转为加密电报发往华盛顿。援引罗斯福在战争初期的第一封信中提及的两人的共同背景，丘吉尔在电报中用了“前海军人员”这个署名，而非此前在海军部任职时的“海军人员”。“尽管我换了办公室，但我很肯定你不希望我中断我们的私人通信。”丘吉尔解释道。
根据丘吉尔写的信，罗斯福在 1940 年已经确信，美国需要尽可能援助英国。在 1 月 3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提醒美国人打消“在外界的其他文明与人类的商业和文化遭到摧毁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在孤立的高墙下生活”的幻想。但他对“那些不同意派美国青年去欧洲的土地作战的人的情绪”表示理解。罗斯福匆忙补充道：“没有人让他们同意，因为没有人想要这么做。”
德国在西欧取得胜利后，罗斯福对美国可以成为“暴力哲学统治下的世界中的一座孤岛”的孤立主义思想，表达了更强烈的反对。6 月 10 日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中，罗斯福指出：“对我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样一座孤岛意味着一种人民没有自由的绝望噩梦——一种人民被囚禁于监狱的噩梦。”
但丘吉尔十分清楚，华丽的辞藻并不能保证美国会提供他所希望的实质性支持，更别说他认为能最终拯救英国的直接军事介入了。在 5 月 15 日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这位新首相对“黯淡”的局势进行了大胆的评估，指出自己认为德国接下来会进攻英国，“同时采取空袭与空降行动”。承诺英国将在必要的情况下继续孤军奋战的同时，丘吉尔还警告称，“如果观望太久，美国的声音和力量可能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结果可能是“纳粹以惊人的速度肆虐整个欧洲，我们将面临无法承受的损失”。
在具体细节问题上，丘吉尔请求美国在英国没有生产出新的驱逐舰前，“租借 40 艘或 50 艘老旧驱逐舰”，提供防空装备和弹药，以及提供钢材和其他物资。丘吉尔承诺“会尽量用美元支付，但相信在资金不足，无法继续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你们仍会为我们提供物资”。
罗斯福的答复令人沮丧。他指出，租借或赠予英国老式驱逐舰必须得到国会授权，但现在并非他提出类似请求的合适时机。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仍存在着对深度介入战争的强大阻力。反对者包括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和其他高级军方将领，他们认为向英国提供物资风险太大，因为如果德国人征服英国的话，物资就将落入敌手。
丘吉尔从驻华盛顿大使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处获悉这种言论后，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丘吉尔在交给科尔维尔另一封写给罗斯福的信时，厉声说：“这是给那些该死的美国佬的电报。”他对洛锡安抱怨道：“到 4 月时，他们还确信盟国能赢得战争，美国没有必要支援；可现在他们又确信我们将战败，不可能提供支援了。”
随着罗斯福设法向英国提供其急需的援助，丘吉尔的努力得到了回报。6 月 1 日，罗斯福授权向英国提供“过剩的”军事物资，包括 8 万挺机关枪、弹药，以及一战期间生产的 50 万支冲锋枪。重要的是，马歇尔将军也改变了此前在援助英国问题上的立场，积极落实上述举措。美国随之开始向英国提供坦克部件，双方还在 9 月 2 日签订了一份用驱逐舰交换基地的协定。英国允许美国使用英国属地，并在那里修建海空军基地，租期为九十九年；作为补偿，美国人开始向英国提供老旧驱逐舰。
该协议远非完美。皇家海军很快开始抱怨，他们接收的第一批驱逐舰性能糟糕。但丘吉尔意识到这是一桩可让罗斯福向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与公众表明立场的交易；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英国之后能获得更好的军舰和更多的其他军事装备。罗斯福在 11 月赢得连任后，英国首相给他写信说，“为你获得成功而祈祷，对你成功连任感到欣慰”。
丘吉尔转过身来，郑重宣布：“我会把美国拖进来。”
丘吉尔也对美国在提供更多后续援助物资方面的迟缓反应表达了不满，他尤其对美国人让英方立即为所有物资付款的不当苛刻要求不满。鉴于英国迅速减少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丘吉尔恳请罗斯福在这件事上采取一种更宽大的处理方式。罗斯福总统在一次电台广播（更出名的说法是“炉边谈话”）中，对此进行了回应。12 月 9 日，罗斯福宣布：“从军事上讲，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当前站在反抗法西斯对世界的征服的第一线。他们所从事的斗争将在记录人类英勇事迹的史册上永垂不朽。”
尽管罗斯福仍坚称美国不会参战，但承诺会将美国打造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表示英国日益萎缩的财政资源不会对它成为美国援助的主要受益者一事构成阻碍。几天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解释说，他会像对待想要借水管灭火的邻居那样对待英国。他不可能在借出东西之前和他的邻居说：“邻居，我的水管是花 15 美元买的，你要先给我 15 美元。”他不会要钱，而是会在邻居“扑灭大火后”要回水管。
这种朴实的论证方式发挥了关键作用，为 1941 年 1 月初草拟的《租借法案》（the Lend-Lease Act）赢得了支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国会就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援助英国，展开了至关重要的辩论。罗斯福的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引用了帮邻居灭火的类比，让多数美国人相信“总统借给英国人水管的提议既不激进也不危险，况且英国人正在可怕的逆境中进行英勇的抗争”。
《租借法案》让罗斯福可以向丘吉尔提供英国需要的各类物资。按照规定，罗斯福可以向“总统认为其国防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的政府”提供军事和其他物资。美国人将“租借”这些物资，不需要对方立即偿还，也不需要他们确定具体的偿还形式。
正是法案的这种极大的自由度，令孤立主义阵营感到恐慌。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Taft）指出该法案将“使总统有权在全世界推进一种未经公开宣战的战争。除了没有派士兵到前线的战壕作战外，美国在其他方面都与参战无异”。
1941 年刚刚到来时，美国国会和人民能否接受这些条款还是未知数。罗斯福的支持者与孤立主义者都摩拳擦掌，准备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 * *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指出，他认为德国在上次大战前犯下的重大错误是，德国自认为可以通过一种殖民政策，与英国的全球性帝国展开竞争。“我觉得更合理的做法是，德国放弃其愚蠢的殖民政策，放弃商船船队与战舰，与英国结盟对抗俄国，不再执行一种孱弱的全球性政策，而是坚定地推行在欧洲大陆夺取领土的欧洲政策。”希特勒写道。
希特勒认为英国在 20 世纪初本应成为德国的盟友而非敌人。在一步步取得大权的过程中及二战期间，他始终坚持这一想法。“在他当权的岁月里，没有让英国成为盟友的遗憾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缠绕着他。”施佩尔在回忆录里写道。希特勒很早就执着于某些想法，此后从未完全放弃它们，无论它们与事实存在多大反差。这一点在他于关键时期对英国和美国的评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政策迫使英美两国走得更近。他后来对苏联抵抗能力的严重误判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希特勒实际上对他的敌人一无所知，甚至拒绝利用他所掌握的信息。”施佩尔指出，“相反，他相信自己的灵感，无论其在根本上与事实有多么相悖。”根据施佩尔的回忆，最突出的例子是，希特勒一边将英国称作“我们的头号敌人”，一边又希望与这个敌人达成协议。希特勒的军事副官恩格尔 1940 年 12 月 18 日在日记里写道：“（元首）希望英国会屈服，不相信美国会参战。”
根据施佩尔的回忆，从英法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对德宣战的那一刻起，希特勒就试图让自己和下属相信，英法这样做“纯粹是一种虚张声势，是为了不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登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标题：“德国希望和平——不存在针对法国和英国的战争。”
希特勒私下里和在公开场合继续摆出“和平”姿态。1940 年 3 月 4 日，希特勒会见了通用汽车海外公司（General Motors Overseas Corporation）的总裁詹姆斯·D.穆尼（James D.Mooney），穆尼遵照德国官员的建议，做了一次旨在避免大规模战争的不切实际的尝试。希特勒告诉穆尼，德国愿意尊重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只要德国也能获得相似的尊重。希特勒声称这可以作为与罗斯福达成和平协议的基础，双方可之后再谈削减军备、开展新的国际贸易的事。穆尼给罗斯福捎了五次口信，谈到了与德国官员的会面情况，但白宫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在不列颠空战及此后持续不断的闪电战中，希特勒对英国拒绝屈从于他的意志越发感到沮丧。“元首对英国拒绝媾和的顽固态度感到十分困惑。”哈尔德在 1940 年 7 月 13 日写道。11 月 24 日，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日记里问：“丘吉尔什么时候才会投降？”他又补充道：“丘吉尔还没有考虑投降。”两天后，戈培尔再次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英国人的愤怒。“他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迟钝与愚蠢，”戈培尔写道，“其他任何国家遇到这种情况早就投降了。”
同月，莫洛托夫访问了柏林，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见了一面。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出席欢迎宴会时，恰逢英国皇家空军空袭柏林，德国方面不得不带他躲到了里宾特洛甫的防空洞里。里宾特洛甫坚称英国完蛋了，但一向严肃的莫洛托夫巧妙地反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躲在这里，炸弹又是谁扔下的？”
希特勒及其属下对英国的怨恨大多针对丘吉尔本人。张伯伦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任命丘吉尔为第一海军大臣，赫尔曼·戈林得知此事后前往希特勒的办公室，在离元首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说：“丘吉尔进了内阁。这意味着战争真的开始了。现在我们要跟英国打仗了。”但希特勒从未完全放弃说服英国人接受他臆想中的“和平提议”。
在一定程度上，希特勒以自己对地缘政治的判断为依据来评估美国可发挥的作用。和看待英国一样，在看待美国时，他也只倾向于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当希特勒还是慕尼黑羽翼未丰的纳粹党头目时，德美混血的哈佛毕业生、人称“普茨”（Putzi）的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Ernst Hanfstaengl）是他的宣传事务负责人与临时顾问。二战后在希特勒传记作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对汉夫施丹格尔的采访中，汉夫施丹格尔表示自己试图让希特勒了解美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便给他提供“缩小华盛顿与慕尼黑之间差距……的大好机会”。
“丘吉尔进了内阁。这意味着战争真的开始了。”
汉夫施丹格尔指出，正是美国的参战决定了上次大战的最终结局。他告诉希特勒：“如果战争再次爆发，美国人选择加入的一方必将取胜。”尽管希特勒勉强承认汉夫施丹格尔的观点有道理，但似乎并没有被说服。希特勒对美国的看法“极其肤浅”，汉夫施丹格尔总结道，他主要关注犹太人，认为他们在幕后操纵着一切。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阐明了他的观点。“犹太人主宰着美国的股票交易所”，他写道，并将犹太人描述为美国“生产商的绝对主宰”。根据汉夫施丹格尔的回忆，希特勒唯一崇拜的美国人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福特具有强烈的反犹思想，希特勒因此将他称作“伟人”。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承认，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和语言纽带”让英国在欧洲拥有一种独特地位，有时他似乎也会承认美国的经济潜力，但他一贯低估美国的军事潜力。1940 年 9 月 14 日，在和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希特勒预测：“1945 年之前，美国无法最大限度地重整军备。”同年晚些时候及 1941 年年初，希特勒把他之前预估的美国能够大幅提升英国防卫力量的时间提前，但仍未摆脱偏见的干扰。
施佩尔生动地总结了希特勒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在 1914~1918 年的战争中，并未发挥突出的作用，也没有做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肯定无法承受战火的重大考验，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很薄弱。总之，根本不存在作为一个集体的美国人，他们不过是由来自众多国家和种族的移民构成的群体。”在 1940 年 4 月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认为美国的军工生产是“地球上最大的骗局……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早在 1939 年 4 月 26 日，美联社驻柏林记者站站长路易斯·洛克纳（Louis Lochner）在给家中孩子们的信中就写道：“我担心德国人犯了一个大错：他们完全低估了可能面对的潜在敌人的实力……德国的高层领导人竟然会重蹈 1914~1918 年的覆辙！还记得他们当初是如何嘲笑美国漂洋过海、派兵参战的可能性的吗？现在他们向德国人民灌输的说法是英国衰败不堪、无力一战，法国忙于内斗，美国只会虚张声势，等等。太可悲了！”希特勒对法国的判断是正确的，面对英国和美国则犯了可悲的错误。
这些误判从长远来看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丘吉尔此时还需要争取美国的大规模援助。这意味着在 1941 年头几个月有关《租借法案》的引人注目的辩论中，英国要赢得美国人民的真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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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除了在 1940 年给英国提供有限的援助外，还开始为未来美国因情势所迫而直接介入战争做准备。9 月 16 日，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和平时期征兵法案，要求所有年龄在 21 岁至 35 岁的男性进行登记。“我们不能对肆虐当今世界的暴力哲学无动于衷，”罗斯福表示，“我们必将充分利用我们的巨大潜力，将战事拒于我们的海岸线之外。我们必将防止我们的国土被人侵略。”
1941 年年初《租借法案》悬而未决之际，罗斯福就美国同胞需要关注的威胁，进行了更直白的表达。在 1 月 6 日有关“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的国情咨文中，他断言“今天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他再次表达了对“自我孤立”的反对，谴责了“企图向全世界扩张的残暴新秩序”。他还说：“侵略者仍在大肆扩张，威胁大大小小的其他国家。”罗斯福对绥靖主义表示反对，最后指出：“美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反对这种暴政。”
实际上，很多美国人的立场并非如此坚定，但罗斯福的话在他们身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罗斯福指出，美国应该聚焦于“应对外部危险”。这意味着加速飞机、舰船、弹药及其他战时必需物资的生产——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美国的兵工厂，还适用于“那些正在与侵略者作战的国家”。罗斯福没有点英国的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关于未来的偿还方式，罗斯福故意做了模糊化处理，强调了他关于处境艰难的民主国家的计划：“我们将向你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舰船、飞机、坦克、枪支。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承诺。”
罗斯福呼吁美国公民将“爱国主义放在腰包问题之前”，承诺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推进美国的国防项目。他继续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捍卫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美国应该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而不仅仅是本国的。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租借法案》被给予了体现美国革命理想的 HR1776 编号并非巧合。孤立主义者们很快展开了反击，称罗斯福在寻求为所欲为地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力。“以前美国从未给予任何一个人剥夺国家防御的权力。”来自蒙大拿州的狂热民主党孤立主义参议员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指责道。他影射了政府的农场计划，还指出：“《租借法案》是新政中非常危险的外交政策；它将断送四分之一美国青年的性命。”罗斯福反击说惠勒的批评是“他听到过的最虚假、最卑鄙、最反动的话”。
罗斯福的另一个狂热批评者、共和党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三世（Hamilton Fish Ⅲ）希望林德伯格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就《租借法案》的立法裁决提供不利的证词。在菲什看来，林德伯格是孤立主义者可以用于辩论的最大撒手锏。这位飞行员很乐意效劳。
1 月 23 日，林德伯格以证人身份走入委员会的一间会议室做证，房间里挤满了大约一千人，包括摄影师、摄影机操作员、记者，以及大量因林德伯格而关注这场重要听证会的旁听者。尽管林德伯格的支持者经常为他鼓掌欢呼，但在四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以国会议员路德·A.约翰逊（Luther A. Johnson）为代表的《租借法案》支持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引发了不少令人尴尬的对话。
这位来自德州的民主党人逼问林德伯格是否同情英国人的事业。“我同情双方的人民，但我认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将对英国自身不利，”林德伯格回答道，“我同情英国人民，但不同情他们的目标。”
约翰逊有些怀疑，问林德伯格是否相信英国获胜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不，先生，我认为一场全面的胜利，正如我们说的那样，意味着欧洲的衰落，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林德伯格说道。
林德伯格指出，最好是能实现“一种经过协商的和平”。他似乎忘记了与希特勒的任何谈判都是包含附加条件的。他补充道，这种协商只有在“双方”都无法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而这样的和平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结局。
《租借法案》被给予了体现美国革命理想的 HR1776 编号并非巧合。
在回应其他质询者时，林德伯格坚称美国介入战争“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还拒绝指责德国发动了战争，指出英国同样负有责任。在解释为何对纳粹的暴行保持沉默时，他冷酷地表示“公开地评论此事于事无补”。尽管当时有关德占区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报道并不多，但很多美国人已经了解了足够多的情况，因此对林德伯格的冷酷无情表示震惊。《里士满新闻导报》（Richmond News Leader）的一篇评论指出，“数百万人恨不得当天就投票绞死林德伯格或将他流放”。
孤立主义阵营称赞林德伯格说出了真相，但他所说的真相似乎没有多少吸引力。事实上，他可能适得其反，削弱而非巩固了孤立主义者的事业。2 月 9 日，众议院以 260 票赞成、185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租借法案》；3 月 8 日，参议院以 60 票赞成、31 票反对的结果，也批准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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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力赢得美国人的支持外，丘吉尔和他的政府还有很多棘手之事需要处理。首相的助手科尔维尔在 1941 年元旦的日记中，记录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密报显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埃米尔·米瑟利耶（Emile Muselier）与另一名法国男性和两名法国女性被卷入了一个为通敌的维希政府服务的间谍网，军情五处因而实施了抓捕。“其中一名女性被发现和一位‘自由法国’部队的医生一起躺在床上。”科尔维尔饶有兴致地指出，“在另一处，巴西使馆的二等秘书被发现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情报是通过巴西使馆交给维希政府的。米瑟利耶本人被查出私藏危险药物。”
逮捕行动存在着一个问题：密报是以伪造的文件为根据的。尽管戴高乐将军与米瑟利耶关系紧张，两人后来甚至彻底决裂了，但法国领导人还是向英国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释放米瑟利耶。英国照办了。丘吉尔还亲自向戴高乐道歉。这出闹剧及类似的情节生动地展现了伦敦当时的紧张气氛，尤其是在流亡者群体中。另一个身在伦敦的法国军队的成员、《自由法国》杂志的编辑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尖锐地指出：“流亡团体在政治上是最令人不悦的；这种团体里弥漫着阴谋诡计、谣言、暗藏的敌意与肤浅的一致。”
但最紧迫的任务仍是维持跨大西洋关系，而罗斯福等不及《租借法案》的正式通过，希望加强与丘吉尔的联系。总统派他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了伦敦，并带去了官方授权信函。霍普金斯身体不佳，怕坐飞机，但他渴望完成自己的使命，当面了解丘吉尔，并转达罗斯福决心赢得国内政治斗争以援助英国的保证。
丘吉尔首次获悉美国代表的来访安排时，并不知道谁是霍普金斯；但得知他与罗斯福的密切关系后，便开始不遗余力地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丘吉尔派自己的议会私人秘书布兰登·布兰肯（Brendan Bracken）去英国南部港口城镇普尔（Poole）迎接霍普金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s）的飞机将把霍普金斯从里斯本带到此地，这是霍普金斯五天路程中的最后一段。其他乘客都下机后，霍普金斯还未现身，布兰肯发现他还坐在座位上，“看起来虚弱而干瘪，累得甚至无法解开安全带”。
布兰肯与霍普金斯一起乘坐专列，于 1 月 9 日抵达伦敦。南方铁路（Southern Railway）总经理尤斯塔斯·米森登（Eustace Missenden）爵士后来回忆道，英国方面对霍普金斯的来访做了精心准备：“丘吉尔先生做出了指示，要求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火车专门安排了设施最现代化的卧铺车厢。列车长戴着白手套；饭菜非常丰盛，还有饮料，此外还有报纸、期刊等。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深受打动。”
在同美国同事的头几次会面中，霍普金斯透露了他的想法。美国使馆代办赫舍尔·约翰逊（Herschel Johnson）很欣喜地发现，霍普金斯渴望了解英国急需什么。“哈里想搞清英国人要求的援助是否足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约翰逊回忆道。
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的听众，霍普金斯尤其渴望见见默罗，因此立即邀请他前来自己下榻的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霍普金斯告诉默罗：“我觉得你可以说我此行是为了促进两个恃才傲物之人间的交流。”霍普金斯指的是他的上级和丘吉尔。他解释说，他希望这两个颇为自负的有权有势之人偶尔能擦出火花，因此他需要对首相进行评估。离开华盛顿前，霍普金斯向很多外交官打听了丘吉尔的情况，对听到的溢美之词感到厌倦。“我觉得丘吉尔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霍普金斯指出。
霍普金斯在第二天与首相进行了首次会谈，并在唐宁街 10 号与之共进午餐。在后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霍普金斯指出首相官邸“有些破旧，因为隔壁的财政部遭受了严重轰炸”。在享用汤、冷牛肉、沙拉、奶酪、咖啡，以及淡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之余，霍普金斯端详着眼前这位欢迎自己来到英国的“身材圆胖、面带微笑、面色红润的绅士”。但在丘吉尔开始介绍战争概况前，霍普金斯说“他有一种感觉”是，他的英国东道主不喜欢美国或罗斯福。“这让丘吉尔对肯尼迪大使做出了尖锐但比较克制的批评，因为丘吉尔认为是肯尼迪让他对美国印象不佳。”霍普金斯写道。
霍普金斯解释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英国在赢得战争方面的需求，然后气氛得到了缓解。丘吉尔对战况及英国的前景进行了介绍。“他认为德军不会登陆，但如果他们在英国建立了一个十万人的立足点，‘我们会把他们赶走’。”霍普金斯援引了丘吉尔的话。丘吉尔充满信心地表示在非洲的意大利军队即将战败，但也承认希腊基本上保不住了。霍普金斯后来对丘吉尔的动力与决心表示赞叹。“上帝啊，这个人太有力量了。”他说。他此前的怀疑一扫而空。
第二天，在丘吉尔经常在战争期间的周末前往的位于牛津郡的迪奇雷庄园（Ditchley），轮到丘吉尔及英方随行人员对美国客人刮目相看了。根据常去迪奇雷的贸易局主席钱多斯（Chandos）勋爵的回忆，丘吉尔竭力取悦罗斯福的特使，“用一种高贵而迷人的语调，展现了他的优雅和历史感，谈到了个人的命运及大不列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丘吉尔谈道，英国是为了反对暴政及捍卫“人类的自由权”而战，并不追求“财富……和领土扩张”。
停顿片刻后，首相问霍普金斯：“总统会怎么看？”
所有人都投去了期待的目光，客人想了想才回答。“首相先生，我觉得总统根本不会在意这些。”霍普金斯说。此时，一个念头在钱多斯心头一闪而过：“天啊，搞砸了。”
他希望这两个颇为自负的有权有势之人偶尔能擦出火花
但停顿片刻后，霍普金斯接着说：“你们知道，我们只希望看到该死的混蛋希特勒去见鬼。”钱多斯指出，紧接着而来的笑声表明，“此刻一种友谊结下了，它并没有受到霍普金斯不雅用词的影响”。科尔维尔回忆道，饭后，丘吉尔变得“非常满意”，并“抽了一根有史以来最大的雪茄”。
飞赴英国前不久，霍普金斯已经提醒了艾夫里尔·哈里曼，说总统打算对他委以重任。哈里曼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铁路世家，在格罗顿学校（Groton，马萨诸塞州的一所高级寄宿学校，罗斯福早年曾就读于此）上学时认识了罗斯福夫妇。哈里曼家族过去一直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直到艾夫里尔和姐姐玛丽（Mary）在 1928 年首次投票给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 Smith），并在此后的选举中支持罗斯福，他们才被视作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争取援助英国的政治斗争中，哈里曼全力支持总统，对指责罗斯福在推动《租借法案》时滥用独裁权力的批评者嗤之以鼻。
“如果我们要援助英国，就实际一些，赋予总统进行有效援助的权力。”哈里曼 2 月 4 日在耶鲁俱乐部（Yale Club）的一场演讲中指出。2 月 13 日，哈里曼在华盛顿交通俱乐部（Traffic Club of Washington）的演讲中，再次强调：“我认为在这场辩论中不存在国内独裁的问题。”全部辩论都要归结于美国是否援助英国这一问题。“我已经做出决定，”哈里曼说道，“我不愿面对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世界。”
五天后，罗斯福邀请哈里曼前往白宫，向他提供了一份霍普金斯曾暗示过的工作。“我希望你去伦敦，向他们推荐我们能做的一切，让战争早点结束，让英伦三岛继续存在。”总统向他做了指示。对纠结于哈里曼职务名称的记者们，罗斯福半开玩笑地说，他会称哈里曼为“稽查员”或“防务稽查员”。实际工作中，这意味着对《租借法案》项目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与丘吉尔和各级英国官员打交道，确保工作有效展开。
哈里曼立即接受了任务。3 月 15 日，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的四天后，哈里曼就到了伦敦。他立即被请到了英国首相的官方乡间别墅契克斯庄园（Chequers）。哈里曼回忆道，丘吉尔在此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了他。
此时，丘吉尔已经得到了美国将信守承诺的各种保证，且并非只有推行新政的民主党人做了此类保证。罗斯福 1940 年大选的共和党对手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 1941 年 1 月访问了英国。作为自由派共和党人，他大力支持和平时期征兵法案，并不怎么支持党内大规模的孤立主义运动。不过，在竞选总统之际，他并未公开唱反调，而是一再宣誓不会派美国军队去欧洲作战。“如果你们选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被派往欧洲。”他宣布，“但如果你们再次选择罗斯福，我相信他们就会被送去欧洲打仗。”
威尔基的姐姐夏洛特（Charlotte）的丈夫是美国驻柏林使馆负责空军事务的海军武官保罗·皮尔（Paul Pihl），她的做法更加极端。她对参加其周日午后沙龙的德国官员和空军军官保证，如果她的兄弟赢得大选，他将会信守承诺。
尽管罗斯福也向美国选民做出过类似的保证，但威尔基后来反悔了。大选后，他再次采取了一种更具国际主义色彩的立场，支持总统就《租借法案》进行的斗争。
在奔赴英国的前一天，也就是 1 月 19 日，威尔基在白宫与罗斯福进行了第一次会面，总统给丘吉尔写了张介绍威尔基情况的便条。他这样介绍自己的前竞争对手：“他在排除政治干扰上真的发挥了重要作用。”罗斯福指的是在推动《租借法案》的过程中，威尔基努力避免法案被共和党人用于党争，而孤立主义者的重要人物多为共和党人。罗斯福还引用了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航船的制造》（The Building of the Ship）中的诗句：
远航吧，国家之船！
远航吧，我坚强而伟大的联邦！
人类带着所有恐惧与对未来的希望，
与你同呼吸，共命运！
美国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罗斯福渴望帮助英国赢得胜利，无论美国国内对其政策的反对如何强烈。丘吉尔第二天写信给总统，说诗句令自己“十分感动”。
威尔基也被访问期间的所见打动。“我们的态度令他感到惊讶。”尼科尔森在日记里写道。尤其让威尔基难以置信的是，当 25 架德军飞机来袭的防空警报拉响时，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前车流依旧，行人仍在纳尔逊雕像下喂鸽子。“我必须承认，伦敦民众面对白天空袭时的淡然，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共和党议员威尔基表示。
尽管展现了紧咬牙关的决心，并且罗斯福的特使也带来了支持英国的好消息，但尼科尔森和很多英国人仍认为时局艰难，最糟糕的时刻仍未过去。3 月 9 日默罗在写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中指出：“《租借法案》通过后，大街上并没有人庆祝，因为英国人依据自身的经验知道，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马上落实。”不过，默罗也指出，“人们怀着极大的勇气与不知从何而来的信心，认为英国会赢得胜利”。
默罗认为，部分勇气源于英国人所持有的“对其他所有民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毫无疑问，丘吉尔比其他任何英国人都更好地体现了这种优越感。很难想象有比他更加顽强和自信的战时领导人。
但即便是他最热诚的支持者，也免不了产生怀疑。“我们需要用尽全力去抵抗来自空中，以及很快会来自潜艇的骇人攻击，”尼科尔森在 3 月 2 日写道，“我们可能会被击溃和饿死……唯一的希望是美国和苏联伸出援手。”此外，尼科尔森还担心危局可能导致英国国内发起逼丘吉尔下台的运动，让一个绥靖主义者取而代之。“那样的话，英国就完蛋了。”尼科尔森最后悲观地总结道。
这些仅仅是尼科尔森写在日记里的个人想法，尽管他的日记中也不乏更多相信胜利的乐观表态。这些担忧表明前路依然漫漫，结局难以预料。
本文摘自《1941：德国走向失败的那一年》
[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袁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题图为 1941 年 8 月 10 日，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甲板上交谈。图片来自 Lt. L C Priest/ IWM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