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读书笔记是从上海武定路上一名沮丧恐惧的女子和很多名也很沮丧的警察开始说起的。在 2022 年的三月到六月，前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警务问题被更多的人所关注。这些问题过往当然存在，只是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关联，它被忽略了。就像居委会和社区，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跟他们打交道，所以他们是个模糊的、无所谓被评价为“好”或者“不好”的存在，直到它在封控期间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重要角色。我们才会注意到它，才会思考它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思考我们如何与它们相处。
以下文字是读书笔记。间或有一些思考，但我不研究法律，所以相关问题都不在法律意义上探讨，只是从普通人感受出发，思考面对的问题。也并不总是有答案，可以说大多数都没有答案。你可以看成有人遇到了事，看了书，抛问题出来讨论。总的来说，这些都是特殊的 2022 年的一部分。
相关的书中有些凑巧正好看到，有些则是按图索骥——因为关注了这些话题之后，特意找来看。如果不是 2022 年，大约也不会接触。它们都是内地公开出版图书，这说明大部分相关的知识和行为、心理的探讨，早已经成为公共话题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已经发布，我们谈到的问题有：盘查及其依据、警员的修养以及早期警察制度建立时“开风气”的制度细节。
但愿这种探讨在未来能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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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了解的居委会
25. 多说两句警界之外的“警力”
保甲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宋代诞生于元朝发育完善的管控社会的一种手段。明朝时继续使用。它的核心在于控制、互相监视。延续至 1949 年。1950 年被废止，居民委员会诞生。近年的网格化管理、重新起用的“十户长制”，被质疑者认为与以“自治”为理念的居民委员会相冲突，是保甲制的新形态。
关于居委会有三点值得确认：一，从诞生之初就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延伸，与自治本身关联度不大。所以上海在封控之后，称上海的封控是群众自治组织为保护自己的自治行为，引发群众广泛质疑。二，居委会当然不是警务工作的一部分。但就如同朝阳群众这个概念一样，它行使了某种意义上的监视功能，这个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是审慎地交给警务部门来完成的。三，你在封控期间发现它巨大的存在感，只是因为平时你没有机会与它打交道，它一直是个强势的存在。
26. 运动主体
反美运动的首要运作机制是居民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里弄委员会”。简称“里委”。到了 1952 年上海的里弄委员会已经惯于组织读报小组来宣传党的政策，解释国际时事，开阔居民的视野，并进行具有政治热情的民众动员工作。在抗美援朝中，里弄居民援助建设飞机大炮的捐款达到 165 亿元。1950 年 11 月 至 12 月间，区政府通过居委会组织了 26691 人参加了 742 组巡逻队，次年 3 月巡逻队发展到 6860 组。他们监察着上海 10483 条弄堂，组织夜巡，看护工业建筑工地以防破坏，并把那些已经在街头执行安全巡逻的居民队组织到公安当局领导之下。在镇反运动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居委会成员受命监视邻居，甚至被要求公开揭发自己的双亲。
-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红星照耀上海城 1942~1952》
27. 与警界密切合作的监视居住
于是，一种崭新的治安体系，即“特控”应运而生，并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社会控制起着重要作用。“特口管制”，即“特控”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可疑”人群的危害程度，将其分为两类，三等。进入“特口”名单者常常并不逮捕，而是由其心甘情愿区严密监视。镇压反革命运动前，杭州市的“特控”名单上有 13048 人。其中，约 8000 人为原国民党党员或士兵。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后，“特控”人口降为 3016 人。1951 年 7 月，杭州市军管会决定释放 277 名反革命分子，并将他们移交给 56 个居民区，“管制”一到五年。在此期间，被“管制”者被剥夺全部或部分政治、经济权利，并必须在居民委员会和群众的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
- 《接管杭州》
28. 警界的线人系统
王晓明在《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这篇文章中对居委会大妈在生活中存在感减弱表示一种审慎的支持。但随着“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再度在市民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居委会的功能也再度强化。
最近 20 年来，社会的确是逐步在向外开放，经济的确是空前地活跃起来，即以上海来说吧，耸起了那么多高楼，开张了那么多商店，还来了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你走在淮海中路上，真会觉得上海和东京、香港也差不了多少。与 1970 年代相比，今天的个人空间似乎也明显扩大了，居委会大妈不再上门来盘问你家客人的姓名，你也尽可在与友朋喝茶时乱发牢骚。户口、国家编制、鲜红的公章，这些昔日牢牢箍住你、使你不敢须臾脱离的东西，现在似乎都有点贬值，即便少了一两样，人也照样能够生活。政府已经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现在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个流行的“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似乎确实可以解释当代中国——至少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选自《九十年代文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