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想起在胡牙度过的那半年，住在镇上的招待所里，每天清晨被糌粑小贩敲罐子的叮当声吵醒。那里的白天很长，野花遍地，太阳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地挂在地平线上，把遍地的川西小黄菊酿成金子。那里的冬天也很长，去海小乡的路上有一柱冰瀑布，永恒地折射着五色阳光，如一面温顺的镜子，我有时甚至会恍惚，冰柱到底有没有砸断央金措的腿。那半年的时光依然成了混沌，化成让人欲罢不能的噩梦，和我漂浮不定的后半辈子杂糅。
我那时还在四川的一所大学教人类学，十多年前从蜀地到北方求学，尝了一嘴黄沙之后，又被命运送回四川。在川内教书的短短几年内，我已经从一个不修边幅的博士变成了一个面色圆润的学者，养人的气候让我英俊了不少，我在川西的人类学研究也在顺利地开展，羌民和藏民在平原与山区的交界处融合，我和当时的助手鲁明（现在他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体质人类学家）一起，学习白马藏族的语言，和白马老头老太们住在一起，沿着平松公路一路向阿坝州走去，也是因为这段经历，我们无意间撞破了当地篝火舞蹈背后的巫术仪式，歪打正着帮警察破获了一桩悬置了六七年的失踪案。这件事让我在川内出了出风头。当时的我觉得生命就是一连串简单的不幸和不难解开的疑惑，我的学术生命似乎还很旺盛，无数的高山河谷还在向我发出危险的邀请。
一直到去年，我依旧很抗拒关于海小村的采访。已经有太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无用功了，所有人都想知道那些女人是如何生存的，所有人都在问我她们说的是什么。“语言人类学家，不就是研究这个的吗？”围绕此事已经出现了四部纪录片和无数专著，从语言学家到电影作者，人人都想掺一脚，就算海小村明天就被开发成旅游景区我也毫不意外。但这些都不能回答那个问题，那些女人怎么了。
尔玛丹前年出了一本回忆录，在书中他给出了自己的推测。他认为来自广东的支教女教师刘敏是邪教组织的一员。根据他的回忆，海小村的女人正是在刘敏到来之后才变得不正常，十几年来刘敏一直没有伴侣，没有孩子，这一切都证明是她带去了那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尔玛丹的说法不足为信，他在刘敏到达海小村的第三年就去东部打工了——那时的海小村还能称之为“村”，他直到事发那年才回去，十一年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刘敏在六年前已经去世，她并无子嗣，孑然一人，也算是如她自己所愿，把人生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秘密。但尔玛丹毕竟是第一个报警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海小村的女人们行为怪异的人，他的说法依旧有一批信众。
但是，依旧没有人能解释她们的语言。嘎木警官认为我是唯一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他用了一个神秘的比喻，说这些女人与鹰群所代表的先祖交换了灵魂。很多地位较高的藏民，无论是甘南的长老还是马尔康的富豪，都会选择死后将尸体运到郎木寺的天葬台去举行葬礼，而葬礼上突然出现的鹰群，就从海小村的山崖开始盘旋。这听起来很迷人，但是我不能扮演那个用心灵指挥脑子的人，我要去聆听这些女人，去理解她们唇间的谜语：那听起来像是西南话，但是我却一个词也听不懂。一开始我怀疑她们是藏羌的某个分支，但是山下的藏民和羌民也无人能理解她们所说的内容，直到那天，直升机最后一次把我、鲁明和嘎木警官放在了海小村以东靠近悬崖的沙坪——或许这已经不能叫做海小村了，悬崖之下整整齐齐的安置房组成了新的海小乡，那里大概有六千人，有学校，有医院，有车站，而高出海平面几千米的悬崖上，只有五十几个女人，不分日夜地狂欢。
我第一次见到尔玛丹时，他已经不再慌张，他的普通话说得不错，常年在江苏打工，他的口音已经有些吴地的语调。他说他这次是回胡牙接老婆和孩子去苏州，他的女人是达瓦措，这桩谋杀案的嫌疑人之一。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他口中的“儿子”，山崖上没有一个小孩。
嘎木警官告诉我这个人不可信。他们查了尔玛丹的背景，四年前，他在江苏结了婚，老婆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这么看来，他有可能是回老家离婚的，川西出去的男人们常有重婚，一旦走到平原上，他们就不想回头。第一次见面时，尔玛丹矢口否认了这个猜想。
我们的受害者，三十七岁的宋豪鹰和三十六岁的嘎加，是和尔玛丹一同去江苏打工的儿时玩伴，他们的尸体最终在靠近悬崖的沙坪地下被警犬找到。根据尔玛丹的说法，他们三个坐火车到了江油，转大巴到了胡牙镇，又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到了海小乡，在乡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打听到自己家人的下落。幸好计生办大楼下的古力大妈还记得六七年前这群固执的女人。尔玛丹没有透露更多，好在勤勤恳恳的鲁明又找了这位年过古稀的汉人：十年前州扶贫办要求易地搬迁，给海小村在山下划了一大片地，只要家里有 16 岁到 45 岁男丁，都能分房子，男丁越多，宅基地越大，这是鼓励青壮劳动力回流的重要手段。我自然觉得这样的规定是难以理解的，但城市的性别观不能直接嫁接到最遥远的藏羌，那里的男女有不一样的分工。宅基地要男人的签字，可海小村有太多尔玛丹一样的男人，早早就出去打工，多年来毫无音讯，这些女人分不到易地搬迁宣传画中的带小院儿的房子。移民办的人说，她们会被安排在同一的公寓。古力大妈带鲁明去了这样的公寓，挺整洁的，四个人一间房，像是大学的宿舍。“不要以为他们藏族人心疼女子，”古力大妈说着阿坝口音的四川话，“这些蛮子也晓得，还是儿子好。”鲁明认为古力大妈的话也不能全信，最初她说大多半的留守妇女都选择搬到山下住宿舍，因为她们还有儿子，等儿子熬到 16 岁，说不定也能分到房子；可她后来又改口说，所有小孩子必须得下山，无论男女，山下的学校有汉语课，所有的小孩都必须要学会汉语。她疯疯癫癫，似有癔症，鲁明无法判断她到底是在撒谎还是老糊涂了。
尔玛丹，宋豪鹰和嘎加走了整整八个小时的山路，经过了川西南最陡峭的天然山崖，才到达海小村的旧址，他们从小玩耍的天地。我个人很好奇是什么强大的力量或者欲望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回到悬崖之上。鲁明的想法是，重婚罪的铡刀挂在了脖颈上，他们分秒必争，但是面对沙土之下的尸骨，我不想再追问，这是嘎木警官应该关心的问题，我还有其他的谜团需要挣脱。
我要去聆听这些女人，去理解她们唇间的谜语
还未进到村口，就能听见女人们爽朗的笑声，尔玛丹所陈述的都是事实而远非幻觉：我和鲁明、嘎木警官也被这豪迈的笑声震慑。再走几分钟，就能看见破败的牧场，四五个女人赶着羊，她们上半身裸着，露出自由的胸脯，结伴往村里走着，前前后后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女人们看到我们之后也没有停下来，不过神情倒是多了些警觉，就算是不识字的女人也认得嘎木这一身警官制服。我们三个大男人倒是被盯得害臊。我自己见过不少民风淳朴地区的女性，她们半裸着胸脯哺乳，或者解开胸衣跳舞，但那时的我扮演的都是观察者，我和那些女人的关系就是雕塑家与大理石的关系，我能看出石头里藏着的那尊石像，我明白刀应该下在哪侧，力应该使几分。但是这群女人让我无可适从，我和她们之间的关系是未知的，我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和她们相处。这让我回到了刚和我太太交往的那段时间，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她的身份有无数种可能，而这群半裸着的女人到底是谁，是杀人犯，还是我的研究对象？这种暧昧拥有和爱情一样的产生机制，扰乱我的冷静思考。一番眼神躲闪后，她们仍旧若无其事地赶羊回村。我还在想是用藏语还是汉语打招呼，嘎木警官就开口了，“嘿，几位阿妹，打听一下！”他用的是藏语，这里虽然是藏羌融合区，藏语的使用率高得多。没有人理睬他，女人们头也不回。“前面的妹儿！”这次他用了四川话，还是无人理会，群羊扭着高傲的屁股，似法外狂徒，甚至在村口那堵破败的宣传墙下拉了泡屎。那墙上乌七八糟，什么脏话都有，密密麻麻的涂鸦下原本的标语依稀还能辨认，“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一排汉文，一排藏文，尔玛丹说，这些标语从他上学的时候就写在那儿了。
尔玛丹遇到的事情更加离奇。他们三人只是远远地望见了放羊的女人们，她们半裸着身子，吆喝着尔玛丹听不明白的东西。“那不像是藏语，”他告诉我们，“也不是羌话或者白马话，就像是被打乱的汉话。”他模仿了一番，蹦出几个词汇，像是被解构重组的西南官话，由于研究时间不够长，加上事后这些女人也拒不说明这种语言是怎样被创造，如何被使用，我至今也没能掌握她们的语言。我常常会好奇，这些女人为何能够相互交流？她们是否真正地彼此了解？我个人倾向于相信交流是基于性别的，男人的交流更倚重语言，而女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则更加丰富，她们能通过观察表情，阅读氛围甚至联系前后文而进行交流，这似乎与女人“细腻”、“敏感”的标签形象更加符合，这种社会建构的交流模式在千百年的“习惯”运作下内化成为了女性的生理特征。这是一种交流的天赋，性别的屏障导致无论我们男人如何努力试图破译女人之间的微妙共识，都会来晚一步。
若是在平时，尔玛丹会停下来对高原女人丰满的胸脯评头论足一番，但那天他什么也不愿深究，他们只想要回家，越快越好。在三人的记忆中，嘎加家的老房子距离村口最近，穿过牛棚和一小片庄稼地，梯田状的台阶上那白墙黑顶房就是嘎加十多年前离开的家，除了房顶的黑色剥落，这栋木结构的平房竟然没有一点变化，厨房依旧暴露在室外。嘎加甚至不想敲门，他选择从厨房悄悄溜进屋里，宋豪鹰紧紧跟在他身后。
这不是他熟悉的老房子。屋内所有能打通的隔断全都被打通，剩下一张大圆桌和几十张参差不齐的长桌，原本挂着家里老人遗像的主墙挂上了一块擦不干净的黑板，划痕遍体。豪鹰认出来这是当年刘敏带来的小黑板。黑板上写画着形似海小村地图的方块，一大块空地上旁标满了莫名的数字，没有单位，没有量词，难以推测这到底是什么。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长桌上的铅笔和又薄又透的劣质稿纸。嘎加不明白，山下的人说这山上只剩下几十户人了。几十户人也需要这样的学校？并且，娜依去哪儿了？娜依是嘎加的妻子，他离开海小村的时候，她才十八岁。
尔玛丹家的老房子更远，需要穿过大半个村子。海小村西边连接着进村的路，沿着这条路一直上坡到达村子的最高处，就是尔玛丹的家，房子东面是一个陡崖，百米之下就是村东的沙坪。只有几十个人的村庄格外冷清，尔玛丹一路走去，所经的房子大都大门紧闭，在回忆录中，他坦言，自己从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不祥的预感，“风像中了邪一样呼呼地刮，村里的晚饭味里也带着腐臭。”这饭香味是从他的老房子传出来的，尔玛丹爬上最后一段陡坡，在他自家的院子里，他忽然变成了被游客围观的猴子，几十个女人围坐在四五张桌子前，桌上是残羹剩菜，桌边一大半的人都只穿了下装，裸露着上半身，胸脯在高原的夕阳下刺眼，她们勾肩搭背，大腿贴着大腿，乳房对着乳房，斜坐着的，瘫坐着的，躺坐着的，都正襟危坐起来，目光聚集在尔玛丹身上，慌乱中，他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内心那个做错事的小人主宰了他的大脑。
“做错了什么事？”我打断他夸张的陈述。
他也说不上来，“就…一个比喻。”
“你们那……”他的目光在拥挤的肉体中搜寻着，这和他想象的春宫图相去甚远，“你们这是……”他在求助，希望看到熟悉的面孔。
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短短的碎发贴在脖颈，面部线条硬朗，皮肤被北纬三十度的阳光晒得黝黑，若不是胸前那一副丰满的乳房，她定会被当作男人。尔玛丹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妻子，她那双眼睛还是没变，还有她右腹那道长长的胎记，这是他十多年没见的妻子达瓦措。
“达瓦措？”他下意识地叫了一声，言语中有被压抑的愤怒。达瓦措的眼神躲闪了。尔玛丹告诉我们，他确信达瓦措当场就认出了自己，“无论这群女人在表演什么，她还是被她的下意识出卖了，”他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达瓦措没有理睬他，径直走到桌边收拾桌子，嘴里嘟囔着那些加密的语言。尔玛丹习以为常的权力在这里如同虚无，“怎么不穿点衣服，达瓦措！”不是“穿点衣服，天凉了”这样的语气，而是“穿点衣服，别这样不知羞耻”，他抬着头，嘴唇紧绷，这个姿势由多年的城市生活浇铸而成。达瓦措没有理会，其他女人却都注视着他，无言地，冷漠地，和在动物园中看猴子并无差异。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我认为尔玛丹定是被突如其来的渺小感压垮，用怒火掩盖慌乱，“你们怎么都不穿点衣服？”
我和鲁明去到海小村的时候，也有好些女人裸露着上半身，我没少见过这样的情景，早年间在南亚做调研，很多部落的女性都会半裸上身，但是在西北，在我走过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中，这样的习俗倒是越来越少。在 21 世纪，少数民族的聚落不再固若金汤，汉人早就从各个缝隙中渗透进来，带来无孔不入的地区治理和生财之道。我和鲁明在胡牙镇政府那里翻阅资料得知，海小村已经算是很晚才被破坏的村落了，早期间先有岷江一带的汉族人为了躲灾搬到胡牙，宋豪鹰的先人就是那时候过来的，平松地震之后又有旧堡一带的羌民赶来。后来，山崖之下的一次大泥石流改变了老胡牙的格局，一部分人迁移到了现在的新胡牙镇，一部分人四散，宋豪鹰的先人带着一大波人上了山崖，加入了当时只有藏民居住的海小村，至此，海小村才成了一个藏、羌、汉混合的村落。至于易地搬迁，村民下山，都是后话。但正是因为这样早熟的融合，裸身，在尔玛丹的眼里才会那么刺眼。
性别的屏障导致无论我们男人如何努力试图破译女人之间的微妙共识，都会来晚一步。
这群女人并没有被激怒，尔玛丹面对着一滩死水歇斯底里。几个女人开始收拾桌子，尔玛丹已经失去了理智，他活了三十多年，从未像今天这般被视若空气。他冲上前去，伸手了撒碎了一张桌上的碗，女人们这才聚起来，两个架住他的胳膊，一个勒住脖子，一个较年轻的女人站在凳子上大声吆喝，在挣扎中，尔玛丹模模糊糊地瞥见她的脸，这是娜依，嘎加的妻子。
娜依似乎指使着其他女人，她们七嘴八舌，像是在说汉话，可尔玛丹一个字也听不明白，他唯一清楚的就是接下来的狼狈——他被四五个半裸的女人抬着扔到了坎下，曾经的她们仿佛是被衣物制约了力量，如今赤膊，这些女人都力大无穷，用尔玛丹自己的话说，“掐得我嘎吱窝生疼，双脚发麻，好像被人痛打了一顿。”娜依像一个领袖一样，站在尔玛丹自家的院头，居高临下，怒目而视，伸手指着前方不知何处，“诶！”她怒吼，尔玛丹的理解是，她让他马上滚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