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过去的所有幻觉——“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艺术的真实道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如今已被驱散，以学术为天职的意义需要什么样的内在前提条件呢？托尔斯泰给出了最简洁的回答：“科学没有意义，因为它不能回答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事实。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科学“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或者，对于以正确方式提出问题的人，科学是否还有些用处？现在人们往往倾向于说学术“没有预设前提”。果然如此吗？这要取决于此话是什么意思。任何学术工作都会预先设定，逻辑法则和方法论是有效的：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定方向的一般基础；至少对于我们的具体问题来说，这些前提是学术中最不成问题的方面。
不过，从“有认识价值”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工作所产生的成果应当是重要的，这也需要有前提。显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因为这样的前提不能用科学手段来证实。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我们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立场，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各位终究会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现实的与个人的“人生”来说，学术还会有什么积极功能吗？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它的“天职”问题。当然，首先：是技术上的知识，就是通过计算来控制生活，包括控制外在事物和人的行动。诸位可能会说，这不过还是美国孩子说的女菜贩嘛。我对此表示同意。
其次，则是女菜贩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思维方式，即思想的工具和训练。各位也许会说，不错，这不是蔬菜，但充其量也不过是获得蔬菜的手段。好吧，对此我们今天先搁置不论。
然而幸运的是，学术的功能并不是到此为止，就我们所处的地位而言，我们还可以帮助各位达到第三个目标：头脑清醒。当然，这要预先假设，我们自身是头脑清醒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使大家明白：对于实践活动涉及的价值问题，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立场。
为简单起见，可以举社会现象为例。如果有人采取了如此这般的立场，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他要想付诸实践，就必须采取如此这般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本身，或许正是你认为你必须予以拒绝的。面对这种情况，你必须在目的和无可避免的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目的能否为手段进行“辩护”？教师可以向你揭示选择的必然性。如果他打算保持自己的教师身份，不想变成煽动家，他只能到此止步。
当然，他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如果你想达到如此这般的目标，那么你也必须接受根据以往经验将会出现的一些附带后果。我们又回到了上面所说的同一局面。这些还是任何技术人员都会面对的问题，他在许多情况下，都必须按照利多害少的权衡原则做出决定。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既定的目标。但对我们来说，只要处理的是真正的“终极”问题，情况就不同了。
这样，我们终于看到了学术为使头脑清醒而做出的最后成就，同时也是它能达到的极限：我们可以——也应当——告诉各位，这种实践态度是要求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而且需要诚实，从中可以推导出它的意义，即某种终极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只能是这一个，也可以是别的什么立场，但决不能兼而有之。形象地说，如果你意已决，你就会坚持侍奉这个神并且要得罪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就必然会达到某些具有内在意义的最终结论。至少从原则上说，这是可以办到的事情。作为专业学科的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那些原则上具有哲学性质的讨论，都是在试图达到这一境界。
因此，如果我们理解了自己的任务（这是必须有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迫使或至少帮助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在我看来，这并非无关宏旨，即便对纯粹的个人生活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教师取得了这方面的成功，我甚至愿意说，他就是在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尽到了使人头脑清醒和富有责任感的义务。我还相信，他越是本着良知，由衷地避免向他的听众强加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就能够越有成就。
当然，刚才我在演讲中对各位提出的看法，始终出自一个基本事实：只要生命始终是自我的，并且只要从自我的角度去理解，它所知道的就只有诸神之间无休止的斗争。直截了当地说，这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立场是不可调和的，因而也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是否值得成为人们的一项“天职”，以及学术本身在客观上说还是不是一项有价值的“天职”，也就再次成为一个不宜拿到课堂上来讨论的价值判断。
所以，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个预设前提。我本人就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而肯定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看到，今天的年轻人——或者说他们的大部分只是在想象着——都在憎恶理智主义，把它视为头号恶魔。因为有句话很适合送给他们：“要记住，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里指的不是出生证上的年龄，而是说：如果你想对付这个魔鬼，你就不能像今天人们常做的那样从它面前逃之夭夭，而是自始至终观察魔鬼的底细，以便看清它的力量和限度。
今天，学术作为专业化经营的“天职”，服务于内省，服务于认识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它已经不是由预言家和先知派发的圣物和神启之类的恩典，也不是智者和哲人对世界的意义进行沉思默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这是我们的历史处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如果我们忠实于自己，那就不可能回避这个事实。假如托尔斯泰就在各位中间，现在他站起来再次问道：“如果学术不能回答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那该由谁来回答？”或者用今晚的话说：“在这些交战的诸神中间，我们应该侍奉哪一位？抑或我们应该侍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神，那是谁？”
对此，恐怕只能期待一位先知或救世主来回答了。如果不存在先知和救世主，或者他的布道已无人相信，那么各位纵使拥有成千上万名教授装扮成领着国家薪水或地位特殊的小先知，试图在课堂上扮演他的角色，也绝无可能逼出一个先知来。你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认清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年轻一代有如此之多的人所期盼的先知，根本就不存在。这一点意义极为重大，但他们根本就置若罔闻。
我相信，面对一个怀有真正的宗教“共鸣”的人，如果用讲台上的先知作为代用品向他和其他人掩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注定要生活在一个疏离了上帝，也没有先知的时代，这对他绝无任何内在的益处。我以为，他出于宗教官能的诚实，必定会拒斥这样的掩饰。现在，各位可能不禁要问：对于“神学”的实际存在以及它自称是一门“科学”这个事实，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对此我们就不必拐弯抹角了：“神学”和“教义”虽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也不是基督教所独有。（回顾历史）它们还以高度发达的形式，存在于伊斯兰教、摩尼教、诺斯替教、俄耳甫斯教、祆教、佛教之中，存在于诸印度教派、道教和《奥义书》之中，当然也存在于犹太教之中。
就系统性的程度而言，它们的发展当然大有差别。西方的基督教，譬如相对于犹太神学而言，不但更为系统地营造了自己的神学，或至少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神学的发展在这里有着最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并非偶然。它是古希腊精神的产物，所有的西方神学都可追溯到古希腊，正如（显而易见）所有的东方神学都可以追溯至印度思想一样。一切神学都是宗教救赎财富（religiösen Heilsbestitzes）的理智主义理性化。没有预设前提的学术是绝对不存在的，而且，在拒绝这些预设前提的人面前，它也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但确凿无疑的是：任何神学又为它的工作附加了几个特殊的预设前提，以此作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理由，尽管它们的意义和范围各有不同。
因此，任何神学，例如也包括印度神学，都预设了世界必定有某种意义——其问题就在于必须如何解释这意义，以使它可以被理解？康德的认识论也是同样情况，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预设前提：“科学真理是存在的，而且有效”——，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思考前提下真理才是可能的（有意义的）？”现代美学家（要么实际上，要么像卢卡奇那样明言）的出发点则是这样的预设前提：“艺术品是有效的”，然后又问：“它们的存在如何才是可能的（有意义的）？”
当然，神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满足于那种（本质上属于宗教哲学的）预设前提。他们习惯于从更进一步的假设开始，即某些“神启”是救赎所必不可少的事实，它们本身就使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对此必须绝对相信，并且某些状态和行为具有神圣的性质，就是说，它们构成了一种富有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或至少是其构成因素。
而这里再度出现的问题是：这些只能简单接受下来的预设前提，如何能在整个宇宙景观中得到有意义的解释呢？对于神学来说，那些预设前提本身与“科学”的界限是平行的，它们不是通常理解的那种“知识”，而是一种“拥有”（Haben），无论是谁，如果并不“拥有”信仰或其他一些神圣状态，他也不能拿神学来充数，更遑论其他科学了。相反，在所有的“肯定”神学中，信徒都会达到奥古斯丁所说的那种境界：credononquod，sedquiaabsurdumest.（我之所以相信，正是因其悖谬。）有能力达到如此“理智牺牲”的高深造诣，是抱有肯定态度的宗教人士的决定性特征。
这个事实表明：尽管（毋宁说是由于）有了神学（正是它揭示了），“学术”拯救与宗教拯救这两个价值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无法消除的。
门人向先知、信徒向教会贡献“理智的牺牲”，这都合乎情理。但是时至今日，新的预言却绝对没有因此而露面（在此我有意采用这种对某些人有所冒犯的形象语言）：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为了装饰自己灵魂的需要，弄来些货真价实的老古董，这又提醒了他们，宗教也是这样一个他们根本不曾拥有的老古董，于是作为代用品，他们从世界各地搜罗神像，玩起了装点私人礼拜堂的游戏，或者借助一切种类的体验创造一个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不可思议的神明才会拥有的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叫卖。这简直就是：或者自欺，或者欺人。
不过，有些近年间默默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群体，他们将自己的人类共同体解释为具有宗教性、宇宙性或神秘性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却绝对不是欺诈，而是十分严肃和真诚的，尽管时常包含着对其中意义的误解。一切真正的博爱行为，可能都同这样一种认识有关：它为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王国，贡献了一些不会消失的东西。但无论这是否属实，我仍怀疑这样的宗教解释能否增进纯洁的人际关系的尊严。——不过这已经不属于我们这里的话题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就是，随着它自身的理性化和理智化，尤其是随着世界已被祛魅，那些最崇高的终极价值观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它们或者遁入了隐形世界的神秘生活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手足般的直接交往中。即使我们最伟大的艺术，也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巍峨壮美之概不足，这并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私人圈子里，才有一些响应先知圣灵（Pneuma）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着，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穿行在巨大的共同体中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 20 年间造出的许多纪念碑一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试图创立没有真正先知的新宗教，则同样会出现内在意义上的类似怪物，但后果会更糟。尤其是，讲台上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是真正的共同体。
如果有谁不能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接受这种时代命运，我们就必须告诉他，他最好还是静静地回到旧教堂那慈悲宽厚的开放怀抱之中，他无需按照惯例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叛教，只要平和而简单地进去即可。教堂是不会难为他的。只要他想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是，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出“理智的牺牲”。如果他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而责骂他。因为从道德上说，这种因为无条件的宗教献身精神而做出的理智牺牲，完全不同于有意逃避理智上的正直诚实义务，后面这种情况，是在一个人没有勇气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便用软弱无力的相对理由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时才会出现的。在我看来，与讲台上的先知相比，前者更值得尊重，因为后者并不清楚，在大学课堂里，除了理智的正直诚实，没有其他美德。
然而，诚实也要求我们指出，对于这么多期待着新的先知和圣徒的人来说，他们的处境就类似于以赛亚神谕所载大流放时期以来的守望者之歌所唱的那样：“有人声从西珥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听这话的那群人，已经询问和等待了两千年以上，我们了解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
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望和等待，只能一事无成，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去做我们的工作以满足“当下的要求”——不管那是为人处世还是履行我们的天职，都应如此。但是，如果人人都找到并服从掌握了他的生命线的那个魔鬼，做到这一步是既朴实又简单的。
本文摘自《学术与政治》
[德]马克斯·韦伯
阎克文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题图来自 Wiki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