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改革开放的长子》）
胡先生当然思考过这些问题，这些变化，这些“改革开放”打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印记，某种意义上他做“舆论工作”——他既回避了意识形态色彩过于强烈的、但本质上更准确的“宣传工作”，也很自觉地把“新闻工作”这样的词放在一边，这是一个“做舆论”的工作——的核心就是这个。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胡先生成为中国舆论场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诸多恶名与骂名。某种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与他政见不同的人会视他为小丑。
他很谦虚地说，这只是他的一些感受。真正能解答这些年间变化与问题的，得听专家解读。
政治参与与平等
“互联网提供了平民、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的绝佳机会，议政的绝佳机会。我们年轻时哪有这机会，政治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谈政治。就像我们这些人，我读研究生的身份是军队的，走得已经很靠前了。我们从来不会去谈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上边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些东西它到不了我这儿，不是我们操的心。社会也没给我渠道让我操这个心。”
不过，后来他在谈他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又很热情地说及往事，胡先生 1989 年 11 月正式成为人民日报员工，在那儿之前的春天身份还是北外的学生，“正是要毕业的过程当中，我一天到晚跟学生在广场上，我不跟北外的人在一起，我跟别的学校的在一块。我怕北外那帮小子把我告了，因为我是军人啊。策略还挺成功，我什么都闹，但我毫无踪影，审查的时候我啥事也没有。”
已经过了三十几年，胡先生提及过往精神放松，没有任何负担，有一种百家讲坛的轻松劲儿——我相信他此刻讲及此没有太复杂的心情，他当年的参与热情是事实上的“谈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那时，他应该也是真诚而且投入的——胡先生的恶名当中包括“投机分子”，我相信至少三十年前，还不是。“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了，在书店里买书，有人买带子，买就买了，他还要放一放，放出来《国际歌》。诶哟，在书店里，我突然听见有人放《国际歌》，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三十年后，他有一种当年“过来人”几乎都有的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那“不是我操的心”。紧接着的一句话，我相信他也是真诚的：“那时候人民日报最热闹了，集体游行。回过头来看，大多数都冷静下来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视野。”
胡先生所没有的“视野”，指的是邓小平的视野，“邓小平多厉害啊。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出来一个魏京生，一出来就马上搞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我印象中，刚一改革开放，好嘛，一下子就乱了，就出了西单民主墙。毫不犹豫就给魏京生抓了，西方当时骂得多厉害！你看当时西方怎么说魏京生。The father of china democracy movement，中国民主运动之父！前几天我才看到还这么说。邓小平毫不犹豫给他抓了。”
“在广场上，天天晚上累了，就喊放《国际歌》！年轻人，经历了那段时光，如果说排练排练，让每个人都经历这么一段，挺好玩的。但是回过头来，学生那时候挺激烈的。你看后来我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的话题暂且不谈，关于是不是可以谈政治，他有选择地忘记了他曾经不是那么保守主义的时候的热情。
胡先生会觉得现在的互联网才是真正的“参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种都是信息，谁当外长啊之类的，那不一样。现在是什么，是国家政策国家道路的一个参与者，议政者。他要参与到这个当中，让国家按他说的这种方式来运转。虽然他的力量小，但是他觉着国家现在走这条路，他很生气；或者他觉得，你们怎么能这样！”
胡先生先是看到“打赏”，然后意识到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人与他是“平等”的，“你发现，他跟我是平等的，我们的资源和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心理上是跟你平等的。”胡先生出身于传统媒体，不可避免会有精英意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他所经历的是言论的“民主化”，因为技术发展，普通人获得了与他同样的话语机会，而受益于言论“民主化”的人，与受益于任何“民主化”的人一样，会充分使用这个权利……直到有外力遏制了他们的发言机会，或者限制了他们的发言——用“算法”、或者用政策性强制性的手段。
“互联网给了人们参与政治，对社会进行价值评判的前所未有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处于这样的机会中，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很开放，他们说这说那，国家朝哪个方向走，他们有权利表达。你看我们那时候，跟中央走，跟党走，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他觉得不足以说明问题，又加了一句，“能有你说话的份儿？”
他的确忘了他眼泪刷地一下流下来的时刻，那也是一种表达啊。
“现在的年轻人参与政治了，有一些人给他们灌输这个东西，他们就会觉得：欸，我们的生活有问题是社会的责任，是社会不公平所导致的。我们过去也有农村孩子，使劲往上考，使劲往上折腾，做最大努力，他牢骚不牢骚也都是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怎么我就不行啊？怎么就轮不到我啊？他可能会抱怨单位，攻击目标比较小。”
胡先生时时不忘他和他的同学，他说在航天大院里，他的同学条件比他好，好太多了，人家里大彩电，他们家小破电视，人家里有电冰箱，家也宽敞，他们家五十平一大家人挤在一起，“但我没那么多敌视，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们关系一直都挺好，家庭条件不一样，但我们一块高考，一块参加竞赛什么的。没敌意。”
“现在怎么着，公知不是老说吗？影响到他们了，凭什么我一出生就跟他不平等啊？他们阶级意识比我们那时候要强，凭什么我就不行，我为什么考来考去，我只能考成这样。我学校不行，为什么我学校不行呢？”
胡先生用了两个词来定义这个现象，先是把它定位成是一种“情绪”，同时又以进步主义口吻说它是一种“启蒙”。“就这种情绪吧，这种启蒙是公知们对中国社会、社会公平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小孩身上确实产生了影响。”
移民与城市化
“很多人都会觉得，哟，我到北京来了。为什么到北京来呢？移民，这是相当于移民啊。你只要是移民，就会有移民的痛苦，全世界都一样。”胡先生现身说法，如果当时他也参与到移民大潮中，他不会觉得在美国从底层做起就会抱怨，他不是不知道自己住的不如人家、收入不如人家，他会觉得这一切是自然的。但一个外省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移民现象，但他可能就会更在意平等性问题。“在我们办公室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外交部里也有很多农村孩子，占一大半。外地的，家庭条件不好，容易有阴影，他们参与这种话题，对他们来说可以疏解压力，抚慰他们，他们会觉得挺舒服的。”
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大的道路、大的价值框架，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批判，人就参与进去了。平均看下来，宏大性，肯定超过我们那会儿。”胡先生似乎潜意识里还是要把它归结为即使年轻时他也“不是我们操的心”那个范畴。
这个时候，他还很体贴地不忘提醒我们：“每一代有自己的经历，成长环境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力的逻辑。总结中国可不容易，九五到〇五这一层，切面太大了。”
